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遲緩也有優勢：技術進步就該追求更高、更快、更優嗎？丨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9-04 10:14
通常來説，人們總會預先持有這樣一種“進步史觀”：科學發現導致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基礎研究的投入，必須搶佔技術制高點。只要掌握了當時的核心技術，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德國的現代史專家拉德考（Joachim Radkau）教授在他的力作《德國技術史——從18世紀至今》中告誡人們：奧林匹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並不見得適用於國家發展技術的策略，行動遲緩反而有其優勢。歷史上，蘇聯和民主德國都曾因過分亢奮地追求技術指標，而將國家帶入歧途。為何如此？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方在慶研究員在為此書所作的導讀中向人們介紹了拉德考的洞見和思想脈絡，希望這部《德國技術史》能給今天“科技立國”的中國以寶貴的啓示和經驗。
撰文 | 方在慶（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德國社會學界，約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1943-）是一位十分獨特的學者，不僅驚人地多產，而且跨越眾多領域，從技術史、環境史、核電站史到人物研究（馬克斯·韋伯傳、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豪斯傳），都在他的研究視野之內。他視野恢宏，觀點獨特，從不人云亦云，總是對既定“真理”提出質疑。每有新書出版，都會引起學界熱議。這本《德國技術史》也做到了這一點。
嚴格意義上講，這本《德國技術史》並非首版，而是時隔19年後的一個“擴充修訂版”。與1989年的第一版相比，作者在導論部分增加了“對技術的全新思考”一節，在第五章增加了“民主德國技術史中的德國道路與技術困境”一節，另加一個長長的“後記：工匠人、遊戲人、智慧人以及協同的問題”。其他章節基本上得到了保留，個別地方依據學術研究的進展，做了相應的修訂。儘管如此，作者的思路還是連續的，他的基本主張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拉德考開宗明義，要對技術做全新的思考。按照他的理論，迄今為止的技術史都是線性的、抽象的進步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進步史觀的邏輯，科學發現導致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基礎研究的投入，必須搶佔技術制高點。每個時期都有一種或數種所謂的核心技術，掌握了這些核心技術，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統領全局。歷史一定是朝着更高的功率、更快的速度、更優的連接前進的。因此，技術史就是要宣傳這些更高、更快、更優的成就，宣傳在這種過程中出現的技術英雄。按照這種邏輯，技術史學者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即“為技術進步的勝利搖旗吶喊，為無私奉獻的天才發明家歌功頌德，以此激勵一代代新人投身技術領域”。而拉德考恰恰要挑戰的就是這種進步史觀。他認為這種技術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如今這樣的時代，“這種外表光鮮的文學讀物只能苟且殘存於火車站小書攤上了。他倡導一種“另類”的技術史：更“關注細節一關注生產材料與材料檢驗，關注尺寸計算與產品設計，關注工作精度與工人資質，關注風險管控與顧客喜好”。在他看來，這種技術史是把機器和活生生的人聯繫在一起，“研究技術與權力，與人類需求和環境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容易給人提供批判性歷史分析的契機。”
從歷史上看，技術的發展從來不遵從技術自身的發展邏輯。它與國家的干預，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角力（也包括合作），人力資本的作用以及被人為提升的人的慾望等大量的其他因素息息相關。也就是説，技術是與時間、空間密切關聯在一起的，不存在一個超越國界、建立在自然規律之上的絕對技術。也正因為此，書寫國別的技術史成為可能。德國技術史因此應運而生。
