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走向賽博格的生命與社會 │專訪吉爾·哈多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9-05 10:04
採訪 + 撰稿 | 胡蘇（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後）
請您提供一個關於器官移植的社會圖景速寫。
吉爾 · 哈多：2000年左右，我在英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器官移植還從屬於一種“禮物贈予”的意識形態。首先被問及捐贈意見的，往往是捐贈者的愛人和親友。所以，有人認為，英國的器官供應之所以處於稀缺狀態，是由於親屬的拒絕（比例大概為 30%）。毫無疑問，世界上存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器官捐獻體系亦各有千秋。比如，西班牙的器官捐獻體系與英國迥異，其衞生保健系統預設器官捐贈是被認同的——一旦捐贈者本人表達了捐贈意願，這種意願就會直接跨越親屬的反對意見而生效。儘管人們對各種機制的優劣爭論不休，但器官供應源一直處於稀缺狀態。為了應對這一問題，人類發明了其他的移植方式，例如 “異種器官”（以動物的器官替代人類的器官）和“機械器官” 移植。
您在 Embodiment and Everyday Cyborgs：Technologies that Alter Subjectivity（《具身化與日常賽博格：改變主體的科技》，以下簡寫作《具身化與日常賽博格》）[1]裏提到器官供應源的稀缺與社會性的“身份認同”緊密相關，二者如何聯繫在一起？異種器官移植帶來了何種爭議？
Gill Haddo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
吉爾 · 哈多：大量的文獻曾討論過，接受移植者的個人興趣和性格發生了改變。無論此種言論是否可信，它都意味着器官移植事關“主體的轉變”。我深受這個話題吸引，它指向一個哲學上的爭議——個體如何與他／她的身體以及其他生命體聯繫在一起。當我們嘗試通過異種器官移植解決供應源稀缺問題時，就更進一步地突顯了另一個問題：人們如果相信接受人類器官的移植會導致性格和興趣的改變，那麼他們會如何看待異種移植？如果一個人接受了豬的器官的移植，他／她是否會感到自己的人類身份受到影響？
異種器官移植技術尚未成熟，當前主要以豬作為供體器官來源，因為豬的器官型號與人類相近，並且相較於其他靈長類動物，豬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更小。異種移植受阻的主要原因在於，人體免疫系統對其他物種組織有強烈的排斥反應。因此，異種器官始終只能在小型移植手術中運用，比如用豬或牛的身體組織來替代人類的心臟瓣膜。當前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在此領域具有潛能，它可能壓制人體對異種器官的排斥。2016年，新聞報道了這樣一項突破：一個經過基因編輯的豬心臟被移植入一隻狒狒的胸腔，這隻狒狒在術後存活了900多天。最近，美國醫學家嘗試將經過基因編輯的豬心臟植入人體，但器官接受者在術後兩個月就去世了。
另一種器官移植的選擇出現得更晚，它實現了器官的“再生”——在接受者體內提取器官組織檢體和醫學影像，通過個體細胞生長技術進行3D生物打印，由此避免來自其他生命體的生物污染。但其風險目前不可知，通過多能幹細胞製作器官的技術亦尚未被嘗試。有科學家認為，這種療法最終可能是致命的。[2]但與異種器官移植在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模糊狀況相比，3D生物打印似乎避免了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在缺乏實驗數據的情況下，接受者是否更偏向於選擇3D生物打印的器官？如果 3D生物打印被證明是可行的，人們會如何將其與異種移植進行對比？無論如何，這些選項都是在嘗試拯救人類的生命。
在尚未成功的異種移植和3D生物打印技術之外，我和同事還關注過使用範圍更廣的植入式設備（出於醫療、美觀或感知互動等目的植入），並認為它們正變得越來越複雜或“智能”。[3]這些植入式設備是半自動的，比如人工耳蝸、人造視網膜、仿生神經刺激裝置、腦深部電刺激器、迷走神經刺激器、心臟起搏器、心律轉復除顫器、人造胰腺等。之所以將它們與假肢區分開來，是由於這些儀器實施着活躍肌體的功能，而非一種簡單的支撐結構（比如髖關節置換術中的人工假體）。
過去的人們是如何構想一個“混合”的人體的？
吉爾 · 哈多：歷史上長期存在一種狂熱的傳説，即幻想非人類動物轉化為人類，或者存在人與動物的混合體，比如古埃及、希臘神話中的斯芬克斯（Sphinx，即人面獅）、肯陶洛斯（Centaurus，即半人馬）和農牧神潘（Pan，即半人羊）。現代故事中仍有狼人和美人魚的身影。1896年，威爾斯（H. G. Wells）的小説《莫羅博士島》描述了遭遇沉船的主角發現了一個小島，島上的動物被轉換成了獸人。而在卡夫卡的小説《變形記》中，這個轉換過程則被反轉——主人公一覺醒來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不論是人類被完整或部分地轉變為動物，或是非人類動物被轉變為人類，這都展示了一個持續存在的文化語境，即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區隔不斷被打破。
