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研究成果為何外流美國? 被操縱的“影響因子”暴露一個災難｜文化縱橫（下）_風聞

影響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二)**江曉原、穆藴秋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本文原載《讀書》2016年第9期）

拙文《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剝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一）》在《讀書》今年第五期刊出後，反響頗大，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也許這和“A類期刊”風波恰好在此時發生也有關係。這些反響讓我們感覺到，不妨將原先計劃中第二篇文章的寫作稍稍提前一點。

友人告訴我們，本刊第五期上的拙文已經“嚴重傷害”了某些人士樸素的感情——他們是如此熱愛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和影響因子，以至於當他們發現任何打算“詆譭”影響因子的企圖時，都會產生由衷的義憤，而拙文就被認為具有這種企圖。

**關心此事的讀者想必還記得，拙文第一篇其實只完成了一個任務——揭示影響因子游戲背後的“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的純粹商業性質。**這一點之所以有必要揭示出來，是因為國內學者、官員、管理人員和廣大公眾都長期忽視了這一點，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提請各方注意到影響因子背後的商業性質。**然而，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對拙文的質問有一個共同點：商業化就必然不公正嗎？非商業化而不公正的例子不是也很多嗎？**但是，仔細閲讀拙文第一篇，其中有任何一句話可以被解釋為“商業化就必然不公正”這樣的意思嗎？當然沒有——因為筆者並不這樣認為。事實上，那篇文章根本沒有涉及影響因子的公正性問題。既然如此，上面的質問豈非無的放矢？

**讓我們言歸正傳，本文的任務是：揭示影響因子可以如何被操弄。**先聲明一點：限於篇幅，關於影響因子游戲的種種問題，包括它的不合理、不公正之處，並非本文所能盡舉，筆者準備在下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揭示。雖然商業化並不必然導致不公正，但具體到影響因子游戲，它的這些不公正之處和商業性質之間，則既有表面的直接聯繫，更有內在的本質聯繫。所以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在閲讀本文之前有必要做好思想準備——你們熱愛的對象，行將遭到進一步的“詆譭”。

**▍**兩棲化：中國讀者不熟悉的雜誌形態《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之類的西方科學雜誌，能夠在學術江湖中獲得“頂級”的名頭，確實有一些中國公眾不熟悉的“神功”。**其中一項，簡單地説，就是讓雜誌兩棲化——既刊登學術文本（包括原創的論文以及綜述文章），也刊登各種各樣的大眾文本。**就以《自然》雜誌為例，目前它每期刊登的文章中，屬於學術文本的僅三個欄目：論文（article）、歸類於“原創研究”的通信（letter）以及綜述評論（review）。通信比較簡要，是對某項科研成果的初步介紹，論文篇幅稍長，是對某項研究工作更全面的介紹。但是一定要注意，《自然》雜誌還有另外的十五個欄目呢！它們是：

消息和評論（News and Comment）

讀者來信（Correspondence）

訃告（Obituaries）

觀點（Opinion）

書籍和藝術（Books & Arts）

未來（Futures，就是那個發表科幻小説的欄目）

書評（Book Reviews）

消息和觀點（News & Views）

洞見（Insights）

評論和視野（Reviews and Perspectives）

分析（Analysis）

假想（Hypothesis）

招聘（Careers）

技術特徵（Technology Features）

瞭望（Outlooks）

那麼，前三個欄目和後十五個欄目的篇幅比例如何？從SCI數據庫逐年統計的文章篇數來看，**《自然》雜誌目前大致是一比二，也就是説，學術文本只佔總篇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或許會使許多一直跪倒在“國際頂級科學期刊”面前的人大跌眼鏡：不會吧？按照中國讀者習慣的觀念，這樣的雜誌不就幾乎是一本“科普雜誌”了嗎？

