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贏過美國，卻敗給了“內耗”…_風聞

1957年10月4日，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拜科努爾發射中心，天氣晴朗。

一枚蘇聯R7火箭在四台強力助推器環繞下，帶着人類首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直刺蒼穹。

隨着燃料用盡，助推器同時脱落，翻滾中與主火箭形成一組標準十字型的光點，給人們的震撼彷彿天空的神蹟，但卻是實打實的人類智慧結晶。

這人造奇景後來有個專門名詞：

**科羅廖夫十字。**謝爾蓋·帕夫諾維奇·科羅廖夫，是蘇聯航空航天的天才，青年時立下航天宏願,卻捲入政治風波差點被投入西伯利亞的監獄。

後來又主導了蘇聯太空計劃，與美國的馮布勞恩一起被看成人類航天事業中的一時瑜亮。

比起馮·布勞恩從納粹到戰犯再到登月之父的人生逆轉，同樣大起大落的科羅廖夫卻是在複雜的鬥爭中帶着蘇聯宇航事業一飛沖天，遺憾中溘然辭世，死後才為世人所知，冥冥中也成為了多年後蘇聯結局的預演。

今天，咱們就從航天技術出發，來聊聊蘇聯科研體系的榮光與遺恨，**為同樣面對美國科技霸權重壓的我們，探探未來前進的道路。**話説二戰後，美國從德國搞到了馮布勞恩等一大批V2導彈的關鍵技術人員和資料。

但十幾年裏沒有真正讓馮布勞恩大展拳腳，七手八腳搞了很多火箭項目，主要是因為駐歐洲的美軍已經能夠打到蘇聯，空軍的B29超級空中堡壘也可以帶核彈進行洲際轟炸，對蘇聯城市一一點名不是問題，所以對於火箭的需求不明確。

反觀蘇聯，雖然原子彈計劃穩步推進，但遠程轟炸機的研發卻一直卡殼，早在二戰中蘇聯就希望美國援助B29，美國不給，只好一比一仿製B29，才有了圖4轟炸機，但還是夠不到美國本土，光捱打還不了手，難受的一逼。

求生欲強烈的蘇聯對火箭的需求非常明確——**扛着原子彈跨過山和大海去炸他丫的。**這一點與德國為什麼最先點開火箭技術極其相似。

一戰後，德國被拔掉了牙齒與爪子，主流的攻擊性武器比如重機槍、坦克、潛艇、戰鬥機、戰列艦統統不準搞。

德國人表面認了，心理不服，所以魏瑪政府在1922年就與蘇俄簽訂《拉巴洛條約》，秘密開展軍事合作，把坦克飛機等新武器都轉到同樣被西方封鎖的蘇俄。

另一方面，希特勒上台後，還點開了很多繞開制裁的新科技——比如著名的MG系列通用機槍、巡航導彈，以及馮·布勞恩的火箭計劃，進度遠遠超過同期各國。

當V2導彈出現時，推力高達25噸，同期蘇聯最大的火箭發動機推力只有1.2噸，領先好幾個身位。

德國敗亡後，蘇聯對V2比美國還着急，無奈馮·布勞恩手中的最珍貴研發資源被美國先下了手，連同廠房設備、14噸資料和上百枚火箭成品都拿走了，蘇聯遲了一步。

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馮布勞恩走了，德國工業基礎還在啊。**早在希特勒死前，納粹隊伍就散了，除了馮布勞恩，其他部門頭頭都在悄悄瓜分帝國遺產留後路，所以V2導彈相關研發人員、關鍵圖紙還有全新零的組件大量散落在蘇佔區。

還有發動機、燃料箱、燃燒室以及大量配套車輛地面設備，甚至一台關鍵的陀螺儀慣性制導裝置都被蘇聯找到了，復原V2導彈完全不是問題。

但蘇聯自己加工精度不行，很多零件生產不了的，比如那台陀螺儀，性能關鍵是萬向軸軸承的加工精度，還得找德國人來。

於是，蘇聯在V2廠房現址上，用啤酒面包就招募生計困難的德國火箭專家和水平一流技術工人一共五千多人，參與V2的恢復。其中還有一條大魚，德國佩內明德導彈試驗中心控制系統負責人，赫穆特.格羅特魯，幫助蘇聯人克服了最大的軟肋。

