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內卷的開學季：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教育？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9-09 11:54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狹義地講，一個人的正規教育可能早在中學，晚到博士畢業就終結了。但廣義來説，每個人一生都在受教，其形式包括與他人交流，與書籍為伴，與媒體交友等等。狹義下的教育奠定了受教育者一生的基礎，並深深影響乃至決定他約三分之二的後續人生將怎樣度過。因此每個家庭都十分重視子女青少年階段的教育。
然而，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就等同於知曉怎樣教育嗎？非也！否則的話，如果大部分人都知道如何教育，為什麼北京大學的錢理羣教授觀察到“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那種教育？為什麼他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這種教育也在他執教的中國第一學府滋生蔓延？
這是個很難回答、但須尋求解決方案並付諸行動的“教育之問”！本文我將以隨筆的形式寫出內心的感受。這是美國氫彈之父、波蘭裔數學家烏拉姆（Stanislaw Ulam，1909-1984）的自傳《一位數學家的經歷》最後一章的寫作方式。該書記載了他的科學生涯與人生經歷，包括對摯友馮·諾伊曼的傳神描繪。但傳記結束章的標題卻是“對數學與科學的隨想”（Random Reflections o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在這章我們聆聽着一位“科學賢者”關於數學對現代物理、生物科學等未來應用的真知灼見。由於我的博士論文與計算遍歷理論領域中以他命名的“烏拉姆猜想”有關，我一直是他的“粉絲”，所以我也來記錄自己對於“教育”這個永恆話題的一點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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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八年前夏季回國時，我特地帶上一本英文小書《教育的目標》（The Aims of Education）在飛機上閲讀，初衷之一是為寫拙書《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而重温大師教誨。此書作者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羅素（Betrand Russel，1872-1970）在劍橋大學的老師，後來擔任過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我也曾被他的另一本名著《科學與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傾倒，讀的是在北京舊書店淘的五十年代出版的被批判用的中譯本。《教育的目標》第一版於1929年問世，是懷特海在英美兩國關於教育的演講集。在序言裏，作者用一句話濃縮了他關於教育目的之詮釋：
“學生是有活力的。教育的目的是激勵並引導他們的自我發展。(The students are alive, and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stimulate and guide their self-development.)”
許多人似乎都知道教育的崇高目標。但怎樣才能實現它，則另當別論。一百年前，懷特海在他擔任英國數學協會會長的就職演説《教育的目標》中，旗幟鮮明地警告大家：
“具有惰性思想的教育不僅無用，而且有害。（Education with inert ideas is not only useless; it is, above all things, harmful. ）”
正因為僵死的教育手法如此害人，他在書的序言中，義不容辭地宣告：
“整本書是對僵死知識的一種抗議，也就是説，反對惰性思想。(The whole book is a protest against dead knowledge, that is to say, against inert ideas.)”
這本1963年被新美國圖書館出版社第十三次印刷的“良師叢書”之一，封底摘錄了書中的一段名言：
直到你失去你的教科書、燒掉你的課堂筆記及忘記你為考試而熟記於心的細節之前，你的知識對你無用。…… 大學的功能是使你能夠擺脱細節，遵從原理。(Your learning is useless to you till you have lost your text-books, burnt your lecture notes, and forgotten the minutiae which you learnt by heart for the examination … The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is to enable you to shed details in favor of principles.)”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懷特海所闡述的“激勵並引導學生自我發展”的教育目標？或言之，什麼是好的教育呢？
如果把教育僅僅看成是傳遞知識的運輸帶，那麼學校幾乎與工廠無異，師生關係就和師徒關係等同。我在工廠學過徒，目睹車鉗刨工師傅怎樣教徒弟加工機器零件。只要用心學，任何天資不笨者，都能學到好本領。但是，師傅一般只精通一門手藝，而非通才。把教育僅僅視為師徒之間的技藝傳幫帶，只能訓練成有一技之長的工匠，而鮮有采百家之長者。此外，在培養心靈上，除了部分品德高尚的師傅通過言傳身教，影響徒弟的一生，又有誰來要求自己的弟子“德藝雙馨”呢？
