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軍、劉雨航｜不確定的時代需要“不確定的治理”——都市公共信任風險治理的視角_風聞

編者按自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多個大型城市先後面臨疫情對城市生產生活秩序的衝擊，疫情防控難度越來越大，給社會生產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強。為尋求不確定狀況下城市治理的轉型路徑，提煉未來城市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前瞻性方案，《探索與爭鳴》編輯部與《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上海市“中國特色的轉型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聯合舉辦“不確定性與城市治理”高端論壇，邀請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吉林、湖北、福建等地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這一公共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本期起推出“不確定性與城市治理”專欄，陸續刊發相關成果，敬請關注。不確定的時代需要“不確定的治理”****——都市公共信任風險治理的視角文軍｜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國特色的轉型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劉雨航｜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

原題《不確定性時代的都市公共信任風險及其治理》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文軍教授

**當代中國都市文明空前繁榮，但也正面臨巨大的公共信任風險，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此種風險表現得更為明顯。在現代生活方式中，“在我們之中有陌生人”成為都市生活中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和新常態。公眾在都市的流動性實踐中既尋找並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缺失了熟人關係和共同體所提供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經濟轉型雖然讓公眾變得更加“理性”，但似乎未能將之拓展成為一種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難以為都市公共生活的開展提供足夠的支撐。現代性本身所藴含的內在矛盾在當代都市生活中呈現，隨處可見的“陌生”和“不信任”現象成為現代性陰暗面的表達。近年來，在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代表的各類不確定性因素的衝擊下，都市公共信任機制內藴的“確定性一不確定性”張力不斷激化，都市公共信任風險持續上升。但身處不確定性時代，公共信任同樣是公眾尋求確定性的重要方式，是實現個體生存、羣體聯結以及社會整合的必備條件。“確定性一不確定性”為我們提供了探究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重要視角。**基於此，本文將在探究都市公共信任機制演化及其治理意藴的基礎上，深入剖析不確定性時代的都市公共信任風險，並對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治理策略展開探討。都市公共信任機制演化及其治理意藴信任與社會結構、制度的變遷轉型存在着明確的互動關聯，信任本身是嵌入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的一種功能化的社會機制。**當代中國正在經歷空前的現代化轉型，中國社會的信任機制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集中表現為從“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演化趨勢。**實際上，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的二元劃分較早由馬克斯－韋伯提出，而後演變成為社會學信任研究進路中的一種流行方法。中西方學界普遍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佔據主導的，是一種建立在血緣共同體基礎之上，即建立在家族親戚關係或熟人關係之上的一種難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機制。因此，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缺乏普遍信任的社會。