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資本,拯救森林:一位伐木世家傳人的科學抗爭丨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9-11 10:16
蘇珊娜·西馬德(Suzanne Simard)出生於一個伐木世家,長大後成為第一批投入伐木行業的新一代女性。然而,她兒時目睹的那個會自然修復的森林已不復存在。大樹被砍伐一空,補種的人造林卻潰不成形。怎樣才能實現森林再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蘇珊娜將她的一生獻給了森林。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森林之歌》(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有刪改,標題為編輯所加。前往“返樸”公眾號,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擊“在看”並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9月18日我們會選出2條留言,分別贈書一本。
撰文丨[加]蘇珊娜·西馬德(Suzanne Simard)
翻譯丨胡小鋭
但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他與自然的戰爭必然成為一場針對自身的戰爭。
——蕾切爾·卡遜
我走進艾倫·維斯的辦公室,他微笑着和我握手。他凹陷的雙頰和高科技運動鞋告訴我,他認真地對待跑步這項運動。他示意我坐在他的橡木辦公桌旁。桌子的一邊是一堆整整齊齊的期刊文章,而他的面前放着一份尚未完成的稿件。書架上堆滿了關於森林、樹木和鳥類的書籍,旁邊是衣帽鈎,上面掛着他的森林巡查員專用背心、雨衣和望遠鏡,下面是工作靴。這是一間政府辦公室,有米黃色的牆壁,窗外是一個停車場,但整個房間很舒適,讓人感覺這裏進行過很重要的會談。我瞥了一眼滴在我T 恤前面的蛋黃。他即使注意到了,也沒有表現出來。雖然他的表情很嚴肅,但他的眼睛裏充滿了善意。他詢問了我的叢林工作經歷、興趣愛好、家庭背景和長期目標。
我挺直身體,向他介紹了我的暑期工作和在林務局做的生態系統分類工作。“那些是在行業內和政府部門的工作經歷。”我説道。我認為對於一個只有23 歲的人來説,這樣的背景是非常全面的。我希望他持相同的看法。
“你做過研究嗎?”他問道。他渾濁的綠眼睛盯着我,彷彿正確答案就藏在我的腦後。看來,他找到了我簡歷上的空白區。
“沒有,但我在攻讀本科學位期間擔任過幾門課程的助教, 還在林務局做過研究助理。”我回答道。我的喉嚨發緊,因此我得不斷提醒自己不能畏縮。
“你瞭解森林再生嗎?”他在黃色的便箋簿上潦草地寫着什麼。兩個穿着綠色褲子、灰褐色襯衫的護林員從旁邊大步走過, 其中一個拿着鐵鍬,另一個拿着馬桶水箱一樣的東西——帶手持水泵的背攜式水罐,這是用於救火的。
我告訴艾倫我在利盧埃特山上栽種的幼苗都發黃了,我想知道那些人造林為什麼會失敗。我沒有説我不打算回到那家伐木公司以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但我告訴他,我發現僅僅在栽種意見書上做文章,永遠也解決不了我的問題,因為在這麼多其他因素同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要想孤立地考慮我遇到的樹根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告訴他,我當時準備訂購根系較大的樹苗,把樹苗栽種到半腐層中,栽種到有菌根真菌的其他植物旁邊,希望這些真菌能接觸到樹苗。
他跟我説:“要解決這個問題,你需要學習實驗設計。”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統計學方面的舊書。我注意到他的森林經濟學碩士學位證書和林業本科學位證書都裝在相框裏,並排放在書架上。他的碩士學位是多倫多大學授予的,本科學位是阿伯丁大學授予的。艾倫有英國口音,但我猜他也有蘇格蘭血統。
“我在大學學過統計學。”我説。看着他桌上擺放的因為多年表現突出而獲得的獎章(金色飾板上蝕刻着一棵樹和他的名字),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菜鳥。他告訴我,他的兩個學位都沒有讓他為設計實驗做好準備,所以他只好自學。聽他這樣説,我放鬆下來了。
