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大地震後的“東瀛慘案”_風聞

1923年9月1日在日本東京發生的案件

1923年9月1日，日本東京一帶發生了7.9級“關東大地震”，14萬餘人在地震中死傷。地震襲擊關東地區時，正值日本多病無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兒子，23歲的皇太子裕仁攝政。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萬軍隊在受災城市巡邏。他調集軍隊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災區的秩序，還另有企圖。他通過福田正太郎將軍宣佈實行軍法管制，然後，指責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冒犯了神靈，導致了這場大災難的發生，還無端指責他們企圖趁火打劫。那些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蠱惑甚至使一些懼怕神靈的日本人信以為真。這些軍國主義暴徒趁混亂之際，對聚居在東京大島町一帶的温州、青田籍旅日華工肆虐屠殺，750多名華工被害。大約有6000名不幸的朝鮮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黑龍團”趕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進行所謂的“街道審判”後，推到地震倖存者面前斬首示眾，這些人成為地震災害發生後無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史稱“東瀛慘案”。

民國反應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霨攝政，代理總理職務。​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於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户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如熊希齡、孫寶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後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已經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在政府的強力動員下，中國各界達成了罕見的一致行動。日本駐華使領館一時門庭若市，前來慰問和表態的人絡繹不絕。日本駐華的商業機構、民間團體等，也收到了無數的慰問電、慰問信和慰問品。

正在天津的梁啓超發出通電：“救災恤鄰，責無旁貸，謂宜盡吾力所能逮，迅派軍艦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馳往急賑”。上海《晨報》在9月3日發表題為《日本大震災》的社論：“我國國民宜速組急賑會，募集鉅款，特派大規模之救護團，馳往賑濟，並切實調查災況，如有缺乏糧食衣服之事，儘量輸贈，萬一災後發生時疫，亦當派遣十字隊前往醫護。款項愈多，人員愈眾，時期愈速，則救之範圍愈廣，效果亦愈大。”同日，《民國日報》社論標題為《吊日本地震慘災》，《申報》社論標題為《悲日本地震大火災》。中國新聞界幾乎一致呼籲民眾，為日本地震災區盡己所能獻出愛心。《民國日報》呼籲《中國人急宜救濟日災》，“此次日本巨災，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復日中親善，保持東亞永久和平，在中國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謂無利。”“好義之聲，一呼百應”，希望日本人能“諒解中國人民的好感”。這家報紙更是“希望日本在這次震災中，領略人類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國做一個道義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發給日本的慰問信、慰問電，充滿了關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