我以為，直到進入研究生院或職業學校的專業學習前，所有大中小學教育都應以“通識（general）教育”或對等術語“人文（liberal arts）教育”為主旋律，而不是以灌輸書本知識或培養專業技能為出發點。哈佛大學第二十七任校長薩默斯説得好：
“對一所大學來説，再沒有比培養人更重要的使命。假如大學都不能承載這一使命，我看不出社會上還有哪家機構能堪當此任。假如我們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傳，一切將覆水難收。”
古希臘的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文教育既不立足於實用，也不立足於需求，而是為了心靈的自由；通過發展理性，提升智慧及道德水平，實現人的身心和諧發展。近代西方教育家一直扛着人文教育的大旗。英國紅衣主教及教育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中明確提出：對受教育者而言，大學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他進而闡述道：
“人文（通識）教育之所以勝過任何專業教育，是因為它使科學的、方法的、有序的、原理的和系統的觀念進入受教育者的心靈，使他們學會思考、推理、比較和辨析。”
歌德曾經譏諷過：“單學知識仍然是蠢人。”比他遲兩年去世的另一個德國人、近代大學理念的最早實踐者、1810年建校的柏林大學第二任校長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1768-1834），也説得明白無誤：
“大學的目的並不在於教給學生一些知識，而在於為其養成科學的精神，而這種科學精神無法靠強制，只能在自由中產生。”
耶魯大學早在兩百年前就強調：
“大學的目的在於提供心靈訓練和教養，充實具有知識的心靈。”
你看，真正的教育獲得的是“有知識的心靈”，而不是“充滿心靈的知識”。“有知識”只是用於修飾名詞“心靈”的形容詞而已。它服務於主體，不是雪裏送炭，而是錦上添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缺乏美麗的心靈，知識有何作為？
在中國，“人文”二字源自《易經》：“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庸》中有著名的五“之”排比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古人極其推崇“博聞，擇其善而從之”，這是全面修養的必經之路。到了近代，上個世紀前半葉幾個偉大的教育家，也留下了關於人文教育的精闢言論。北大的蔡元培校長説得一言九鼎：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使僅僅為灌注知識、練習技能之作用，而不貫之以理想，則是機械之教育，非所以施於人類也。”
中國現代通才教育思想先驅者潘光旦更是一言以蔽之：
“教育的理想是在發展整個的人格。”
清華的梅貽琦校長畢生堅信：
“大學教育應在通而不在專，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
這些都是如雷貫耳的警句箴言。有了貫通一切的人格塑造與廣博知識，教育的產品就能接近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許的“君子不器”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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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今天儘管我們的課堂或才藝班塑造出了不少看似優秀的人才，但許多才能卓越的人的心靈深處，仍舊缺乏光彩照人的道德情操。因為在相當多重視教育的家庭裏，教育的目的是通過掌握更多技能而爬上更高的社會位階，當上“人上人”，而不是鍛造人格。客觀地説，中國的教育方式在某些方面，有值得其他國家借鑑甚至學習的東西。如中國教育極為重視的基礎訓練，尤其是數學基本運算能力的培養，是西方人心服口服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自己的軟肋。楊振寧比較過中美教育，説中國教育對普通學生有益，但對天才人物不利，而美國教育正好相反。美國的絕大多數高中生心算筆算能力較差，大學生普遍不熟悉代數式的巧妙化簡，更茫然於幾何定理的複雜證明，而這些東西在中國的中學有着紮實的訓練。一旦進入工作市場，在需要初等數學運算或論證的場合，在基本邏輯思維派上用處的地方，中國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運用數學知識的本領，整體上可能會超過同類美國人，尤其在那些比較發達的省市。
但是，僅滿足於基礎紮實，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式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距離理想的教育還很遙遠。教育不應是灌輸知識的代名詞，而應是塑造人性的加工場。中國有句成語“綱舉目張”。對教育而言，“人性培養”是“綱”，“知識傳授”才是“目”。如果被教育者丟失了人性，即便其大腦的每個細胞都富含知識，對人類社會的危害，説不定比從未讀過書的文盲還要大。在教育內容的取捨上，優劣之別正是對通識教育與技能教育的不同強調。