為了充分致敬德國火箭技術，蘇聯抽調了700多技術精鋭前往德國，包括當時航空航天部門的幾大關鍵人物：無線電專家梁贊斯基、火箭專家波別多諾採夫、發動機專家格魯什科，以及我們要介紹的最關鍵人物。

謝爾蓋·科羅廖夫。1946年10月，蘇聯專家用火車帶着20枚V2導彈以及大批德國專家回到祖國，開始試射工作。由於改進了原本的設計，復原出的V2導彈在270公里射程上精度誤差只有五公里，準確度當初德國原版的三倍。

這些青出於藍的蘇聯科學家就成了未來蘇聯火箭事業的超級天團。

這就不能不談蘇聯**“動員式科研”**的體制，就是紅警裏動員兵那個“動員”，只不過現實的蘇聯什麼都動員，科學家也不例外。“動員式科研”本來是戰爭期間，政府與科學家一起建立的高效網絡。

蘇聯科學院是“科研總指揮”，由各領域大牛院士坐鎮的，直屬最高蘇維埃，掌握兩千多所高校、實驗室、設計院以及軍方各個研究機構，然後在蘇共中央領導下，與各級政府、國防工業部甚至內務部、國安部一起推動軍工科技研發，彼此關係緊密，責權密切，結成了共生體。

在這個體系中，科學傢俱有很高也很複雜的定位，既是科學院院士，也是高級軍官和軍工企業管理者，還是政治人物，直接領導軍工生產聯合體，在自己領域擁有絕對話語權，地位極高、權力極大。所以只要有牛人出現，就能把領域內的有限的資源擰成一股繩，讓蘇聯從落後的沙俄廢墟中迅速崛起為第二大工業國，在戰爭中快速迭代出先進的坦克、飛機、雷達、火箭，然後在二戰後奮起直追，“動員式科研”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

**沒有這種模式，蘇聯科技樹也不會在一連串內憂外困中茁壯成長起來。**而蘇聯科學院傳統再往前倒騰，還能追溯至沙皇時代科學院，代表着科學與政治結合的社會推動力，讓農奴社會才一步步走入現代。

總之，二戰初期，火箭科學家們從德國回來後迅速被委以重任：

科羅廖夫總體負責火箭技術、格魯什科負責發動機、梁贊斯基負責控制系統，各管一攤，科羅廖夫還與核計劃領導人庫爾恰托夫、航天計劃領導人克爾德什並稱“三K幫”，帶着蘇聯的軍工複合體悄然逆襲了自我感覺天下第一的美國人。

1948年蘇聯版的V2——R1火箭誕生。

精度1.5公里，不但承擔了科研探空任務，還在50年列裝部隊，解決了有彈無槍的問題。

1951年，R1放大版的R2火箭問世，實現了彈頭與火箭分離。

不但在保證進度的情況下讓射程翻了一倍，還讓火箭發射衞星成為可能。

R2後來出口中國，成為了東風快遞的技術起點。

可以説，科羅廖夫用R2一款火箭，**同時解決了軍事科研幾個領域的需求。**蘇聯領導層一看效果不錯，就要科羅廖夫搞射程再翻一倍到三千公里的R3火箭，希望打到英國，但由於發動機問題一直沒成功。

但無論如何，火箭發射本來就是在爆炸中積累經驗，不怕失敗，就怕沒決心。比起蘇聯人搞火箭的決心或者説求生欲，美國這邊大大小小搞出了九個火箭項目，戰術戰略科研三心二意，海軍陸軍空軍各起爐灶，還為火箭取名與女權團體吵架，漸漸被蘇聯甩在身後。

1953年，科羅廖夫射程1200公里的R5完成發射，西德和意大利的美軍基地不在話下，但還夠不到美國本土。

科羅廖夫這時突然，跟領導説，3000公里搞不出先放一邊，反正搞出來了也夠不到美國，咱們直奔8000公里！

領導一聽就不樂意了，心想科羅廖夫你小子怕是不想搞彈道彈道，而是玩太空探索吧？咱好不容易趕上來，你別給我三心二意行不行。

科羅廖夫也不虛，直接拍出設計圖糊在質疑者臉上，**告訴他們什麼叫捆綁式火箭。**此前，火箭都是V2的樣子，光溜溜的長筒分成幾級，依次分離點火，直來直去，也談不上啥設計感，而且在真空失重以及20倍音速下，對點火技術要求很高，很容易中間熄火。

