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研究成果為何外流美國? 被操縱的“影響因子”暴露一個災難｜文化縱橫(上）_風聞

江曉原、穆藴秋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導讀】長期以來，以“影響因子”為學術價值衡量標準的風氣，在學術界十分盛行，人們對一風氣也詬病已久，爭議主要集中在“SCI和影響因子是否合理”和“不依賴SCI和影響因子，我們能依賴什麼”兩個問題上。在本文作者看來，以上兩個問題都偏離了要點，真正重要的是追問：為什麼我們最優秀的科研成果不能在本國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作者指出，“影響因子”遊戲所影響的世界分為三個部分：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是最大的獲利者，他們在權威期刊評價體系中佔盡先機，坐擁市場暴利；非英語的西方國家是遊戲的小玩家或旁觀者，玩不玩這一遊戲都無所謂；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卻由於盲目的“影響因子”崇拜，正在陷入一場巨大的學術災難。崇拜的根源，是第三世界的科技管理者普遍希望本國科學界在西方主導的世界裏“跟得上趟”，因此鼓勵、甚至催促本國科學家們在“國際頂級科學期刊”上多發文章。這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三種嚴重的學術災難：一是本國最新、最頂級的科研成果，首先被用英文寫成，提升了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的雜誌質量，卻不能及時被本國公眾接觸、瞭解和應用；二是不利於本國期刊的發展，本國學術雜誌由於長期缺乏最新最好的成果刊載，而失去讀者和未來更多的優秀稿件，陷入惡性循環；三是鉅額的本國科研經費作為發表費用持續流向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期刊的囊中，卻沒有對本國科學家的國際聲譽或國際交流做出實際貢獻。作者認為，在這樣的困境下，發展中國家要謀求真正的出路，必須另外製定一套不同於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學術規則和標準，並且儘快在國內推廣使用。**本文主文部分原載《編輯學刊》2020年第3期，原標題為《為何影響因子崇拜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災難》；延伸閲讀部分原載《讀書》2016年第5期和第9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為何影響因子崇拜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災難？（本文原載《編輯學刊》2020年第3期）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引爆了一波對SCI和影響因子關注的熱潮。從已有的大量相關急就章來看，人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SCI和影響因子是否合理”和“不依賴SCI和影響因子我們能依賴什麼”這兩方面，而這恰恰偏離了要點。

要點是什麼呢？要點是——科學家應該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此事説來話長，但其理至明，本文擬簡要述之。▍****SCI和影響因子游戲面對的三個世界首先，當然應該先解決“SCI和影響因子是否合理”這個問題。本文作者近年來的一系列工作已經集中解決了這個問題，結論基本上可以概述為：SCI和影響因子游戲並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引發的問題非常嚴重。

人們當然希望決定我們應不應該依賴SCI和影響因子。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做出“應該”或“不應該”這樣簡單的選擇。因為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合理性問題，以及它們引發的後續問題，對於世界各個部分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説，加菲爾德發起的SCI和影響因子游戲，面對的世界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非英語的西方國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於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來説，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相當合理，雖然也存在問題，但無傷大雅，甚至只是瑕疵而已。這部分國家是SCI和影響因子游戲最大的獲利者，尤其是美、英兩國——美、英科學期刊不僅辦刊水平一流（兩國SCI期刊合計5000餘種，佔比超過全球一半），在權威期刊評價體系中佔盡先機，學術出版巨頭更是坐擁市場暴利，競爭力在全球範圍遙遙領先。

