閉關鎖國源於統治者與人民的尖鋭矛盾_風聞

​作者：戴逸（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一

世界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是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的歷史現象。當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滿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統治下，發展趨於停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死氣沉沉。統治階級抱殘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命為“天朝上國”，不肯睜眼看看洶湧澎湃的世界歷史前進的潮流。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深閉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下，即使是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正確瞭解世界的形勢。反動、落後的閉關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幾個世代的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從根本上説，閉關政策是落後經濟的產物。中國傳統經濟結構是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強固結合。億萬農民分散地生活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繩索束縛起來的農村中。無數個村莊、集鎮和城市互相隔離，沒有和周圍廣闊世界進行頻繁聯繫的必要與可能。在落後閉塞的經濟基礎上，產生了因循守舊、虛矯自大、閉關自守的思想。十八世紀末，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二世的一封書信中説：“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國際貿易和交往中的這種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當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

清政府頑固地堅持閉關政策，還由於它和廣大人民羣眾階級矛盾的尖鋭化。當國家比較強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較緩和的時候，統治者對周圍國家也可以採取比較開放、比較友好的態度。如漢唐盛世，中外交往頻繁，沿着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鄭和率領的龐大航海隊屢次前往東南亞、西亞，遠達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強者不害怕異國的新事物，只有虛弱者才對之憂心忡忡。魯迅先生説：“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看鏡有感》《魯迅全集》第一卷）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已處於“衰弊陵夷之際”，清政府由盛轉衰，顯露了它的腐朽性、虛弱性。它不瞭解世界的發展，不瞭解外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活動方式，只是神經衰弱地以為，這一外來的異己勢力如果和人民羣眾接觸，將會加強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騷動。清朝政府構築了一道隔絕中外的堤牆，以為任憑堤牆之外時局變幻，風雷激盪，自己還可以關上“天朝”的大門，不聞不問，高枕無憂。歷史的發展粉碎了這一幻想。

二

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國人民出海貿易，或在外國僑居，禁止許多種貨物出口；另一方面，對來華的外國人也作了種種苛細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範。清初，由於東南沿海還有鄭成功、張煌言領導下的抗清武裝的活動，清政府為了斷絕他們的糧食物資供應，厲行“海禁”，下令“片帆不準入口”，遠洋貿易，幾乎停頓。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統一了台灣，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又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地為外商來華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雖然打開了一道狹小的門縫，但仍然設下了許多禁令，而且越到後來，禁令越是煩瑣，越是嚴密。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明代中葉，由巨大帆船組成的中國商船隊還經常出沒於遠洋洋麪。此後，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隻載重量越來越大，航海技術日益進步。而清政府反而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衞充軍”，（《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對於出洋的水手、客商，防範極嚴，“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三）中國的商人和華僑很早就到東南亞各地活動，對當地的開發以及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但清政府卻十分歧視他們，多方加以阻撓。雍正皇帝的諭旨中説：“此輩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眾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亦不許令其復回。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同上書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上諭）

中國地大物博，有許多可供出口的產品，但清政府橫加限制，軍器、火藥、硝磺、銅鐵、米麥、雜糧、馬匹、書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為了杜絕糧食和鐵器出口，竟規定每艘商船隻準攜帶鐵鍋一口，作為炊具，每人只准攜帶鐵斧一柄，作為用具，預先規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帶口糧一升、餘糧一升。海上風信，變幻莫測，航行本難定期。清政府這種極不合理的規定，剝奪了商船對海盜進行武裝自衞的手段，而且在漫長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絲綢是當時對外出口的最大宗，由於出口增加，絲價上漲，這體現了市場的供求規律，可以促使中國絲綢生產更快地發展。可是統治者看到絲綢漲價，神經緊張起來，於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綢出口，結果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五年以後，官吏奏稱：“近年粵閩貿易，番船甚覺減少，即內地販洋商船，亦多有停駕不開者。在外番因不能置買絲斤，運來之貨日少，而內地所需洋貨，價值亦甚見增昂”，官吏們不得不承認禁止絲綢出口，“中外均無裨益”。（《皇朝政典類纂》卷一一八）在事實面前碰了釘子，才不得不放寬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隻載運絲綢出口的數量。

清初，中外貿易並沒有限制在一地，外國商人可以到廣東、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貿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為理由，將通商口岸限制在廣州一地。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葉和絲綢，多產於江浙閩皖，離開廣州很遠，茶絲都要從陸路長途運輸到廣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損壞黴變。清政府不考慮經濟效益，不許茶絲就近出口，硬性規定只在廣州一地和外國通商。而廣州的對外貿易，又被清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實際接觸的只限於幾個特許的行商，而不是廣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數十年對外貿易積累的鉅額資金，通過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費的無窮欲壑，無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了限制外國人的行動，清政府還制定了種種苛細煩雜的規條和章程，如所謂“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範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國人長期居住在廣州，禁止中國人受僱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國人坐轎子，禁止外國婦女進廣州城，外國人在廣州商館居住，不準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國人民和外國人隔絕。清政府自己就説：“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結”。（《史料旬刊》第九期，兩廣總督李鴻賓奏）

三

閉關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前進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當時，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閉關政策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響。“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飢寒竊劫為非之患。既禁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嘆至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一船之蔽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肖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遊手，驅遊手為盜賊耳”。（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鹿洲初集》卷三）

閉關政策也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西歐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牢籠，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放射出光輝異彩。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被禁錮在理學、八股、考據、詞章的傳統知識領域的泥潭中，脱離實際，閉目塞聰，死抱着古老的教條。中國人民與世界的歷史潮流相隔絕，也就談不上學習先進的東西。從表面上看來，閉關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國的活動，具有一點自衞作用。實際上，這種落後的、消極的政策只能束縛中國人民，而不可能限制外國。中國能不能急起直追，迅速進步，改變中國和外國的力量對比，決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離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只能作繭自縛，阻礙中國的發展，扼殺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使得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閉關政策是慢性自殺政策，對國家和民族有百害而無一利。鴉片戰爭以後，閉關政策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閉關政策破產了，但是在漫長曆史過程中形成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消失。它象幽靈一樣，時時纏繞着中國。

鴉片戰爭後，為了保持虛假的“天朝”體統，道光和咸豐兩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內，從來不和外國人見面。在外國的強硬要求下，經過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見外國公使。清政府也不願向外國派出外交人員，同樣是在外國的壓力下，才勉強請了一個美國人蒲安臣作為清政府的代表，組成中國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到歐美巡迴訪問。一八六二年，北京設立同文館，後又增設天文算學館，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的學校。一八七一年，中國第一批官費留美學生出國學習。這兩件事，頑固派激烈攻擊為“用夷變夏”，在政治上掀起軒然大波。結果，留美學生中途停學，全部撤回，同文館也招不到學生。一八七六年，英國人在上海修築一條三十里長的吳淞鐵路，這是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條鐵路。清政府卻以二十八萬兩白銀高價購回後，拆毀扔棄在水裏。一八八一年建成的從唐山到胥各莊的運煤鐵路，最初由於頑固派反對用蒸汽機車牽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車廂在軌道上爬行。頑固派揚言：“電線鐵路，變華為夷，鄙見迂疏，期期以為不可”。（《劉坤一遺集》第一七六四頁）可見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的進步。歷史已經過去了一百數十年之久，在新的征途上，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殘餘思想，仍然可能成為我們前進的絆腳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這一段歷史，繼續破除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見，積極展開國際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