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視野下蘇格蘭雙重認同的變化 與蘇格蘭分離態勢的加劇_風聞

▲ 女王在蘇格蘭邊境。圖源：Daily Record

近年來，認同政治在政黨政治研究中越來越重要，蘇格蘭分離運動研究也屬其列，它是一種以民族為基礎的認同政治。在安東尼·史密斯界定的經典的民族認同概念中，“民族”與“國族”相等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同質化關係。但是，近年來，蒙特塞拉特·吉韋爾瑙（Montserrat Guibernau）等學者認為，史密斯的概念忽略了“無國家”(stateless)民族的存在，例如蘇格蘭、加泰羅尼亞等，無法解釋在“無國家”的狀態下，這些民族仍舊可以擁有民族認同且其可能帶來政治後果。學者們指出，**像蘇格蘭這些“無國家”民族的民族認同其實是一種“雙重認同”（dual identity），**指的是生活在一個國家內的民族地區的民眾既“表現出對整個國家的認同”，也表現出“同等程度”的“對民族和地區”的認同。在這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不是一種完全同質化的關係。

不過，現有關於蘇格蘭雙重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層面，較少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它的形成與變化，鑑於此，本文將論述歷史上蘇格蘭雙重認同的形成及特點，並在此基礎上分析政黨政治對這一認同的影響，最後分析新冠疫情影響下蘇格蘭分離運動的發展趨勢。

1****蘇格蘭雙重認同的形成與特點

在對民族認同的經典解釋中，民族認同往往被等同於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必須包括“某種政治共同體意識，無論這種意識多麼薄弱”，此“政治共同體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些公共機構和一套規定全體成員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法典”，這屬於國家範疇。然而，**對於蘇格蘭人來説，其民族認同所藴含的“政治共同體意識”具有可變動性，**在1707年之前是蘇格蘭國家，在1707年之後則是英國。這意味着，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不必然完全等同於、同質於固定的國家認同，二者可以拆離與重組。

事實上，**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具有“強民族、弱國家”的特點，**人們對蘇格蘭作為一個民族的認同要強於對蘇格蘭作為一個國家的認同，儘管這二者難以分離。“強民族、弱國家”的特性源於1707年之前蘇格蘭並未形成類似於英格蘭那樣高度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蘇格蘭王國形成於中世紀，但在從王國向近代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蘇格蘭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擾。1603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共擁一主，蘇格蘭國王移居英格蘭，造成王權在鍛造蘇格蘭國家方面作用有限。1612年，國王詹姆士認為大量的蘇格蘭貴族“有損於國家”，依國王特權建立的自治市不願意完全聽從國王，地方貴族因蘇格蘭地形限制、交流不暢得以長期控制地方政府及民眾。17世紀中葉，蘇格蘭又被克倫威爾征服，1660年復辟後蘇格蘭國家也從未恢復到之前的地位。因此，至1707年，蘇格蘭雖然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國家層面的制度，包括議會、樞密院及最高法院，但國家內部的整合程度比較低，“蘇格蘭國家是脆弱的、有限的，越來越不能確保自身安全”。簡而言之，蘇格蘭國家的力量並沒有塑造出民族與國家高度統一的民族認同，“人們不易指出蘇格蘭國家形塑蘇格蘭民族認同的方式”，17世紀末之前蘇格蘭民族認同所藴含的國家意識不似英格蘭那樣強烈。

**蘇格蘭民族認同雖然缺乏強烈的國家認同，但卻包含發達的民族認同。**在中世紀與英格蘭的紛爭中，蘇格蘭民族意識發展起來，成為後來蘇格蘭將英格蘭視作“他者”的不可磨滅的歷史根基。宗教改革後，蘇格蘭成為新教國家，但與英格蘭不同的是，蘇格蘭建立的是長老派教會，其最大的特點在於最高宗教權威是長老們而非國王。**由於長老派教義吸收了“市民政府”觀念，“試圖管理國家的公共事務以及個人的私人事務”,因而在精神與現實兩個層面塑造了蘇格蘭的民族認同。**在地方層面，長老會幾乎在全蘇格蘭建立了堂區制度，不僅負責各地、各個層次的教育，承擔地方濟貧，而且通過教會法庭介入那些與人們精神、道德相關的生活領域，塑造了人們共同的精神世界與生活規範。在全國層面，長老會每年舉行的“長老會大會”被認為比蘇格蘭議會更重要，“是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機制，來自每個地方的不同等級的人都可以參與”，成為“蘇格蘭民族認同最有效的制度媒介”。蘇格蘭民族認同“強民族、弱國家”的特性使得蘇格蘭在1707年之後能夠“很好地應對在成為英國人的同時繼續做一個蘇格蘭人”，“英國—蘇格蘭”這一雙重認同開始發展起來。