器官移植技術得到發展後，與前人相比，當代人對待這項技術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為什麼對無機物與有機體融合的賽博格改變了觀點？
吉爾 · 哈多：我們對賽博格的觀點和態度是被影像和文學塑造的。在公眾的印象中，賽博格是從近代電影、小説等文化媒介中走出來的科幻形象，他們通常以人機混合的形態出現，以“更強”“更孔武有力”而著稱，並且被設定為“缺乏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賽博格不具有“人”的意味，例如《星際迷航》《神秘博士》《終結者》中的賽博人。而女性主義的科學技術研究則將賽博格作為一種性別批判的概念工具，用於挑戰性別二元論。在女性主義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唐娜 · 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賽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賽博格概念顛覆了一系列長期存在的二元對立關係，包括自然—技術、人類—非人類、男性—女性。哈拉維將賽博格變為一個積極的女性主義喻示，它是一種手段，讓二元思維不再成立。
無論持何種視角，賽博格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由曼菲德 · 克萊恩斯（Manfred Clynes）和內森 · 克萊恩（Nathan Kline）在一篇名為《賽博格與太空》（Cyborgs and Space）的文章中提出，該詞由“控制論”（cybernetic）與“有機體” （organism）二詞拼合而成。兩位作者認為，人類的外星生存可以通過轉變人體功能而實現，而此種功能的轉變取決於在技術上重構一個體內平衡的信息反饋系統。看似科幻的賽博格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實現了，比如植入型心律轉復除顫器就是這樣一種維繫體內平衡的信息反饋機制，它能夠極速識別快速室性心律失常並自動放電除顫，挽救患者的生命。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稱呼某人為“賽博格”可能會引起不快，因為影像和文學表現形式中的賽博格圖像多半指向缺乏人性的怪物，而這種文化圖像與早期科學家對宇航學的賽博格構想南轅北轍。我認為，我們可以迴歸早期的賽博格概念，並將其與怪物式的幻想區分。這就是我在書中提出“日常賽博格”（everyday cyborgs）概念的原因，“日常”意味着一種常態化的存在形式，“日常賽博格”則突顯了這種嶄新的常態化存在形式的脆弱性，即便它的本意在於拯救生命。這一點亦可見於植入型心律轉復除顫器的使用者，他們往往受其影響而倍感焦慮，因為除顫器是通過釋放一系列使人疼痛的電流來控制心律的。如果説異種器官移植改造了人體內部，由此讓人的主體發生改變，那麼“日常賽博格”則反其道而行之——並未讓人體被異種外來物重組，而是讓機械儀器成為身體的一部分。當除顫器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時，它也成了新的賽博格主體的一部分——與儀器共生意味着人對身份的調整。
學界常引用福柯的觀點來討論身體政治的相關話題，但《具身化與日常賽博格》並沒有定位在福柯的觀點之上，為什麼？
吉爾 · 哈多：福柯的觀點發人深省，當我們在宏觀或中觀層面探討社會對身體的建構時，身體規訓確實是一個重要概念。但我的出發點在於理解身體的“經驗”（experience），由此我取道於現象學，而非追隨社會建構論。在我看來，福柯的作品難以闡述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的情景，它們並不涉及身體調整的經驗，也不討論由此引發的主體變更。相反，其他法國哲學家對此話題頗有建樹，比如笛卡爾和梅洛—龐蒂。
您為什麼通過笛卡爾和梅洛—龐蒂來討論器官移植問題？他們的觀點給您帶來了哪些啓發？
吉爾 · 哈多：笛卡爾和梅洛—龐蒂在“個體與其身體的關係” 這一話題上皆有一席之地。他們的觀點不同，由此可以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個體與身體的概念性聯繫與現代醫學的移植手段結合在一起，我將其稱作“具身化的含糊”（ambiguity of embodiment）。
