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量大人衚衕6號院憶舊_風聞

近年來，文壇上陸陸續續出現了回憶喬冠華的原配夫人、才女外交家龔澎的文章，喬、龔的親生女兒喬松都也收集整理母親的資料，寫了一本名為《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的書。此前，兄妹二人還在我家接受了某衞視的專訪。

1960年代，喬冠華與女兒喬松都的合照。

（新京報 圖）

松都之所以找我大姐雅雅聯繫要選在我家做採訪內景，有三個原因：

一是因為我家曾兩度和喬家是同住一個大院的鄰居，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一起住四合院，另一次是70年代一起住宿舍樓。

二是我們兩家在宿舍樓的格局一模一樣，而且我家沒有像其他家那樣重新裝修過，一切都保留了原來的樣子，連一些傢俱上都釘着標有“外交部”三字及傢俱編號的小鐵牌子（多年後這些老式傢俱折價給了使用者）。在這樣的格局中回憶往事，不觸景生情也難。

此外，更巧的是，“一二·九”運動期間，身為北大學生地下黨的我父親和龔澎還是並肩戰鬥的學生領袖；20世紀40年代，他們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是共過事的戰友，而50年代中後期，他們又是新中國成立後組建的外交部情報司（後改為新聞司）正副司長的最初搭檔，一起共事長達六年。

總之，這次電視台採訪讓我們兩家的關係更密切了，採訪結束後，細心的松都還留下一百元錢，説是拍攝時用的燈光“耗費了徐叔叔朱阿姨家的電”。

當年，正是北京四合院的特有文化，使我的父母與龔澎阿姨除了是同事、戰友外，還成為好鄰居加好朋友，漂亮的三姐曉紅還被龔澎阿姨認做乾女兒，喬家兄妹是我們小時候的玩伴。

喬宗淮

（網絡圖）

宗淮大哥是父親的忘年交和橋牌牌友，我聽宗淮大哥説，他還見過我的父親從敵特手裏繳獲的一支鋼筆型手槍呢。

1960年我父母到東歐工作時，龔澎阿姨是我家幾個孩子的監護人（後來由馬毓真叔叔接任，他曾任新聞司司長、外交部駐香港首任特派員和中國駐英國大使）。龔澎阿姨時常就我們的學習、生活找我的大姐瞭解情況，噓寒問暖，並督促我們好好學習，不要讓在國外工作的父母擔心。當時我太小，根本不知道還有位阿姨在監護我們。真的，如果不是有人問起，或偶爾翻翻老照片，或是看到有關提及我們大院的文章和書籍，這些封塵已久的事也許就埋藏在記憶裏了。

大院子 小朋友（網絡圖）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隨着奉調進京的父母從中南重鎮武漢來到首都北京，先在位於東單棲鳳樓衚衕的渤海大飯店住了一陣後，搬進了這處中西合璧的大院（這裏曾經是20年代梅蘭芳大師的故居，姑且就叫它“梅家大院”吧），一住便是近二十年。這裏的住户換了一撥又一撥，經歷了種種榮辱興衰、世態炎涼，但大院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屬於那個時代和那段年月的人和故事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裏。

據史料記載，北京以姓氏、職業、官爵甚至綽號作衚衕地名的很普遍，如史家衚衕、祖家街、石駙馬大街等。“無量大人衚衕”在明代叫“吳良大人衚衕”，後來明清易主，就按諧音給改了。誰都知道衚衕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徵，但北京像無量大人衚衕這麼長的衚衕卻不多見，小時候我體弱多病，最怕的就是走這條衚衕，好像永遠走不完似的。前幾年北京電視台有一套節目專門介紹北京的衚衕，還提到無量大人衚衕呢！

 1960年，母親與我們在無量大人衚衕6號院家門前。（《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圖）

梅家大院坐落在衚衕的東頭6號，那大大的、朱漆斑駁的正門重得我從來推不動，記得門檻有一尺高，常常把急匆匆的我絆倒。一溜兒結實厚重的白色磚牆還連着車庫門和小旁門，一看就是大家氣派、先聲奪人。

