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科學性遠高於西方經濟學_風聞

對文一教授文章《宏觀經濟學的貧困》建議或感想

本文是根據給文一教授文章《宏觀經濟學的貧困》一文建議改編而成。我所寫的《科學經濟學原理》一書，主要工作是以科學的方法重建經濟學，文一教授是受過西方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主要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深厚訓練、同時又具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他的文章更精細深入地解剖了西方經濟學的不科學性表現在什麼地方。

文一教授您好，拜讀完《宏觀經濟學的貧困》大作後有如下看法供參考：

一、建議不提中醫的五行等理論，它與宏觀經濟學有較大差異

人類認識世界的知識可分為不同的類型，它們的科學性各有不同：

1.哲學化的經驗總結。

它們以一定的經驗觀察為基礎，想象出一定的、不可測量的概念，以此解釋世界。一般的哲學都是這類知識。

2.有嚴格數學化的規律，但沒有嚴格的測量基礎。對於理論與測量之間的偏差，混入哲學化的、不可測量的概念。

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就是屬於這類。這類知識有現代深奧數學理論的系統包裝，因此極具迷惑性。曾有一位高級宏觀經濟學的教授在網上與我交流，他説自己教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都十多年了，但真的搞不清楚書裏講的是些什麼東西。他問我能看得懂羅默的《高級宏觀經濟學》嗎？我説我當然看得懂。他問是怎麼看懂的，我説你把裏面所有經濟學的相關概念全都去掉，把它當成純數學書來看，就會發現它實在是太簡單易懂了。他驚訝不已“啊！原來這樣”。

3.哲學化的理論，以人的感覺為基礎的原始測量。

中醫是屬於這一類。中醫的理論完全是哲學化的，但不能説它完全沒有測量基礎，只是其測量基礎是原始的中醫人的感覺。

4.經驗性的、可測量的經驗公式。不能解釋原因，只能總結出規律。

有很多科學的尤其工程化的規律還不能找到嚴格的因果關係，只是以經驗公式的形式存在。當不明確的假設條件發生變化時，這類經驗公式就很可能不再成立。例如農業、氣象等很多領域都大量存在這類經驗公式來解決問題。

5.有嚴格的測量基礎，但沒有嚴格系統的、數學化的公理體系。

如化學。

6.既有嚴格的數學化公理體系，又有嚴格的測量基礎。

如物理學。

您對化學的研究給了我很大的啓發，也使我有信心認為：對於科學來説，系統完備的測量基礎，其重要性超過有系統的公理化數學體系。中醫的科學性甚至要超過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至少，它是要求以實踐中能否有效治病作為判斷的基礎，雖然它的測量基礎比較弱。而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甚至不認為受實踐檢驗的要求有那麼重要，並且允許很多不可測量的、哲學化的概念存在。

之所以建議不提中醫，因為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並且在中國輿論和學術環境對這個問題極為敏感，在很多羣裏吵架吵翻天，但都吵不出結果。本文主要是談宏觀經濟學的問題，對中醫很難再有精力充分展開討論它在科學上的問題究竟如何準確和充分的理解，因此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爭議。

之所以説中醫的理論是哲學化的，其實這類醫學理論在其他地方歷史上也存在。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認為世界萬物是由水構成的。後來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形成了四元素説：空氣、水、火、土，這四種元素有熱、幹、濕、冷四種性質。並且他認為人體也有四種相關的體液與性質與此相對應。到了希波克拉底和蓋侖那裏，最後系統總結成了著名的四體液説，即人體內有血液、黏液、黑膽汁和黃膽汁，四種體液分別對應了身體的不同部位。黏液對應腦子，血液對應心臟，黑膽汁對應脾胃，黃膽汁對應肝臟。

當它們在人體內平衡的時候，人就是健康的，一旦失衡，身體便會出現疾病。如果體液中的血液過多，那麼疾病就是濕熱的特點，如：發紅，腫痛，脈搏加速，呼吸急促，睡眠不適等症狀。以此理論為基礎，就出現如下的療法：