許多人一直習慣將《自然》和《科學》當成“國際頂級科學期刊”，在他們心目中，這樣的雜誌應該是何等的“學術”！

這裏不妨先看看中國人自己辦的科學期刊，在二〇一五年的影響因子游戲中，成績最好的是《細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響因子為14.8，這僅比《自然》雜誌同年影響因子的三分之一稍稍高一點。而二〇一四年能夠“有幸”加入影響因子游戲的一百七十三份中國期刊（二〇一五年增至一百八十五份）中， 90%以上的影響因子都低於3.0，當真是瞠乎其後。**可是這些中國科學期刊都是極度、完全、純粹學術的，通常沒有任何非學術文本。那些影響因子數倍、數十倍於中國科學期刊的“國際頂級科學期刊”，難道不應該比低影響因子的中國科學期刊更“學術”數倍、數十倍嗎？**相信許多跪倒在“國際頂級科學期刊”面前的人心裏，一直就是這樣想當然的吧。“國際頂級科學期刊”怎麼可能三分之二都是非學術內容？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不僅《自然》是如此，《科學》和《柳葉刀》（Lancet）也是如此。這個名單中還可以加上《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它們都是在影響因子游戲中遙遙領先的“國際頂級科學期刊”。

再看看這幾個影響因子游戲“頂級玩家”的成績吧，下面是它們二〇一五年的影響因子數據（四捨五入保留一位小數）：

《自然》：38.1

《科學》：34.7

《柳葉刀》：44.0

《美國醫學會雜誌》：37.7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59.6

在這幾個“頂級玩家”中，説實話《自然》雜誌相對已經要算最“規矩”的了——如前所述，**它的學術文本目前好歹還佔到了約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在它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大幅變動），《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就更放得開了，它們的學術文本只佔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文章篇數）。**對數字較為敏感的讀者是不是已經開始有一點朦朧感覺了：莫非雜誌的兩棲化和雜誌的影響因子之間有着某種神秘關係？你看：《自然》雜誌非學術內容約佔三分之二，影響因子38.1；《柳葉刀》非學術內容約佔四分之三，影響因子44.0；《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非學術內容約佔五分之四，影響因子59.6……

當然，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樣簡單。這裏先看一組尚不過時的數據：

二〇一四年全球被SCI收錄的科學雜誌共八千六百五十九種，其中影響因子最高的二十種雜誌中，符合我們中國學者想象習慣的“純學術雜誌”，即只刊登原創科學論文的雜誌，只佔一種！其餘十九種雜誌中，兩棲類佔九種（上面提到的五種都在其中，《自然》雜誌名列第七）；綜述類，即全部刊登綜述文章的雜誌，佔據十種。

二〇一五年的影響因子數據已經新鮮出爐，SCI收錄的期刊增加到了八千七百七十八種，前二十名“頂級玩家”名次稍有浮沉，比如《自然》雜誌下降到了第九名，《柳葉刀》仍保持在第四名，但總體上沒有多少變化。

常識告訴我們，能夠在影響因子前二十名中佔據九席，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偶然現象，這一數據至少強烈提示了這樣一點：兩棲化是提高影響因子的“王道”之一。至於具體怎麼提高，機制如何作用，詳見下文。

中國改革開放已逾三十年，許多國外雜誌出版了中文版，中國學者在圖書館或網上閲讀國外雜誌也越來越容易了，**按常理來説，中國的讀者，中國的雜誌編輯或出版人，應該不難注意到上述“國際頂級科學期刊”的兩棲色彩，為什麼未見中國雜誌起而仿效呢？**筆者對二〇〇〇年以來被SCI收錄的中國科學期刊中影響因子前二十位的刊物做了考察，發現全部是以發表原創研究論文為主的論文類期刊。我們估計即使對目前被SCI收錄的中國科學期刊全部考察一遍，也還是相同的結果。事實上，中國幾乎不存在《自然》《科學》《柳葉刀》這種類型的兩棲雜誌（這一現象將在下文的討論中顯現出更為重要的意義）。

▍****國內對影響因子計算公式表述的普遍錯誤現在我們終於不得不面對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了。這個公式甚至在《讀書》第五期上的拙文中也沒有來得及提到。