中國目前的教育還是服務高考的應試教育。除了缺乏培育心靈的温牀外，應試教育的反覆訓練，還易練出幾個物極必反的後果。其中最為國內有識之士詬病，併為國外學者普遍發覺的就是“創新不足”。“文革”中，由於整個大陸的主旋律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多數人不敢讀書，或不敢公開讀書。但是有人書雖然沒有讀太多，卻能融會貫通，活學活用，立足創新。當今社會各界有不少成功人士，是在那個時代長大的。現在的情形卻是“知識越多越被動”。青少年書讀得很多，但讀的多為老態龍鍾的過時內容或拼拼湊湊的教輔材料。這對學生髮展智慧的危害之大，可與魯迅小説《孔乙己》主人公那樣只會販賣“回字有四樣寫法”相比。
自然，學校重視“基礎打牢”的主要動因，還是出於高考，而不是為了培育創造力。知識只是成了勝在考試、裝點門面的資本，而不是用來探索自然、改造世界的工具。2012年，在吳健雄家鄉江蘇省太倉市舉辦的吳健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中，她的女學生、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胡玲又回憶起導師對中國教育的擔憂：
“吳健雄先生認為中國學生的基礎不錯，但培養方法有問題，不讓學生質疑教授，學生不敢超越老師，不讓學生獨立思考，不培養學生動手能力。”
早在1992年，吳健雄在父親創辦、她和丈夫袁家騮晚年先後捐款幾百萬元人民幣的家鄉明德中學，對老師們諄諄告誡：
“學校太注意分數，一分之差就不得了了，這不行。要注重創造力、能力、恆力，要鼓勵學生髮問。中國的家長比較喜歡在學生回家的時候問孩子：你今天考了幾分？鮮有家長會問孩子：你今天向老師提了什麼好的問題沒有？”
2014年，一位歸國教授在演講中説，當他在以色列駐華大使館領獎時，與大使談到中國人如何重視教育，對方笑眯眯回答他：“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翌年我在飛機上，讀到韓國一位教育學博士關於猶太人的一句總結語：“‘提問—對話—討論’，這便是猶太式教育的精髓。”這確與我們的教育手段不一樣！結果是佔世界人口0.25%的猶太人，卻佔了得諾貝爾獎人數的30%。
這位留洋博士繼續説：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佩雷斯的例子，説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是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説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中國官場文化有一條就是順從，下級服從上級。它在教育上的對等物就是學生服從老師，服從到常常是非不分。我有個外甥曾告訴我，數學老師有回把他的考試題扣分，因為答案分數寫成了2/5。學生要統一寫成分子在上分母在下的“標準”形式，其他都是錯的！如果愛因斯坦聽到這個故事就會笑掉牙了，因為他常用簡化方式書寫數學。例如他在寫帶有上下標的求和表達式時，乾脆丟掉令他生厭的和式記號“∑”。我外甥不敢與老師爭辯，因為老師總是對的，標準答案只有一個！
芝加哥大學有一句格言：明辨之路是爭論，而非順從。它的校園就是一個時刻充滿辯論、積極探索真理的環境。剛卸職的數學家校長齊默（Robert Zimmer）總結道：
“芝加哥大學着重訓練學生如何思考，訓練他們怎樣富有想象力地去思考、怎樣從不同角度進行綜合思考。我們希望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廣博的知識，對很多事情都有靈活、富有想象力的思考。芝加哥大學是可以挑戰舊觀點、誕生新思想的地方，我們培養出的學生是能夠進行挑戰性研究的，我認為，這是我們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這和愛因斯坦的教育主張不謀而合：
“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只有大膽的思辨而不是經驗的堆積才能使我們進步。”
爭論不休是良好的大學一貫提倡的價值觀，而中國許多大學常見一種對老師和上級唯唯諾諾的風氣。人們熟知的格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變成了“真理面前尊者為大”。一所大學重要的不應是尊重權威，而是自由開放與嚴謹求索。十九世紀德國的另一個偉大教育家弟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1790-1866）説過：“一個壞的教師奉送真理，一個好的教師則教人發現真理。”這與現代教學論中“發現法”的倡導者、傑出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説的下句話如出一轍：
“一切真理都要讓學生自己獲得，或者由他重新發明，至少由他重建，而不是簡單地傳授給他。”
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是誕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搖籃。但是齊默校長卻説：
“越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越是成就傑出的大學者，他們的著作、學術觀點就越應該受到別人的挑戰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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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教育的重要一環。高爾基有句名言：“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王佐良翻譯的培根那篇膾炙人口的隨筆《論讀書》之首句就是“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博採，足以長才。”讀到好書，彷彿置身於到處是目不暇接之美景，猶如和美麗伴侶共遊西湖。當夜幕拉開之後，燈下讀書，可與智者悄悄對話，可和歷史竊竊私語。幾百年前的培根如此談論讀書：“書可以品味，可以吞噬，少數可以咀嚼和消化。” 俄羅斯的一位文學批評家也曾直言相告：