**對於非英語的西方國家來説，SCI和影響因子游戲不很合理，因為這個遊戲只對英文期刊開放。但由於自己已經是發達國家，所以這個遊戲不讓玩也無所謂。**況且實在想玩也可以辦些英文雜誌去玩一玩，有的國家英文雜誌還辦得不少，比如荷蘭、德國、法國、瑞典、日本等國家，儘管SCI期刊數量和美、英差距明顯，但其中也有影響因子較高的期刊。這部分國家基本上可以説是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小玩家或旁觀者。而對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説， SCI和影響因子游戲不僅很不合理，而且正在越來越成為一場學術災難，科學期刊普遍處於急欲自救卻不得其門徑的困境中。****▍****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的應對思路為什麼是這樣呢？**原因很簡單：第三世界的科技管理者（他們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從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留學歸來的），普遍希望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科學家羣體在西方世界面前能夠“跟得上趟”。**而在SCI和影響因子游戲面前，“跟得上趟”意味着什麼呢？在他們眼中有兩條路：**第一條路：自己辦英文雜誌，努力獲得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入場券，加入這個遊戲並且設法取得好成績。**在實際操作中，這條路是“望山跑死馬”的漫漫征途，第三世界國家新辦的英文雜誌要想在這條路上出人頭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只要指出下面兩點，就足以想見這條路的艱難：目前中國人辦的英文期刊中有接近200種加入了SCI和影響因子游戲，其中影響因子最高的一種達到了17，而這已經是“史詩般的成就”，它的影響因子在第三世界國家的SCI期刊中已經是一騎絕塵了。但是現今全球9000多種SCI期刊中，常年盤踞在前20名的“國際頂級科學期刊”中，**目前最高的影響因子是223.68，最低的也有34.65！**在影響因子前20名的期刊中，《自然》（Nature，目前影響因子43.07）在2019年慶祝了它創刊150週年，而《柳葉刀》（Lancet，目前影響因子59.10）在2020年迎來了它創刊200週年的慶典！如此悠久的傳統和品牌，在出版資源、作者人脈、社會知名度等等方面的積累，豈是第三世界國家新辦的刊物所能望其項背？

既然第一條路漫長無際，那就剩下第二條路了：用政策鼓勵、驅使自己的科學家在“國際頂級科學期刊”上發文章，發得越多越好。而這正是造成災難的原因！****▍****對第三世界國家期刊的災難性後果先想一想，“國際頂級科學期刊”在哪裏？在SCI和影響因子游戲中，盤踞影響因子前20名的期刊已經多年不變（只是每年在影響因子前20名內排名稍有變化），其中美、英兩國的期刊基本上平分天下（20家期刊中Nature及其子刊竟佔了10家）。

**這個富有象徵性的事實表明：幾乎所有高影響因子的期刊都在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所以第二條路實際上就是：要求本國的科學家拿着本國納税人的錢，將在本國做出的最好的科研成果，去發表在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的雜誌上。****這種政策長期推行的惡果是：****第一，本國最新、最頂級的科研成果，首先被用英文寫成，用來提升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的雜誌質量，推高這些雜誌的影響因子，卻不能及時被本國公眾接觸、瞭解和應用。**比如中國作者關於在2019—2020年之交新冠肺炎疫情的論文，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和《柳葉刀》上，就未能被國內有關人士和媒體、公眾及早注意到。**第二，長此以往，本國的科學雜誌因為缺乏最新最好的成果刊載，就更加缺乏讀者，也就更加沒有作者願意將優秀稿件投給它們。**本國的科學期刊將在這種惡性循環中萬劫不復。第三，為了能夠在國外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文章，還有鉅額的本國科研經費，作為發表費用，持續流向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期刊的囊中，更不用説境外那些以騙錢為目的的“掠奪性期刊”每年騙走的鉅額科研經費了——本文作者的研究表明，這些“不明不白之冤錢”既沒有提高中國科學家羣體的國際聲譽（不損害就算萬幸了），也沒有起到所謂的“國際交流”的任何作用，只是給外國騙子們留下“中國人傻錢多”的惡劣印象而已。對此我們可以剖析在巴西——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實際事例，以見一斑。

▍****巴西教育部的政策實例2009年，巴西高等教育發展聯合委員會頒佈實施新的學術考評制度“科技文獻評級系統（QUALIS）”。官方的解釋是，為了對巴西的科研項目成果展開更有效的評估。

該“科技文獻評級系統”以美國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當時還在湯森路透旗下）每年發佈的“期刊引用報告（JCR）”中的影響因子排名為主要標準，把巴西各學科論文發表期刊分為A、B兩級共7檔，每3年考評一次，用這種期刊分等的方式來評估巴西接受資助的研究項目發表成果的等級。

2000年巴西SCI期刊有14份，2008年增加至28份，其間直到2006年，才有2份醫學期刊影響因子超過1.0。在新制定的評級系統中，巴西本土醫學期刊幾乎全部處在最低的三個等級中（B3以下）。

