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偉人的視線_風聞

     昨天又有無數人在發言懷念46年前離開我們的毛澤東主席。

     有一次我在旅遊途中到一個餐廳吃飯。掛在牆上的液晶電視正在放一部講他的故事的紀錄片。

      “他是誰呀？”鄰桌的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小女孩指着屏幕上那張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下頦長了一顆痣的國字形的臉，扭過頭問自己的母親。

      “他是毛主席。”那位三十多歲的母親回答。

       “毛主席是幹什麼的呢？”

       年輕的母親也沒有多加思索，就給了一個她大概認為孩子只要聽過童話故事就能理解的回答：

      “他是我們以前的國王。他帶領大家打敗了外國強盜，推翻了舊社會，建立了新中國。”

      然而，孩子似乎確實聽過不少童話故事，於是問道：

    “那現在的國王是他的兒子嗎？”

     “不是。”

     “為什麼呢？”

     孩子顯然發現這位“國王”和童話裏那些把王位傳給王子的國王大不相同，而這位年輕的媽媽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訴她：

     現在的國王雖然不是他的兒子，但也是一位好國王。

    可能有些同學認為把毛主席叫作“國王”極為不妥，不過我記得在一本名為《正覺》的佛學刊物上讀過湖北黃梅四祖寺淨慧法師對俗家弟子講佛法的記錄，談到佛弟子要報四種恩：

     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

     講到“國王恩”時，淨慧法師説：

     “當然現在沒有國王了，只有主席，只有總書記，但有一個道理是不變的：國家治理英明，這個對我們的恩是很重的。如果國家政治不英明，外敵入侵，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你個人就算神通再大，也很難有什麼作為。”

     淨慧法師説這些話的時候，距今也快20年了。

      那一次聽他開示的主要是私營企業家。

     我後來看過一些著名學者（有的還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這些資本家面前的演講，可能是因為拿了人家的錢吧，講的都是“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最先進的力量”、“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市場化改革決不能停步”、“警惕民粹極“左”文革復辟”之類，講到情切處，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情難自已，彷彿天下最崇高的事業莫過於賺錢和讚美有錢人了，聽眾們當然心花怒放，笑逐顏開，喝彩連連，掌聲雷動。

    相比之下，不能不説淨慧法師還是體現了高僧大德的風範，他沒有在這些財富新貴們面前講歌功頌德的話，而是心平氣和地諄諄告誡他們：不要飄，不要狂，要感恩國家，感恩百姓，乃至感恩自然，而思所以報之，還應該學習共產黨當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精神，善待員工，和下屬打成一片；相反，自以為是、高高在上，與眾生的苦樂隔離開來，那可不是什麼高明或先進，而是很危險的。

 

    淨慧法師能説出這些道理，不是偶然的。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説：

    “ 我想，共產黨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乃至將來的共產主義制度，應該説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社會制度，如果我們真的實實在在地去按這些目標做的話，那我們國家將是很有前途的。它與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希望佛教的思想、佛教的文化、佛教的道德精神能夠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一些服務。我們今後的社會，用我們佛教的話來説，應該是一個人間淨土。這才是我們的理想。要建設人間淨土，我們每個人就必須具備比較高的道德水準和思想覺悟……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去做的話,那麼應該説,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落實。”

      淨慧法師這些見解，無疑是受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影響的。

    1955年3月8日，毛澤東主席在與西藏宗教界人士談話時指出：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羣眾解除壓迫和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我後來瞭解到，淨慧法師在毛澤東時代曾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但從他的這些觀點來看，他對此似乎並無太大的怨望，而是從中默默地汲取了某些極可寶貴的經驗教訓。自然他是用宗教的語言（那些宗教色彩明顯的語言我在引用時大都刪節了）將這些説出來的，但在資本家那裏，宗教的語言是不是比政治教科書上講的“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更具可接受性，能讓他們更快地領悟到不要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氣揚作威作福的道理呢？