儘管這個公式每年都會在ISI發佈的JCR報告（期刊引證報告）上被表述一遍，但國內許多學者和媒體在表述這個公式時，卻普遍是錯誤的。舉例來説，在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本文撰寫中的日子），從百度上搜索對這個公式的表述，包括“百度百科”中的表述，幾乎全是錯的（只有維基百科表述正確；至於它們為何都錯，詳見下文）。

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準確表述，當然應該以ISI每年發佈的JCR報告上的文本為準，是這樣的：

一份期刊前兩年中發表的“源刊文本”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所發表的“引用項”文章總篇數，即為該期刊當年度的影響因子數值。

這個公式從提出到今天，中間曾有過修改；公式中“兩年期限”的合理性，多年來也在學術界備受質疑和爭議。但為了保持我們思路的簡潔，這些都將留待下一篇文章中討論。此處我們先要注意的，是這個公式中分子部分的措辭。

上述公式中分子部分的“源刊文本”一詞，跡近“學術黑話”，其實就是“雜誌上刊登的全部文章”。而“源刊文本”又被區分為“引用項”和“非引用項”兩類，在通常情況下，“引用項”對應着學術文本，“非引用項”對應着非學術文本。

公式的意思是：在分子部分，它包括了該期刊上前兩年所刊登的全部文本在當年度所產生的全部引用。

這就是説，對於《自然》《科學》《柳葉刀》這類兩棲雜誌而言，佔據雜誌大部分篇數的非學術文本所產生的所有引用，都會被計入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分子值中。

這首先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自然》《科學》《柳葉刀》這類雜誌上的非學術文本，會產生SCI引用嗎？

這個問題並非沒有意義，因為對於長期跪倒在“國際頂級科學期刊”面前的人來説，他們習慣性的想象是：這些雜誌的全部篇幅都是用來刊登“高大上”的學術論文的，這些雜誌之所以有很高的影響因子，是因為它們刊登的學術論文質量高、影響大，所以人人引用。對這些人士來説，《自然》或《柳葉刀》這樣的雜誌上，竟然會有三分之二以上甚至五分之四的文章是非學術文本，已屬難以想象；更難以想象的是，這些非學術文本（比如十一歲小姑娘寫的幻想小説），難道也會產生SCI引用？答案竟是肯定的。▍****兩棲雜誌上非學術文本對影響因子的直接貢獻上述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關於“引用項”和“非引用項”兩類文本的區分雖然至今仍不無爭議，但對於公式中的分子部分則一直沒有爭議，因為規則定得非常簡單明確：所有文本（即無論是“引用項”還是“非引用項”）所產生的引用全部計入分子。

加菲爾德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版JCR報告，最初確立上述分子規則時，理由是“非學術文本很少會被引用”。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八一年一篇介紹《自然》的文章中，他自己開列了一九六一至一九八〇年間雜誌被引用排名前二十的物理學文章，其中就有一篇被引一百九十六次的文章屬於“非引用項”，這就表明，**《自然》上“非引用項”也能產生可觀的引用次數。**關於“非引用項”對影響因子的貢獻，多年來一直受到學界詬病。二〇〇五年加菲爾德受邀出席在芝加哥舉行的同行評審及生物醫學出版國際會議，做了題為《影響因子的歷史及其意義》的報告，其中他為自己制訂的規則辯護，這次他提出了兩條理由：

第一，“非引用項”雖然也會被引用，但主要集中在文章發表的當年，所以不會對影響因子的計算結果產生明顯影響（因為上述公式中需要計入的是文章發表後第二、第三年產生的引用）。

第二，影響因子公式儘管包括了“非引用項”的被引用次數，但只會對小部分雜誌的影響因子產生相當有限的影響——他估計的幅度在5%—10%。

但是加菲爾德在上述報告中，並未提供任何數據來支持他的辯護。沒有數據支持，他的辯護是否可信？學術界當然不會人人都信。事實上，已有學者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他們用實際數據表明：加菲爾德上述兩條辯護理由都不能成立。