顯而易見，在新的評級系統導向下，研究者為了在評估中獲得高分，只能將論文投向高影響因子的歐美醫學期刊，這對本來已處劣勢的巴西本土醫學雜誌而言不啻雪上加霜，它們被推落到一個惡性循環之中：由於在本國的分級體系中處於“墊底”位置，雜誌肯定得不到優質的論文稿源；沒有優質稿源，雜誌的地位就會進一步下降……如此循環往復，本土期刊還有出頭之日嗎？

巴西教委官方則表示，他們已經考慮到了這一後果，並且已有相應的彌補措施，措施竟是這樣的：設置各個等級之間的換算：2篇B1論文=1.2篇A1論文，1篇B1+1篇A2論文=1.4篇A1論文，3篇B2論文=1.2篇A1論文……如此等等。**但這種換算關係，進一步強調了巴西本土科學期刊的“劣等刊物”身份，完全是對巴西本土期刊的制度性羞辱。**巴西“科技文獻評級系統”一頒行，立刻引發巴西科學期刊主編們的集體抗議。他們認為教育部把影響因子作為考評標準，是極為武斷粗暴的做法，根本不考慮巴西本土科學期刊的發展。而巴西教育部官員辯解稱：“世界上幾種有影響力的學術評級系統，都把影響因子作為主要參考指標。”在這樣的辯解中，希望在西方世界面前能夠“跟得上趟”的奴化心態躍然紙上。****▍****巴西期刊界的集體抗議次年（2010年），巴西期刊界反對“科技文獻評級系統”的意見聲勢浩大，60家科學雜誌的主編聯名請願，並在各自期刊上同步發表了倡議書：“QUALIS期刊分級標準——迫切需要改變的標準！”

這份倡議由巴西期刊編輯、研究項目基金會、科學研究人員三方代表共同提出，他們對説服巴西教育部改變QUALIS體系下的期刊分級標準還抱有最後一絲希望，提出8條倡議：

1.對巴西期刊的評價體系中，不應把影響因子作為學術水平的唯一評判標準。

2.不同學科的專業特性應該得到充分的考慮和尊重。

3.巴西學術出版主要從大學及科學學會獲得支持，這和歐美以私營出版為主不同。

4.巴西期刊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激勵，要點如下：對期刊主編支付更優厚的報酬；對期刊給予更大的資金支持；採用更全面的標準評判期刊優劣；提升巴西期刊的國際能見度；把支持和激勵措施具體落實到每份期刊。 

5.推動巴西科學期刊的國際化。

6.期刊在QUALIS評價體系中實行一年一評。

7.巴西相關科學學會應積極參與教育部制定學術評估標準的過程。

8.學者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發表論文外，還應在一定比例的巴西刊物上發表論文。

上述倡議中，有些是實施細則。第3條強調了巴西學術出版主要依靠國家層面的撥款和資助——這種情況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其中真正核心的意見是第1和第8條，第1條敦促巴西教育部收回成命，第8條提出了具體可行的建議——本國學者發表論文時須兼顧國際、國內刊物。事實上，這條建議如果能夠得到施行，巴西本土科學期刊的災難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緩解了。可惜的是，事情的結果恰恰相反。

60家期刊公開聯名請願，可謂聲勢浩大，但非常奇怪，本文作者查閲文獻的結果，卻發現巴西學界對此事的討論至此戛然而止，教育部是如何回應的？一個非常大的可能是，巴西教育部將此事“捂”下去了。

▍****巴西教育部一意孤行的後果巴西教育部堅持推行“科技文獻評級系統”之後，不出幾年，後果已經顯現。

2014年5月，巴西聖保羅大學舉行了首次中國—巴西科學期刊出版交流活動，巴西代表向中國同仁介紹他們的期刊建設成效：2003年巴西有SCI期刊17份，2013年增至107份，增長720%，其間推行“科技文獻評級系統”，巴西SCI期刊數量從2008年的28份大幅增至2009年的65份，次年進一步增至89份。

巴西代表試圖以上述數據來證明，巴西教育部推行“科技文獻評級系統”對本國學術期刊建設起了促進作用。然而，上述數據背後隱藏的真實情況卻並非如此。

**巴西代表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在全球SCI期刊數量逐年增加的情況下，即使將SCI期刊數量視為一個國家期刊建設的指標（這樣的指標並不合理），只看SCI期刊的絕對數量也不能準確反映該國的期刊建設成績。**SCI期刊名單每年都在變動，總體趨勢是逐年增長。ISI公司宣稱：他們當前每年大約會收到3500份雜誌的申請，入選率一般控制在10%～12%。