哲學上，我們可以將人與其身體的聯繫追溯至17世紀笛卡爾的思想，即身體是一個與人分離的機器。這一觀點為現代生物醫學實踐中的器官捐贈以及植入式設備提供了支撐。在其身心二元論之下，身體的改變不足以讓器官接受者的自我認知發生變化，個體所具有的身體是一個獨立於他／她的事物。與此相反，梅洛— 龐蒂在1945年出版的重要作品《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中宣稱：我們並非“擁有”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區分”於我們的身體，相反，我們就“是”我們的身體 。[4]在此，身體是感知物理世界的門户，在感知與環境的關係中，身體既是客體也是主體，一切關於世界的經驗都是具身化的。因此，一旦身體發生變化，比如失去一隻眼睛或一條腿，我們對環境的感知就隨之改變。梅洛—龐蒂認為，對身體的改變，無論是減損還是附加，都會帶來主體的變遷。當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時，這種“具身化的實際經驗”是根本性的。
Maurice Merleau-Ponty
Routledge, 2012
然而，社會學家強調，具身化是含糊的，因為一個人既“是”他／她的身體，也“擁有”一個身體。而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所揭示的是，無論“是”一個身體或“擁有”一個身體，二者都並非處於一個穩定狀態，而是一種流動的、關於具身化的經驗，這種經驗往往是曖昧不清的。我認為，這種含糊性不僅因為我們在 “是”與“擁有”身體之間搖擺不定，還由於移植和植入事件會進一步導向以下問題：我在什麼時候“是”一個身體？或在什麼時候“擁有”一個身體？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的案例突顯了經驗的含糊性。
在實地調研和採訪中，您發現了什麼有趣的看法和態度？
吉爾 · 哈多：我曾經通過組織焦點小組去搜集數據，我將假設性的選擇（如器官移植、異種移植、植入式器械、3D生物打印）放在參與者面前。我發現，3D生物打印是最受歡迎的選項，其後是活體捐贈，再後是臨終之人的捐贈，而異種移植被排在最末。讓我驚奇的是，參與者在對談中評論説，食肉者必然做好了接受異種器官移植的準備。但問卷調查呈現了另一種公眾態度：反對異種移植的肉食者比例幾乎等同於素食者，這也許意味着人們雖然食用臘腸和豬肉，但並不等於他們能夠接受豬器官的移植。因為飲食消費中的異種肉類最終將通過消化系統離開人體，而通過器官移植，異種器官將會成為人類身體的永久性附加物。
器官移植帶來的身份危機不同於種族、性別、階級等身份問題，後者指向明確的社會後果。器官移植的社會後果是什麼？在這場新的身份政治中，我們是在製造新的歧視形態，還是變得更加平等？
吉爾 · 哈多：一種新的歧視形態或許會出現。當我們面臨器官供應源緊缺的問題時，擁有更多資本的人會獲得更前沿的技術措施，其他人則別無選擇，可能被迫接受實驗性的異種移植。而這種新的歧視形態可能會持續攀升，這是人類平均壽命延長的結果。隨着人類壽命的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器官移植的需求也在增長。如果在這樣的社會圖景下尋求平等，就意味着社會需要為每個個體提供多種器官移植的選擇，而人們可以在多元化中衡量不同選擇所帶來的身份危機。
參考文獻
[1] HADDOW G. Embodiment and Everyday Cyborgs: Technologies that Alter Subjectivity[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
[2] VERMELEUN N, HADDOW G, SEYMOUR T, FAULKER-JONES A, SHU W. 3D Bioprint Me: A Socioethical View of Bioprinting Human Organs and Tissues[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7, 43: 618—624.
[3] HADDOW G, HARMON S, GILMAN L. Implantable Smart Technologies (IST): Defining the ‘Sting’ in Data and Device[J]. Health Care Analysis. 2015: 1—18. 並見HARMON S, HADDOW G, GILMAN L. New Risks Inadequately Managed: The Case of Smart Implants and 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J].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2016, 7: 231—252.
[4]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信睿週報”，原題目為《胡蘇丨器官移植：走向賽博格的生命與社會——專訪吉爾·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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