科羅廖夫乾脆把四根火箭綁在主火箭上，在地面一次性點火，降低了對控制的要求，射程一下也提上去了。這就是“科羅廖夫十字”的來源。

有次赫魯曉夫來考察，直接被R7的模型被驚豔到了，科羅廖夫趁機拿出一個代表小衞星圓球，跟這位頂頭上司説，再給點錢，我就能把這個送上太空，甚至月球，給蘇聯爭個第一回來。

當時恰逢全球科學界在搞“國際地球物理年”活動，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心動了，只問了一句：**這玩意兒不會耽誤彈道導彈吧？**科羅廖夫一拍胸脯，當然沒問題。蘇聯的航天事業就此起步。

1958年8月21日，蘇聯宣佈成功用R7火箭向太平洋試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可以打到地球任何地方。這個消息被美國有意無意忽略了，但沒想到更大的驚喜在後面——**人造衞星。**1958年10月4號晚上，在距離拜科努爾發射基地2500公里的烏克蘭首都基輔，赫魯曉夫神秘邀請了一批文官武將舉行宴會，只為等待“斯普特尼克一號”從太空發出的滴滴聲，然後在美國那邊一臉震驚的反應中開開心心睡了個好覺。

蘇聯終於不再單邊捱揍，揚眉吐氣，美國從心理到物理，全面破防，倉促間發個先鋒號TV3還在電視直播下當中爆炸，把臉丟乾淨了。

對於赫魯曉夫來説，比起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人造衞星用最小的成本，獲得了最大的政治效果，但也僅止於此，並不真心希望推動太空科技競賽。

瑞典皇家科學院曾打算為首顆衞星的的設計師提名諾貝爾獎，找赫魯曉夫問誰是設計師，赫魯曉夫給了一個絕對正確的回答：

**“是全體蘇聯人民。”**當時蘇聯的火箭設計師們都是隱姓埋名，所以科羅廖夫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但也獲得了列寧獎金，卻又不准他公開佩戴勳章。

科羅廖夫沒有被這些干擾，而是繼續用發射烏龜、流浪狗、假人驗證載人航天、太空返回可行性，一步步實現自己的航天夢想。

1961年，加加林乘坐科羅廖夫由R7改進而來的東方號火箭，成為了第一個進入外太空的人類，真正開啓了太空時代。

由於返回系統不完善，加加林是從7000米高空彈射跳傘返回地球，幾天後在紅場接受人們熱情的歡迎，而科羅廖夫只能搭便車前往紅場觀看自己一手促成的盛會，有多憋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或許，從一開始，航天項目在蘇聯高層眼裏不是正途，更何況科羅廖夫還要搞更加“虛無縹緲”的登月計劃。

當年，美國宣佈要登月後，科羅廖夫就提出建造超重型N1火箭登陸月球。除了登月，科羅廖夫還表示N1還可以攜帶17枚核彈頭甚至沙皇氫彈。即便如此，蘇聯軍方還是把優先權給了切洛梅設計局，因為後者月球計劃只繞月不登月，而且切洛梅還設計了超音速反艦彈道導彈，比科羅廖夫更像自己人。

但科羅廖夫也是朝中有人，至少赫魯曉夫每次出訪或慶祝都需要他射一發助助興，最終登月計劃被分成了兩部分，科羅廖夫負責載人登月，切洛梅設計局負責飛船繞月。

在糾結的登月計劃外，還有一個致命的發動機問題。

火箭發動機的性能與燃料直接相關，而燃料主要考慮推力和比衝，推力不難懂，比衝的概念這類似於百公里油耗，比衝越大射程越遠。

擺在蘇聯人面前主要有兩種：

一是液氧+煤油，推力與比衝都不錯，但液氧温度-183度，煤油卻是常温，中間需要隔熱，而且液氧蒸發快不好儲存，要發射只能臨時加註，另一種是四氧化二氮+偏二甲肼，有劇毒，強腐蝕，推力比衝不如液氧煤油，俗稱“毒箭”，非常危險，但最大的優點都是常温液體，耐儲存，加註好了隨時方便發射。R7火箭，或者説彈道導彈，就是液氧煤油發動機，8000公里射程看似美好，發射準備時間高達32小時，人打過來你要快兩天才能反擊，沒有戰術價值，最終也只給部隊裝備了六枚，蘇聯也沒有真正的核威懾力，只是充充門面，以後也再也沒國家用液氧煤油研製導彈了。

