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上教材？_風聞

有人發現，一篇名為《守時的柳傳志》的文章出現在了《福建省中小學生誠信教育》的教材中。

從前，小學生教材中的榜樣是雷鋒，現在成了柳傳志了。

還有人發現，某小學的文化長廊中，貼的名人畫像，不是馬克思，不是列寧，不是白求恩，而是“大企業家柳傳志”。

柳傳志還活着，某些人就要迫不及待給他立“生祠”了。

佔有了物質財富，還要壟斷話語權。

入選小學教材這篇《守時的柳傳志》屬於“河殤派”老掉牙的爛梗了，它把柳傳志的成功歸結於他的“守時”、“誠信”，同時又批判“中國大部分企業家和官員不守時、不講契約精神”，柳傳志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不像中國人，更像洋人——只有洋人才是高尚、守時、誠信、講契約精神的。

我總結一下——柳傳志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更國際化、更與國際接軌”。

但問題來了，洋人真的100%守時嗎？柳傳志的成功，真的是因為他“守時”、“誠信”嗎？

別嘲笑這篇文章，很多年前“洋人就是講誠信、守契約”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從《讀者》到《意林》到電視劇，到處在給我們洗腦，似乎中國人天生就是卑劣的，洋人天生就是高尚的，思想鋼印的頑固程度堪比“三體人不會撒謊”。

今天，中國某些資產階級“大善人”們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自以為成為“國際資本”的一員了，就把自己也當作了“洋大人”中的一分子，以為自己身上也有了高貴的“貴族血脈”，所以他們迫切地需要樹牌坊、立人設，他們給自己編造一個個神話故事，宣稱自己的成功來源於自己的努力、誠信、守時、有眼光、有毅力……不但要把自己的財富合法化，還要把自己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合法化。

他們平日裏滿嘴“盜理”，能把黑的説成白的，臭的説成香的，把破壞説成建設，把剝削説成行善，把掠奪説成慈悲，把侵吞國有資產説成是“勇於改革”，把媚外説成“國際化”，把阻斷技術發展道路、甘當發達國家的組裝廠説成是“順勢而為”，把自私無恥不仁不義説成是為了國家和人民。

真正的大盜，都是政治家，盜蹠怎麼解釋“盜亦有道”的呢？他説：能夠知道人家家裏有什麼好東西就是“聖”，能夠身先士卒衝進去偷東西的就是“勇”，在大家偷完撤退時能為大家掩護斷後的就是“義”，能夠指定偷盜計劃並且成功實施的就是“智”，最後分贓的時候，能夠合理分配讓盜賊團伙滿意的就是“仁”。你看，他還能重新定義“聖勇義智仁”，他能制定這個社會的價值標準。

真正的大盜，是“貪天之功”，比方説——聖人為了天下的公平，製造了鬥斛來量穀物、製造了市秤來稱東西，製造了印章方便通信，為了教化百姓宣揚仁義道德。但是大盜等你完成了這一切，衝進去把鬥斛、市秤、印章甚至仁義道德都一連偷走，據為己有。從此，是不是公平，是不是道德，是不是正義，他説了算，他來定義。

他們成功了，自然就能讓天下的自私的利己主義者們對他們推崇、膜拜、為他們著書立傳、甚至立牌坊、立生祠。有《守時的柳傳志》，自然也會有《清廉的褚時健》、《節儉的李嘉誠》、《無私的楊元慶》、《勇於創新的柳青》…….

但“生祠”這個玩意兒可不能隨便玩，把活人當作鬼神祭拜起來，不是什麼好兆頭，天啓年間，權閹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氣焰滔天，朝野諂媚者抑或是畏懼其氣焰者，紛紛為他立生祠。甚至有讀書人把他比作聖賢孔子，因“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

不過這也沒啥了不起，畢竟反動軍閥馬步芳都有曾有“紀念館”，畢竟漢奸洪承疇都曾有人祭祀。

我建議柳教主不要瞎折騰，以他的財力和威望，不如養門客三千，買通天下的“乏走狗”，編修一部《柳氏春秋》，把他柳家近現代三百年的豐功偉績都寫出來，如鎮江柳昕的“保嬰堂”善舉，如柳恂的大煙館生意，如柳傳志如何用負債的香港企業收購國有資產，如柳清的滴滴如何“收集用户數據，危害國家安全”…….這些事業，可不比什麼“誠信”、“守時”、“契約精神”更傳奇？更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