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憂慮：我們能否打贏這場文化戰爭？_風聞

李光滿冰點時評第1212期最近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戈爾巴喬夫去世引發大家對戈爾巴喬夫評價、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討論。大家普遍認為，蘇聯解體並不是美國及北約通過軍事手段從外部攻破的，而是蘇聯自己內部出了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而是整個黨、國家和民族陷入了一場政治信仰危機，其結果是蘇聯的解體成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攫取鉅額財富的盛宴，在國家解體和紅旗落地的背後是一場文化戰爭、意識形態戰爭的全面潰敗。

戈爾巴喬夫以及蘇聯的教訓對中國亦有重要借鑑。就在中國作協表示不將賈淺淺列入新會員名單的時候，網上又傳出柳傳志入選中小學教材一年級課本，這是否是一個文化動向：資本家正在成為我們中小學教材的主角，資本家正在成為我們全民學習的楷模？這讓我們不禁要問，是誰在佔領我們的教育陣地？是誰在佔據我們的文化陣地？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根被挖斷，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最終會在歷史的大視野中消失。

最近，一系列文化、教育、歷史方面的事件引一個又一個輿論風暴，從莫言的“文學就是要揭露黑暗的，就是要批判，不能謳歌”到賈淺淺的屎尿屁詩，從毒教材事件到易中天等多位作家的部分兒童漫畫讀物下架，再到資本家柳傳志入選中小學生一年級課本，從南京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甲級戰犯牌位到全國各地彼起此伏的夏日祭活動，還有最近被炒作的“閉關鎖國”問題以及戈爾巴喬夫去世在中國民眾中引發熱議，涉及文化、教育和歷史，總讓人產生一種深深的憂慮。

如果説“文學就是要揭露黑暗的，就是要批判，不能謳歌”，那麼我們要問中國古代詩歌源頭的《詩經》中那些美妙的詩句既不是揭露黑暗也不是批判社會，就不能稱之為文學了？曹操的“觀淪海”、“龜雖壽”、“短歌行”就不是文學了？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就不是文學了？還有那麼多唐詩宋詞都不是文學了？拋棄了這些，中國文學史又還剩下什麼呢？莫言是否在以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自認的高人一等的文化霸權，以自己作品全部是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揭露和批，就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他一樣去揭露和批判？自認為他的作品就代表了中國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全部？中國作家何其多也，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為什麼獨獨要將這一獎項授予刻意以魔幻主義方式醜化中國社會及國民性的作家莫言呢？

翻遍整部中國文學史，何曾見過像賈淺淺這樣讓人感到噁心的屎尿屁詩？如果有，如果這也叫文學作品，那隻可能在賈淺淺父親賈平凹的長篇不説《廢都》裏去找，那幾乎是一種血脈傳承的相似與暗合。其實我對賈淺淺的關注還不在賈淺淺寫出的那些屎尿屁詩，而在於她的詩受到了中國詩歌界許多同道、評論家的追捧，即使拋開賈淺淺那些引起爭議的屎尿屁詩，僅以那些被某些文化精英高度評價的詩同我所認識的身邊的一些詩人的詩作相比，賈淺淺的詩也是很差的，既沒有意境也沒有美感，而她的作品卻被一些詩人和詩評家們評為上上之作，這讓我們看到了當前中國文學界、文化界的的醜陋與沉淪的一面，中國文學何時變得如此淺薄、醜陋、骯髒了？這是文學的墮落還整個文化的墮落？其實當今中國的文壇雖然早已不再具有理想、激情、民族性、人民性，變成了一些政治痞子、文化痞子撈取功名和金錢的工具，但我的身邊，我的朋友中仍然有一大批作家在堅守文學的正道政念，仍然在追求一種為人民為民族的文學觀。如果任由賈淺淺的詩作為當今詩界的範本流傳於後世，未來的人們是否會以為這就是中國詩歌的全部？難道中國詩歌的詩意到了21世紀20年代就演變成了這種尿臊味？