18世紀是蘇格蘭雙重認同形成的第一個階段，蘇格蘭原有的民族認同發生了一個顯著變化——相對較弱的蘇格蘭國家認同逐漸消失。曾在1688年“光榮革命”中逃亡到法國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後代，分別於1690年、1715年以及1745年在法國的支持下返回蘇格蘭並發動叛亂。在最後一次叛亂被英國政府徹底鎮壓後，蘇格蘭高地人就此被收服。隨後，高地士兵被允許穿着高地服飾組建兵團，構成英帝國軍隊主要組成部分。蘇格蘭對斯圖亞特王室的效忠代表着一種朦朧的蘇格蘭國家意識——源自王權在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影響，這意味着1745年之後蘇格蘭民族認同中的政治含義越來越弱，直到蘇格蘭國家認同最終從蘇格蘭民族認同中褪去。

**隨着蘇格蘭國家認同逐漸消匿，蘇格蘭人對英國的國家認同緩慢發展。**在1745年之前，對於大部分蘇格蘭人來説，英國議會實在太遠，“其在北部不可能激起廣泛熱情”,“它只偶爾通過了幾項福澤蘇格蘭的立法”,此時蘇格蘭也僅有不到3000人擁有投票權，人們難以感知到英國國家的存在。1745年之後，“高地軍團”成為蘇格蘭人與英國國家相連接的重要渠道，蘇格蘭高地在帝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18世紀後半葉工業化、城市化及英帝國的擴張中，蘇格蘭對英國國家的認同最終形成。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使得蘇格蘭與英格蘭在經濟類型、社會階層、治理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相對趨同，儘管二者之間的差異不小。

19世紀，工業化帶來的問題驅使英國議會在蘇格蘭的濟貧、治安、教育、醫療、公共設施及其他公共服務領域進行立法，其中一些領域是蘇格蘭法律從未規定過的領域，**英國國家權力就此明顯介入了蘇格蘭。帝國則為蘇格蘭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台，帝國各處都是蘇格蘭人的影子，**相較英格蘭人，“從帝國中尋找機會的蘇格蘭人的比例更高”。到19世紀晚期，蘇格蘭人對英帝國的認同穩固又強烈，蘇格蘭出現許多維護英帝國併為帝國長存出謀劃策的組織，例如1884年成立的皇家蘇格蘭地理協會，建立者基本上是商業、工業、傳教士、殖民管理、學術、市鎮、鄉紳、政治家各羣體的代表，他們都很關心地理知識在英帝國擴張中的作用。蘇格蘭知識階層還積極宣傳帝國之於大不列顛的重要性，廣為傳播帝國理念。

不過，在蘇格蘭人的英國國家認同逐漸形成的同時，蘇格蘭人卻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認同。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聯合實現了統一的國防、議會、王室、國旗與國璽、公民權利與義務、鑄幣與度量衡以及大體相同的税率，但**並沒有實現統一的司法、宗教、教育及地方管理，蘇格蘭在這些領域基本可以保持既有制度。**這使得蘇格蘭在18世紀處於一種“半自治”地位。一方面，18世紀的交通遠未發展到足以將蘇格蘭各地與倫敦快速連接起來；另一方面，聯合之後，在理論上，英國財政部、國務大臣等需要承擔蘇格蘭相應的事務，而在實踐中，這些部門“被其他更重要的事務佔據，蘇格蘭事務大體上被忽略了”。因此，**蘇格蘭事務仍然由蘇格蘭總檢察長、愛丁堡政治家、地方貴族們繼續按照蘇格蘭既有各項制度管理。長老會的作用依舊顯著，**除了地方鄉紳、士兵等特殊羣體不受長老會教規約束外，大部分人都接受長老會教義。可見，延續於過去的制度與機構成為蘇格蘭民眾與英國國家權力之間的“緩衝器”，確保了“蘇格蘭是大不列顛國家內對等於英格蘭的社會而不至於被後者同化”。

即便19世紀英國議會就蘇格蘭許多方面進行立法，一些立法最終促使英國建立了相對統一的制度，但英國國家的權力從未徹底同化蘇格蘭**。一方面，蘇格蘭人通過其既有的各種制度自我治理，工業與商業精英們抵制“倫敦對蘇格蘭事務進行立法干預的增長”。另一方面，****英國議會立法干預蘇格蘭的程度有限且在不同領域存在差異。**例如1845年通過的《蘇格蘭濟貧法》,“希望保留舊制度的人和希望徹底改變舊制度的改革者都同意一件事——兩者都不想要一個由倫敦中央委員會直接管理的濟貧制度”，結果，由此成立的蘇格蘭濟貧委員會雖然是一箇中央機構，但其主要職責是監督蘇格蘭濟貧而非直接管理，委員會允許並鼓勵蘇格蘭地方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濟貧標準並實施救濟。再比如在教育領域，1872年英國議會通過《蘇格蘭教育法案》，將蘇格蘭教育納入國家層面管理中，但是，“蘇格蘭教育制度仍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的特點，並在適應英國標準的過程中繼續以重要的方式突出蘇格蘭的生活。”