大院和其他傳統的四合院不同的是，並非中規中矩的傳統樣式，而是由幾進院落、幾個小四合院、一個“L”形迴廊、一座小假山、一個小水塘及一幢西式兩層小洋樓組成。這幾個小院我們稱之為上院、中院、下院、東南院、東北院、前院和後院。上院南側有一座懷抱小池塘的假山，“L”形長廊將小洋樓、假山及東院連接起來，長廊頂端漆繪雕刻處處可見。除了前院沿邊一圈和上院北側有些開門見院的房子外，每個院落自成一體，分別有正規的北房、南房或東西廂房。院裏幾乎每家都有鋪着長條木板地面的客廳、卧室、書房、過道，下院的大北房甚至還有玻璃暖廊。

值得一提的是，院內各家還有當時十分稀罕的全套西式衞生設施，有抽水馬桶、大澡盆和下水道（而北京不少四合院都只有公廁）。同時，大院還有中央供暖設備，每年秋天，外交部早早就把無煙煤運進院內堆成小煤山。冬季一到，從農村請來的供暖鍋爐工入住大院，為大家燒暖氣。

上院中間有枝繁葉茂的大棗樹、梨樹和桑樹。我們放暑假時，一是盼着分發打下來的棗、梨和桑葚，二是盼着天黑，在小亭子開納涼晚會，然後在樹影婆娑的上院捉迷藏。有時果子還沒熟透，也會被興致極高的小朋友們打落下來，家家户户就派代表興高采烈地拿着小臉盆等着平分。大家都有不洗就吃的習慣，還因吃了桑葚弄得紫嘴唇和紫花臉而相互取笑。

我們這些平時上寄宿制學校、過着半軍事化生活的孩子們放假後相聚在一起，在這個大院裏玩得開心極了。

1927年冬，梅蘭芳與姚玉芙、馮耿光、齊如山、李釋勘等友人在無量大人衚衕梅宅院內假山石上合影。（梨園雜志 圖）

我們在小假山、長廊和上院玩捉迷藏，裝神弄鬼，有時還冒險爬上長廊房頂和屋頂。當時的孩子，除了我的三姐這樣文靜型的外，都有上房揭瓦的本事。每逢下雨，假山前的小水塘就蓄滿了水，我的哥哥他們一幫男孩子就拿着木板當小船放在水上漂啊漂。我的舅媽則利用假山的小山洞為我們熏製具有四川老家風味的自制香腸。

上院東頭小亭子旁，有幾株靠牆搭架的紫藤蘿樹，開花時節散發出沁人心脾的幽香。記得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二姐咪咪還用紫藤蘿花和着白麪給我們烙餅吃，什麼味道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反正當時覺得很好吃。成年後我看到關於吃鮮花、吃有機食品益於健康的報道，一點兒也不覺得新奇。

小朋友們在梅家上院小亭子合影（前排右一為宋厚芝即小芝，右二為徐曉紅，右三為徐小五，右四為毛妹；後排右一為李步，右二為毛毛，右三為崔倩，右四為徐咪咪，右五、右六為小芝的弟弟、妹妹）。（《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圖）

藤蘿樹旁那個小亭子，是小朋友組織晚會表演節目的好地方。我和三姐以及我們院小朋友戴着斗笠自編自演的越南舞蹈《解放南方》，還到外交部機關大禮堂參加了專為出國人員家屬舉辦的暑期兒童聯歡會演出。整個院子真可謂山石池塘樹影花香，當月亮升起時，另有一番朦朧的景緻。人們完全可以想象當年梅蘭芳大師在這裏大宴賓客的意境和排場，説不定還在小假山前的走廊上排過戲。