據2006—2016年的數據，這期間SCI期刊每年的實際增長約為200份，但其中2009和2010兩年出現了罕見增幅，分別增加了767份和688份——而巴西SCI期刊數量大幅增長恰好出現在這兩年！所以從全球背景來看，將此結果歸功於巴西“科技文獻評級系統”的實施顯然不合情理，實際上只是這兩年全球SCI期刊罕見增幅造成的水漲船高效應。

不僅SCI期刊數量逐年增長，全球SCI期刊的影響因子值，整體也是持續增長的。舉例來説，2009年《巴西生藥學雜誌》（Brazilia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的影響因子為3.4，在全球SCI期刊中還能排名961位，但由於整體水漲船高的結果，影響因子3.4的期刊到2017年只能排到1731位了。巴西本土最頂尖的SCI期刊，以全球平均水平而言，其實是處於下滑趨勢中。

巴西“科技文獻評級系統” 實施以來，更嚴重的惡果，也是當年聯名抗議的主編們最擔心的事情，已經明顯出現——巴西優秀學術論文幾乎完全流失國外！

本文作者對2017年度巴西學者發表的SCI熱點論文和高被引論文數據進行系統整理後顯示：2017年巴西共發表SCI論文5.3萬篇，其中熱點論文65篇，分佈在全球43家刊物上，排名前4的刊物分別是：《柳葉刀》8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6篇，Nature雜誌5篇，《物理學評論通信》4篇；高被引論文355篇，分佈在全球208家刊物上，排名前4的刊物依次為：《柳葉刀》19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2篇，《物理學評論通信》12篇，Nature雜誌10篇。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年巴西的熱點論文和高被引論文，沒有一篇發表在本土刊物上！

值得警醒的是，中國科學期刊也幾乎是同樣狀況！據2017年《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中的數據：2007—2016年，中國作者發表高被引論文18974篇，佔同期全球高被引論文總數的14.33%，但在中國本土期刊上發表的高被引論文只有447篇，僅佔同期中國作者高被引論文數的2.3%。****▍****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出路當初加菲爾德發佈SCI報告（1964），發起影響因子排名遊戲（1975），他多半沒有想到他搞的這一套東西居然會極大地改變全球的學術生態。從我們現有的研究結果來看，加菲爾德應該並無符合陰謀論的動機，但是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就來説，卻在實際上產生了非常符合陰謀論的效果。

近幾年來，本文作者對SCI期刊和影響因子研究成果次第問世，產生了相當範圍內的影響，經常有人問道：你們説SCI和影響因子游戲不合理，那合理的評價指標在哪裏？如果我們不再依賴SCI和影響因子，那你讓我們依賴什麼？

事實上，上面這種問題的提問思路，完全偏離了問題實質上的重點！

先讓我打一個也許不太貼切的比方：如果有人用核武器威脅訛詐我們，我們除了指出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反人類性質的道德缺陷之外，出路是什麼？難道是去研發一種盡善盡美毫無道德缺陷的武器嗎？不，我們的出路是搞出自己的兩彈一星。

更何況，正如我們在上文強調指出的，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合理性問題，不能籠統地給出回答，必須針對世界的三個部分分別考慮和回答。許多人在論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地將SCI和影響因子游戲在美國和英語西方國家的合理性強加給世界的另外兩個部分，這不僅荒唐，而且非常天真。

**所以，只要考慮到SCI和影響因子游戲面對的“三個世界”，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出路就是顯而易見的——必須搞一套自己的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規則和標準，並且儘快在國內推廣使用。**只要這套自己的標準沒有比現有的SCI和影響因子游戲更不合理，就應該立即使用，哪怕它仍然有着現行SCI和影響因子游戲的種種問題。而事實上，建立一套新規則和新標準時，迴避或改善舊規則舊標準中的一些問題，通常是可以做到的。希望教育部、科技部2020年2月的文件，能夠開始扭轉中國目前的局面。

— 延伸閲讀 —“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一)✪  江曉原、穆藴秋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本文原載《讀書》2016年第5期）