放血：將多餘或不好的血放掉；

瀉吐：利用瀉藥或催吐藥將不良體液排出來；

節食：防止體內產生過多的體液；

藥物：黃瓜性冷，可用來治療血液過多的熱病。

以上四元素説與中國的五行學説（金、木、水、火、土）極為相似，四性質説與陰陽理論也非常相似。

不僅古希臘是如此，蒙醫，古印度醫學也是類似的。

蒙醫的理論基礎是“三根學説”，它是認識和解釋人體生命現象和疾病現象的哲學化的理論，是蒙醫學理論體系的核心。三根是指赫依、希拉、巴達幹三種物質。這三者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能量和物質基礎。三者之間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當三者處於平衡與協調的狀態，則人體機能得以正常運轉，從而人體就處於健康狀態。相反，三者中的任何一個或幾個由於某些原因出現了過多或過少，人體就會產生疾病。

三根學説又是以五元學説為哲學指導的。五元是指土、水、火、氣、空5種元素，五元學説是用5種元素的特性和性能為依據解釋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滋生、演化、發展、終結的過程的理論。早在2500年前，五元學説起源於印度，14世紀傳入中國。起初是“水、火、土、氣”四元學説，也稱為“四大”。後來加了物質的存在和運動場所“空”，形成了“五元學説”。

直到20世紀初，西方的醫學還是停留在放血這類極為原始的治療手段。直到1908年保羅·艾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年3月14日－1915年8月20日）實驗室對幾百個新合成的有機砷化合物進行了篩選，最後確定第606個化合物具有抗梅毒活性，因此也常被稱為606。這是第一個化學合成藥物，也就是所謂“西藥”。它對梅毒和其他螺旋體病有特效。該藥物1910年上市，商品名Salvarsan。1912年，溶解性更好，更易操作，但療效稍差的新胂凡鈉明（同為砷化合物，也被稱為914）上市。它使用更加方便，可作肌內注射。抗生素出現後，國際上禁止了606和914，因其有副作用。因其所作貢獻，保羅·艾爾利希與I.I.梅契尼科夫共獲19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相對來説，中國古代的醫學雖然也是在哲學化的醫學理論指導下，但在醫學實踐上有深厚的積累，這個也是有客觀條件支撐的。

在古代，要想找到藥物，主要是從植物中獲取。中國的植物種類是世界上最為豐富的之一。其中苔蘚、蕨類植物、種子植物分別佔世界已知種類的（苔蘚未統計確數、）22%、36.7%，僅次於巴西和哥倫比亞，據世界第三位；裸子植物總數佔26.7%，位列世界第一位，被譽為“裸子植物的故鄉”；被子植物佔總數的10%，位居前列。但巴西和哥倫比亞的豐富植物羣落大多是在亞瑪遜等直到今天都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裏，而中國的豐富植物有很多都是在中醫人可以找到和利用的地方。歐洲的植物分佈則非常單一，這是中國古代以植物為基礎的醫學較為發達，而古代歐洲難以發展的關鍵原因所在。

中國古代的醫學背靠極為豐富的植物種類，不僅發展了相對豐富的中藥，並且有較為豐富的以經絡、脈相、舌苔等為主要對象的原始醫學測量系統，以及針灸等治療方法。

一切科學規律都是一樣的，必須建立在測量基礎之上。在現代科學條件下，因為已經發展了極為豐富的醫學測量手段，基因科學的發展也使得對有機藥物的利用越來越豐富，以動植物為基礎的生物源性材料生產藥物，也使得以往的所有醫學都成為今天和未來的一個基礎。我們有理由建立在更強大的科學基礎上來發展未來的醫學，而不要拘泥於哲學化的理論制約。

二、為什麼沒有嚴格測量基礎的理論不科學，並且不可接受？

嚴格的測量基礎，是指理論中的一切概念都必須是可測量的，而不能僅僅是部分可測量。

任何理論與測量數據之間肯定都會存在偏差。嚴格的科學對於偏差大小是可控的。但經濟學的偏差，是採用您在文中所充分闡述的哲學化的、不可測量的概念“技術衝擊”“楔子”來解釋。

經濟學的詭異之處在於。它有極為嚴格的公理化數學體系，也不能説它一切概念都不可測量，它是存在部分可測量的概念。但其測量基礎不完備，存在很多不可測量的概念。這樣，當理論與實際出現偏差時，就混入部分哲學化的、不可測量的概念進行偏差解釋。如果這樣，幾乎隨意建立一些理論，都可以解釋一定的現象。因為只要將偏差交給哲學化的概念去解釋就可以了。

延伸閲讀：

文一｜宏觀經濟學的貧困——從拉瓦錫化學革命看新古典生產函數的謬誤

參見：公眾號 CPEER， 2022-09-4。 或 純科學，2022-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