先看學者海內伯格（P. Heneberg）二〇一四年發表的研究成果：他選擇了十一家高影響因子刊物——

《自然》

《科學》

《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

《自然免疫學》（Nature Immunology）

《科學信號》（Science Signaling）

《細胞》（Cell）

《細胞代謝》（Cell Metabolism）

《細胞幹細胞》（Cell Stem Cell）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美國醫學會雜誌》

《柳葉刀》

測算它們二〇〇九年發表的各欄目文章，在當年度和接下去兩年的被引用情況。結果表明，加菲爾德的第一個辯護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這些期刊上非學術文本，比如“社論”“讀者來信”“消息”，甚至“更正”之類，**在發表後第二、三年度產生的有效引用，普遍明顯高於當年度的引用。也就是説，這些引用必然對影響因子的計算結果產生明顯影響。**另一項研究成果則明確否定了加菲爾德的第二條辯護理由。一九九六年，學者莫伊德（H. F. Moed）等人為了驗證ISI關於“可引用項”定義的合理性，挑選了一九八八年的三百二十份SCI期刊，將“非引用項”的引用次數從影響因子算式分子中完全排除，對“可引用項”（文章、評論和技術通信）的影響因子進行單獨計算。**結果表明，其中一些刊物上的“非引用項”欄目，其實對影響因子有着很大貢獻。**文章着重列出十家知名雜誌（包括《自然》），它們的“非引用項”對影響因子的貢獻，比值在6%—50%。其中《自然》算是非常小的，也有11.28%，**而《柳葉刀》則高於50%，十家雜誌中有九家大幅超出了加菲爾德所宣稱的5%—10%的限度。**值得注意的是，莫伊德等人的論文，發表於加菲爾德二〇〇五年的報告之前九年，而且頗有影響，“谷歌學術”統計顯示它在正式刊物上被引已達兩百餘次。但奇怪的是，加菲爾德在報告中對莫伊德等人研究的結論居然隻字未提——很難想象加菲爾德會對此一無所知，因為僅僅一年之前（二〇〇四），加菲爾德和莫伊德兩人還合作發表過論文！

**▍****操弄影響因子的捷徑：減少分母！**上一節只是揭示了兩棲化雜誌上的非學術文本對於雜誌影響因子的直接貢獻，而實際上兩棲雜誌的這些非學術文本，對於影響因子還有非常重要的隱性貢獻，本文暫且將其放上一放。但是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心中可能仍然不服，他們的義憤正在一系列設問中醖釀起來：好吧，就算我們頂禮膜拜的“國際頂級科學期刊”《自然》《科學》是兩棲化期刊，就算它們的影響因子中有非學術文本的貢獻，那總還有學術文本的貢獻吧？就算非學術文本對《柳葉刀》影響因子的貢獻高達50%，那至少還有一半來自學術文本吧？再説了，兩棲化又怎麼了？兩棲化就不公正嗎？

筆者當然也可以故伎重演，反問在本文中有任何一句話可以被解釋成“兩棲化就不公正”這樣的意思嗎？當然沒有。不過在影響因子這個問題上，規則到底公不公正，到底什麼是公正，請先拋棄成見，請先壓抑一下對影響因子熱愛的情懷，看看下文再下結論。

筆者在上一節已經指出，國內對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表述普遍是錯誤的。想想許多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其實連自己熱愛的對象是什麼都沒搞清楚，也真是夠悲摧的。而造成這種普遍錯誤的根本原因，則是因為在中國不存在兩棲化的雜誌，所以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表述者們，都想當然地將分母中的“引用項”數等同於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數。

也就是説，對於中國雜誌而言，如果是學術雜誌，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的全部文本都是“引用項”，所以“源刊文本”數就等於“引用項”數；而如果它不是學術雜誌，那它的“引用項”就是零，因而也就不可能加入影響因子游戲——因為這將導致在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分母為零。