具體而言，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生產為主，生產生活空間建立在地方情境之上，有着牢固的時空秩序和社會結構，整體上呈現出低流動性的特徵。人們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了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關係網絡，中國傳統社會也因此具有熟人社會的屬性，人們是通過熟悉性來確證真實性和可信性，並以此對風險做出判斷，對未來的可能行動做出選擇。在中國“關係本位”的傳統熟人社會中，這種基於社會關係尤其是熟人關係而形成的特殊信任機制佔據主導。**特殊信任是人情、人倫、人緣三位一體的差序格局式關係信任，信任強度依家人、熟人、認識之人、陌生人等不同而遞減。**2017年“中國社會綜合狀況”調查(CSS2017)數據顯示，公眾對親人的信任度超過89.7%，有69.4%的公眾願意信任朋友，鄰居獲得68.2%的公眾信任，陌生人信任度僅為14.8%。**不同於特殊信任的高關係性和情感性，普遍信任更加強調現代人的理性思維，以法律準則或信用契約作為基礎和保證，抽象信任、系統信任、信任半徑寬廣是普遍信任的特點。從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演變是現代社會信任變遷的主要趨勢，但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以一方取代另一方為終點，而是長期並存和相互影響的。**受到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城鄉發展差距影響，信任機制的變遷速度也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差別。都市作為現代文明的集中體現，隨着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大量外來人口向都市遷移，各種生產要素也向都市集中，奠定了都市文明的社會基礎。例如，上海市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的都市，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市常住人口約2487萬人，其中外來人口1047萬人，佔比約42.1%。但在都市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都市社會的流動性、個體化以及陌生化趨勢也不斷增強，對傳統私人生活領域造成了劇烈衝擊，熟人關係的輻射範圍和強度不斷衰弱，以陌生人關係為主導的公共生活快速興起，社會分工所導致的專家系統分化貫穿都市社會。這不僅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地方性經驗，陌生人之間由於缺乏關於彼此態度、價值觀及特徵的信息而不具備建立熟人信任的條件，特殊信任機制的社會基礎嚴重削弱。作為特殊信任的一種替代模式，建立在現代理性基礎之上的普遍信任，是提升社會信任、實現轉型時期社會信任重建的必由之路。**普遍信任機制與正在興起的公共生活緊密相關，基於公共性和公共生活而建立的公共信任機制成為普遍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公共信任是相對於私人信任而言的，指公眾或個體在公共生活領域中形成的對一般社會成員或不特定個體的信任，以及對與公共生活有關的機構、角色、制度乃至社會價值等的信任。客觀而言，當前公共生活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對快速萎縮的傳統私人生活領域的一種替代性補充，人們很多時候是以一種相對被動的方式參與其中，與公共生活相適配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心態都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性的發育更是相對遲滯。當代都市的信任困境便在於，都市公共生活領域中充斥着突然湧入的陌生人，傳統特殊信任機制的社會基礎和適用空間都在縮小，但短時間內似乎也難以在陌生人之間搭建起新型的公共信任機制。直觀地看，都市公共信任風險植根於現代化轉型背景下特殊信任機制與普遍信任機制之間的“青黃不接”，但也與現代社會不確定性因素的快速增長高度相關。將“確定性一不確定性”視作分析變量，意味着在傳統社會熟人關係等相對確定性範疇不斷縮小的同時，短時間內又難以在公共生活領域中尋求或創造新的確定性基礎。****更具挑戰性的是，當代中國正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疊加的複雜局面，都市公共生活中大量滋生的不確定性因素推動公共信任機制的運轉陷入一種不確定性情境之中，其中未知的不確定性因素要遠超出已知的確定性條件。其結果是，公共信任機制不僅遭遇嚴峻的外部危機，自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屬性也不斷放大，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由此而生並不斷蔓延。****在現代化轉型的宏大敍事下，公共信任在都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治理意藴首先體現為公共信任正在成為都市治理的重要對象。