梅蘭芳夫婦在京寓所接待外賓

（《老照片》圖）

早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搬進來的住户，數下來只有六家：黃華、喬冠華、章文晉、何偉（教育部長）、陳家康（亞洲司司長）和我家。後期搬進來的還有前駐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前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將軍（黃埔一期、三野代參謀長）的遺屬、前駐保加利亞大使周竹安（後文介紹）等。喬冠華一家住在小洋樓的一樓，樓上住的是章文晉一家。順着長長的樓梯上樓可到達玻璃窗圍成的半圓形客廳，從窗户往下看可將這所別緻的建築羣落盡收眼底（後來的住户是社科院西歐所所長徐達深）。

記得章百家大哥拿一隻死貓嚇唬我們幾個小姑娘，其直接後果是，直到現在我見了寵物都躲得遠遠的。而喬宗淮大哥則是我們院的“孩子王”。袁大使家在假山旁的一組套房，由於靠着山水顯得有點潮濕，加上客廳掛上英年早逝的袁大使的遺像，每次去他家玩，我們都大氣不敢出。他家孩子的名字都和戰爭或工作有關，行軍途中出生的叫“路生”，三野大軍北上時出生的叫“北上”，三野大軍揮師南下時出生的叫“南下”，袁伯伯出使印度時出生的孩子叫“印生”，真不愧是將軍外交家給起的名字。

而院裏其他孩子的名字也大都與現代中國歷史的里程碑事件相關，如陳家康大使的孩子是在朝鮮戰爭開城談判時出生的，就叫開城。喬松都的名字取自開城的另一個名稱——松都。聽大姐雅雅説，前些年喬松都重返宿舍大院到我家來玩時，偶遇正在散步的符浩叔叔（外交部副部長，駐日本大使），符叔叔對喬松都説：“你的那個‘松’字，原來有一個草字頭。”他説着在還在手心裏寫了一個“菘”字，又道：“‘菘’就是‘白菜’的古稱，開城那個地方產的白菜是全朝鮮最有名的。你爸爸給你起這個名字就是紀念開城談判那次工作。”

另外，徐達深的女兒起名叫“偉端”（五十年代偉大的開端之意），黃文友（後來入住梅家大院的前駐古巴大使館參贊）的兒子則叫“加林”（蘇聯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名字的中文化名），邵天任（法學家）家的女兒叫“卡佳”，更是具有時代色彩。

我家先是住在中院的北房和西廂房，後來搬到何偉大使和周竹安大使先後住過的下院的那座氣勢宏大、帶有玻璃暖廊的北房。可能正是因為有玻璃暖房擋着陽光，下院這所大北房裏面有些潮濕和陰涼。

無量大人衚衕梅宅客廳

（北京日報 圖）

小時候到周大使家玩的時候，看到他家有一尊由保加利亞藝術家創作的周伯伯半身雕塑，印象十分深刻。記得大北房門口一左一右擺了兩個用白色花崗岩雕成的西洋風格的大金魚缸。多少年後，我認出梅蘭芳大師與外國友人的一張合影的背景就是這座大房子。所以應可推斷出，梅蘭芳大師隆重迎賓待客之地就是在這裏。我在暖廊前拍過扮演李鐵梅的照片。

作者在周大使家門前扮演《紅燈記》李鐵梅

（作者供圖）

這所北房的房梁很高，客廳左邊由厚重的紫紅色大幕布隔開，右邊是寬大的四四方方的主卧室。主卧室旁邊的衞生間居然和我們家衞生間是一牆之隔，還有扇朦朧玻璃窗。開關插銷由周大使家掌控。我家西廂房實際上是東西通透，設有對開門，兩面都是玻璃窗，也相當於下院的東廂房。為了避免我們小孩子一開門就到下院玩鬧，父母一般不讓我們開朝西的那扇門。可以想象，這個曲徑通幽的大院的設計者當初就顧及了梅家大家庭人事關係。

父親和周竹安大使家人合影。前排中間兩位老人為周竹安夫婦，後者為徐晃；後排右一為金湘田，我們叫她周姐。（《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圖）