再看毒教材以及易中天等作家涉兒童漫畫作品下架、資本家柳傳志入選中小學課本，其實我們教材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遠不止這些，這些只是表皮，還有更多內容上的自我否定。從教材（教輔材料）中將背老太過馬路的雷鋒換成侵華日本軍人就可以知道，這些年我們教育的淪陷有多深，為什麼在我們的教材中會出現用日本軍人取代雷鋒這種難以想象的事？前兩年香港為什麼會發生暴亂?我想一方面是因為殖民主義意識沒有被徹底清除，另一方面則是教育和教材出了問題，那些年香港中小學教材中愛國主義、中華民族、中國歷史、祖國等話題幾乎被禁止，一個連愛國主義和中華民族、連中國歷史都會從教材中被剔除的社會怎麼能培養出愛國主義青年？現在台灣青年為什麼從情感到心理都開始離大陸、離自己的祖國越來越遠？就因為這些年台灣當局一直在搞“去中國化”，而“去中國化”的核心就是教材“去中國化”，日本對侵華戰爭歷史的刪改也是從教科書開始的，當中國中小學教科書變得如此醜陋、扭曲的時候，是否説明我們的教育陣地已經失守？

發生在南京的夏日祭活動真的只是我們表面看到的青少喜歡動漫而舉行的商業活動？我們從遍佈全國的日本風情街，漫延到全國的夏日祭以及在一些大城市開辦的日本人學校，再到有人在中國土地上為當年日本以開拓團、墾荒團名義侵略中國的日本入侵者塑像，有人在中國的寺廟裏供奉日本戰犯牌位，將這些都放在一起看，它還是小事嗎？這顯然不是小事，這就是一種已經開始的文化入侵，一場文化戰爭的一個又一個高地。

最近中國歷史研究院撰寫的一篇論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突然引發討論，有人稱中國歷史研究院寫這篇論文是要為早已定論的“閉關鎖國”翻案。我以為作為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閉關鎖國”問題不僅應該深入研究，而且這種研究確實對現實有重大借鑑意義。

中國歷史研究院認為中國近代史上並無“閉關鎖國”，只有“自主限關”，而“自主限關”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我以為這一觀點很有意義。西方殖民主義對全球的殖民過程是相當血腥的，甚至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征服。前有整個南北美洲被西方殖民者屠殺、佔領、奴役和掠奪，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歐洲、美洲之間進行奴隸貿易的罪惡歷史，更有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從事鴉片毒品貿易，一旦中國禁止鴉片毒品貿易，這些殖民者就發動鴉片戰爭，以炮艦打開中國國門，他們打開中國國門不是要向中國輸送科學和文明，而是要向中國傾銷商品和鴉片。對此，我們確實需要“自主限關”，否則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就失去了正當性，中國對西方列強的反抗、反殖民主義鬥爭就失去了正當性。

現在我們史學界有些人認為因為“閉關鎖國”而導致中國衰落，而少有人認識到中國如果不搞“自主限關”就完全可能像印度、菲律賓、拉丁美洲、非洲一樣，在西方殖民者的鐵血面前，徹底淪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自主限關”對當今中國仍有重要的現實借鑑意義，如果我們一味強調無限開放，而不是有限開放，自主限關，對國有工業、農業加以保護，如果我們在美國發動的一次又一次貿易戰科技戰面前只會被動挨打、順從其意地無限擴大開放，那麼我們經濟、金融主權就可能完全淪喪，就會徹底成為美國的經濟、金融殖民地。我們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美國對中國發動的其實是一次新的同樣血腥的殖民戰爭。