     在父母家吃飯時，母親又和我説起了我們以前的一位鄰居：

     這位鄰居的大兒子幾年前因為腦梗入院治療的，在即將康復出院時，醫生對他們家説必須做一個裝支架的手術，否則會癱瘓。

     但手術出了問題，他現在處於植物人狀態在醫院住了好幾年了。

     鄰居一直認為當年醫生要求裝支架根本沒有必要，完全是為了多收費。

     我本來傾向於相信醫院應該還是為了幫他徹底把病治好，可現在聽到了劉翔峯事件的先例，感到這事兒還真不好説。

     劉翔峯那樣的人並不是資本家，但在我看來，他們的行為邏輯，就是將手中的技術、信息、職權、設備等等當作資本。他們並不需要像一般資本家那樣僱傭勞動力進行生產，而是利用自己對這些資源的壟斷，利用對方的信息匱乏和恐懼心理，來直接榨取“利潤”以實現資本“增殖”。

    這中間當然存在着極為殘酷的剝削。

    細讀有關歷史資料，我們會發現：

    毛澤東同志晚年高度警惕的“資本主義復辟”，主要指的並不是《資本論》中那種典型的“純經濟意義”上的工商業資本主義，而是權力、知識、技能、社會關係等非經濟要素的“資本化”——劉翔峯之流（假如他所作之惡屬實）的所作所為，正是這種“資本化”的突出表現之一。

   羅莎•盧森堡曾指出：

   維持非資本主義區域的存在，是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的必要條件，否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無處轉嫁而導致自身的總崩潰。但資本主義生方式又必然要擴張到全世界，因此資本主義的總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她這個“非資本主義區域”是就國際意義而言的。

   而我們發現，即使在一國範圍內，資本主義得以維繫的必要條件也是要保持大量的“非資本化”要素，比如官員、軍人、警察、教師、醫生等等就不能將自己的權力、技術等直接資本化來牟利，否則會讓整個經濟以及社會的運行成本高到無法承受，從而導致顛覆性的危險。

   然而，資本化運作，作為營利最多最快的行為方式，其擴張和滲透能力是不可抗拒的，換言之，一切非經濟領域的資本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到後來，其危機就越來越超出單純的經濟危機，而是同時發生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道德、生態等一切領域的世界性的全面危機。

    甚至有時候，經濟狀況看起來“還好”或者還可維持，但整個社會卻已經走到了解體的邊緣——而對這一點，思想文化界的有識之士乃至普通百姓往往都比職業經濟學家更為敏感。

    在暑假裏觀看的一場辯論賽“城市名片應該主打產業牌（正）vs生態牌”之辯中，反方代表隊對“產業牌”作了“調整產業結構，扶植優勢產業，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的界定，並指出“首打產業牌，就要把貨幣化的產值和利潤放在第一位，它既有廣開財源的經濟亮點，又極易產生觸目驚心的生態黑點”，並認為這一問題不可能靠資本化、貨幣化的產業邏輯得到解決，而必須依靠全新的生態文明發展策略。

    而正方對此的回應，並不是去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產業邏輯不一定是完全資本化和貨幣化的，而是直接忽略了這個問題，認為技術改進自動會帶來產業升級，從而會自動解決生態問題。

     他們的論據，就是一大堆看上去很美的經濟數據。

     反方輸掉了比賽，但他們提出了一個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問題並提出了很多新的見解。

     問題僅僅在於，他們想要探索的那條新路，學術界的研究也是遠遠不夠的。

    我讀過的有關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論文中，有好些都提到：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產品的提供，應該有超越產業化市場化的途徑和機制。

   但這個機制究竟是什麼，這些論文又總是欲言又止，難以給出更具體的論述。

   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他們感到這樣説下去會和“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有所出入，容易沾上“極左”之嫌。

    但我認為，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進行更為冷靜客觀的審視，不應該是什麼禁區，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隨手寫下這些，也正是緬懷那位教員，因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在這些問題上的所有思考，都離不開他的思想的啓發。

    而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東西，當然遠遠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