▍****影響因子在當今中國的聲勢期刊的所謂“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在中國當下的期刊評價體系中,特別是在科技期刊評價體系中,已經被推崇到荒謬的高度。舉例來説,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如今在許多中國學者心目中絕對是高居神壇,而它之所以被學界捧上神壇,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風靡全球的“影響因子”遊戲中,長期遙遙領先——二〇一四年它的“影響因子”高達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幾乎可以這樣説,對《自然》的迷信和崇拜,就是對期刊“影響因子”迷信和崇拜的表徵。

這種迷信和崇拜可以達到什麼程度?看一個例子就可見一斑: 據二〇〇六年《自然》雜誌上題為《現金行賞,發表獎勵》的文章中説,**這年中國科學院對一篇《自然》雜誌上的文章給出的獎金是二十五萬元人民幣,而中國農業大學的獎金高達三十萬元人民幣以上,這樣的“賞格”讓《自然》雜誌自己都感到有點受寵若驚。**在當前國人的錯誤認識中,普遍將期刊“影響因子”看成理所當然的權威學術評估手段,視為一種“學術公器”,用於衡量個人、學術團體、研究單位,甚至國家的整體學術水平。許多科研機構的管理部門,長期強調並用各種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員儘可能將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高影響因子刊物上,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要求不僅在學理上極為無理,而且正在實際上對中國學術造成極大傷害。

▍****影響因子的商業性質一位《中國科學報》的資深女記者,在和我們討論有關問題時, 曾非常自然地問:“影響因子”難道不是國際科學界對科研成果公認的最客觀評價嗎?她這樣問,當然反映了她對“影響因子”公正性的深信不疑。讓筆者稍感吃驚的是,在我們的思想認識中,作為一位《中國科學報》的資深記者,她按理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着比一般公眾及文科學者更為專業和清醒的認識。結果我們看到連她這樣的專業人士都受害如此之深,可見“影響因子”的神話已經誤人到什麼程度了。

**當時我們忍不住告訴她：你要是知道“影響因子”其實是美國一傢俬人商業公司推出的一項盈利產品，你就不會那樣問了!**非常奇怪的是,國內學界對期刊“影響因子”的歷史形成過程, 幾乎沒有人去關注,而且幾乎完全沒有人注意到它純粹的商業性質。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人們普遍從一開始就是跪倒在“影響因子”面前的,將它誤認為是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

讓我們先“劇透”一點調查結果:“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簡稱是ISI )逐年發佈的“科學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CI)和“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簡稱JCR),被當今科學界視為兩種最權威的學術評估數據。SCI可用來檢索科學論文被引用的情況,JCR本質上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於對SCI(後來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後得到的結果,就是期刊的“影響因子”。許多人誤以為它們是由“國際權威科學機構”發佈的,而實際上這家“科學情報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業公司,一九九二年又被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購。只是ISI的這一性質,多年來一直不太為普通公眾和許多學界人士所知。

但是且慢,“科學情報研究所”難道會是私人商業公司嗎?

是的,對於習慣於“循名責實”、“名實相副”的中國公眾來説,這太出人意表了。但是別忘記,這家公司是在美國。公司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爾德學會”的名稱,聽上去有點“偽學術”味道,但在一九六〇年改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之後,聽起來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學機構了。晚年的加菲爾德功成名就之後,對於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用那麼諱莫如深了,**他曾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認, 他要的就是這種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特別是在國外,‘科學情報研究所’這樣的叫法,很容易被當成一家非營利機構。”**但在美國,他這樣做並不違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條規,而在中國公眾所習慣的觀念中,那甚至有可能涉嫌欺詐了。我們知道,對於長期跪倒在“影響因子”面前的人來説,僅僅指出它是由一傢俬人商業公司發佈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動搖他們對“影響因子”的崇敬之情,要真正理解“影響因子”的商業性質,就有必要進一步瞭解它的前世今生。

▍****尤金·加菲爾德的創業SCI和JCR這兩種數據行用半個世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國際科學界的學術生態和發表機制。他們的創立者尤金·加菲爾德不管歷史功過如何,已經足以名垂青史。

加菲爾德一九二五年生於紐約布朗克斯區,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化學學士學位(一九四九)和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一九五四),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結構語言學博士學位(一九六一)。一九五六年,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加菲爾德已經註冊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產品《目錄快訊》(Current Contents,簡稱CC),是一種對管理類雜誌目錄進行定期彙編的小冊子。除了零售散賣,貝爾實驗室(Bell Lab)成為他的第一家企業用户。加菲爾德後來回憶,為了完成貝爾的訂單,需要先投入五百美元作為印刷費,而這在他白手起家的早期不是一筆小數目,他從私人銀行貸款才勉強渡過難關。

