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工作作風_風聞

作者：王殊歷任蘇皖邊區教育廳編審室編審，華東野戰軍衞生部醫學院教員，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記者，新華社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分社記者，新華社國際部南亞組副組長，新華社駐巴基斯坦、幾內亞、加納、馬裏、古巴、聯邦德國分社記者，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參贊、大使，《紅旗雜誌》總編輯，外交部副部長，駐奧地利大使兼駐維也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周總理有很多優良的工作作風，很多同志特別是外交、外事工作的同志都是有口皆碑、記憶猶新的。我親自經歷過兩件事，他老人家對形勢的周密考慮和工作安排的全面細緻，至今令我難忘。

安託萬·基贊加

一件是在1961年2月，當時，我還是新華社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記者，同新華社攝影記者錢嗣傑一起到剛果（利奧波德維爾），即現在的剛果（金）的斯坦利維爾採訪。那時，剛果總理盧蒙巴在軍事政變後被殖民勢力殺害，副總理基贊加從首都利奧波德維爾逃到東方省的斯坦利維爾，宣佈成立臨時政府，代行總理職務，繼續實行盧蒙巴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政策。我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致電基贊加，表示承認臨時政府，並建立外交關係。

當時，利奧波德維爾方面派重兵三面封鎖了東方省（只有陸路同蘇丹南部可通），用軍事力量進行威脅並製造經濟困難，同時揚言要重新選舉政府，許諾保證基贊加的副總理職位，企圖用恫嚇和利誘的辦法搞垮他在斯坦利維爾的臨時政府。

**我國對受到包圍封鎖的基贊加臨時政府瞭解很少，他們派駐北京的大使也無法同國內聯繫。因此，新華總社派我們兩人到那裏去了解情況。**我們從陸路經蘇丹南部到了斯坦利維爾，在近兩個月內，採訪了兩次基贊加以及很多部長、軍隊司令、議員和部落酋長等。我們感到軍事封鎖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十分嚴重。

東方省是農業省，咖啡、棉花、橡膠等農產品堆積在碼頭上的倉庫裏無法外運，工業品、汽油、日用品、藥品等也運不進來，一些加工廠和修理廠由於缺乏原料和零配件而停產，銀行和進出口公司都關了門，市面上一片蕭條。政府官員、議員、軍隊官兵的開支很大，難以維持，欠薪欠餉相當普遍。軍隊內部矛盾很多，紀律鬆弛，官兵對欠餉怨言很大，開小差的很多。政府和軍隊的重要官員普遍缺乏長期鬥爭的信心，覺得困難難以解決，坐待局勢的發展。

我們在兩次採訪中，感到基贊加本人也沒有長期鬥爭的打算，而是等待利奧波德維爾方面提出“全國和解”的條件，以便進行討價還價，然後再回到利奧波德維爾去繼續擔任副總理。當時，斯坦利維爾同外界的電訊聯絡受到嚴重干擾，我們進行報導和向國內報告都很困難，就決定經日內瓦回國報告實際情況。

7月初，我們到日內瓦後，知道陳毅副總理正在那裏參加老撾問題的國際會議。我們就向他作了彙報，他要我們趕快回北京向周總理報告。我們商量後決定，我一個人回北京，錢嗣傑回開羅分社。

我回北京後才知道，外交部當時正在組織使館班子準備派到斯坦利維爾去，並且應實際上同國內沒有聯繫的剛果駐華大使的要求，還帶了一批包括笨重的發電設備在內的援助物資去。我口頭和書面向外交部報告後，周總理當機立斷，任命張彤參贊為臨時代辦，並派他和少數幾個人先去，包括二秘孫浩、翻譯、機要員、報務員，我也一起去，由張彤任臨時支部書記，孫浩和我任支委。其他人員和物資都不動。

在7月23日，我們臨行前一天的下午五點多，周總理接見了我們，陳毅副總理、廖承志和黃鎮副外長都在座。周總理一直同我們談到了深夜，把工作上、生活上要注意的和可能發生的問題都談到了。

他告誡我們説：“剛果的局勢很複雜、很混亂，各種力量都在插手，今後還會有很大的變化。你們去後要結交朋友，做好調研。”他又説，“基贊加政府處境十分困難，地位可能也不太穩，你們要通過介紹中國的經驗教訓，希望他們依靠羣眾，克服困難，堅持鬥爭，不要上殖民主義的當。但是，要尊重對方，絕不能強加於人。”