“世界上有許多好書，但這些書是為那些會讀書的人準備的。”
可惜，現實依然是像三百年前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所觀察到的那樣：“大多數人不會讀書。”其實孟子早就斷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正因如此，俄國作家別林斯基諄諄告誡我們：
“閲讀一本不適合自己閲讀的書，比不閲讀還要壞。我們必須學會這樣一種本領，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自己所需要的讀物。”
作為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讀書定要有所取捨。讀最好的書，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説，勾股定理已有幾百種證明，但有必要將這些證明一一過目才能吸收它的真髓？與其背誦這個基本定理的不同證明，不如精讀有關歐幾里得幾何的佳作，如德國數學家克萊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初等幾何的著名問題》（Famous Problems of Elementary Geometry）。克萊因基於1894年在哥廷根的數學演講，他在這本小書裏討論了古希臘三大幾何作圖問題——三等分角、化圓為方及倍立方，富含現代數學思想。不要管勾股定理有幾種證明，那只是一條吉尼斯世界紀錄而已，就像會背圓周率幾萬位數字一樣無聊。對問題追本溯源的深入思考，對一生的決定性影響要大於死記硬背一百倍。
我還記得少時讀到《從楊輝三角談起》所激起的快樂感，這是華羅庚為中學生數學愛好者撰寫的小書。以至於進大學後學到《數值分析》中的高階差分，甚至當教授後每次教到它時，我都會想起華先生在書中講到的“高階等差級數”。一本好書留給人一輩子的回味，就像卓別林在自傳中深情懷念他一生中的初戀情人那樣美妙。
美國記者格萊克（James Gleick）的科普大作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從1988年初版到二十年後再版前，賣出一百萬本。在當今中國，這類少有人問津的科普書，大概頂多賣出十分之一，儘管我國人口是人家的四倍。2013年，我在上海某個教育書店，想查一下是否有我當年出版的科普拙作《智者的困惑：混沌分形漫談》，卻被店員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們不進科普書，沒人買。”售書大廳中央是某著名女主持人燦爛微笑的大照片，她的一本新書正在大賣。好幾次，我在長途汽車上看書直至日落，想開燈，卻發現座位頂上的燈具無法使用。有回我問了司機，卻招來訓斥：“車上看什麼書！”確實是的，車上的旅客不是昏昏然在睡，就是沉湎於手機。
我在美國三十多年，見到的洋人一百個裏有九十九個不通多少數學。但是我在飛機上看到的一百個乘客，可能八十個手上都捧住書讀，剩下的可能用電腦工作（公務艙的更多），鮮有浪費生命的玩遊戲耍手機者。美國許多暢銷書，體積不大，便於攜帶，出版社為讀者想得真周到。我的導師李天巖教授曾告訴我，他的導師約克出書，一定要出版商降低成本，低價出售，這樣窮學生也能買。不像國內許多書，不是以圖充字，就是每頁字數太少，把成年讀者當成兒童。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我多年前在南京某個書店見到的一本名主持人與海風有關的散文集。出版社目的很簡單：提高書價，因利潤與頁數成正比。一頁紙上只放一張可要可不要的小圖，也貢獻了以供統計的一千個字。以至於一本三百頁的中文書可以號稱有三十萬字，其實編輯心知肚明實際漢字不到一半。
我的親朋好友中，愛讀書的人所剩無幾。但有一人卻是例外，值得一提。他是揚州市的一位退休企業幹部，太太曾和我同在中學宣傳隊。我在他們家與幾位宣傳隊老同學歡聚一堂時，印象最深的就是站立在若干大書櫥中的萬冊藏書。這也難怪，因為男主人就是學富五車的歷史文化名人、清朝大學士阮元的後裔。他不讀書，誰還讀書？他不僅喜歡看書買書，也勤於寫作，常在報紙上一展文采，還送我一本出版了的散文集《記得住的鄉愁》。在與我血肉相連的至親中，最喜歡看書的，還有一人，那就是先母。她沒有功利主義的羈絆，讀書不輟只因興趣所致。我回國後在各地舊書店淘到的好書，常留給她先看。2013年，她在我已出版的合著《數學之英文寫作》中，發現了一個筆誤：“寥若晨星”寫成了“寥若辰星”。這事成了那年歐陽順湘博士為《數學文化》雜誌所寫一文的素材。當我請年近九旬的家母過目我下一本書的修改稿時，她又發現了好幾個寫錯的成語！
我走進過一些成功人士的居所，各式高檔物品琳琅滿目，與主人的身份十分匹配。但是有一點卻與他們的大學文憑甚至碩士博士證書不太相稱：豪華的客廳裏看不見書的蹤影。甚至我那些曾經愛好讀書的熟人，多年來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一書在手。我經過上海去福州路上的書店尋書時，尤其是那家古籍書店，每次都能抱回幾本甚至十幾本好書。但有時因行李太重而部分書帶不回美國，只好暫放別人家裏，希望主人也會像我母親那樣，免費品嚐這些已屬於我個人圖書館的精神食糧。好心幫我保管的他們，忙工作、忙賺錢忙得不亦樂乎，不知對這些靈魂維生素是否服過幾粒。
和我同機赴美留學的南大化學系七八級學生李巧英博士，把她觀察入微的祖國同胞讀書狀況概括得一針見血：“中國人不讀書，只讀教科書。”寥寥幾字，卻振聾發聵，勝過千言萬語的新聞報道。我在2009年發表於《科學時報》上的一篇隨筆《讀書與國家讀書節》中，引用她的精闢之語後，繼而分析道：
“教科書與考試相關，而目前鋪天蓋地的應試教育把教科書提升到無以倫比的高度。譬如，為考上替父母增光的‘清華北大’，眾多學子從幼兒園到高中拼命死啃堆積成山的教科書和考試輔導書；為考上待遇誘人的國家公務員，一部分平時遠離書籍的人也和備考學習指導書暫時熱戀起來；為了在還不夠風雅的烏紗帽上再套上一頂博士帽，某些一貫“無暇”讀書的官員也紛紛成了大學教授的寵兒。如此等等，給崇高的讀書境界傾注了平庸的成分。”