**在高速轉型變遷的現代都市，公共信任風險長期存在，尤其是近些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反覆對都市公共信任造成了巨大挑戰，甚至演變成為都市治理體系的整體性危機。另外，公共信任也是治理社會關係的重要替代選擇，是公共生活領域的重要治理工具及治理資源。如同熟人信任在私人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一樣，公共信任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着“維穩”作用。在高度個體化的現代都市，社會整合單純依靠制度性、結構性的正式控制手段難以實現，而公共信任作為社會系統的“粘合劑”，提供了互惠關係、共同體建設、集體行動、社會團結以及社會秩序的現實基礎，能夠在公共生活中實現社會個體的再整合。公共信任機制的維持與運作主要通過公共治理實現，良好的公共治理也需要低風險的公共信任環境。公共信任所具有的雙重治理意藴，決定了其將成為不確定性時代都市治理領域的關鍵議題。“不確定性與城市治理”高端論壇

與會專家合影

不確定性時代的都市公共信任風險從詞源學角度來説，“不確定性(Uncertainty)概念是作為“確定性"(Certainty)的否定形式被提出來的。它代表了主體對客體發展確定狀態的不肯定，其原因可能是本體論層面的，即客體發展本就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也可能是囿於主體知識水平與認識能力難以形成對客體發展狀態相對清晰、穩定的認識，或二者皆有之。從類型學角度來分析，“不確定性”至少可以劃分為唯物主義意義上的客觀外在的不確定性、觀念主義意義上的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情境主義意義上的知覺的不確定性三種不同類型。**反觀當代中國都市社會，隨着個體化、流動性趨勢的不斷增強，可以看到其正在由一個相對“確定性”的狀態走向“不確定性”的方向，大量不確定性因素滲透在都市公共生活領域，深刻影響着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生成擴散與形態變遷。**具體而言，當代都市公共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至少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客觀外在的不確定性，即都市社會系統日益複雜化，公共生活環境中的各類非預期因素井噴式爆發，對公共信任機制的維持造成巨大的外部挑戰。二是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即在個體化背景下，主體認知、心理情感、社會行為以及社會關係的不確定性快速增長，嚴重削弱了公共信任機制的社會基礎。三是情境知覺的不確定性，即主客體不確定性交匯於公共生活領域的時空情境中，推動着不確定性成為都市公共生活的整體性特徵和情境認知，使得公共信任風險陷入持續的再生產狀態，引發了公共信任的本體性危機。筆者將循此分析框架，對不確定性時代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生成和演化展開探究。

(一)客體外在的不確定性:公共信任風險的去邊界都市文明的高度繁榮催生了全新的社會事實，不僅公共生活領域中各種新事物、新技術以及新現象不斷湧現，都市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之間的邊界也變得較為模糊，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之間的相互滲透導致了更為複雜的變化。尤其是隨着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程度的加深，都市社會的脱域程度進一步加深，網絡空間成為都市公共生活的重要場域，其脱域性、即時性、匿名性特徵使得各類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長。當代都市公共生活系統高度複雜，不僅傳統風險的現代化轉型與各種新興風險並存，地方性風險和超地方不確定性因素也相互交織。

**信任機制作為社會生活的“穩定器”，首先要應對的便是外部環境中的各類不確定性因素。**傳統社會人們基於土地形成了相對牢固的時空秩序和相對確定的社會生活，基於自然界的規律和熟人關係而形成的各種知識技術、實踐經驗能夠為人們提供長久的支撐，“傳統”的力量構成了人們獲取信任的確定性基礎，各類不確定性因素雖然始終存在，但整體上處於人們“安全經驗”的應對範疇之內。因此，傳統社會的信任風險水平整體較低，並且通常有着相對清晰的邊界和風險源，可以在地方性的社會生活中把握其大致的發生範圍和歷史脈絡。但現代社會不確定性因素的增長早已脱離了延續數千年的“故事主線(StoryLine)”和基於“傳統”而形成的安全經驗。雖然公共生活領域已然成為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活動場域之一，但公眾對公共生活領域的掌控力度卻不斷下降，所具有的知識體系和安全經驗難以維持公共信任機制的正常運轉。在社會分工高度專業化背景下，各類專家系統貫穿都市公共生活，取代公眾自身所具有的安全經驗，成為公眾行動選擇的重要參照和獲取公共信任的重要來源。