拉德考認為，技術史不等於技術創新史。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並不適用於技術進步。從歷史上看，創新的成功並不一定伴隨着經濟上的成功。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失敗的案例大大多過成功的案例，而“失敗案例也是真實的技術史的組成部分”。現實中面對更多的是迂迴曲折，遲緩的技術發展觀，而不是那種一蹴而就式的速度至上論。行動遲緩有其自身的優點。“德國人直到19世紀都被看作是悠然自得、安逸閒適的民族，他們在許多技術領域都取得了成功，而成功的取得卻是通過漸進式的‘發展’。當德國人不急於趕時間時，往往卻能取得進步。而在1900年前後，德國人開始“亢奮”了，盲目追求“速度”，結果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浩劫。
拉德考對各種文化悲觀主義者，乃至世界末日論者的論調也持懷疑態度，原因在於這兩種論者基於同樣的邏輯：線性發展模式。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一個典型代表。早年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預言人與環境友好的“新技術”即將來臨，而他年老後卻又悲觀地預言人類將毀滅於致命的“超級機器”威力之下。實際上，技術的發展進程根本就不會遵循某一單一直線的“主流”，無論這種推測導致的是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
拉德考認為，讓日常生活瑣碎的歷史變得有價值，可能是技術史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方向。為此，技術史家必須走出自己狹隘的研究領域，摒棄一些一成不變的觀念。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卻沒有多少實用價值的事件，比如蘇聯1957年10月4日發射的“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地球衞星，曾引起了美國的極大擔憂，但從實際效果上看，卻強差人意，堪稱當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偽事件（Pseudo-Ereignisse)之一。相對於那些年的現實生活和經濟而言，比薩餅無疑是更重要的創新。有學者甚至認為，蘇聯為了面子工程，超出自己的經濟實力，單向地發展某項高技術，事實上拖跨了整個國家的經濟，也是一種錯誤的技術進步觀的最大受害者。[1]
拉德考反對那種認為技術從本質上講是超越國界的，而技術的國家特徵只是表面的、暫時的説法。他對“適應性技術”和地域研究特別關注。越發達的國家，越注重技術的本土適應問題，而不會一味地引進技術。文化傳統對經濟和技術發展有着明顯的影響。“民族特質不僅紮根於傳統之中，也不會因國際交流而被消磨掉。就德國技術史而論，必須弄清德國的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對技術的塑造，以及技術對德國地理位置和環境條件的適應。從歷史上看，德國的工業先是有一個模仿的時期，之後便是明顯地追求獨立自主的時期，不僅是在民族主義時代如此，在現代也是如此。現在被德國人引以為傲的“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在19世紀下半葉曾有過一段屈辱的歷史。1876年，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世界商品博覽會上，德國產品曾被本國的專家評價為“價廉質差”。儘管這種評價更多是一種不滿情緒的反映，而非事實本身，但它帶來了德國人的深刻反省。經歷幾十年的努力，這個形象徹底改變了。同樣讓人們想不到的是，目前讓德國人驕傲的汽車行業和機牀行業，也是先從亦步亦趨模仿美國開始。如今德國的汽車行業和機牀行業在面對美國同行時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這是典型的德國技術成功的故事！
拉德考發現，“技術轉移”，這個在20世紀80年代的流行語，其實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術語。恰恰是具有高水平技術能力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知道如何使進口技術適應自身條件。而不發達國家卻對外國尖端技術保持盲目的熱情，忘卻自己的技術傳統，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浪費。
拉德考與同在比勒費爾德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史家維爾納·阿貝爾斯豪澤（Werner Abelshauser，1944-）年紀相仿，氣質相投，相互欣賞。他們都不贊成那種過分或有意貶低本國傳統的做法，儘管他們絕不是民族主義者。[2]拉德考非常欣賞阿貝爾斯豪澤解釋戰後德國經濟成功秘密時所使用的“德國生產體制”（deutsche Produktionsregime）這一概念。他們都認為，文化因素具有持久的影響，深深紮根於德國曆史，並在20世紀眾多的政治體制變革和斷裂中創造了一條非常穩定的生產和創新行為的道路。拉德考認為，這條道路的特點是高度重視實用工程，謹慎保守的創新風格，以及迴歸自己歷史上成長起來的優勢。[3]