中國人將公式理解錯了，但洋人們可沒理解錯，尤其是那些影響因子游戲的“頂級玩家”，它們不僅正確理解了公式，而且從公式中看出了操弄影響因子的捷徑！

根據公式，影響因子是一個分數值，要將一個分數值變大，途徑當然有兩條：一條是增加分子的數值，在影響因子游戲中，就是設法追求更多的引用；**而另一條則是減小分母的數值——在影響因子游戲中，這可以通過減少“引用項”數量來達到。**為此筆者考察了被中國學界頂禮膜拜的《自然》雜誌。簡而言之，《自然》雜誌大幅提升影響因子的捷徑之一，**就是利用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的分母規則，逐漸減少“引用項”（即學術文本）的數量。**對《自然》這樣的週刊而言，它還有先天的優勢—龐大的發表數量，使得它可以在不引人關注的情形下，逐年減少引用項數量。如果把多年數據進行逐年統計和對比，結果頗為驚人，數據表明：從“科學情報研究所”（ISI）開始出版JCR報告至今，《自然》雜誌一直在持續減少“引用項”的數量，從一九七四年的一千五百零二篇，減少到二〇一四年的八百六十二篇。

與引用項大幅減少形成鮮明對應的是，過去四十年裏，《自然》雜誌的影響因子一直在逐年攀升，一九七四年為2.3，二〇一四年為41.5。對應《自然》雜誌的影響因子排名，一九七四年位列第五十五，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躍升，一九九〇年至今一直穩居前十的位置。

減少學術文本數量可以提升影響因子，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並非僅《自然》一家有此做法。據二〇〇七年《皇家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Society of Medicine）上的一項研究，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五這十餘年間，《內科學年鑑》（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美國醫學會雜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澳大利亞醫學雜誌》（Medical Journal ofAustralia）、《加拿大醫學聯合會雜誌》（Canadian MedicalAssociation Journal）等著名醫學期刊，**學術文章數量都在逐年大幅下降。**這項研究還考察了一個學術文本數量直接左右影響因子的典型案例：《柳葉刀》的學術文本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這三年間曾大幅增加，結果《柳葉刀》影響因子隨之大幅下滑，從一九九六年的17.9下降到一九九九年的10.0，排名則從第二十名下降為第五十六名。

《柳葉刀》主編後來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談論此事，説此事純屬意外。一九九七年雜誌把原本不計入影響因子公式分母的“通信”（letters），分為讀者來信（Correspondence）和研究通信（Research Letters），前者不計入公式分母，後者由於走同行評審程序，ISI就將其歸為“原創論文”計入分母，這直接導致雜誌的“引用項”數量大幅增加。

《柳葉刀》二〇〇〇年原本計入“引用項”的數量是八百二十一項，經與ISI討價還價“溝通”之後，“糾正”為六百八十四項。此後《柳葉刀》及時進行“矯正”，大幅削減學術文本數量，影響因子隨之一路回升，二〇〇〇年為15.0，二〇〇五年升至23.8，二〇一四年高達44.0，躋身影響因子游戲“頂級玩家”之列。而二〇一四年《柳葉刀》的“引用項”已經減少到只剩二百七十一項了。

**▍****另一奧妙：減少哪些學術文本？**實際上，雜誌在“利用兩棲性質減少學術文本以提升影響因子”的策略實施過程中，還另有隱性機制作用於其間：既然決定減少計入分母的“引用項”文章，當然就可以儘量減少以往低引作者或低引主題的文章，而這一點完全可以通過考察該雜誌前幾年學術文本的引用情況來做到。例如，《自然》雜誌二〇〇五年就曾發表過一項統計表明：二〇〇四年《自然》雜誌89%的引用數是由25%的文章貢獻而得。二〇〇二和二〇〇三年《自然》共發表約一千八百篇引用項，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文章在二〇〇四年被引超過一百次——排名第一的文章引用超過一千次，其餘絕大部分被引都少於二十次。