但令人遺憾的是，都市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同樣超出了單一的社會系統和社會領域，專家系統在日益專門化的同時卻未形成有效的整合和聯結，以致越來越難以為公眾提供公共信任的安全保障。可以説，專家系統脱離社會生活實踐的現象日益嚴重，公眾與專家系統之間的距離不斷拉開。專家系統權威的動搖、工具理性膨脹以及道德約束無力相互疊加，可能在不確定性情境中醖釀出更大的公共信任危機。面對系統生成的不確定性，公共生活領域的實踐應對卻呈現“碎片化”特徵。公眾不僅難以基於自身實踐獲取安全感和信任感，對專家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類“社會診斷”和相關政策也日漸感到厭倦和失望，專家系統似乎很難再維持公共信任機制的常態運轉。

當代都市公共生活中各類層出不窮的“不確定性”現象早已超出了人們搭建的各種“可能性隧道”(TunnelofPossibilities),脱離了傳統公共信任機制的認知預期。公共生活領域中的各類不確定性因素使得公共信任機制的風險源不斷擴大，對公共信任機制的維持和日常運轉造成了巨大的外部挑戰。**此外，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增長還呈現出潛隱性與全面性並存的複雜特徵，已超出單一個體乃至單一專家系統的預期和應對範圍，這也導致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增長打破了傳統社會相對清晰的邊界，呈現出明顯的“去邊界”和無序增長趨勢。(二)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公共信任風險的內生化當代中國都市公共生活環境變化莫測，公眾主體的不確定性因素也空前之高。**隨着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人們開始從傳統社會的整合性角色重疊轉向現代社會的多元角色分化，需要在多元的身份角色和形式各樣的活動場域之間開展自己的社會生活，“現代性以強制且必要的自決權取代了社會身份的確定性”，人們從傳統社會的確定性範疇中獲得主體性解放。現代性滲透在日益多元的角色分化和社會生活之中，導致傳統社會相對穩定的意義體系逐漸消退，不確定性主宰了現代人的意識。尤其是都市公共生活的發展主要集中在物質、技術以及制度維度，相應的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心態調整相對滯後，公眾主體認知和心理情感的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長，並將作用於主體行為之上，各種紛繁複雜的不確定性行為在都市公共生活領域中不斷呈現。價值相似性是公共信任的基礎，但主體不確定性的增長似乎使得這種相似性的獲取變得十分困難。****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還體現在主體間的社會關係層面，現代社會的個體化、陌生化以及流動性趨勢客觀上改變着傳統社會的社會交往方式，社會關係在走向脱域的同時變得愈發不確定，難以繼續為個體提供確定性的社會基礎和可持久的人際交往。在都市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個體利益分化、認知分化等也在不斷加劇。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中，各類“集體自私,和社會排斥現象屢見不鮮。傳統社會整合機制日漸式微，但公共生活領域的新型整合機制卻尚未健全，公眾主要以個體化的方式加入都市公共生活之中，不僅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參與平台以及組織方式相對缺乏，公共性的發育也被限制，都市社會的主體整合面臨巨大挑戰，公共信任機制的社會基礎被嚴重削弱。人們不同程度地從共同體的庇護中脱離，需要以個體化的方式面對發展環境中紛呈複雜的不確定性，喪失了長久以來的確定性基礎和本體性安全，“無意識中關於人類整體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感受，加劇了個體的不安全感、焦慮和恐懼，人們指向自我以及公共生活的信心不斷降低。****此外，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着主體間交往方式的變革，網絡平台為公共信任風險的感知、擴散與放大提供了重要媒介。一方面，網絡社交的匿名性、即時性，導致捏造和傳播謠言的成本大大降低，為謠言的生產和傳遞提供了沃土。網絡世界中各類謠言四起，包括信息篩選、辨別能力在內的公眾數字素養卻滯後於數字技術應用水平。這在導致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長的同時，也動搖着公共信任機制。另一方面，網絡信息技術已經全面滲透到都市生產生活之中，成為人們參與公共生活和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人們每天或主動或被動地接受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信息，公共信任風險一旦產生，將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快速傳播擴散。