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幼兒照料之困：高價托育還是“綁架”老人_風聞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英 實習記者 毛志成 一疊疊等着被收購的廢紙殼，摞在家門口，佔去一大半過道。這些紙殼，是曹桂香與北京這座城市建立聯結的支點。

　　曹桂香近70歲了，一年多前，為了照看年幼的孫子，她從湖南農村老家來到北京。像很多來到大城市的老人一樣，剛開始她感覺很新鮮，但很快被無聊和孤獨包圍，這是她一生中不曾熟悉的人情、節奏和空氣。

　　為下一代照顧子女，這是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傳統。很多年前，老人們更多地是和孩子一起留在老家，在熟悉的環境和人際關係中，他們似乎並沒有太多不適。但今天，年輕的城市移民意識到留守兒童問題，使得老人進城裏幫忙照料變得更普遍。代價是老人的晚年，卻又因此而變得單調。

　　為解決嬰幼兒照護問題，國家近年來提倡針對0-3歲嬰幼兒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務體系，市場化托育業務隨之興起。從“隔代照料”向專業照顧的轉型，剛蹣跚起步就迎來了難題。

　　今年以來，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不少托育機構倒閉關停。北京EarlyBird愛彼寶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辛靜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相比於兩三年前，行業內的投資意願大幅下降，大家都更加冷靜。” 

　　家住深圳的秦麗回憶起疫情期間照料孩子的難處，“停託班就是要人命，我們夫妻倆只能輪流請假看孩子。”她感嘆，現在一旦市內出現疫情自己就會生理性緊張。

　　孩子無人照料嚇退了不少生育意願。一位北京新市民説，“我和很多朋友都想生三個孩子，但現在一個孩子都無法解決照料問題，不敢再生。”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郝福慶8月中在公開場合披露，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過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給明顯不足，特別是普惠性服務供不應求。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房莉傑認為，在0-3歲孩子照料問題上，是支持傳統的家庭內隔代照顧的方式，還是更傾向於有利女性8小時全職就業的社會化正式照顧，是兩種不同的政策路徑，中國應基於實際出發。

　　房莉傑説，從目前各地已調整的生育政策來看，對托育機構的政策支持缺乏實質性表述，這可能與地方政府財政吃緊有關。

　　8月29日，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發佈《養老托育服務業紓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在房租、税費、社會保險、金融及防疫方面幫助托育機構渡過難關、恢復發展。

　　“被剝奪的晚年生活”

　　早晨8點，兒子兒媳出門上班，家裏只剩下曹桂香和未滿一歲的孫子。給孫子餵飯、哄睡，推着孫子從家裏的這一面牆走過客廳、卧室，到達另一面牆，來回踱數次，讓她感到很吃力。

　　樓房沒有電梯，體力不好的她很少下樓，即便偶爾下樓，走入小區廣場這一鄰里公共空間，因不會講普通話，主動與人搭話後發現難以交流，只得悻悻而歸。

　　捱過白天，等兒子兒媳傍晚回家後，她便解脱了。

　　“每次回家，看到我媽抱着孩子坐在對着門的凳子上，我感覺自己像是被審的犯人，在被審問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家。” 曹桂香的兒媳李微説。

　　李微32歲，是一家大型私企的普通管理人員，與在事業單位做文職工作的丈夫一樣，加班是生活的常態。

　　李微每日6點起牀，為孩子做輔食，給老人和自己準備好早餐和午飯，至少要忙一個多小時才能出門。晚上到家後，儘量在一小時內快速完成吃飯、洗澡、刷牙等個人事務，就得照看孩子和安撫老人。

　　即便如此，李微仍感到力有不逮。即使兒子兒媳在家，老人也很無聊，有時會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刷手機，兩眼空洞無神，那個時刻很內疚，她本來可以有時間，和老朋友老親戚、街坊鄰居聊點家長裏短。

　　“我甚至覺得我們剝奪了她的晚年生活。”李微説。

　　在老人應安享晚年時，該不該讓他們為了照看孫輩遠赴他鄉？應不應該讓老人帶孩子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李微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後，曹桂香開始在小區內撿紙殼，這彷彿成為了她的精神寄託。她會抓住一切時間外出尋紙殼，等兒子兒媳回家後，即使已經深夜十一二點，她仍要堅持下樓。

　　紙殼佔空間，賣不了多少錢。李微説，“將紙箱拿進房間前需要剪開，然後拖過客廳、卧室，一直拖到陽台，沒法晾衣服了。我很擔心附帶病毒，尤其疫情期間，心裏很煩，只能麻木自己，默默拿着酒精來回噴。”