另一邊的航天領域，R7卻衍生出了龐大的火箭飛船家族，包括衞星號、東方號、聯盟號和閃電號。不知道赫魯曉夫想起那天科羅廖夫的話，有沒有被忽悠的感覺。

所以到了研發N1的時候，科羅廖夫還是堅持要搞液氧煤油發動機，這點與馮·布勞恩想到一起去了，雖然燃料麻煩，但技術穩當。

因為載人航天對系統安全要求非常高，出事就是大事，所以發射前需要反反覆覆檢查，推遲停止是常有的事情，甚至加完了燃料後又要抽出來，而一枚加註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推進火箭，就是一個巨型生化炸彈，一旦出問題就是災難。

科羅廖夫擔心的不無道理。

1960年十月革命節前，火箭設計師楊格爾準備測試用毒燃料發動機研發R16彈道導彈，目的是取代“不務正業”的R7。

由於趕進度，沒有抽調燃料就進行檢修，引發短路提前點火，R16在發射台爆炸，幾十位技術人員與一位蘇聯元帥當場氣化，然後是大火，結果燃料有毒，無法及時救援，所以一共死了165名科研精英，楊格爾剛好煙癮犯了跑開了幾百米倖免於難。

事後，楊格爾也並沒有被追究，因為真正的原因還是領導人的急功近利與軍方的違規操作。

**畢竟“有毒燃料”實在太香了。**科羅廖夫手裏曾經有個R11項目，就是因為燃料問題不能讓紅軍高層滿意，R11就分給了另一個著名設計師馬卡耶夫，用同樣劇毒的偏二甲肼+發煙磷酸研發了著名的飛毛腿短程彈道導彈，卡車拉着就走，樹起就射，簡單方便，窮國軍隊都能操縱，大量出口成為一代名彈。

總之，對亞歷山大的蘇聯軍方來説，火箭發動機，**安全性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快速便捷把核彈和軍事衞星送上天就行。**而科羅廖夫就一直堅持使用安全高效但極其麻煩的液氧+煤油，無非就是為了載人航天，所謂N1超重型火箭可以攜帶核彈之類的，只是忽悠軍方支持的託辭。

但格魯什科負責整個蘇聯火箭發動機的製造，一直在搞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發動機，用於各種中遠程彈道導彈，也能用於航天發射。

與科羅廖夫爭月球計劃的切洛梅設計局就研發過一種洲際彈道導彈，軍方沒用，後來改成航天，演化成今天大名鼎鼎的質子系列火箭，但也因為發射失敗引發嚴重污染，所以俄羅斯也不想用了。

中國的長征二號系列也是有毒燃料，加註人員穿防護服加防毒面具，還要提前服用維生素B6。而新的長征五號也開始採用無毒安全的液氫液氧煤油做燃料。

但在當時，蘇聯的現實條件限制下，格魯什科要造毒箭，科羅廖夫要更安全的發動機，雙方矛盾激化，加之兩人還有舊恨，合作就泡湯了。

由於格魯什科掌握着蘇聯火箭發動機的產研資源，無奈的科羅廖夫只好去找設計噴氣式發動機的庫茲涅佐夫設計局，但老庫的火箭經驗有限，所以搞出了**僅僅150噸推力的NK15氧化鋁+煤油發動機湊出登月用的N1火箭。**要知道土星五號那個F1液氧煤油發動機有700噸推力，僅用四個組成第一級就夠送荷載130噸的土星五號進入太空軌道，而科羅廖夫的N1火箭第一級就用了高達30個NK15發動機，才勉強滿足送95噸荷載到近地軌道的要求。

此外由於推力充足，土星五號只需要分三級就夠了，但科羅廖夫的N1足足搞了五級，在太空分階段點火，不浪費一點推力，但也增加了控制系統複雜程度，增加了點火失敗的風險。總之，比起NASA在阿波羅登月計劃中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風格，此時的蘇聯更像是吵吵鬧鬧的一盤散沙，科羅廖夫只能盡全力撮合，勉強跟上登月節奏。