整體而言，主體內在不確定性的增長不僅削弱了公眾應對不確定性和獲取公共信任的能力，個體心理情感、社會行為的不確定性和不斷加深的羣體分化，同樣使得公眾自身成為現代社會公共信任的重要風險源，並且經數字信息技術進一步放大，公共信任風險呈現出明顯的“內生化”趨向。不確定性為我們理解當代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生成提供了重要視角，但是溯本歸源，其核心原因在於都市傳統私人生活領域和共同體不斷瓦解的同時，雖然公共生活的潛在空間和物質環境不斷擴大，但人們與之相匹配的主體意識、行為方式、組織形式、社會心態以及治理模式卻尚未真正形成。其結果是，在都市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伴隨現代化轉型全面增長的同時，都市公共生活以及公共信任機制的不確定性承載能力卻不斷下降，外部取向的公共信任危機開始向內部自生的公共信任風險轉變。(三)情境知覺的不確定性:公共信任風險的再生產主客體的不確定性交匯于都市公共生活的實踐情境之中，並處於相互建構的狀態，推動着不確定性因素的持續再生，甚至演變成為都市公共生活情境的整體性特徵。現代化結果的不確定性不僅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走向和後果將不斷超出我們的預測範圍，其再生產屬性勢必將引起個體生產生活方式乃至社會發展形態的根本性變革。公共信任作為一種工具理性主導的普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行為結果的精確計算來確定的，公共信任機制不僅需要積極的治理效能來維持，治理結果是否符合公眾預期也至關重要。公共信任能否得以維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預期結果能否實現。但面對公共生活情境中持續再生的不確定性因素，公眾的價值理念、認知方式以及社會心態卻仍固守着“確定性的尋求”，試圖在變動不居的不確定性情境中重新獲取對自身社會生活的掌控。就公共治理實踐而言，確定性思維也主導着當前的公共治理體系，對不確定性的有限關注更加偏向風險維度，旨在通過制度剛性將各類外顯不確定性風險的負面後果控制在最低限度。**在持續再生的不確定性面前，公共信任機制的滯後性也顯露而出，不僅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渠道相對閉塞，“條塊”之間縱橫向的通道也尚未建立健全，治理實踐中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不同環節之間時常脱嵌，冗長的治理程序難以適應公共生活領域的複雜變化。這造成了公共生活領域以及都市治理中信息傳遞的滯後性，公眾對公共信息的獲取遠遠跟不上快速變動的社會現實，從而難以根據現實情況及時調整預期目標與心態。同時，制度的相對確定性與發展的不確定性之間的張力也在不斷擴大，強調穩定性、普遍性的制度設計對於各類不確定性現象的治理效能不斷降低，公共治理自身的不確定性後果不斷衍生。㉘公眾愈發難以掌控自身在都市公共生活中的“日常體驗”，也難以從制度設計、政府治理的實踐結果中獲取積極效能。其結果是公眾的公共信任預期被反覆打破，公共信任機制以及公眾指向公共生活的信心都難以維持。**總體而言，在不確定性情境之下，都市公共信任機制不僅需要面對外在環境中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個體以及羣體層面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增長也使得公共信任機制的內在基礎嚴重削弱，都市公共信任風險呈現出明顯的“去邊界化”和“內生化”趨勢。**公共信任作為風險感知的中間變量,構成了都市公共生活領域公眾內外部風險的連接通道。當公共信任風險上升時，公眾對外部風險的感知會隨之擴大，而風險應對能力則會隨之下降，這又將對公共信任機制產生回溯作用，導致公共信任風險的上升。反之，其有可能進入一種相對良性的互動之中。在當前的都市治理實踐中，因公共信任缺失而“被製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以及“被製造出來的公共信任風險”(ManufacturedPublicTrustRisk)甚至要超出傳統的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持續再生的不確定性因素使得公共信任風險步入再生產狀態，公共信任機制的存在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基於過去確定性經驗的傳統公共信任機制正在朝着面向不確定性未來的新型公共信任機制轉變，公共信任機制在作為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方式的同時，自身的不確定性屬性也持續攀升。****面向不確定性的都市公共信任風險治理不確定性情境下的公共信任風險發生了一系列複雜變化，對當前的都市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治理體系造成了巨大挑戰。但信任像空氣一樣對人類社會生活具有不可或缺性，公共信任治理迫在眉睫。