可以説，19世紀蘇格蘭人最終形成了英國—蘇格蘭雙重認同。英國認同主要是一種國家認同，指向的是帝國、威斯敏斯特議會、選舉政治、憲政制度、公民身份等；**蘇格蘭認同更主要是一種民族認同，指向的是一個沒有被英格蘭完全同化的社會，包括蘇格蘭曾作為一個獨立王國的歷史與記憶、從17世紀延續下來的各項制度與機構、蘇格蘭的地方特性、蘇格蘭的文化等。**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蘇格蘭的雙重認同是一種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疊加而非同質化的認同，但這並不意味着英國認同與蘇格蘭認同可以被截然分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它們仍然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蘇格蘭的民族認同中仍然包括英國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並不會十分刻意地將二者分開，“大部分蘇格蘭人都很適應他們的雙重認同，意識到蘇格蘭的獨特性可以補充並加強對英國更廣泛的忠誠感”。因此，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雖然會發生變動，但仍然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在維多利亞時代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時期，蘇格蘭人的英國認同十分突出。

2****政黨政治推動下蘇格蘭雙重認同的變化

英國蘇格蘭地區民族議題的發酵始於19世紀末。起初，在**受到愛爾蘭民族主義影響後，一些蘇格蘭議員希望改善蘇格蘭地方自治，**並明確表示“單獨強調蘇格蘭人的民族性不符合蘇格蘭人的利益”，蘇格蘭人具有蘇格蘭與英國雙重認同。但是，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格蘭民族黨成立以來，蘇格蘭民族議題具有了另一個發展方向——蘇格蘭獨立，1948年該黨黨章寫明“建立蘇格蘭民主政府，恢復蘇格蘭民族主權”。

**蘇格蘭民族黨的成立給英國政黨政治帶來重大影響，儘管該黨成立初期並未取得顯著發展，但由於民族黨將基於地區的民族與民主話題注入了英國政黨政治之中，使得政黨政治機理得以持續作用於蘇格蘭民族議題。**在英國政黨政治語境下，民族、民主及主權具有特殊意義。在發源於西歐的“民族-國家”的框架裏，人們運用“民族”這一概念對外主張國家獨立，而在這一概念被政治化和法律化之後，人們又利用它對內主張公民權。這裏的民族並非指實際的民族結構，而是人們對於一個國家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認同。民族認同可以反映在選舉等民主過程當中，而這一民族認同又是構建民族國家的重要基石。因此説，“主權原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是現代國家建構的三大理論支柱，三者相互支撐、互為依據”。由於任何一個政黨均可以使用民族、主權、民主的話語處理內部事務，政黨之間的競爭還容易放大這些話語之下的所有問題，民眾容易接受在這些政治術語之下的宣傳邏輯與內容，因此政黨政治可以推動國內地區民族議題的發展。

政黨政治的上述作用在二戰結束之後得以釋放。**這一時期英國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經歷了重大變化。**其一，以“有產”與“無產”為標誌的兩極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建立在穩固階級基礎上的兩黨制開始鬆動，“1959年民意測驗表明38%的人認為兩黨無甚差別，而在1950年則只有20%”；其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經濟發展遇挫，70年代末“英國病”成為頭號難題，與此同時，主要分佈在蘇格蘭沿海的北海油田的發現讓人們看到新的希望；其三，英國最終失去了帝國，需要謀求新的發展，從1961年開始英國嘗試加入歐共體，英國國家身份正處於變化期。

**在英國政黨政治生態下，上述變化很容易影響到蘇格蘭民族議題。**一方面，英國各政黨不得不在日益衰弱的階級政治中尋找新的發展出路，蘇格蘭民族黨則具有天然優勢，可以藉助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發展基於民族身份的認同政治。一旦基於民族身份的認同政治發展起來，保守黨與工黨就不得不捲入蘇格蘭民族議題中，使得該問題繼續發酵。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的年代，經濟問題很容易被民族主義化，進而被政治化，**這對於正在適應新的國家身份的英國人來説，尤其是對具有雙重認同的蘇格蘭人來説，就具有了特殊意義，蘇格蘭人的認同有可能在此過程中發生變動。