一九六〇年加菲爾德迎來了他事業的轉折點。這年他將公司改名“科學情報研究所”,與美國國家健康學會合作,獲得國家科學基金(NSF)三十萬美元,共同承擔建設“基因文獻引用索引庫”(Genetics Citation Index)項目。該項目對一九六一年二十八個國家出版的六百一十三種期刊兩萬冊以上的一百四十萬條參考文獻建立引用索引,進行編目,最終結果共五卷,其中基因類文獻引用索引獨立成一卷。一九六三年該項目順利結項,加菲爾德原指望國家科學基金繼續提供資助,將餘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請未獲批准。加菲爾德於是決定自己來幹,獨立出版,並將五卷統一命名為“科學引用索引”,即科學界現今奉為圭臬的SCI。

SCI收錄一定範圍數量的期刊——通常被稱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過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參考文獻之間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檢索學者的 SCI論文發表數量和被引用次數——在理工科領域,對學者學術水平的評判現今主要取決於這類數據。1964年加菲爾德首次出版一九六一年的SCI報告,此後逐年出版,延續至今。他又先後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八年開始推出“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報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SCI)和“藝術及人文科學引用索引報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A&HCI),完全套用了 SCI 的產品思路和模式。

從起源上看,“引用索引”的想法並非加菲爾德首創,它是受到美國一種判例援引法律工具書的啓發。美國法律遵照“判例”原則, 法院進行判決時,必須與本院或上級法院此前對相似案例做出的判決保持一致。一八七三年,芝加哥法律出版商謝帕德(F. Shepard)開始出版一種他自己編印的工具書,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間建立索引, 統一編列並標記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銷、修改或加入限制條件。這種工具書能幫助律師快速瞭解一個判例是否仍然適宜援引,出版後大受歡迎,法律界人士幾乎人手一本。謝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出一個法律術語“Shepardize”,意為“查閲《謝帕德引證》”。

而作為一種期刊評估手段,JCR的思想源頭可追溯至格羅斯(Gloss)夫婦一九二七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們試圖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在圖書館預算有限的情形下,應該參照什麼標準為學生購買供查閲的化學期刊?最簡便的方法,當然是找一個權威專家為圖書館開列一個目錄清單,但這會受到專家個人侷限的左右。格羅斯夫婦的解決方案,是選取知名刊物《美國化學學會雜誌》,對它一九二六年發表的兩百四十七篇文章的三千六百三十三條參考文獻進行統計,按引用次數對所有被引刊物進行排序,刊物重要性與排序結果直接對應,圖書館可參照此清單進行購買。這種篩選方式操作簡便,且不存在太高專業“門檻”,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學家借鑑推廣到別的學科領域。

SCI 作為 JCR 的數據基礎,相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於,不再區分學科類別,收錄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區別在於,格羅斯夫婦及其後繼者們對期刊進行篩選時,還保持着非常“純潔”的動機, 為的是服務學術,而SCI和JCR卻不是這樣,它們從一出生就是商業信息產品,“賺錢”是它們與生俱來的屬性。****▍****講個故事推銷產品: “影響因子”預測諾貝爾獎加菲爾德白手起家,從最初五百美元都要靠私人銀行貸款,發展到今天至少在科學界儼然有君臨天下之勢的“信息帝國”,確實堪稱科學、信息、資本三者結合的傳奇。這個帝國的所作所為是好是壞,“影響因子”本身是不是合理,還不是本文打算討論的內容,要留待以後再説。但加菲爾德在推銷他的產品時,手法高明而且不遺餘力, 卻不可不提。這裏也姑舉一例以見一斑。

**加菲爾德千方百計要讓他的信息商品位居高端,乃至凌駕於學術之上,他的關鍵手法之一是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SCI可以預測諾貝爾獎。**一九六五年,即SCI推向市場的次年,在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for Naval Research)主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加菲爾德做了大會報告。當時他迫切需要打開SCI的市場,所以這次大會報告很大程度上成為一次不失時機的產品推介。加菲爾德宣稱,SCI有五項功能: 一、便於學者瞭解前人工作；二、可作為評估研究成果的手段；三、便於追蹤研究成果的發表來源；四、可用於計算期刊的“影響因子”; 五、為科學史研究提供一種輔助手段。