比起技術不完善，赫魯曉夫的好大喜功也讓科羅廖夫蛋疼。

1963 年，赫魯曉夫命令科羅廖夫在十月革命節前把三位宇航員同時送上天，提前壓倒準備雙人上天的美國，維持領先地位。

但科羅廖夫手上的“東方號”只夠兩人乘坐，只好極限改裝，科學設備能減就減，食物從十天減少為三天，非必要的螺絲都拆下來，航天員都沒穿航天服，才在有限荷載內勉強塞進了三個人,甚至把彈射跳傘裝備都拆下來，改成航天器整體傘降，飛船名字也改成了“上升號”。

由於這次風險實在太大，所以三名宇航員中，只有一位是常年訓練的飛行精英，剩下兩位都是三四個月突擊訓練的科研志願者。

不得不佩服，**科羅廖夫倉促間搞的設計不但滿足了領導需求，還改進了加加林跳傘着陸的危險方法，所以沿用至今。**可惜，這三位宇航員安全返回地面之前，赫魯曉夫就被逼宮，沒能親自表彰這些無畏的英雄了。

1964年，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

此時NASA已經成立六年了，美國人三步並兩步越來越近，蘇聯卻屢遭挫折。

1965年3月，蘇聯又拿下第一個太空出艙的記錄，但美國僅僅落後七個月，不但宇航員在艙外行走的時間是蘇聯人的兩倍，而且還帶了把噴射槍，自己控制方向，而不是蘇聯人那樣在太空隨便飄着，最後因為宇航服膨脹不得不提前回去。

**而最不幸的就是科羅廖夫的醫療事故。**1965年12月，長期拼命工作病痛纏身、外加當年在監獄舊傷，科羅廖夫被診斷出大腸息肉出血，元旦後五天入院手術，九天後逝世。

關於他的死亡，有説癌症有説手術事故還有更多陰謀論，但科羅廖夫被長期艱苦工作拖累的虛弱身體也註定他難逃病魔的摧殘。

**兩天後，《真理報》發出了科羅廖夫的訃告和所有榮譽，蘇聯乃至世界人民才知道這位幕後英雄。**勃列日涅夫時代，美蘇之間的科技競賽不再是赫魯曉夫的面子之爭，而是再度拉開了新的軍備競賽。

在備戰思維指引下，受優先發展重工業意識形態化的催發，蘇聯將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技術研發集中於軍工部門。

1965年蘇聯軍費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7，1979年甚至超過1/5，80%的科學技術人員供職于軍事部門或相關機構，科學院研究項目90%與軍事工業有關。

此時的蘇聯，在石油收入支撐下，軍工業空前繁榮，洲際彈道導彈數量膨脹核威懾力壓美國，第一款三代坦克T-64A主戰坦克領先西方15年，用不鏽鋼外殼的米格-25也投入生產，實現三倍音速直接讓西方對手傻眼。

**但勃列日涅夫同志與西方鬥得越起勁，蘇聯載人航天事業就越倒黴。**1967年，是蘇聯第一顆人造衞星升空十週年，也是“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為了慶祝這偉大的日子，勃列日涅夫想要以一場史無前例的“太空表演”來為這兩大重要的日子獻禮。

宇航員科馬諾夫就這樣坐着被檢查出203個毛病的聯盟一號飛船上天，返回時壯烈犧牲。

1969年，當在美國搶先將人類送上月球之後的第2年，正是由UR-500“質子”發射的“月球”16號無人探測器成功地將月壤帶回了地球，挽回了點面子。

此時的蘇聯面對第三次產業革命，把有限的資源重點放在原子能、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技術等軍事意義明顯的項目，但電子信息技術卻落後了。

還是受到冷戰心態影響，西方學者提出控制論之後，在蘇聯成了“反動偽科學”、“資產階級科學”，可想而知，蘇聯的數字化通信和半導體技術直至解體也未有突破，國產芯片遲遲無法量產，被美國徹底甩開。

畢竟按照軍工優先理念，戰場上用的可靠皮實就行，精密與高效那是滯後選項，進度誤差一公里沒關係，殺傷半徑十公里就行了，再不濟加核彈總行了吧。

然而信息技術帶來的效率質變不止作用於戰場。

比如，我們今天都在用的數碼相機，最早是來替代偵察衞星膠片的，當時美國衞星隔一段時間把膠片搞個降落傘直接拋回大氣層，再開着海軍滿大洋去撈，沒膠片了就掉下來。蘇聯海軍不行，就讓衞星拍完照直接帶着照片落到蘇聯國內，下次需要了再發射一顆上天。