從歷史進程來看，民族黨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基於民族身份的認同政治。就民族黨從事的政治活動來看，主要是對民眾進行政治動員，動員的方式很簡單，即利用蘇格蘭民眾長久保持的蘇格蘭民族認同，**通過將蘇格蘭遇到的所有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歸於蘇格蘭人與英國之間的矛盾，造成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之間發生衝突，**讓蘇格蘭民族認同越來越難以與英國認同相兼容。這裏，民族黨故意忽視蘇格蘭人對英國的認同，並把英國説成是英格蘭人的國家，進而刺激蘇格蘭民眾的民族情緒，讓民眾對英國產生厭惡感。

這一時期民族黨的宣傳都體現了這一點。例如，1962年西洛錫安補選中，民族黨宣揚“蘇格蘭第一”，在向民眾解釋這一點時，民族黨競選人比利·沃爾夫（Billy Wolfe）回憶，“他專門將蘇格蘭經濟的非正常衰落和英格蘭經濟的擴張做對比”；1964年選舉中民族黨又宣稱蘇格蘭“幫助倫敦和伯明翰變得富裕”,但蘇格蘭的失業率卻是英格蘭的4倍；1967年漢密爾頓補選中，民族黨的口號是“民族黨和你”，稱“過去10年裏，英格蘭工作崗位淨增加903000個，蘇格蘭則減少了34000個”；1967年英國準備加入歐共體時，民族黨認為這只是“英格蘭單方面的決定，沒有徵詢蘇格蘭人”。70年代，民族黨宣傳石油加獨立等於蘇格蘭富裕，而“如果不獨立，石油資源的90%將被英格蘭人的倫敦政府控制”。民族黨還打出“這是蘇格蘭的石油！”的口號，甚至讓民眾在“富裕的蘇格蘭人還是貧窮的英國人”之間做選擇。

**民族黨藉助大眾傳媒，將上述宣傳訴諸大眾視聽，而帶有民族情緒的言語越被宣傳，支持民族黨的民眾就會越多。**二戰結束後，電視成為最主要的大眾傳媒，向人們輸送着各類信息，“1956—1976年間英國電視中政治新聞報道的時間增加了4倍”，“對於那些沒有親自參與政治的個人，大眾媒體為他們定義了‘真實的’政治世界”。 **媒體也是維持蘇格蘭民族認同的重要工具。**比利格（Bilig）認為，“正是報紙將讀者建構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它們就需要利用自己的“內容、組織結構以及文本特點”。

**蘇格蘭民族黨所提供的這些民族主義情緒，恰巧滿足了媒體宣傳的需求。**結果，民族黨的支持率開始上升。1967年民族黨在漢密爾頓補選中正式贏得建黨以來的第一個議席，大量媒體報道了此事，隨後BBC、STV開始持續報道民族黨議員在議會中的表現。在1974年2月的大選中，民族黨在蘇格蘭的支持率上升到21.9%,獲得了7個議席，本年10月又舉行了一次大選，民族黨的支持率攀升到30.4%，竟然超過了保守黨，且只比蘇格蘭第一大黨工黨低6個百分點，獲得了11個議席。此外，1974年的一份調研報告還顯示，已經有68%的蘇格蘭人相信蘇格蘭很可能在北海油田中沒有多少收穫，因為好處都落入石油公司和英國政府手中。

隨着蘇格蘭民族黨的快速發展以及獨立議題得到一些民眾的支持，保守黨與工黨不得不做出正面回應，英國政黨政治開始全面作用於蘇格蘭民族議題。

基於政黨政治博弈與遏制蘇格蘭民族主義的考慮，工黨首先採取行動。這一時期的工黨面臨艱難轉型，**自70年代以來，傳統工人階級進一步分化，工黨越來越失去穩固和鮮明的社會基礎，民族黨則利用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分流了工黨的支持者，這迫使工黨不得不拿起民族議題。**1977年，工黨建立皇家憲政調查委員會，**調查蘇格蘭民族主義問題。**委員會公佈的報告顯示，大約50%的蘇格蘭人希望蘇格蘭在聯合王國內享有某些自治權，20%左右的人希望脱離英國，其他則是維持現狀或態度不明確。據此，工黨決定建立分權的蘇格蘭議事會。在工黨看來，分權不僅可以讓工黨在政黨政治博弈中佔據優勢，還可以有效遏制蘇格蘭民族主義，工黨政治家喬治·羅伯遜(George Robertson)自信地説道，分權政策能夠把蘇格蘭的“民族主義完全消滅掉”。於是，工黨政府宣佈將於1979年3月1日舉行蘇格蘭分權公投，並規定公投中投贊成票的人數不得低於選民總數的40%。