**就此而言，公共信任治理的推進需要以時代為觀照，以不確定性為導向，以公共生活為實踐基礎，不僅要從公眾參與和公共性培育入手，提高都市公共信任機制的承載能力，以應對外部環境中不斷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還要通過推進共同體和組織化建設，再造都市公共信任機制的主體聯結。更為重要的是，需要增強公共信任機制韌性，推動公共信任機制的形態轉變，形成建立在不確定性基礎之上的新型公共信任機制。（一）夯實客體：基於公共性的專家系統信任重建都市公共生活複雜性的上升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全面增長已成為客觀事實，對此需要建立健全都市公共治理自下而上的參與通道，推進公眾積極參與公共治理。首先，要從制度層面明確和保證公共治理體系中公眾參與的渠道和平台，並且要結合公眾主體性日益增強的客觀事實，通過治理制度的持續創新為個體能動性的發揮預留足夠的彈性空間。其次，需要從技術層面入手，不僅需要加強數字技術在都市公共服務領域中的應用，還需要加強數字治理平台的開發和應用，發揮數字技術優勢助力公眾參與公共治理。在公眾參與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的過程中，還需要有意識地加強宣傳和培訓工作，在參與實踐中提升公眾內在的參與動機和參與能力，提高公眾在都市不確定性環境中生存的各類技能。簡言之，需要通過主體性的挖掘和培育，推動現代社會不確定性情境中“行動者的歸來”，公眾不僅要具備在普遍性制度、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尋求確定性的生存能力，也要具有在高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情境中再生產自身社會生活和自我實現的能力，成為社會情境的生產者、行動者而非消費者。公眾自下而上的主體參與，為公共信任機制的常態化運轉提供了有生力量。專家系統也需要深入都市公共生活，積極地創造、建立和維持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關係，推動被動信任向主動信任轉變。**一方面，需要在專家系統知識創設和技術更新的基礎上，推進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加強專家系統的倫理道德建設，以及加強公共治理的平台建設和通道建構，推動不同專家系統之間的合作，彌合專家系統的“碎片化”趨勢，提高不確定性情境中的整合應對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打破社會公眾與專家系統之間的“無形壁壘”，建構起“公眾一專家”雙向溝通機制，通過加強知識科普、信息獲取和媒介溝通，消除公眾與專家之間的認知分歧，以此進一步鞏固公共信任機制的社會基礎。無論如何，公眾始終是都市公共生活的主體，不僅親歷着都市公共生活中的各種現象、事件，同樣也是公共生活的承擔者、行動者，專家系統與社會公眾之間的聯結，不僅有助於專家們更為真實地感受公共生活，還有利於消除社會公眾對專家系統的“陌生感”和“疏離感”，進一步完善社會動員機制。**整體而言，需要在推動公眾參與和公共性培育的基礎上，加強專家系統之間的整合以及專家系統和社會公眾之間的聯結，在行之有效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實踐中重新建立起專家系統信任，提高公共信任機制的風險承載能力。（二） 聯結主體：基於關係性的公共信用體系建設在高度個體化的現代都市，如何增強公眾主體性、能動性，縮小社會分化，加強社會整合,將直接關涉公共信任機制的主體基礎。**對此，首先需要從個體層面入手，加強主體賦能。**在提升公眾社會參與動機與能力的基礎上，通過心理建設增強公眾的心理韌性和抗逆力，提高在“被圍困的不確定性”中的生存技巧。傾其次，在從總體性社會到個體化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利益、價值、需求等層面的一系列社會分化也難以避免，迫切需要加強對不同羣體乃至個體權益和訴求的關切，以推動包容性政策的建構，縮小轉型時期的社會分化。應但“個體化”矛盾是流動的現代性中深深植根於生活本質中的矛盾，魚在充斥着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中，都市社會中各種形式的共同體和組織化建設對公眾而言反而彌足珍貴，是增強個體安全感和主體聯結的重要方式。其中，要重點發揮數字化技術和都市社區的作用，不僅要積極推動各類社區共同體、數字共同體建設，也要以社區為平台，充分運用各類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推進組織化建設。簡言之，要通過都市社區的空間載體和數字技術平台推進共同體建設和組織化建設，將“集中在場”和“分散不在場”的公眾組織動員起來，創造數字時代都市公共生活中的新型聯結，在化解公眾主體性和內生性風險的同時，於發展的不確定性中尋找甚至創造“心態秩序”的確定性。在主體內在的不確定性風險持續上升的都市陌生人社會，創造新的確定性基礎也十分必要，可以通過推動公共誠信體系建設，適當約束主體行為，併為個體社會生活的展開和社會行為選擇提供參考，以此填補傳統熟人關係衰弱所留下的“信任真空”。公共誠信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從規制層面入手，加強對各類違法、失信行為的監管、打擊力度。