德國人堅信，創造能力不僅來源於競爭，也來源於合作、“團體”、經驗交流，來源於由社會保障、社會認可以及企業內部共同決策所促進的工作安全和“工作愉悦感”。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競爭雖然有助於刷新最高效率的紀錄，但也造成了大量的精力、資源浪費和不必要的重複勞動。而一定程度的閒適狀態往往比追逐競爭更有利於技術研發的質量和穩定。
當然，對美國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方法的改造也是“德國道路”的一部分。早在19世紀末，德國人就驚奇地發現，儘管德國與美國相距遙遠，但從精神氣質上講，德國和美國是最相近的兩個國家。但美國的人口和麪積卻遠遠大於德國，最應該讓德國人感到擔憂的，恰恰是美國[4]。所以，不斷地有學者、企業家到美國取經，連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是在訪問美國時獲得的靈感。本書中反覆提到的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1829-1905），以及與他就機械工程師培養模式打了一場“七年戰爭”的阿洛伊斯·裏德勒（Alois Riedler，1850-1936），以不同的方式響應了美國的經驗。
不同的德國人從美國帶回來的是不同的信息。早在“一戰”之前，德國人就有“歐洲的美國佬”的外號。但美國的經驗傳到德國，很少沒有結合德國實際的。德國經濟在“美國化”時，往往要進行一些修改。這並不是民族主義的狹隘所致，恰恰是能力的證明。
拉德考看到了技術史的危機。它被經濟史、科學史和環境史所包圍，受到很多牽制。如果把整個技術史溶入經濟史中，就會使技術的發展過程過於理性。僅靠市場是根本不足以解釋技術發展的。同樣道理，也不能按以前的樸素認識，把現代技術解釋為人類器官的延續、強化和替代，也不能簡單地把技術解釋為對人類需求的回應。從20世紀開始，廣告的影響越來越大。新的工業並不是簡單地以更便宜和更豐富的方式滿足人們現有的需求，恰恰相反，首先要做的是創造出人們的需求！
技術史與科學史的關係也常常被扭曲。科學化被認為是技術史的一個有希望的研究範式。人們通常認為，德國的崛起與技術的科學化有很大的關係。這其實是誤解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線性發展觀的體現。有條不紊地進行精確和系統的實驗研究的精神，不只是在大學，同樣也在工業實驗室中發揮着作用。與“德國生產體系”相對應的，在時間上更早發生的是在德國形成了科學技術、工業與政治綜合體。有學者稱之為“國家創新體系”。[5]
對於技術史中的“社會建構論”，拉德考在肯定它把技術史引向歷史學的“主流”地位的同時，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技術史學家仍然需要對技術細節有敏鋭的洞察力。不要試圖用美麗的詞藻堆砌一套看似新穎，其實不過是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在技術史領域，工作經驗遠比物理理論重要，只有這樣，才能讓技術史更容易讓人理解！
與一般的技術史著作過於枯燥的敍事風格不同，這本厚達500多頁的《德國技術史》具有極高的可讀性，令人手不釋卷。這與拉德考教授開闊的學術視野，豐富的歷史知識是分不開的。在一些關鍵點，作者幽默的天性就不經意地流露出來。比如，在談到他的著名的同事，比勒費爾德的“社會學教皇”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和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時。
書中關於民主德國技術史的有關論述值得我們的關注。在經互會國家中，民主德國無論從技術還是人才上曾經名列前茅，但在拉德考看來，民主德國高估了國家制度化的科學對技術的實際價值，錯誤地理解了技術創新與國家發展的關係，經常舉全國之力發展某項技術，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導致一系列的問題。在他看來，計劃經濟本身不會自動導致技術創新。關注數量而非質量的計劃目標，不會讓企業從事有風險的創新活動，追求精益求精。正因為創新不是例行公事，經濟體系也沒有內在的創新衝動，所以總是需要隔一段時間開展某項特別的運動，建立新的公司來推動創新。由於沒有形成一種內在的驅動，總需要從外部施加壓力，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簡而言之，拉德考告訴我們，技術的歷史不僅包括機器和技術發展的歷史，還包括技術、人和環境之間的互動。因此，他總是談到不同時代的人類勞動價值，資源減少、舊職業的消亡和新職業的出現，以及新技術引起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所造成的問題。他考察了自18世紀以來技術在德國社會、文化和經濟中發揮的作用，對德國200多年的技術歷史做出了獨特的概述。作為後來居上的典型，德國在技術發展方面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不計代價的技術化在德國從來就未存在過。