　　不過，李微很快就意識到撿紙殼是老人宣泄情緒、排遣孤獨的出口，也是老人與這座陌生城市建立聯結的方式，因此她選擇了忍耐。

　　為了讓老人開心，李微夫婦甚至也開始幫忙留意廢紙殼，加入到小區撿紙殼老年團競爭中。

　　曹桂香的情緒慢慢好轉，不過沒多久留守在湖南老家的老伴兒被診斷出重病，曹桂香不得不回老家。

　　婆婆回老家後，李微又再次面臨無人帶孩子的困境。她選擇把自己媽媽接到北京。這一選擇將完全打亂李微父母原本的生活。李微父母在湖南做了幾十年的服裝生意，他們常年在各大集市流動擺攤，李微爸爸負責開車運貨，媽媽負責銷售，儘管已經年近60歲，但兩人仍然精力充沛，每月都有不錯的收入。

　　為了來給李微看孩子，父母賣掉了貨車，停掉了服裝生意。“他們的生活回不去了，生意沒法再做，兩人兩地分居。”

　　來到北京的李微媽媽同樣無法適應，數次表達想回湖南老家。無奈之下，兩週前，李微同意了讓媽媽把孩子帶回老家。

　　讓孩子在自己身邊長大仍然是李微夫婦的願望。最近幾日，他們每晚為帶孩子問題愁到深夜，難以入睡。請保姆，不放心，送到托育機構，市場上又難以找到服務質量和價格都合適的。

　　“機構托育”？託不起

　　“我更願意放到托育機構去，讓老人來帶孩子是無奈的選擇。”李微説，老人只能保證孩子的基本需求，兩代人的育兒理念也不同。比如，李微希望讓孩子的性格更活潑，多逗孩子玩，但老人認為空閒時間就應該教更多知識。

　　李微夫婦曾認真挑選過托育機構，但沒有找到滿意的，一方面是出於對疫情的顧慮，更重要的是各家機構的價格過高。

　　他們家周邊托育機構每月至少需六七千元，而他們的預算在三四千內。在他們的家庭賬本中，除了照料孩子的開銷，購房、老人醫療費等都是巨大的經濟負擔。

　　不過，也有人願意以一半家庭收入的比例投入到托育機構中去。

　　秦麗夫婦是深圳的新市民，有一個快2歲的女兒。孩子才9個月大時，秦麗就送去了托育機構全日託，比一般孩子提前了許多。在懷孕期間，秦麗就瞭解到北歐的父母育兒假結束後就把孩子寄送到托育機構，她對這種社會化的照料方式非常認可。

　　“我在小區也經常看到保姆帶孩子，一般就是讓孩子在樓下曬太陽，保姆在一旁玩手機或者跟其他人聊天，與小孩沒有互動，這種方式我不能接受。”秦麗説。

　　她認為，在托育機構，孩子不僅可以與同齡孩子互動，還會有老師一起聊天、交流，對於孩子的智力發展、社交能力都會有幫助。

　　對於老人照看孩子，秦麗明確表示不考慮。坐月子時，秦麗就與父母因孩子照料問題發生爭吵。“比如我覺得寶寶不要吃過多的藥，因為喝母乳的抵抗力是比較好的，但長輩會給她買很貴的七星茶、保嬰丹，這些都是重金屬超標的。”

　　打定主意要送孩子去托育機構的秦麗，托育之路也並不好走。

　　孩子3個月時，秦麗就開始尋找托育機構，她發現大部分機構只招收2歲以上的孩子，這些機構更像是為了解決孩子上幼兒園的焦慮期問題而設置的學前託班。

　　秦麗回憶，有一家機構願意接收6個月以上的嬰幼兒，但需要招收到4個孩子才能支撐起成本，最終這個6月齡幼兒班因招生不足無法開班。到孩子9個月時，終於有一家機構願意放寬要求到接收1歲以上孩子。

　　現在秦麗的孩子快2歲了，在託班的這一年多，每月需要花的8000元費用已快佔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但秦麗認為值得。

　　現在，她最擔心的是疫情，一旦出現，託班就會被按當地要求關停。今年1月，秦麗所在的深圳寶安區出現疫情後，夫婦倆只得每日輪流請假半天回家帶娃。

　　“對於有0—3歲小孩的人來説，居家辦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秦麗説，孩子的精力無處分散，會要求大人陪聊天、玩耍，大人看手機，孩子會把手機打掉，甚至上廁所都需要把她抱在懷裏。

　　秦麗必須找到一個出口。當時，她請在珠海老家的母親來幫忙，但防疫政策不允許珠海市民前往深圳。她又打聽到龍華區的一家托育機構還未關停，立刻把孩子送了過去，並充值了兩週的費用，4天后這家機構也被要求關閉。現在，這家機構已經倒閉，當時充值的2000多元無法退回。

　　成本難平

　　9月1日，國家衞健委人口家庭司相關負責人杜希學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托育機構降低成本難、穩定招生難、應對風險難，疫情造成大量托育機構退出市場。

　　“2018年托育行業有幾輪比較大的融資事件，但這兩年幾乎沒有了，投資信心下降。主要受疫情影響，作為純線下機構，疫情期間關停後生存壓力極大。” 北京EarlyBird愛彼寶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辛靜説。