可是我們這些在大院裏的住户們卻親如一家，印象最深的，是到周大使家幹童年最有趣的一件事——看電視！

前些年，《新民晚報》夜光杯版曾經刊登一篇名為《秘密電台與協大祥》的文章，讀後我才知道小時候的鄰居周竹安伯伯竟有如此這般的傳奇經歷。

1949年，在周竹安伯伯和黨的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按照中央的指示，策動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握有軍權的陳明仁起義，促成了長沙的和平解放。當然，後來有人又寫了小説《暗戰英雄周竹安傳奇》，他的子女也回憶説，在迎接長沙和平解放的隊伍中父親抱着他們默默流淚。近幾年諜戰片《黎明前的暗戰》正是這個故事。

百度裏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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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竹安（1891年~1977年），湖南長沙人，教育家徐特立的學生，曾任長沙師範學校附小主事等。1925年，在長沙蔘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調到黨中央機關從事保衞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國，參與籌建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抗聯），並負責編輯刊物《祖國抗日情報》等；1939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社會部做情報工作；1946年，調上海情報系統，做吳克堅同志的助手；1949年5月，赴長沙做情報工作並領導秘密電台，成功策動了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起義；1949年，任外交部機要處處長；1952年，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54年，出任駐保加利亞大使；政協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那些年，我們幾個院子裏的小孩的父母都很忙，每天來去匆匆，見不到人影，唯獨周大使夫婦整天悠然自得，坐在院子裏或玻璃暖廊裏曬太陽。現在想來，可能是他年事已高，離休在家吧。平時，媽媽不讓我們隨便跑到他家院子裏玩，怕打攪人家。寒暑假，我們主要在上院、長廊、小假山周圍玩耍，不輕易進他家院子的月亮門。

別看周大使平時一副不苟言笑的樣子，讓我們這些小輩敬而遠之，可一到國慶節，情況就不一樣了。

1956年，周竹安任駐保加利亞大使時和夫人攝於索非亞。（網絡圖）

20世紀50年代，電視機還不普及，而周大使家因出使保加利亞帶回一台黑白電視機。國慶節這一天是他家的開放日，院裏的全體小朋友都拿着小板凳來到他家，整整齊齊地坐在周大使夫婦膝前，看國慶天安門“十一”慶典活動的實況轉播。

由於父母都去觀禮台觀禮了，哥哥姐姐去參加遊行或到廣場組字了，周大使夫婦成了臨時義務“保姆”。這時，周大使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小朋友進進出出，説説笑笑，打打鬧鬧，他和夫人一點兒也不煩，而是特別有耐心。而我呢，因為年紀小，每次看到周大使家那尊由保加利亞藝術家為他創作的白色半身雕像，心裏就有些怕怕的，心想怎麼有一個人和周伯伯一模一樣？

周大使家的子女在我們眼裏都是“大人”了，兒子很少在家，女兒在外貿部工作，我們叫她周姐。她舉止優雅，穿着極有品位，會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是我們心中的美麗女神，還是我姐姐雅雅要好的朋友呢。

70年代中期，新建的國際俱樂部落成了。父親專門邀請周大使夫婦到國際俱樂部參觀，老朋友相見分外高興，要知道，父親當初可是“雄赳赳、氣昂昂”進入長沙的四野大軍之一員啊！

老鄰居 新鄰居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到文革初期，最初的幾家陸陸續續搬走了，老住户只剩下我們一家。不久許多新的家庭搬來了，其中包括邵天任、何方、徐達深、前駐古巴參贊黃文友、世界知識出版社創辦者之一馮賓符、外交學會前秘書長張增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前總經理崔烈及一些幹部和職工的家庭等。何方時任張聞天的秘書，有一次張聞天副部長來到我家，看我們正在吃午飯。習慣進行調查研究的張伯伯對我父親説：“你們家的生活水平也就相當於一箇中農啊！”