儘管這次公投以失敗告終，但1979年保守黨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上台後又觸發了蘇格蘭民族議題。**撒切爾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救治“英國病”,她採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在英國引起不小的震盪，其在蘇格蘭表現得尤為明顯。經濟改革措施“在短期內造成蘇格蘭出現史無前例的失業率”,削減福利的政策讓民眾在動盪時期倍感焦慮，而提前一年在蘇格蘭徵收人頭税更是讓民眾極度不滿。在灰暗的前景中，北海油田已開始大規模開採，蘇格蘭經濟卻未見好轉，民眾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重。

在此情況下，民族黨藉機刺激蘇格蘭民族主義情緒，使得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與英國認同之間開始出現較大的矛盾。民族黨説蘇格蘭在英國被區別對待，撒切爾是吸吮着蘇格蘭的石油而發笑的惡魔，保守黨政府不為蘇格蘭人着想，蘇格蘭不可能在英國得到更好的發展。由於經濟與民生問題是人們感受最直接、最強烈的領域，保守黨的政策與民族黨的解讀就對蘇格蘭人產生了實際意義，**民眾逐漸認為保守黨是“英格蘭黨，不懂蘇格蘭人的認同與利益”,**英國越來越難以體現蘇格蘭的利益。

政黨政治還在另一個層面使蘇格蘭雙重認同發生變化，這就是1987年與1992年的大選。在這兩次大選中，保守黨在蘇格蘭僅獲得10個和11個議席，但保守黨憑藉英格蘭的選票仍舊上台執政。**急於上台執政的工黨和主張獨立的民族黨就此指出：保守黨政府在蘇格蘭不具有合法性，蘇格蘭民族在聯合王國內不享有民主，**蘇格蘭民族有權獲得一個可以體現其意志的政府，這就將民族、民主、主權這些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原則運用到了蘇格蘭地區，從而出現了蘇格蘭地區與英國國家在主權意義上的衝突。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之間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在“必須選擇一個身份認同”抽樣調研中，1979年尚有38%的被調查者選擇英國認同，56%的選擇蘇格蘭民族認同，1992年只有25%的選擇英國認同，72%的選擇蘇格蘭民族認同。相應地，到了1989年，已經有35%的被調研者支持獨立，42%的支持分權；1990年，被調研羣體中37%支持獨立，45%支持分權。**可見，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越來越傾向於蘇格蘭民族認同，**而且這種民族認同逐漸轉變為要求建立獨立國家的政治型民族認同，而不再是適應英國國家的民族認同。

在蘇格蘭民族認同已經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工黨在20世紀90年代再次提出的分權議題就有了成功的可能性。1997年工黨上台執政後，舉行了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公投，其結果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蘇格蘭議會。可以説，**蘇格蘭議會正是蘇格蘭民族認同發生變化後的產物，**已經發生變化的蘇格蘭民族認同持續影響蘇格蘭與聯合王國的關係。

3****政治型民族認同與蘇格蘭分離態勢的形成

儘管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有所增強且這種民族認同在性質上會加劇蘇格蘭分離態勢的發展，但**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蘇格蘭人的英國認同並不弱。**根據“自由選擇身份認同”調研，1999年，32%的被調查者選擇純粹蘇格蘭民族認同，35%的選擇蘇格蘭民族認同強於英國認同，22%的選擇蘇格蘭民族認同與英國認同程度相等；在隨後8年裏，純粹蘇格蘭認同的數據在下降，到2007年時只有26%,蘇格蘭民族認同強於英國認同的數據也下降到29%,而兩者程度相等的則上升到27%。這一情況一直保持到2014年獨立公投前夕。相應地，2007年之前，在對蘇格蘭憲政變革態度的調查中，支持獨立的維持在30%上下，沒有超過蘇格蘭議會建立之前的數據。

然而，在政黨政治的作用下，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繼續向政治型民族認同發展。

蘇格蘭議會的建立改變了蘇格蘭的政黨政治生態，其將議員競選範圍從英國縮小到蘇格蘭地區。民族黨是一個以蘇格蘭為基地的政黨，追求獨立的目標讓其能夠天然地只考慮蘇格蘭，而工黨、保守黨則是英國政黨，很難只考慮或優先蘇格蘭而違背本黨的全國部署。這將造成在宣稱代表蘇格蘭利益方面，保守黨與工黨難以與民族黨匹敵，民族黨終將上台執政。2007年在蘇格蘭議會選舉中，民族黨將執政目標與獨立目標相分離，表示獨立只會通過公投舉行，讓選民放心為其投票，因為把票投給民族黨“會獲得一個在聯合王國內最能代表蘇格蘭需要和意願的政府”。結果，2007年民族黨以47 ∶46席擊敗工黨，首次上台執政。