　　三年疫情，愛彼寶園所實際運營時間不足2年。在辛靜的預想中，在選址沒有問題且運營能力不錯的情況下，一所小型園所一年半時間內可以回本。但疫情不斷反覆，她的預想破滅了。。

　　疫情，還不算托育行業最致命的問題。

　　據辛靜介紹，運營成本過高一直是托育行業未得到有效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場地租金與人力。“北京中心城區的托育機構價格每月在六千至一萬五六，一旦低於六千就很難覆蓋掉成本。”一般來説，房租在整體運營成本中要佔去20%-35%。

　　由於托育機構有要求，場地必須位於三層樓以下，導致租金價格高，北京的租金大概在5-10塊每平每天，一處400平的托育園所（招收40個-60個孩子）每月租金就達6-12萬。

　　同時，房屋啓動時間長。積木寶貝副總裁劉燕介紹，按照政策要求，房屋必須靜置到甲醛含量低於一定標準，為此一個托育機構可能需要空置教室達半年以上。

　　相比房租，人力成本更高，一般佔到運營成本的40%左右。

　　托育機構的師生比一般不超過1：5，同時當前市場上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導致企業自身承擔了大量的人才培養工作。

　　辛靜介紹，“大部分人才培養是由企業內部去做，行業內雖然也有托育師證書，但落地效果較差，獲得證書一般要求60-100小時的培訓時間，但是托育依賴於與孩子真正接觸中的實踐，否則很難領會理論。”

　　辛靜稱，愛彼寶正在跟專業院校合作，將部分課程提前植入到職業院校，經過2-3年系統的理論與實踐教育，才有可能培養出合格的人才。

　　劉燕説，積木寶貝往往一個班配備三個老師（主班、副班和保育阿姨），主班要求為本科以上學前教育專業的畢業生，而副班則是專科以上學歷。通常情況下，完成招聘流程的新老師在上崗前還需要1-2個月的培訓時間，學習如何抱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如何給孩子餵奶等等動作。這些時間和成本投入，導致前期支出不小。

　　托育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向雲認為，在租金與人力成本高企情況下，收費價格難以下調，進而導致支付能力較弱的家庭無法將孩子送入托育機構。而招收孩子數量少，反過來又使得托育機構利潤率降低。

　　托育幫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的社區托育機構之一，在重慶的收費價格每月三四千元，屬於普惠性質。即便如此，重慶的托育幫園所入托率也只能達到60%-80%，已經屬於全市較高的水平，但某些城區的托育機構平均入托率只有30%左右。

　　政策扶持還是市場運作

　　為了扶持托育行業發展，國家發改委與國家衞健委曾於2019年10月聯合印發《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針對示範性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中央預算內投資每個新增託位給予1萬元補助。

　　據國家衞健委人口家庭司杜希學介紹，近三年中央預算內投資下達20億元，累計新增普惠託位20萬個。不過總體來説，目前托育機構九成是營利性機構，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價格可接受、質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務需求，還難以獲得有效供給。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佘宇等人今年針對全國23省托育機構的調研結果，財税支持力度弱、用地保障難落實、對硬件設施標準要求既多又高等因素是制約普惠托育的瓶頸。調查顯示，享受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補貼的托育機構僅佔6.86%，其中民辦托育機構中享受普惠專項補貼的比例更低，僅有2.76%。

　　中央資金的扶持儘管確實曾刺激社會資本的參與。但據行業人士介紹，2021年底至今，許多民辦托育機構申請項目都未再拿到中央資金。

　　據向雲瞭解，部分與政府簽訂了城企聯動協議的項目資金也沒有批下來。托育幫今年原計劃招募投資人新建園所，但如果缺少了政策資金支持，投資人就不見得有興趣參與。

　　同時，行業人士提到，今年民營托育機構備案證的辦理速度遠滯後於往年，也讓民辦機構產生隱憂。以重慶為例，往年每年分上、下半年共報批兩次，今年到目前為止還未開始申報。

　　“國家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口要有4.5個託位，讓大家活下去就很重要，今年已經有大量機構倒閉。大家想的是如果能夠辦起來，過兩年入托率提高後就能夠自負盈虧，現在沒有自立之前，還是希望國家能夠補貼部分建設費用。”向雲説。

　　針對近日發佈的房租、水電等紓困政策，有行業人士表示租用私企房屋不可能得到房租減免，水電氣政策早就存在，也難落地，如果把商用改為民用需付一大筆改造費用，對本就運營困難的機構基本不可能。

　　佘宇等人的調查也顯示出補貼政策難落地。在調查的機構中，享受過房租減免政策的機構佔7.94%，享受税收優惠的機構佔5.42%，享受過貼息貸款支持的機構僅佔0.36%。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曹桂香、李微、秦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