艾倫那裏沒有空缺崗位,但他肯定地告訴我,春天可能需要人調查“自由生長人造林”,到時候他會給我打電話。
我根本不知道他説的“自由生長”是什麼意思。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還在想自己是否徹底沒有機會了。我當時還不知道,政府出台了一項新的政策,要求徹底清除鄰近的植物,使針葉樹幼苗可以自由生長,不必遭遇任何非針葉樹的競爭。非針葉樹指的是所有原生植物,它們被視為必須根除的雜木。這一政策源於美國越來越將森林視為林場的集約化做法。但是我要表達的意思是幼苗必須在越橘、榿木和柳樹附近生長。我真是個白痴, 我想。我為什麼要提到那些發黃的幼苗呢?他會覺得我的世界太小了,會認為我只關心那些發黃的幼苗。現在是11 月,春天還很遙遠,即使他認為我適合那份工作,到那時他也會忘記我的。
2 月份,艾倫打來電話。他為我找到了一個合同項目,讓我調查高海拔皆伐區清除雜木的效果。這並不是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但它可以培養我的研究技能。艾倫願意幫我設計這個實驗, 並指導我完成研究。不過,我需要僱人幫忙做叢林裏的工作。
我們的實驗將在落基山脈西面卡里布山脈的高海拔恩氏雲杉和亞高山冷杉林中進行。我和蘿賓來到了離實驗場地最近的藍河鎮。為了支持皮毛貿易以及鐵路和黃頭高速公路的建設,這個小鎮作為一個定居點早在100 年前就已經建成了。在此居住了至少7000年的恩拉卡帕穆克斯人被趕走,遷移到了藍河和北湯普森河交匯處一個狹小的保護區。
我要幹什麼呢?我負責的實驗要求我殺死植物,這同樣是一種驅趕原住民的行為。我突然覺得我的任務與我的所有目標都背道而馳。
這片有300 年曆史的森林在幾年前被砍伐一空,沒有了遮蔽陽光的樹冠,因此白色杜鵑、假杜鵑、黑越橘、醋栗、接骨木和山莓都長得非常茂盛。灌木的枝杈向周圍伸展,結出了一片葉子、花朵和漿果的海洋。錫特卡纈草、橘黃山柳菊和鈴蘭等草本植物也在瘋長。尖針雲杉的種子在它們中間發芽。後來,作為對這種自然種植的增強,人們還栽種了苗圃培育的雲杉幼苗。但是,栽種的樹苗每年只能生長半釐米,遠遠不能滿足未來砍伐的期望,而且許多樹苗已經死亡。因此,這片皆伐區“補種新樹苗的效果不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公司的林務員計劃噴灑除草劑,以殺死灌木,將栽種後存活的多刺雲杉幼苗從這些灌木的遮蔽下“釋放”出來,使它們獨享陽光、水分和營養物質。孟山都公司在20 世紀70 年代早期發明的除草劑鎮草寧(亦稱農達),可以讓原生植物中毒,而不會影響到針葉樹幼苗。儘管鎮草寧深受歡迎,許多人在他們的草坪和花園隨意使用這種除草劑,但執拗的温妮外婆是個例外。根據人造林的設計思想,殺死葉子茂盛的植物將使樹苗免於競爭,然後這些公司就可以履行其“自由生長”式放養的法律義務。自由生長就像變魔法一樣,100 年後又能再來一次皆伐,這要比任由它自然生長快得多。因此,只要是自由生長的人造林,都會被認為管理有方。
在我設計實驗,測試不同劑量的除草劑殺死原生植物、“釋放”下層樹苗使其免於競爭的效果時,艾倫為我提供了幫助。根據推測,使用除草劑有助於樹苗存活和快速生長,從而滿足種植數量和高度增加的標準,以符合自由生長政策的規定。這就是我和蘿賓要在這片皆伐區完成的任務,儘管我有些擔憂。艾倫也不喜歡這個新政策,但他的工作就是測試殺死灌木是否能提高人造林的生產率。他跟我説過,他認為這個政策是錯誤的,但我們必須從政府相信的事情出發,通過嚴謹、可信的科學研究,説服政府做出改變。
這意味着我們需要逐步弄清楚不同劑量的除草劑對樹苗和植物羣落的影響,看看我們是應該使用除草劑,還是應該拿起剪刀,或者乾脆什麼都不做;看看殺死非經濟作物是否真的能創造出一個自由生長的、相比任由原生植物蓬勃生長更健康更多產的人造林。
在艾倫的幫助下,我設計了4 個除草方案,測試了3 種鎮草寧劑量(每公頃施用1 升、3 升和6 升)外加1 個手動除草方案的效果。我們還增加了一個對照組,讓那些灌木叢保持原樣。這5個方案都需要重複實施10次,以確定哪種效果最佳。在利用50個圓形地塊進行重複試驗時,每個地塊隨機使用其中一個方案。一位統計學家批准認證了我們用圖形表示的實驗設計。一個全新的世界向我打開了大門。在艾倫的指導下,我設計了我的第一個實驗!