考慮到當前都市公共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應當將公眾、社會組織乃至政府單位等主體都納入考核範圍，並且藉助數字技術向公眾推廣、普及網絡信用查詢平台等。另一方面，規制手段只能守住公共信任的底線，還需要從規範性制度以及文化一認知性制度層面推進公共誠信機制建設，重新建立起不確定性情境中誠實守信的生活秩序和高信任環境。就此而言，需要在現代性的背景下，推動傳統優秀文化和道德品質的更新和再嵌入，為個體提供長足的精神力量和內在約束。更為關鍵的是，需要將內在的道德約束和外在的法律保障相結合，共同構築不確定性情境中的誠信體系，減少因誠信缺失而產生的誠信焦慮，推動個體誠信向社會誠信轉變，為維持公共信任機制提供支撐。（三） 創設情境:基於流動性的公共信任形態重塑情境知覺的不確定性推動公共信任風險步入持續的再生產狀態，使得公共信任機制長期以來的確定性基礎不斷瓦解並遭受本體性危機，都市公共信任機制的存在形態發生了根本改變。**對此,不僅需要積極調整公眾對於公共生活領域乃至都市社會發展不確定性的心態，即不再固守對確定性的尋求，而且要能夠根據變動不居的不確定性情境和公共生活調整自身預期，並以此推動社會期待乃至羣體社會心態秩序的重構，以更具包容性的心態看待公共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但主體性層面的心態變遷和價值重塑的過程相對漫長，並且需要在具體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實踐中逐步養成。總之，需要通過公共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縮小公眾預期與治理結果之間的差距，幫助公眾在不確定性情境中獲取積極體驗和正向效能，重新建立起公眾對於社會制度、治理體系以及各類社會角色的信任和指向公共生活的信心。**因此，亟需以不確定性為導向，通過公共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增強公共信用機制的韌性基礎。首先，需要運用“模塊化”的治理方式打破“條塊”之間的治理邊界，在保持公共生活系統性、整體性的同時，處理其中的具體問題，將剛性治理模式所切割成的“碎片化”任務重新整合為具有韌性的治理有機體。通過“模塊化”的治理方式提升不確定性情境中的公共治理效能，以此增強公共信任機制的韌性基礎。其次，需要加強數字治理水平。不確定性情境下的公共治理不僅需要加強網絡治理和謠言治理，營造綠色的網絡環境和網絡生活秩序，還需要通過數字治理技術的應用推進治理平台建設。通過微信公眾號、抖音視頻號等數字平台向公眾及時發佈最新的社會政策、治理措施、決策過程以及治理結果，並拓展數字民意反饋渠道，以此保證公眾依法享有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在發揮數字技術即時性優勢的同時，增強公共治理的透明度。客觀而言，當前公共信任風險的滋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公共治理體系的不透明所導致，在加劇公眾因“未知”而產生的不安全感的同時，也為謠言的滋生提供了沃土。最後，需要推動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以及常態治理與應急管理之間的銜接與轉換。各種超出日常生活秩序和常規治理範圍之外的風險事件，始終是公共治理體系以及公共信任機制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不確定性風險持續上升的同時,我國應急管理體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也暴露而出。近年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頻繁發生，嚴重損害了公眾的公共信任。對此，需要從治理理念、制度建設、治理方式、技術應用、職責分工等方面建立健全應急管理體系，其中尤其需要注意應急管理與常態治理的銜接問題，避免“一刀切”的治理措施，以此保證風險防控期間的常態公共生活和健康社會心態。****“不確定性思維”與公共信任的韌性治理隨着現代化轉型的持續推進，公共信任內藴的“確定性一不確定性”張力持續擴大，都市公共信任風險不僅發生了程度上的增長，其存在形態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這在都市社會中更是得到直觀呈現。“不確定性”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分析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重要視角。**對此，本研究採取了歷時性分析與共時性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在分析都市公共信任機制演變及其治理意藴的基礎上，探究都市公共信任風險的生成機理及其治理路徑。**具體而言，社會發展不確定性的增長在推動公共信任風險去邊界化和內在化發展的同時，還使其步入再生產狀態之中。**不確定性時代，公共信任在當代都市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領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下，我們迫切需要從新型的“不確定性思維”出發，在深入剖析公共信任風險現實表徵及其內在機理的基礎上，推進公共信任的韌性治理實踐，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公共信任風險，建立面向不確定性的新型公共信任機制，繼而為不確定性時代的都市公共治理實踐提供內在的行動基礎，實現社會秩序的整合。