以上這些教育、文學、歷史領域的輿論焦點事件在警示我們什麼？我們該如何引為借鑑？

第一，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是什麼崛起？是文化崛起，是文化自信，是奪取文化話語權的主導權。諾貝爾文學獎真的只是文學作品質量高低的評判？絕對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是西方文化在文學領域佔據的話語權高地，是他們制定文化和文學標準的文化霸權。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所需要的對中國文化戰爭的需要，符合西方政治價值觀的標準，並不代表他就是中國作家中公認最厲害的作家，也並不代表他的作品是中國作家中公認寫得最好的。當我們所有作家都追求、趨同這種範式、這種標準進行創作的時候，所喪失的不僅僅一個作家的風格，而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作家的良心。我不反對莫言的作品，但我絕不提倡莫言的作品，中國雖然一度很貧窮、落後，中國人雖然一度很卑微、普通，但絕不醜陋和下賤，中國人始終是善良、堅毅和純樸的。我以為中國作家就是要謳歌這種善良、堅毅和純樸，而不是為了某種目的，刻意誇大中國人的貧窮和落後，刻意暴露中國人的醜陋。文學最終是人學，是作家內心的觀照，莫言的文學觀可以存在，但不是社會主義文學觀，不是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觀，如果我們放棄具有中國風骨的文學觀而都去追求莫言式的文學觀，那麼中國人就會成為世界上最低賤最醜陋最無生存價值的人。

第二，賈淺淺的詩並不都是寫屎尿屁的，並不都是寫黃瓜和蓮花的，但既然她選擇並公開發表了那幾首屎尿屁詩，以及部分隱晦描寫性的詩，那麼這些詩就可能被流傳，就必然會被社會評價，就不應該批評那些嘲笑鄙視她以及她寫的那些詩的人無聊。前面我們説過，文學是人學，言為心生，特別是詩言志，賈淺淺公開發表這些詩顯然是十分自我欣賞的，是她內心真性情的流露，也是她文學觀甚至是價值觀的表露和體現。賈淺淺的詩之所以被大家認為下流醜陋，一方面是寫這些詩的人極端自我，以醜為美，以下半身為詩，正如我們藝術界也同樣流行着一種以醜為美的藝術風格一樣，文學也掉入了同樣的糞坑。現在的詩人、作家、藝術家中有幾人是真正深入生活、與底層老百姓在生活、感情上融為一體的？從羊羔體到屎尿體，都是當今某些知識分子變成精緻利己主義者之後的一種心理變態和情感墮落，這是社會的異化，是文學墮落的表現。第三，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歷史？最近讀到一篇公眾號“觀世相”發表的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的文章《擺脱仇恨教育和歷史悲情已成無法繞過的重大命題》，這篇文章從歐洲曾經遭受侵略的歷史認為，“在這些苦難沉重的國家和民族，已經很少有人囿於歷史仇恨不能自拔，他們更多是看當下，看將來，即在現實利益中生出愛恨情仇。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已經赦免了曾經的侵略者。或者説，加害國與受害國中的人們談及歷史，只是將曾經的悲劇看作“歷史事件”，而不是永不化解的悲情，併為其左右。”公方彬認為，“在中國已經走向世界參與規則制定的今天，該如何看待被侵略的歷史，已經成為無法繞過的重大命題。長期以來我們進行的是仇恨教育，因為’階級仇、民族恨’能夠最直接最生動最有力地激發精神力量，且高度契合民族文化中的’因果關係’。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系統，由此形成國家定位、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問題在於秉持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是否有利於民族前行。”“一個國家和民族陷入歷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懷、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維和價值判斷。囿於歷史悲情，加害國每有風吹草動，甚至一介平民的行為，一位政客的妄言，都觸動受害國敏感的神經，這時受害國的網民如果缺少理性，必以充滿戾氣的跟貼應對。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國必須警惕這種情況，否則定讓世界疑慮中國會走復仇的鐵血道路，這顯然不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他更認為，“要跳出歷史悲情，很重要的是對世界歷史演進過程和規律有清晰的認識，人類由’鐵血道路’走向文明是一個艱難過程，在尚未實現自我超越前，發生劇烈衝突在所難免。就如同野蠻民族走向文明過程中的殺戮，必須經歷一個覺悟過程。且不説公元后的2000年，即使選取更近的1000年，也很難找出一個沒有殺戮和被殺戮的民族。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幾乎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曾經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或者説，今天加害別人，明天被人加害。期間差異在於哪個殺戮更多地出現在記憶中。”“我們應當清醒認識到，牢記歷史是為了避免重演歷史，不能囿於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異化為永不化解的民族仇恨。很長時間裏我們是通過復仇而激發精神力量，未來只能通過開創文明的道德感和擔當精神生髮力量，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新命題，也是必須轉換的道路。”