他鄭重地對我們説：“剛果局勢很難預料，你們工作上要謹慎，安全上要注意，要有做俘虜甚至回不來的準備。”説到這裏，他還深情地給我們吟誦了毛主席的大兒子毛岸英在朝鮮前線犧牲後，毛主席在志願軍總部準備把烈士的遺體運回國內的請示電報上寫的兩句詩——“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

他提醒我們説：“基贊加政府各方面都很困難，你們到那裏去建館，同到其他國家去不一樣，不要向他們提這個那個，要他們幫助，使他們感到為難。你們有困難，要自己想法解決，不要麻煩他們。”他詳細地詢問了我們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連帶了多少錢、什麼藥品都問到了。

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同我們已談了六七個小時，時間已到了拂曉，還怕有些問題沒有談到、談夠，要陳毅、廖承志同志再到外事辦公室去繼續同我們談一下。等同他們兩位談完，天已大亮了，我們都急忙回家同家裏人告別，提了行李上車到機場去。

我們從開羅乘飛機到斯坦利維爾後，剛果的局勢已急轉直下，利奧波德維爾方面在7月重新召開議會，選舉了阿杜拉為總理。基贊加沒有去參加議會，仍被選為副總理。8月16日，阿杜拉自己來到了斯坦利維爾，勸説基贊加前去就職。三天以後，基贊加宣佈接受阿杜拉“全國和解”的建議，同意擔任副總理的職務，第二天就去利奧波德維爾就任新職。

我們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在基贊加離開的第二天乘飛機取道布隆迪、開羅回國。果然不出周總理所料，基贊加到利奧波德維爾擔任副總理後四個多月後，阿杜拉就宣佈把他撤職，並投入監獄。可是，阿杜拉也沒有好下場，幾個月後也被趕下了台。

1974年11月，喬冠華副外長訪德時拜訪聯邦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右一為作者

另一件事是在1972年7月，當時我是新華社駐聯邦德國波恩的記者，我國同聯邦德國還沒有建交，新華分社是我國在當地唯一的機構。我國以外交學會的名義邀請聯邦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施羅德在7月14日到28日訪華兩週。

副外長、外交學會會長喬冠華同施羅德經過三次會談後，在7月20日達成了內部諒解，表示兩國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願望，並擬通過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進行必要的準備工作。中方還託施羅德轉告謝爾外長，如雙方達成原則協議，歡迎他早日訪華，並正式簽署建交公報。周總理在20日下午和晚上接見了施羅德，同他進行了5個小時的談話。施羅德的成功訪華，在聯邦德國乃至歐洲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在施羅德訪問北京後，總理接見了我，要我盡快回到波恩去，瞭解施羅德訪華回國後政府和各方面的反應，還要我到波恩後先去找施羅德，聽聽他的意見，其他政界和經濟界人士也要多接觸，瞭解他們的看法。

總理説我是記者身份，今後同聯邦德國政界和經濟界人士接觸和聯繫會有困難，要外交部禮賓司安排我參加一些外事活動，名字見報，排在重要地位，讓我“出出名”，好讓德方知道。

在“文革”開始之後，國內外對我國報刊上各種活動消息中的名單及排列非常注意。禮賓司的同志説：“最近重大的活動很少，只有李先念副總理宴請日本公明黨代表團一項。”總理想了一下説，“這同德國和歐洲不是直接相關，不過先參加了再説，以後有重要的活動都讓王殊參加。”我談到，在施羅德來到我國後，聯邦德國不少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包括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也都希望訪華。他説，“可以請施特勞斯來，他已多次提出過這個願望，其他的人也可以請來，你同外交部研究一下，看什麼時候來好一些。”

他還針對在“文革”以後一些駐外人員不敢接觸駐在國右派的問題説，“怎麼能不接觸右派，他們都是當權派，不接觸怎麼能做工作？”總理還考慮到，蘇聯、東歐對施羅德訪華反應很強烈，要我以後不要再去東柏林，有事可讓其他同志去，我也可以去駐法國使館。總理説，“你今後工作可能很多，外交部要派一個德文好一些的同志作為新華社記者到分社去協助你的工作。”