拉德考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了他這本書中的六大特點。這其實是對他的整個學術生涯的回顧。《德國技術史》凝結了他一生的學術精華，就像他的“孩子”一樣。近20年後再修訂出版，可見他“鍾愛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
拉德考特別喜歡用引喻和圖片來説明問題。包括封面在內，本書共用了47張圖。每一張圖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圖37就特別有趣。它本來是想説明，在20世紀50年代時，計算機在聯邦德國的工業生產中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人們在談論它的時候只是將其看作是一種遊戲消遣品。但裏面又透露出阿登納與“德國經濟奇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之間的微妙關係。他贊同同事阿貝爾斯豪澤的説法，甚至艾哈德本人也並不是十分清楚什麼叫“社會市場經濟”！這其中非常值得玩味。只有熟悉了這段歷史後，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從這種意義上講，拉德考的書值得反覆閲讀。
這本書出版後，德國媒體好評如潮。“拉德考消除了許多偏見。他的書是一個寶庫，其中有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和交叉聯繫”，“拉德考讚揚了那些被遺忘了的德國公司的美德”，“一本偉大的書”，“知識淵博，有條不紊，不拘一格……”，“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書，在德國的技術史文獻史上是無可比擬的”，“非常激動人心的技術讀物”，等等。
我最欣賞的是他所倡導的中庸之路。在本書結尾時他有點意猶未盡地説：“成功的創新需要謹慎和經驗。只有那些小心翼翼地走中庸之道的人，才能保持領先，繼續向前並存活下來。”
從另外一個側面，拉德考的書也可以看成是德國工業自立自強的成長史。當處於落後地位時，虛心向比自己發達的國家學習；而處於領先地位時，又未雨綢繆，克服內外壓力，精益求精，從不滿足，使得德國工業技術體系能長盛不衰，永保活力。希望它能給正走在自立自強路上的我國帶來許多啓示。
注：限於篇幅原因，本文刪去了對拉德考教授生平、軼事、代表性著作和寫作本書的經歷等的詳細介紹，這些內容同樣富於趣味和啓發。
作者簡介
約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德國歷史學家，比勒菲爾德大學榮休教授，研究領域有技術史、環境史、精神史、歷史教學法等。2000年，拉德考因《自然與權力：一部世界環境史》（已被譯成中文）而開始為公眾所認識。2005年出版的《馬克斯·韋伯：思想的激情》廣為讀者喜愛。2013年，他與德國物理學家、德國最重要的核能專家洛塔爾·哈恩（Lothar Hahn）合著的《德國核工業的興衰》出版，被認為是這方面最權威的著作。此外，他還有《從俾斯麥到當代的德國工業與政治》《未來的歷史：德國從1945年至今的預測、願景和錯誤》《德國汽車工業的崛起和危機：1945—1975》《木材：技術史中的天然物質》等代表作。
註釋
[1] 參見 Florian Vidal, “Russia’s Space Policy：The Path of Decline?” , Études de Vlfri, Ifri, January 2021.
[2] 阿貝爾豪澤教授的《德國戰後經濟史》(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n 1945 bis in die Gegenwart)已有中譯本（史世偉譯，馮興元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承蒙史世偉教慷慨授提供由阿貝爾豪澤教授特地為中文版做了修改的德文原稿，對於本文寫作幫助甚多。特此致謝！
[3] 參見Helmuth Trischler對拉德考的《德國技術史》的評論文章，發表在《社會史與 經濟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2009 年第 96 卷第 3 期432-433頁。
[4] 參見 Fritz Stern, Einstein ’s Germa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的有關論述。
[5] 參見 Hariolf Grupp, etc., Das deutsche Innovationssystem seit der Reichsgründung: Indikatoren einer nationalen Wissenschafts-und Technikgeschichte in unterschiedlichen Regierungs-und Gebietsstrukturen,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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