雖然我極不喜歡這個實驗的目的,因為我知道它與我們的正確方向背道而馳,但我覺得離解決我那個發黃小樹苗的難題又近了一步。
在隨後的這個星期,我們開始做實驗。我和蘿賓按照我和艾倫畫的圖,利用指南針和尼龍鏈繩確定了50 個圓形地塊的中心點。每個地塊的直徑約為4 米,跟繩球場差不多大小。中心點間距10 米。總之,我們這個網格地塊大小是100 米乘50 米,或説0.5 公頃。完成這些工作後,我們接着又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辨認各個地塊內的植物、苔蘚、地衣和蘑菇並計算它們的數量,這樣我們就能看到我們的除草方案效果如何了。
幾天後,我們在凌晨5點出發,按照除草方案噴灑除草劑。在最後一個拐彎處,我在一個繩索路障前猛地剎住車。三名抗議者揮舞着標語牌,抗議我們噴灑除草劑。其中一個動作敏捷的人從蘿賓在藍河酒店工作時就認識她了。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他們在確定我們做實驗的目的是證明不需要使用除草劑,而且將來我們會阻止使用除草劑之後,才給我們放行。
我一直害怕的時刻到來了。我在坎盧普斯農場用品店的櫃枱上買鎮草寧的時候發現任何人走進這家店都能買到鎮草寧。我應該感到慶幸,起碼我需要申請許可證才能在歸政府所有的土地上噴灑。蘿賓皺着眉頭,因此她內心的擔憂表現得不是那麼明顯。我按照每公頃1 升的除草方案,量出所需的粉色液體,把它倒進藍黃兩色的20 升背攜式除草劑噴霧器中,然後加入適當的水進行稀釋。我教蘿賓像我一樣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雨衣。我仍然是她的妹妹,我們之間的關係(由誰做主)只是暫時調換了。她這輩子都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姐姐,但現在輪到我來確保她不會中毒。
蘿賓戴上防毒面具,把帶子繫緊。她透過護目鏡直瞪瞪地看着我,好像在説我最好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她的黑色長髮向後梳着,露出了褐色的、稜角分明的臉和魁北克人典型的瘦削鼻子。“好重啊。”她一邊嘟噥,一邊把那個笨重的方形水箱(大約25 磅重)背到後背,然後解開了連接伸縮杆的皮管。我向她展示了我在媽媽的院子裏用水練習取得的成果,告訴她在噴霧時需要搖動手柄。
在測量植物時,我們可以輕鬆地避開木頭和灌木叢,但是現在它們把我們腳下的路變成了障礙跑道。蘿賓的眼鏡蒙上了一層霧氣,她衝着我喊道:“我看不見了,蘇西!”由於戴着防毒面具,她的聲音有點兒悶。我像導盲犬一樣,把她引到了第一個地塊。
她揮舞着黑色的伸縮杆,一邊在盛開的杜鵑花上噴灑毒霧, 一邊抱怨説她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她和我一樣,不願意殺死這些植物。穿着雨衣,戴着防毒面具,還要揹着一個裝滿毒藥的水箱,這讓她的心情糟透了。
我告訴她我會在旁邊的10 塊土地上噴灑6 升除草劑,希望能讓她覺得我安排給她的任務沒有那麼令人痛苦。
當天晚上,我們去藍河軍團酒吧喝啤酒。酒吧的牆壁上掛着紫色掛毯,當地人坐在破塑料凳子上。一個女服務員給我們送來啤酒。蘿賓禮貌地説啤酒沒什麼泡沫,那名服務員説:“親愛的,我們這裏不賣奶昔。”
在接下來的三天裏,我們精確地完成了所有用到除草劑的方案。超級棒!幾天後,我們又帶着工具,對指定的那10 塊土地進行了手工除草,還留下10 塊地作為不處理的對照組。接下來,我們要等上一個月,才能衡量這些方案的效果。我非常願意學習如何在森林裏做實驗,但我不願意殺死這些植物以測試一個我本來就認為不正確的森林管理辦法。