**英國政黨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一旦某一政黨上台執政，就被視作獲得民意授權，從而可以推行各種政策，**無論該黨的所有政策是否都得到民眾支持。在2007年的選舉中，支持民族黨的選民中只有50%的支持蘇格蘭獨立，但由於英國政黨政治的上述特點，民族黨在組建少數黨政府後，通過將政黨的主張變成“代表民意”的政府的主張，得以推進蘇格蘭分離運動。2007—2009年，蘇格蘭首席大臣亞歷克斯·薩爾蒙德(Alex Salmond)發起了持續兩年的“國民對話”活動，一邊宣揚蘇格蘭政府支持獨立，一邊徵詢民眾對擴大蘇格蘭議會權力以及實現蘇格蘭獨立的看法。本次徵詢結果是，蘇格蘭人希望擴大議會權力，但不支持獨立，民族黨在徵詢結果報告中也承認了這一點。儘管如此，民族黨政府仍然決定繼續推進獨立政策，表示政府將在2010年發起“多選項公投”,讓民眾在歐盟內獨立、某種程度的分權以及維持現狀中做出選擇。不過，由於2007年民族黨組建的是少數黨政府，多選項公投方案在各黨聯合抵制下沒有通過。

當蘇格蘭問題發展到這一步時，公投已經不可避免了，只要民族黨組建一個多數黨政府，就可以發起公投，而在蘇格蘭政黨政治生態下，作為一個以蘇格蘭為基地的政黨，民族黨或早或晚都會組建多數黨政府。在2011年第四屆蘇格蘭議會選舉中，民族黨便贏得了絕對多數席位，再次上台執政。這一次民族黨的獲勝仍然是憑藉良好的政績“而不是民眾對獨立的支持”,但民族黨上台後決心推動公投。

由於民族黨政府主張的公投在英國政黨政治語境中具有民族與民主的合法性，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正面回應。對於保守黨來説，他們認為蘇格蘭是英國的一部分，不支持蘇格蘭脱離聯合王國，但保守黨無法直接拒絕民族黨的訴求。基於政黨政治博弈的考慮，保守黨準備讓民族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首相卡梅倫看準了當時的蘇格蘭人尚不會投票支持獨立，因此提出公投只能設定一個問題，即“是否獨立”。民族黨前領導人威爾遜(Gordon Wilson)意識到這是對多選項公投施加的重大限制。對此，民族黨無法拒絕，只能接受。雙方最終達成《愛丁堡協議》,民族黨獲得一試獨立的機會，但卡梅倫似乎已經預見了成敗。

**一旦獨立變成一項全民公決的行為，獨立議題就獲得了一次在全蘇格蘭境內最大程度的宣傳機會，**在此過程中，在支持獨立與反對獨立這兩大陣營持續、激烈以及侵入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辯論中，蘇格蘭人的民族情緒被充分調動起來，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與英國認同激烈搏鬥，蘇格蘭人必須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影響人們選擇的因素也將變得複雜、多樣、隨機，正如研究公投的學者們指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經濟數據支撐，聽上去也頭頭是道，但“贏得公投不靠經濟而是情緒”。而一旦做出選擇，那就意味着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與英國認同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且這種變化具有相對持久性。

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結果是，84.6%的選民參與投票，其中支持獨立的佔44.7%，不支持的佔55.3%,公投失敗。然而，**失敗並不意味着蘇格蘭分離態勢被扼制，相反，它表明蘇格蘭分離態勢已經形成，**支持獨立的數據已經十分接近於反對獨立的數據，獨立成為一個有可能實現的選擇。進一步説，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建立在已經發生了變化的蘇格蘭民族認同的基礎上。《衞報》在公投結束後公佈的抽樣調查顯示，人們支持獨立的首要理由是“蘇格蘭人決定蘇格蘭所有事務”（佔70%）,其次是“獨立的蘇格蘭會有更好的前景”（佔20%），最後是“不喜歡保守黨政府”（佔10%）。換言之，蘇格蘭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這正是要求建立獨立國家的政治型民族認同的表現，蘇格蘭民族認同已經從兼容於英國認同轉變到要求建立獨立國家的認同了。

一個人的認同具有相對穩定的特點，經過2014年獨立公投，那些選擇支持蘇格蘭獨立的人就不太容易改變自己的主張，那些反對獨立的人也不太會輕易改變自己的態度。但從長遠來看，支持獨立的人會越來越多。一方面，從本文所示的歷史進程來看，在政黨政治的作用下蘇格蘭人的雙重認同總體朝着“蘇格蘭民族認同趨強、英國認同漸弱”的方向發展，成為蘇格蘭分離運動不斷發展的一個基礎。另一方面，從2014年公投數據來看，55歲以上的羣體中絕大多數投了反對票，而16—17歲的羣體中則有70%都投了支持票，這一羣體正是在民族黨執政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的認同從一開始就偏向於蘇格蘭民族認同。這意味着，**蘇格蘭脱離英國的可能性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正如現任蘇格蘭首席大臣民族黨人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所説，“獨立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