在闡述第二項功能時,加菲爾德選擇了最能撩撥學界敏感神經的“諾貝爾獎預測”來進行論證。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一九六一年度SCI報告,統計了一九六一年二十五萬七千九百位學者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情況,又統計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產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學和醫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論文引用情況, 數據表明,該十三位學者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前一年,他們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平均數量和次數遠高於一般水平。

從表面上看,這確實表明優秀科學家羣體有着更高的SCI論文被引用數,但這並不足以支撐加菲爾德的論斷:SCI論文引用數可以反過來用於評估單個學者的學術水平。

事實上,就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加菲爾德還主動發出警告, 利用論文引用次數評估科學家和科學成果可能存在風險,理由是“論文的影響和論文的重要性及意義是兩碼事”。他甚至非常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蘇聯李森科的例子,説明如果引用次數最多的作者應該獲得諾貝爾獎,那就會得出李森科是蘇聯最偉大科學家的荒謬結論。而且在加菲爾德舉例的十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已有一個明顯反例: 按照加菲爾德的統計,一九六三年度物理學獎獲得者約翰內斯·詹森(J. H. Jensen)一九六一年三篇論文的SCI引用才四次,連引用次數的平均值(5.51次)都未達到。

但是,加菲爾德在隨後持續打造SCI產品“學術形象”的過程中, 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當初發出的警告。從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年間,他先後撰寫了三十多篇文章,力圖證明SCI論文引用可以“預測”諾貝爾獎。

在一九九〇年的一篇綜述文章中,加菲爾德引用他此前鼓吹此事的三十多篇文章,力圖將所謂“高引作者名錄”和諾貝爾獎聯繫起來。我們詳細研究了加菲爾德這篇文章所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對數據的處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個問題:

第一,加菲爾德非常明顯地對數據進行“選擇性呈現”。每年新增SCI論文數以萬計,這些論文產生的引用會讓SCI“高引作者名錄”各年大不相同,因此截取年限不同,結果就不一樣。加菲爾德提供的六組數據中,起始年份各不相同,截止都在一九九〇年(該文寫於這年),截取年限依次為一年、一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三年和十五年,並無章法可循。事實上,一九六一至一九九〇年的三十年間,所有可能截取的年限共有四百六十五種,對應的“高引作者名錄”就應該有四百六十五份——而加菲爾德僅僅給出了其中六份,呈樣率不到1.3%,對於如此明顯的選擇性呈現,加菲爾德卻沒有交代任何理由(哪怕宣稱是“隨機抽取”)。

第二,加菲爾德沒有説明“高引作者名錄”人數的選取標準。因為名單越長,出現諾貝爾獎得主的概率也就越大。加菲爾德的六組數據,名單人數從最初的五十擴大到了後來的一千,卻沒有給出任何解釋理由。

第三,沒有明確預測的有效年限。通常,預測事件發生是有時限要求的。加菲爾德六組數據的預測年份截止於一九九〇年,只是因為他的文章寫於這一年,這意味着預測的有效期限可能止於任何年份,這完全背離了“預測”的基本要求。

加菲爾德之後,有學者採用相同路徑加入“預測”行列,這些工作對引導學界相信 SCI 論文“高引”可預測諾貝爾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客觀上則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幫助SCI推銷產品。但對於這種“預測”,學界至今還存在相當大的異議。下面僅舉一例:

學者金格拉斯(Y. Gingras)和華萊士(M. Wallace)二〇一〇年發表一項研究,他們對比物理和化學領域的兩組數據:逐年統計一九〇一至二〇〇七年排名前五百的高引作者的被引用情況,和一九〇一至二〇〇七年三百三十位諾獎得主的被引用情況。統計結果顯示,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間,諾貝爾獎得主在獲獎當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數確實高於其他高引作者,出現一個突出的峯值;但是從一九四六至二〇〇七年,這樣的峯值再未出現。這意味着,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間,成果引用或許可以看作預測諾貝爾獎的有效風向標,但是從一九四六年以後,試圖從“高引作者”中鑑別出諾貝爾獎得主已經完全沒有可能。他們對這種變化提出的解釋是:五十年代以來科研人數在急劇增加;同時專業分支在不斷細化。如果他們的研究結論成立,那就表明:早在SCI作為一種商品被銷售之前的大約二十年,它在“預測諾貝爾獎”這件事上就已經失效了。