多年前，我曾因感慨某類拿真文憑的假博士氾濫成災而對朋友戲言一句：應對這些人出個簡單的“博士資格考試”：理工科的就考微積分，瞧瞧數學分析能力；文科的請寫一篇作文，看看語言文字功夫。讀過拙作《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的讀者不難掂量出，一頂貨真價實的博士帽子的分量之重。
我們周圍的島國日本，是個愛閲讀的民族。它時刻揹負危機感，奮發向上，一代代俊傑從兒童時代起，向自然看齊，向好書求教，因而讀出了二十多名的諾貝爾獎得主。1981年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Kenichi Fukui，1918-1998）在他《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整個初、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他於我可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2002年的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1926-2020）在《我不是好學生》中説，小學班主任送他的愛因斯坦與別人合著的科普書《物理學的進化》，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並最終走上研究之路。這本1938年出版的書寫得如此精彩，以至於我在北京的舊書店，一見到中譯本，馬上買來，並在回美飛機上飽餐一頓。中國老百姓知道得更多的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更是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的我。”
如果一個民族對自然之謎缺乏興趣，只為考試死背課本，僅把教育視為賺錢做官的敲門磚，斷不會在世界村中站穩腳跟，也無法在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毋庸諱言，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將“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繼承得有點丟失方向，結果讓腐朽的教育觀念趁虛而入，本應跟隨世界潮流與時俱進的現代教育彷彿又回到了科舉時代。與同樣享有“重視教育”美名的猶太人相比，中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讓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少得可憐，與只有幾千萬人口的不列顛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語。不必提歷史上那三個偉大的猶太人——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僅僅猶太裔的大數學家馮·諾伊曼、烏拉姆，以及大物理學家朗道、費曼，就足以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只佔世界人口四百分之一的猶太人，他們科學的教育理念卻為全人類貢獻了浩如繁星的傑出人才。如果僅用並非教育之目標的“賺錢”作為指標來衡量，他們佔了億萬富豪花名冊中的十分之一強。
但是，我們不應悲觀，我們有過兩千年前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輝煌時代，我們有過八十年前國難當頭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用現代高等教育光耀人格的時期，我們有過四十五年前百廢待興恢復高考後以七七、七八級為標誌的如飢似渴讀書求學的盛景。這後兩個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相隔四十個春秋的鼎盛時期，培養的兩代具有真才實學與科學精神的人文巨匠和科技將帥，對各自時期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引領作用。他們受到過極好的教育，幫助祖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史上人才輩出的中華民族，只要認清教育的真諦、剔除陳舊的思想，只要具有志在千里的眼光、拋棄鼠目寸光的短視，就會重建棟樑之才的搖籃。當新一代俊傑泉湧之時，曾發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悲愴之問的錢學森，他的在天之靈也會露出舒心的微笑。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願祖國未來一代代的學生，在優良教育的大環境中茁壯成長。祝他們的青春年華，獲得陽光雨露；祝他們的知識結構，兼具廣博深刻；祝他們的體魄心態，時刻健康向上；祝他們的少年理想，不斷添上翅膀。套用自學成才的英國大作家狄更斯著名小説的標題，他們的未來將是無可限量的“遠大前程”。
寫於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
2022年8月28日
注：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著作《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第二十章《教育隨想》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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