幾天後，我準備回波恩去。總理要外交部領導及有關部門和我一起研究我回波恩後的工作。他説：“施羅德回到波恩後在機場上舉行記者招待會，説得很好，又馬上乘政府的專機去奧地利向正在那裏休假的謝爾外長報告訪華之行，雙方沒有透露什麼，但媒體的反應是積極的。聯邦德國各個政黨已開展競選運動，當然主要是國內問題，估計也會對兩國關係產生影響。你回波恩後，要趕快去見施羅德，瞭解他回國後同各方接觸的情況，可告訴他中方同意兩國舉行建交談判。他是第一個訪華的人，要尊重他的意見。如果謝爾外長要見你，在見了施羅德後可以去，也把中方同意舉行建交談判的意見告訴他，並且告訴他在談判達成協議後，邀請他到北京訪問，正式簽署建交公報。”

**周總理要外交部的同志給我帶去我國同其他國家建交公報的兩種式樣，**一種是簡單的，只是説兩國決定建交，互派大使；另一種是複雜一些的，除了建交和互派大使外，還闡明雙方對一些問題的立場。總理説，“你把這兩種式樣都帶去，我們都可以接受。你先徵求施羅德的意見，採用哪一種為好。估計你回波恩後會有不少人要見你，也把我們的立場告知他們。”

在8月2日我將乘飛機從北京去波恩的凌晨，新華社外事部的同志又趕到我家裏來，説外交部緊急通知，要我在去機場之前先去外交部找副外長喬冠華同志，有要事。

原來是分社翻譯邢桂敏同志發來電報，告聯邦德國內政部辦公廳主任金克爾打電話來，説內政部長根舍（與謝爾外長同屬自由民主黨的該黨副主席）希望儘快會見我。邢告訴他，王殊尚在北京，待回來後再同他聯繫。

過了不久，金克爾又來電話約見邢桂敏，説他受根舍的委託，希望轉告中國政府，聯邦德國政府以巨大的興趣注意到了施羅德對中國的訪問，更注意到了中國政府對改善兩國關係的興趣。

喬冠華説，這份電報來得很晚，周總理首先看到了電報，估計根舍要談建交問題，就打電話給他，要他在我上飛機之前告訴我這件事，並作了兩點指示：一是到波恩後先去見施羅德，聽聽他的意見；二是再去見根舍或謝爾，除了聽取他們的想法外，可提出我國同其他國家建交公報的兩種方案，説明若聯邦德國政府同意其中的一種，中方願邀請謝爾儘早（最好在8月份內）訪問北京，簽署兩國建交公報。

1974年年底，聯邦德國總統謝爾接見外交使團時與作者握手問候。圖源：《五洲風雲紀》

**一切如周總理所估計，兩國關係的發展比預料的快。**我在8月4日回到了波恩，第二天就乘飛機到了易北河口外北海上的一個小島，會見了正在那裏度假的施羅德。他對我回去後首先去看他並徵求他的意見表示感謝。他説回國後已向謝爾外長報告了他的訪華之行，建議我儘快同謝爾直接商談。他看了我帶去的兩種建交公報的式樣，建議用簡單的一種，説為了談判方便，聯合公報越簡單越好。

8月6日，我拜訪了內政部長根舍，他哈哈大笑説，本來想同我談兩國關係問題，但他已從謝爾那裏知道了我同施羅德商談的情況，所以已沒有什麼要談的了，他將盡快安排我同謝爾見面。

8月10日，謝爾外長接見了我，我按周總理的指示，向他表示了中方有早日同聯邦德國談判建交的願望，並邀請他訪華。謝爾説，我的談話證實了施羅德從中國帶回的信息，兩國之間沒有特殊的問題要談，希望儘快確定具體談判的時間和地點，並且接受我國在談判達成協議後到北京正式簽署公報的邀請。

幾天後，我國外交部很快建議在波恩進行建交談判，但沒有想到竟任命我為談判代表。德方表示同意，並任命外交部政治司司長史塔登為談判代表。18日談判在聯邦德國外交部開始，原來我設想同謝爾外長所説的一樣，兩國之間沒有特殊的問題要談，談判有可能很快，但由於德方在與建交無關的西柏林問題上糾纏不休，談判一直拖了40天，到9月25日才取得一致意見。

1972年10月11日，姬鵬飛外長同謝爾外長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國、聯邦德國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圖源：《五洲風雲紀》

10月10日，謝爾外長率領龐大代表團到達北京，在第二天同姬鵬飛外長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從而掀開了兩國關係的新的一頁。

兩國建交後，承周總理的厚愛，我被調到了外交部工作，先後在駐聯邦德國和駐奧地利使館工作過。總理離開我們已多年了，但他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同我們深入分析形勢、仔細交代工作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End-

文字 | 《靜夜思故人——一個大使、記者的回憶》 

作者 | 王殊

圖片 | 除標註外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