早期的衞星雖然不值錢，但一發火箭至少上千萬美元，兩邊都肉疼。

70年代，美國研發了數字傳輸型光學成像技術，衞星終於不用回來在天上使勁拍就行，蘇聯也想跟上，還發一顆數字傳輸型偵察衞星，但技術不成熟，到解體了還在一發發往天上丟一次性的偵查衞星，根本耗不下去。

**難怪美國敢説是“星球大戰”把蘇聯拖垮。**同樣，信息技術的落後還直接坑了登月計劃。

原來在科羅廖夫死後，本來就設計激進的N1火箭失去了主心骨，後任者又搞不來資源進行足夠測試，所以30台發動機並聯點火最關鍵的控制系統變成了致命問題，1969年開始，三年內連續四次發射失敗，被勃列日涅夫取消，蘇聯登月計劃隨之流產。

到了70年代初，NASA按照馮布勞恩的設想，開搞航天飛機，而勃列日涅夫當局更在乎這種新型航天器在搭載核武器上的作用，擔心遭遇軌道轟炸。

**這還得了？跟，必須跟。**於是，沒有科羅廖夫的航天夢想指引的蘇聯，同樣跟着美國一頭扎進了航天飛機的巨坑中，開始了“暴風雪（Buran）”航天飛機的研發長征，比美國還先進，符合更大，載人更多，還能夠機動飛行，降落失敗還能拉起來再降，更接近真正意義上的飛機，但難度顯然更高。

從1976年到1988年，蘇聯“暴風雪號”航天飛機耗資200億盧布，相當於80年代的320億美元，但只在88年試射了一次，就迎來了柏林牆倒塌、蘇東劇變，被徹底封存了。

也就是説，美國花了2200億美元搞航天飛機，最後每發射一次價格是7億美元，而蘇聯掏空家底花了320億美元，得到的結果卻是試射一次。

比較來看，**太空競賽的結果是沒有最虧只有更虧，但蘇聯已經油盡燈枯了。**至此，蘇聯航天的故事戛然而止。

載人航天的問題只是蘇聯整體科研狀況的縮影。

儘管1950-1986年全蘇科研經費增長28.5倍，科研工作者數量增長8.2倍，在技術進步推動下，蘇聯的鋼鐵、冶金、化學、機械製造、汽車製造和船舶製造等傳統產業部門通過技術更新和改建擴建得到迅猛發展核工業、航天工業、飛機製造業、無線電工業和儀表製造業等新興產業也得以快速發展，形成了強大而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發展成就斐然。

80年代，蘇聯以全球十五分之一的人口，交出了四分之一的科研人員，三分之一的科研成果，比美國差不到哪去。

但是同時間，蘇聯的工業卻不斷拉後腿，五年增長率，從1971-1975 年的43%，下降到1976-1980年的24%，又在1980-1985年下降到20%。

要知道，蘇聯並沒有面臨過什麼製造業轉移空心化，**毛病就在科研與生產的嚴重脱節。**剛剛去見斯大林的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作報告説，蘇聯不少重大科學發現，幾年甚至幾十年都得不到應用，平均需要10到20年。蘇聯國家科委也發現，八成新研究成果只給了一家企業，**只有0.6%的新成果在5家以上推廣。**究其原因，研究所只管在蘇聯科學院的大牛們領導下，完成上級計劃任務，對特定環節負責，既不能也不需要更不太敢發揮主觀能動性，所以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一直徘徊在1/4-1/3的水平，大部分都在吃灰。

而且美國技術如果吃灰，也會有商業開發的一天，但蘇聯基本沒有市場機制，一旦被封存，搞不好真就變成灰了。

但即便蘇聯高層清醒地明白問題所在，準備在全國建立“工程中心”，讓科研單位與生產企業聯為一體，模仿NASA在美國航天計劃中的統籌作用，但為時已晚了。

直到解體，當年科羅廖夫沒有給N1火箭用上合適發動機的那種遺憾，在蘇聯科研界依舊沒能消除。

隨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推進，不同領域的交叉研究與集成化趨勢越來越強，大型高科技裝備系統越來越複雜，蘇聯那套壁壘分明的科研體系逐漸跟不上了。

只能説，蘇聯這套一直用到解體的動員式科研體制，**療效夠猛、毒性也強。**因為蘇聯科學家頂着複雜政治身份，在複雜的政局中，不得不捲入政治鬥爭，各有各的山頭，沒辦法埋頭搞科研，更會破壞不同領域的交叉合作。