4****新冠疫情影響下蘇格蘭分離態勢加劇

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後，民族黨表示尊重公投結果，但是，**在蘇格蘭民族認同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蘇格蘭獨立問題很容易復發。**2016年英國舉行的“脱歐”公投讓還未完全淡出人們視野的蘇格蘭獨立問題再次浮現。在“脱歐”公投中，52%的英國人選擇離開，而具體到蘇格蘭，**62%的蘇格蘭人卻支持留歐。**就此，民族黨表示將發起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因為蘇格蘭人不支持“脱歐”,獨立後的蘇格蘭將加入歐盟。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夕，蘇格蘭政治局勢越來越有利於民族黨及其分離目標的發展。自“脱歐”至今，“蘇格蘭民族黨將‘脱歐’與蘇格蘭二次獨立公投綁定在一起的策略已見成效”，支持獨立的民調數據上升了大約2個百分點。在2019年底舉行的英國議會大選中，民族黨將反對“脱歐”與蘇格蘭二次獨立公投作為競選綱領，保守黨則明確反對二次獨立公投，但大選結果是，民族黨比2017年大選多獲得13個議席，其中多為保守黨曾佔有的議席。這説明，支持民族黨及蘇格蘭獨立的人數正在上升。大選後，民族黨即以大選結果作為獲得民意授權的證明，正式啓動二次獨立公投程序，表示在2020年發起二次獨立公投。

**新冠疫情的暴發打亂了民族黨推進獨立的時間進程，民族黨政府在2020年3月宣佈暫停二次獨立公投的準備工作，全力應對新冠疫情，**同時要求英國政府向歐盟申請延長“脱歐”過渡期，從而讓“脱歐”與二次獨立公投事宜整體向後延。

然而，**這次疫情實質上加劇了蘇格蘭分離態勢的發展。**蘇格蘭議會建立之際，**英國議會賦予蘇格蘭議會醫療衞生自主權，**新冠疫情則讓蘇格蘭人以及英格蘭人明顯看到一個國家內部是如何彼此區分的。在疫情期間，民族黨政府充分使用了醫療衞生自主權，前期與英國政府抗疫政策保持一致，後期則日益與其分道揚鑣。例如，當英國政府宣佈解封時，蘇格蘭政府拒絕即刻解封；當英國政府宣佈允許民眾未經邊境檢疫就可以返回英國時，蘇格蘭政府拒絕聽從；當英國政府還在遲疑佩戴口罩的有效性時，蘇格蘭已經開始佩戴印有蘇格蘭格子紋的口罩；此外，蘇格蘭政府還在英格蘭進入蘇格蘭的主幹線A1路口設置了檢疫，讓人們產生了“邊界感”。

從應對疫情的效果看，蘇格蘭的上述政策並未明顯改善蘇格蘭的疫情，相較英格蘭，蘇格蘭只是沒有那麼糟，但民族黨政府的政策卻加強了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讓人們感到蘇格蘭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務。在疫情期間，蘇格蘭人直接聽從蘇格蘭政府而非英國政府的指示，是“蘇格蘭首席大臣每天做出影響着幾乎每一個人生與死的決定”,是“蘇格蘭首席大臣而非英國首相決定蘇格蘭如何應對疫情”。相較斯特金與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應對疫情的表現，蘇格蘭人認為斯特金展示了作為一個領導人應有的能力與責任，鮑里斯則讓事情變得更糟。《衞報》評論説，蘇格蘭政府以“謹慎且注重社區”的方式應對新冠疫情，鮑里斯以“混亂且注重市場”的方式應對。相應地，2020年10月14日公佈的一項蘇格蘭民調數據顯示，蘇格蘭人對斯特金的滿意度達到72%,對鮑里斯的滿意度則正好相反，76%的人對他不滿意。

民族自豪感往往會加強民族認同，蘇格蘭人也不例外，這體現在他們對待蘇格蘭獨立的態度上。2020年6月至10月，由Panelbase、YouGov以及Ipsos Moris等多家民調機構所做的10次蘇格蘭對獨立的態度的民調均顯示，支持獨立的超過了反對獨立的數據，支持獨立的數據已經上升了10個百分點，這是自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以來蘇格蘭民意首次出現重大反轉。2020年10月初的民調顯示，62%的被調查者認為，如果民族黨贏得2021年的大選，英國政府就應該同意蘇格蘭舉行二次獨立公投，58%的還宣稱他們將在公投中選擇獨立。