實際上，信任天然地帶有“確定性一不確定性”的張力，體現着主體之間依據已知確定性條件對未知不確定性因素所做出的一種主觀判斷。一方面，只有具備一定的確定性基礎時，才具有建立信任的可能，如特殊信任機制所依靠的熟人關係以及普遍信任機制所依靠的社會制度、專家系統等。但另一方面，信任的存在同樣以不確定性為前提，信任只有在不確定性面前才具有意義。信任作為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簡化機制，“使我們只考慮未來的部分可能性而非無限可能性”，提供了人們應對不確定性的行動基礎。從微觀層面而言，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不確定性風險帶來的不安全感，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獲取本體性安全的重要來源，為人們提供了不確定性社會中的生活信心和行動指南。從中觀層面而言，信任是實現羣體聯結的“粘合劑”，而羣體聯結則是人們重返共同體和採取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就宏觀層面而言，社會治理是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機制，信任則構成了不確定性時代維持社會治理體系良性運轉的前提條件。不確定性情境下的公共信任與社會治理緊密交織，公共信任風險的持續增長和不斷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當前技術型治理模式的負面後果，也成為新一輪社會治理轉型時期的重要治理對象，新型公共信任乃至社會信任的建構成為新的治理目標。不確定性風險的生產與傳播甚至正在成為全球化的主導邏輯，風險全球化抑或不確定性全球化成為現代文明的真實寫照，信任也步入全球治理的中心地帶。

“在日益去規制化、多中心化、脱嵌的當今世界中，城市生活所具有的這種永恆的二重性,，即對不確定性的追求與拒斥並存，一方面人們為光怪陸離、斑駁多彩的周圍環境所吸引，樂於在不確定性中探尋發展的機遇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人們又擔心未知的不確定性逃離自己的掌控。自中國城市化伊始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公眾更多體驗到的是從傳統社會諸多“確定性枷鎖”中解脱而出的自由，雖然也時常有一些超出掌控的風險事件，卻也視作偶然的不確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反覆則讓人們開始意識到不確定性作為一種結構性、整體性力量已登上現代社會的舞台，同時也真實感知並開始懷念失去的確定性依靠，“懷舊的烏托邦,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期盼。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都市生活中，個體指向自我生活的信心以及公眾之間的相互信任都在歷經嚴峻考驗，也更加難能可貴，成為在永恆二重性之間撐起常態都市社會生活空間的關鍵。不過，公共信任風險也僅僅描繪出了當代中國信任風險的一個側面，現實情況的複雜性遠勝於此。在現代化轉型高速推進的中國社會，新的制度規範、價值追尋和社會結構層出不窮，而國民心態變遷的相對遲緩使得特殊信任機制與普遍信任機制呈現出“時空並存”的局面。循此而言，當代中國的信任危機不僅表現為普遍信任的缺乏，還受困於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之間的銜接不暢，尤其是應當如何調和特殊信任背後的情感性與普遍信任所強調的工具理性，進而實現兩者的連接。

總而言之，傳統的“風險社會,正在向新型的“不確定性社會”轉變，這已然成為當下正在發生的基本事實。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將越來越難以駕馭“現代性的猛獸,，我們對這種新型社會發展形態的認知和掌握需要一個過程。甚至可以説，對其認知將會處於持續建構的動態過程之中，不確定性社會中的信任機制無論是在已知的當下還是可預期的未來，都將經歷劇烈的複雜演化。只有建立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新型社會信任機制，社會生活才能在此起彼伏的不確定性中獲得聯結紐帶和穩定支撐。數需要指出的是，不確定性時代的公共信任機制演化及其風險生成遠比想象中複雜和難以揣測，早已超出了單一學科的解釋範圍。不過，都市公共信任實際上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究不確定性時代信任問題乃至不確定性發展議題的窗口，希冀以此文拋磚引玉，推動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就此議題展開更為深入和持續的跨學科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