比如，靠政治術語解讀遺傳科學才爬上蘇聯首席科學家位置的李森科，以一己之力禍害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物學、農學，連遠在中國的袁隆平搞雜交水稻都被李森科信徒圍攻，導致蘇聯農業科技發展緩慢，為後來的垮台貢獻了整整一牀羽絨被，至今還拖累俄羅斯的種子技術。

作為蘇聯火箭試驗的當家人，身處權力中心的科羅廖夫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

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代，**當時科羅廖夫被格魯什科污衊成所謂“破壞分子”，差點死在西伯利亞。**格魯什科也是沒辦法，因為他也被內衞部隊抓起來審問，只能拿科羅廖夫擋槍子，但兩人樑子還是就此結下，才有了後來的不合作。

當時，坦克設計師扎斯拉夫斯基、無後坐力炮發明者庫爾切夫斯基、科羅廖夫的老師、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火箭科學研究所所長克列伊梅諾夫,喀秋莎火箭炮的發明者朗格馬克還丟掉了性命。

既然環境改變不了，那就只能適應，然後為己所用。

在當初他被髮配勘察加之前，幸好他老師、轟炸機設計師圖波列夫對上級的建議科羅廖夫還有用，就把他喊了回來，一起蹲在了莫斯科的監獄裏。

但與其説是監獄，由於關進去的科學家太多，還負責研發重大任務服務前方戰事，完全就是個沒有人身自由的設計局。這種環境下成長成熟的科羅廖夫很會頂着領導壓力辦事，也始終沒有忘記把人類送入太空的夢想，終其一生在嚴峻的軍事形勢、捉襟見肘的資源以及堅定的航天夢想中間尋找脆弱微妙的平衡。

1928年，21歲的科羅廖夫第一次見到了自己偶像，現代宇宙航行學奠基人——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這位人類宇航先驅給這個後輩留下著名的火箭方程公式，以及那句終身教誨：

**“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可能永遠被束縛在搖籃裏。”**更現實一點的是，只有圍繞載人目標，航天相關技術才能更多更快速的轉變為民用科技，迅速帶來經濟效益，而不是僅僅服務於軍事政治目標。

從德國到蘇聯，從西伯利亞的監獄到莫斯科的紅場，從裝載毀滅的彈道導彈到容納夢想的宇宙飛船，科羅廖夫遊走各方中，想盡辦法為蘇聯開闢屬於人類的太空之路。

科羅廖夫的名聲死後才被傳頌，但他的功績卻在生前與一個個偉大的名字並列，與國內國外乃至地球那邊的競爭者，彼此較勁，一起推動着整個人類進入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後短短半個世紀時間裏就開啓的太空時代。

可惜，在冷戰巨大壓力下，國力捉襟見肘、只靠石油續命的蘇聯實在沒有寬裕的資源支撐這關乎整個人類的夢想了。

蘇聯，僅存在了不足70年，國運只流過歷史長河中一瞬，**但這一瞬，卻貫穿了人類科技上最波瀾壯闊的時代。**內燃革命，電氣維新，原子炸裂，世界大戰，赤潮席捲世界，霸權爭到太空。

從斯普特尼克衝出大氣層、從尤里加加林進入太空再到火星1A衝向深空的那一刻起——就算曆史指針走過千年，蘇聯留下的輝煌印記，也肯定深刻於地球文明史中。

如同科羅廖夫短暫的一生，關於蘇聯還有太多故事沒有展開就直接夭折，留下無數懸念。

有人説，蘇聯死於對理想的背叛，更有人咒罵它生於不義死於恥辱，但從人類科學的宏觀視角審視它，就會發現，無論外部壓力有多大，內部矛盾多劇烈，哪怕在大廈傾覆最後一刻，依舊有一羣固執的人撐着理想主義的旗幟，推動人類不斷前進、哪怕只是一小步。

2000年6月14日，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站在海邊，望着停工十年的瓦良格號航母滿身鏽跡，駛向東方，傷心地説：

“如果想要瓦良格號航母下水，我需要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工業軍事委員會，以及9個國防工業部門，還有600多個相關專業和8000多家配套廠家，總之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然而這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的確，蘇聯不存在了，但關於科學技術與人類未來的理想火種卻從未熄滅，而是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