我家的客廳南北通透，後窗户打開就可看到何方叔叔家，他的夫人宋阿姨在新聞司值夜班後需要補覺，我的父母總是提醒我們不要大聲吵鬧。

可能由於我家是這裏住得最久、父親年紀最長，所以他好像一直兼任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在我的印象裏，沒有比我父親更喜歡小孩子和年輕人的老幹部了。他和我們還有院裏的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參加我們在葡萄架下的家庭演出，他的《五月的鮮花》和《松花江上》男高音獨唱一直是保留節目。在暑假裏，父親教我們在大浴缸裏用腳丫踩洗被單，幫我們姐妹洗長頭髮，有時還在我家門前葡萄架旁，給我們講聞所未聞的新奇故事和國際形勢。

1960年，徐家四姐妹在6號院上院合影

（《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圖）

我們和大院裏幹部職工的孩子也相處得很好。在我家對面南房住的是外交部供應處宋姓木匠，他的女兒小芝是裏裏外外一把手，能幫家裏幹很多家務活。父親讓我們多向小芝學習，擀餃子皮、用蜂窩煤生火封火、發麪、蒸饅頭包子等手藝，這些都是向小芝學的。記得在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有一次，她看到我家準備把發餿的切面倒掉，説很可惜，於是拿走了。後來，父親知道了這事兒狠狠地批評了我們。

小芝的媽媽後來又生了兩個孩子，可小芝家只有她爸爸一個人掙工資養活全家，於是我們看見小芝的媽媽一邊看孩子，一邊給“紅都”服裝店加工衣服以補貼家用時，小芝擔當起拉扯弟弟妹妹的重擔。爸爸很尊重小芝一家，每年春節爸爸都要請小芝的爸爸、門房大爺和燒鍋爐的工人來家裏吃飯、喝酒，和他們聊天話家常，很是親熱。在爸爸的鼓勵下，我們還到衚衕裏揀過馬糞，給門前“自留地”的玉米上肥，果然是“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那幾株玉米長得格外好。

1959年夏，在家門口玉米地前的合影（後排右一為二表姐黃雲英，右二為徐晃，懷抱者為徐小五；中排右一為徐斌，右二為徐雅雅，右三為黃明惠；前排右一為徐咪咪，右二為陳嶺梅，是大表姐黃雲霞之女）。（《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圖）

後來，機關來人看了看上院，決定拆掉假山前的長廊蓋簡易平房。這樣不僅擋住了遙望小假山、小池塘的視線，也破壞了整個院落的典雅格局。老住户，特別是小朋友們雖然當面不説什麼，但心裏是一萬個不願意。

無量大人衚衕現已改名紅星衚衕

（北晚新視覺 圖）

70年代初期，我們家也要搬走了。院子裏的小朋友紛紛前來幫忙，把釘有單位財產編號標記小鐵片的桌椅、櫃櫥、書架和牀等傢俱裝上卡車（當時傢俱全部都是公家配給的），從無量大人衚衕（這時已改名叫紅星衚衕了）6號運到我們的新家。其中如燈架等小傢俱則是由要好的小朋友們，包括小芝的弟弟，徒步肩扛着搬到新家的。其間要從東到西穿過長長的無量大人衚衕，再向北走過米市大街，穿過燈市東口，再拐進位於東四附近我們新家所在的衚衕裏。

90年代回北京探親時，我曾路過無量大人衚衕6號，本想進去看看，但沒這個勇氣。從明顯破敗的大門，我可以想象裏面早已面目全非。但這個有着長久歷史的四合院畢竟是中國近現代史中不少知名人士住過的地方，也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物證。

後來，再回北京時發現，金寶街的拓寬和修建已使我舊地重遊的願望成為永遠的遺憾。想到以衚衕和四合院聞名於世的北京城，近幾年來還有更多的宅院片瓦無存，更多的大小衚衕永遠在地圖上抹掉，我除了回憶、惆悵和感懷，還能怎樣呢？我願以此文問候我童年時的夥伴，你們都還好嗎？我更要通過此文深深懷念那些當年我還不懂得去了解的、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叱吒風雲的前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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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新中國的外交官徐晃夫婦》

作者 | 徐小五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