**上述統計結果還表明，論文引用和學科類別直接相關，從二〇〇三年度《自然》發表的論文來看，熱門領域如免疫學、癌症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的論文，引用在五十至二百次之間。而冷門專業如物理學、古生物學和氣候學，論文引用通常少於五十次。****所以，雜誌完全可以多登高引文章，少登甚至不登低引文章。**這裏需要特別補充一點：一本雜誌要實施上述“自主選擇”，前提條件是，它不能是國內學者想象中的“學術公器”—匿名審稿並由編委會決定稿件的刊用與否。而《自然》這樣的雜誌恰好不是這種“學術公器”。

《自然》雜誌現任主編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在《〈自然〉百年科學經典》一書的前言中，對中國讀者説了一段“掏心掏肺”的大實話，對於我們理解《自然》雜誌的性質非常有幫助：

我們在編輯方針上是獨立的，我們應當發表什麼內容由我們自己來判斷。……但我們沒有編委會，所以我們經驗非常豐富的編輯人員可以不受約束地就哪些論文會對不同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做出自己成熟的判斷。完全獨立的另一個好處是，在判斷我們的讀者喜歡閲讀什麼樣的內容時，我們可以不必苛求意見一致，我們的學術思想可以更加靈活。

這段話的要點是：《自然》雜誌並非國內通常意義上的學術刊物——因為它既不實行學術同行的匿名審稿制度，也沒有編委會。

▍討價還價和黑箱操作上文《柳葉刀》案例中，同一類型的文本，歸入“通信”欄目就不算“引用項”，歸為“研究通信”欄目就算“引用項”，還暴露了影響因子規則存在的另一漏洞：兩棲刊物欄目繁多（比如《自然》目前就有十八個），而各刊物對欄目的命名並不統一，除了“綜述評論”和“論文”之外，ISI對刊物其餘欄目是否歸屬“引用項”，界定並不明確。

《自然》和《科學》雜誌就都有這種情況，加菲爾德在早年文章中，曾專門指明，除“評論”之外，《自然》歸為“引用項”的欄目是“論文”和“通信”，《科學》歸為“引用項”的欄目是除“評論”之外的“論文”和“報告”（report）。而對《科學》上的常設欄目“通信”不算為“引用項”的做法，加菲爾德的解釋是：“不可將《科學》的‘通信’混同《自然》的‘通信’，因為後者相當於《科學》上的‘報告’。”

按實際發表內容而不僅憑名稱來決定欄目歸屬，雖合乎情理，但問題在於，由於人力的限制，ISI很難仔細甄別所有兩棲刊物的每一期、每一欄目，這就為刊物提升影響因子留下了操作空間。

二〇〇六年，美國《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雜誌》（PLOS Medicine）在題為《影響因子游戲》（The Impact Factor Game）的文章中披露，雜誌二〇〇五年首次被SCI收錄的時候，他們曾通過郵件、電話、面談等方式展開説服工作，試圖讓其時已歸屬湯森路透旗下的ISI少算分母項，而類似做法在行內已是公開秘密，“編輯們都試圖説服湯森路透減少雜誌的分母數，而公司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之於眾”。幾番接觸下來，他們意識到，除原創論文之外，湯森路透公司對餘下哪些文本應該歸入“引用項”，完全含糊其辭。《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雜誌》的情形是，分母項如果只包括原創論文，影響影子將達到11，如果將所有文本全部包括在內，影響影子將直降為3。從最終結果來看，雜誌的這番討價還價似乎產生了效果，二〇〇五年它的影響因子是8。照這樣看，為了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分母數值大小，和湯森路透討價還價的事是經常發生的。計算公式雖然年年在JCR報告上公開表述，但具體到某本雜誌，其中的分母數值到底怎麼計算，卻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而湯森路透是不會將計算過程公之於眾的。

如果《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雜誌》所言，期刊和湯森路透公司之間“討價還價”的做法已如此普遍，公司又堅持黑箱操作，則其間是否存在“權力尋租”性質的問題，很難不引人遐想。比如，我們可不可以進一步設想，作為一家精明的商業公司，這樣的規則漏洞有沒有可能是“科學情報研究所”最初有意留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