一個對金格拉斯和華萊士兩人上述研究結論非常有利的最新證據是:“科學情報研究所”二〇一四年公佈的“高引作者名錄”中, 儘管包括了多達三千二百一十六位科學人士,但該名錄二〇一四年的諾貝爾獎“預測”命中率為零。

然而這並不妨礙“高引作者名錄”繼續受學界追捧。因為在“SCI引用”風行整個學界的今天,能進入該名錄已經被當成學術水平突出的象徵。更何況,鼓吹“預測諾貝爾獎”本來只是加菲爾德當年推銷SCI產品時的一個手段,如今時移世易,SCI和“影響因子”的聲勢已經如日中天,能不能預測諾貝爾獎早已無關緊要了。▍****ISI“信息帝國”的驚人利潤在加菲爾德創業之前,美國的科技情報工作,倒是和今天中國公眾想象的十分接近 :通常由政府學術機構牽頭採集、整理和公佈。套用一句今天的時髦話頭,可以説是加菲爾德一手開創了科技情報的商業化經營模式。所以《科學》雜誌一九七八年的一篇文章中稱加菲爾德為“將信息王國建立在腳註上的百萬富翁”。

對加菲爾德而言,1964年投產SCI完全是背水一戰的商業冒險。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權以五十萬美元價格賣給華爾街風投。老年加菲爾德回顧自己創業時的崢嶸歲月,在一次訪談中告訴記者,當年SCI的發售價格為每份七百美元,它的第一份訂單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圖書館,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訂單——它來自紅色中國。

事實證明,加菲爾德對SCI的產品決策堪稱“高風險高收益”。SCI從1964年推向市場到一九七一年,ISI的利潤連年以年均27.5% 的幅度增長,隨後又開發了十餘款新產品,公司業務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終成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務諮詢公司。

除了SCI和JCR這樣的“靈魂產品”,ISI 開發的其他知名產品還包括 :《目錄快訊》(CC),一九五六年首次面市,只對管理類期刊進行彙編,翌年起將彙編對象拓展到醫藥、化學、生命科學等領域的學術期刊。作為ISI開發的第一個產品,CC在 SCI出現之前一直是公司最賺錢的產品。《化合物索引庫》(Index Chemicus,簡稱IC),該數據庫有助於研究者瞭解新出現化合物的相關研究數據,還可獲得重要有機化學期刊對它的評價結果,但一九六〇年推出後一直只賠不賺,然而加菲爾德卻對它傾注了巨大熱情,手下四名主要副手集體辭職也未能迫使他終止。不過IC如今已成為湯森路透的又一熱門產品。

一九八八年,加菲爾德把“科學情報研究所”超過50%的股權賣給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一九九二年四月,湯森路透以二點一億美元價格收購了JPT出版公司。據湯森路透首席運營官説,這項交易主要是為了得到“科學情報研究所”,當時“科學情報研究所在全球擁有三十萬客户,每年淨利潤約為一千五百萬美元”。而到了今天,據統計,湯森路透和英國裏德·愛斯維爾集團(Reed Elsevier)、荷蘭威科集團(Wolters Kluwer),三巨頭共佔據了全球情報市場份額的90%。

至於如今湯森路透旗下“科學情報研究所”的盈利規模,筆者姑且披露一所我們熟悉的國內著名“985”高校的有關情況以見一斑: 該校目前訂閲了湯森路透七種信息產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學數據庫)、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專利情報數據庫)、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學指標,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興市場信息服務),**該校每年為此支付的費用超過兩百萬元人民幣。****想想全中國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而且國外許多高校在購買此類數據庫時往往比國內高校更為慷慨,**再想想“科學情報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就有三十萬客户,就不難想象加菲爾德創建的“信息帝國”如今的盈利規模了。上面這段故事,還只是我們打算講述的關於“影響因子”江湖故事中的第一段。這個故事總體來説好有一比—不知電視劇《琅琊榜》是否已經家喻户曉到如此地步了:加菲爾德就好比學術江湖的梅長蘇,“科學情報研究所”就好比學術江湖的江左盟,而他們賣信息賺大錢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閣;那麼“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沒有暗中輔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觀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雜誌了——但這要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