2020年10月的調研數據顯示，蘇格蘭人支持獨立的首要理由是他們無法信任英國政府，認為其不代表蘇格蘭的利益（47%）,其次是英國政府無視蘇格蘭留歐的意見而執意“脱歐”（40%）,再次是蘇格蘭希望朝着不同於英格蘭的政治方向發展（38%）,而只有27%的人認為蘇格蘭獨立後經濟會獲得更好地發展。換言之，蘇格蘭人認為英國已經不再是體現他們的意志的國家了，他們需要蘇格蘭國家，他們的民族認同中的“政治共同體”已經不再是英國了。

在新冠疫情加劇蘇格蘭分離態勢之際，民族黨再次提出第二次獨立公投。**2020年12月底英國最終脱離歐盟，斯特金即刻承諾民族黨將在後疫情時代致力於“通過合法、合憲的方式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為此，民族黨政府在2021年3月公佈了一份《全民公投（蘇格蘭）法案》草案，其中規定了獨立公投中的問題表述、投票權等一系列問題，認為這是確保蘇格蘭人有權選擇自己未來的法律保障。緊接着，民族黨不斷呼籲民眾在2021年5月6日舉行的蘇格蘭議會選舉中投票支持民族黨，表示一旦本次選舉中出現一個支持獨立的絕對多數（注意，民族黨並沒有説支持民族黨的絕對多數），那麼他們將在贏得選舉後的下一個任期裏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本次選舉中，民族黨獲得64席，並未獲得絕對多數（僅差1席），但由於支持獨立的綠黨獲得了8個議席，這意味着本次選舉中出現了支持獨立的絕對多數。

那麼，蘇格蘭二次獨立公投會發生嗎？進一步説，蘇格蘭會獨立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英國保守黨政府與蘇格蘭民族黨政府在二次獨立公投問題上可能會陷入僵局乃至發生爭執。**一方面，疫情已經加劇了蘇格蘭的分離態勢，蘇格蘭議會選舉也的確出現了一個支持獨立的多數，民族黨極有可能在下屆議會中通過《全民公投（蘇格蘭）法案》，**但此舉可能引發蘇格蘭議會與英國議會就“誰有權決定獨立公投”發生爭議。**另一方面，鮑里斯已經屢次以“這一代人已經做出了選擇”（指2014年獨立公投）為由拒絕了民族黨的二次獨立公投申請，而“在沒有明確的民主途徑來進行另一次公投的情況下，民族黨可能會向英政府施加政治、道德或法律壓力來迫使實現另一次公投”，愛丁堡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米切爾還認為，支持獨立的人很可能會利用街頭抗議等政治活動來表達他們的憤怒。可以説，疫情好轉之後，蘇格蘭二次獨立公投問題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能成為英國“脱歐”後影響聯合王國乃至歐洲的重大事件。

5****結語

在理解蘇格蘭分離運動時，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十分重要。蘇格蘭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沒有形成民族與國家完全同質化的民族認同，其民族認同藴含的蘇格蘭國家認同相對較弱，這使得蘇格蘭能夠在1707年與英格蘭聯合之後形成蘇格蘭與英國雙重認同，但也使得20世紀後半葉以來蘇格蘭人的英國認同趨弱，蘇格蘭民族認同趨強，且逐漸與英國認同不兼容。

**在蘇格蘭雙重認同逐漸分離與質變的過程中，政黨政治起到助推作用。**英國的政黨政治誕生於17世紀末的英格蘭，在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後，政黨政治在整個英國發展起來。在19世紀30年代之前，英國處於貴族統治階段，擁有選舉權的人數有限，構成民族的大多數人尚未進入政黨政治生活中，政黨政治並不會導致民族分離。但是，隨着19世紀30年代以來選舉權的逐漸擴大，政黨政治最終成為實現大眾實現民主的工具，其所藴含的民主的合法性被運用到具有共同訴求的大眾羣體身上。民主的合法性被運用於其他羣體並不會導致國家分裂，但一旦被運用於蘇格蘭——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聚集於蘇格蘭這一“歷史祖地”、一直保持着自身民族認同的民族——**就有可能導致蘇格蘭在英國國家內部追求本民族整體的民主。**因為，這種情況下，蘇格蘭人會從民族整體的民主而非個人民主的立場出發，認為英國不再是體現蘇格蘭民族意志的國家，其雙重認同中的蘇格蘭民族認同會越來越強，英國國家認同則會越來越弱。

目前，蘇格蘭分離態勢已經形成，分離的可能性建立在具有政治功能的蘇格蘭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在現有的英國政黨政治環境下，蘇格蘭分離問題可能會持續存在。

*文章原刊於《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作者：胡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