國防大學教授的這篇文章讓我很吃驚，顯然這篇文章的立意是要我們放棄對曾經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的仇恨，因為按照公方彬的意思，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沒有發動過戰爭，你侵略過我，我也侵略過我，大家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不要再想着復仇殺戮了，不要走鐵血道路了。

如果是一般的教授提出這種觀點，我可能沒有這麼吃驚，關鍵是公方彬是國防大學教授，國防大學教授要我們放棄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要我們忘記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要我們放下手中的槍，要我們對侵略者鑄劍為犁，這是什麼意思？關鍵還在於，日本政府從未因為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而向中國人民道歉，從未進行過侵略戰爭反省，而且當下的日本正在修改和平憲法，正在重新軍事武裝，正在重走軍國主義道路，正在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正在與美國一起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絞殺和圍剿，而且中國台灣仍然孤懸海外，國家仍然沒有統一，對這樣一個國家，在這一個時候，一個國防大學教授要我們放下仇恨，要我們不要走鐵血道路，這是幾個意思？

我之所以在這裏説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到底該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再回到“閉關鎖國”的爭論，所爭的真的只是一篇歷史論文嗎？我想絕不那麼簡單，所爭的其實是我們該如何對待現實的問題。在當今日益複雜嚴峻的國際大環境下，在中國全面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們到底是要無限開放，國門開得越大越好，還是應該“自主限關”，對我有利的我就開，對我不利的我就不開？國門是一道關，開放也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一邊是虎視眈眈的新西方列強，一邊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對待開放我們必須慎之又慎，比如像滴滴這樣不顧國家安全跑到美國上市的買辦企業我們就不能開放，我們就要把國門關緊，或者限制性開放。

另一方面，我們絕不能因為所謂的菩薩心腸而對敵人鑄劍為犁，而是應該一邊準備美酒，一邊擦亮獵槍，一邊搞好發展，一邊準備戰爭，對那些不思悔改，繼續作惡的敵對國家和敵對勢力一定要準備以“鐵血”應對，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一個容易忘記仇恨的國家和民族最終只會被他的敵人所鄙視和消滅。

第四，對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來説，文化的淪喪是最徹底的淪喪。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中學課本曾學過法國作家都德的一篇小説《最後一課》，這篇小説講述的是普法戰爭中被普魯士強行割讓的一所鄉村小學在上着告別自己母語的最後一堂課，通過一個孩子的眼光來展現整個淪陷區的屈辱和對自己故土的深切的思念。是的，征服者踏上被征服土地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屠殺那些反叛者，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改變被征服者所使用的語言。西方殖民者踏上拉丁美洲之後做得最徹底的一件事是什麼？是消滅拉丁美洲這塊土地上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現在拉丁美洲人使用最多的語言是殖民者的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英語和法語，這就是最徹底的文化征服。當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後，也同樣是推行日語，學校裏必須使用日語而不是漢語，這種對語言和文化的征服才是最徹底的征服。我國教育的淪喪不僅僅表現在教材中的插圖上，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學講台上的老師幾乎全部是從美西方留學回來的，我們大學的教育體系全部是按西方體系建立起來的，我們經濟學教材全都是西方經濟學，看不到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教材，我們的法律也正在走西方法律那一套，看起來法律條文包羅萬象，實際上是在滋生一個法律食利階層，一個法律黨，一個成本高昂、老百姓根本享受不起的一個法律制度，一個不為老百姓服務的西方式的法律制度。是的，我們的大學老師很大一部分是我們自己出錢到美西方培養的，這些老師大都經過美西方的教育洗腦，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了美西方價值觀和利益的代言人，而正是這些人在教育着我們的下一代。

經濟、金融、法律、文化、藝術的全面西化，是整個文化淪陷的標誌，也是整個民族被徹底征服的過程，曾經有人主張中國要被西方征服500年，以此讓所謂的西方文明徹底改造中國，讓中國徹底殖民地化，讓中華文明、中國文化徹底洇滅消失。我們的文化如果再不自救，就真的面臨着滅亡的危險了。

第五，為什麼這些年我們國家盛行陰柔的娘炮文化？為什麼這些年我們國家越來越深地沉溺於娛樂至死的狀態？我們的銀屏上充斥着什麼文化產品？我們的孩子沉迷於什麼娛樂遊戲？我們孩子追星追到了什麼程度？我們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英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領袖被歪曲、醜化到了什麼程度？當柳傳志這種資本家進入中小學課本的時候，當我們的地方領導要我們黨政機關大聲疾呼為資本家服務而不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時候，中國就已經開始偏離社會主義，就已經開始變成西方的文化和精神殖民地了。是的，當前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極為嚴峻和複雜的鬥爭形勢，有來自外部的新西方列強的遏制、絞殺和圍剿，更有來自我們內部敵人的攻擊，這不僅是一種文化戰爭，更是一種生存戰爭。我們需要奪回來的不僅有教材主權，還有教育主權，文化主權，我們要奪回的是歷史解讀話語權，是關於文學作品的標準制定權和文化審美權，是我們要走什麼道路的決定權和選擇權。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西方歷史都是西方人寫的，體現的是西方的文化主權意識、西方價值觀、西方審美需要、西方國家和民族利益，而不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權和文化價值觀。

我們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權、文化意識和文化審美觀並不是要搞所謂的“閉關鎖國”，而是要跳出西方的話語意識束縛，跳出西方價值觀和西方立場，恢復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文明自豪感，建立起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形成新時代的文化凝聚力、戰鬥力和融合力。

第六，中國文化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沉淪的？我們不能忘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曾經發生過的劇烈動盪的一幕，一部徹底否定黃河文明、中國龍、萬里長城、黃皮膚、黃種人、中華民族而希望中國全面擁抱歐洲藍色文明的電視政論片曾風靡一時，中國也在這次最徹底的文化否定大潮中走到了最危險的崩潰的邊緣。是的，這是一次與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新思維緊接着發生的一幕，中國幾乎就要發生與蘇聯相同的一幕，那一幕之所以發生就是當時的一些知識、政治精英想要徹底摒棄中國文化、中國道路而擁抱西方文化，走西方式道路。所幸的是，中國在最後一刻及時剎車，守住了最後的陣地，結果是蘇聯崩潰了，而中國活了下來。

雖然中國並沒有走上那條極其危險的道路，可那股全面否定中華文明、中國文化、膚色、種族的暗流並沒有消失，直到今天，那種仰視跪拜西方文明、貶低否定中華文明的思想仍然刻在我們某些人的骨子裏，特別是一些知識精英的骨子裏，如同在他們的思想上打上了一枚鋼印，是的，一枚思想鋼印，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一些知識精英並沒有拋棄對西方文明的盲從與跪拜，我們國家、民族仍然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自信，西方也從來沒有忘記要像搞垮蘇聯一樣搞垮中國，擊毀中國，分裂中國，消滅中國。

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旦被其它民族、文化打上思想鋼印，就再難去除那枚思想鋼印對我們的影響和束縛，當新的八國聯軍對中國發起新一輪文明戰爭、文化戰爭，我們仍然難以掙脱那枚思想鋼印的影響，仍然難以擺脱曾經跪拜的西方文化的束縛，仍然難以重新建立起對自己國家、自己民族、自己文明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今天，我們要復興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明，復興中國文化，最缺的是什麼？最缺的仍然是對我長江黃河文明的堅守、自信和創新，所缺的仍然是對生生不息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堅守、自信和創新。

以上是我對當前一些教育、歷史、文化新聞事件的思考，也是我的一些憂慮。當前中國所面臨的環境極為惡劣和嚴峻，我以為相對於國門之外的虎狼強盜，我們更應該擔憂的是國內的文化淪陷和文化自信的喪失，是國內的一批文化奴隸、文化漢奸。沒有文化自信，沒有文明自豪，喪失文化主權，我們即使擁有再多先進武器裝備、擁有再強大的軍隊也無法打贏這場戰爭，文化戰場相對於軍事戰場更危急，更緊迫。

我們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場文化戰爭中的上甘嶺戰役，我們能打贏這場文化戰爭嗎？我想，這次我們所需要的是大眾而不僅僅是知識精英的覺醒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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