再次來到試驗場地時,我們發現被噴灑最大劑量除草劑的杜鵑、假杜鵑和越橘已經枯萎死亡。死亡的不只是灌木,而是所有的植物——連野山姜和野蘭花都死了。地衣和苔蘚變成了棕色,蘑菇已經開始腐爛。一些灌木長出了新葉,但那些新生的葉子已經發黃,明顯發育不良。一度飽滿圓潤的漿果從枝頭掉了下來,連鳥都不吃。只有帶刺的雲杉幼苗還活着,它們的針葉仍然蒼白,看起來發育得不好,有些還滴着粉紅色的水滴,但毫無疑問,突然暴露在充足的陽光下,所有針葉都不太適應。大多數被噴灑中等劑量除草劑的目標植物也死亡了,但還有一些仍然沒有變色,因為在噴灑除草劑時,它們藏在更高的植物的葉子下。在噴灑最小劑量除草劑的地塊上,大多數植物仍然活着,但受到了傷害。剪過的灌木的莖已經重新發芽,蓋過了樹苗。由此可見, 對於自由生長的人造林來説,最好的方案就是使用最大劑量的除草劑。
蘿賓都快哭了。她想知道鎮草寧是怎麼殺死這些植物的。她説:“我知道我們做了什麼,但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呢?”當我們面對情感上的創傷時,她總是首當其衝。她會咬牙承受各種不公正,希望能解決問題。
我盯着自己的腳,因為我們都哭的話,就會越哭越傷心。這些植物是我的盟友,不是敵人。我在腦子裏飛快地想了一遍這麼做的理由。我想學習做實驗,我想成為一名森林偵探。這是為了更遠大的利益,是為了從根本上拯救那些樹苗。我會找到證據,證明採用除草劑是一種愚蠢的做法,並提出幫助樹苗生長的其他方法,供政府調查研究。我看着一株糙莓,它的莖光禿禿的,耷拉在一些新露出來的蒼白的樹苗上。儘管苦苦掙扎,但它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在基部發出了一小簇黃色的葉子,就像插滿針的針墊一樣。這種除草劑應該不會傷害鳥類或動物,因為它的毒性只針對草本植物和灌木體內產生蛋白質的酶。
但那些蘑菇已經乾癟、死亡了。
那是我們最喜歡的雞油菌,它們都死了。
根據直覺,我認為病苗面臨的問題是它們無法與土壤結合,需要真菌的幫助。但即便得到了真菌的幫助,在這裏幼苗也會生長得很慢,因為一年中有9 個月在下雪。我對蘿賓説,我們的任務就是殺死植物,包括一些是真菌宿主的灌木,而我認為真菌對樹苗來説是有益的。各家公司都瘋狂地用直升機地毯式噴灑鎮草寧。也許我們的實驗會證明這個計劃並不像人們説的那麼好。
蘿賓説:“看看這亂七八糟的場面,難道還看不出這個計劃是錯誤的嗎?”很難想象,竟然有人認為“自由生長”是一個好主意。
那天晚上回到營地後,我們的心情很不好,都沒有吃晚飯。我蜷縮在睡袋裏,蘿賓待在她的帳篷裏,兩個人一聲不吭。很難説我們到底是因為除草劑感到不適,還是我們因為對植物使用除草劑感到後悔。
實驗表明:除草劑的劑量越大,效果就越好。看到這個結果,艾倫搖了搖頭。讓我們感到安慰的是,他説這些證據仍然無法檢測除草計劃是否有助於樹苗,它只是證明了大劑量的除草劑可以除掉所謂的雜木。沒有時間悔恨,要想闡明樹苗和鄰近植物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學會如何進行“除草”試驗之後,我得到了一份規模更大的工作合同,測試不同劑量的除草劑和手工除草能否殺死錫特卡榿木、葉形狹長的斯考勒氏柳樹、白皮的紙樺(北美白樺)、會長根出條的顫楊和長得非常快的三葉楊,能否清除開紫花的火草、叢生的紅拂子茅和頂部呈白色的錫特卡纈草,能否殺死本地植物——包括可能會阻礙苗圃樹苗生長的樹。苗圃培育的主要是多刺雲杉、美國黑松和軟針花旗松的樹苗。這三種針葉樹(尤其是美國黑松)利潤豐厚,耐受力強,而且長得快,因此全省所有的皆伐區幾乎都種上了這些樹種。越早殺死這些討厭的原生樹木和植物,越早實現自由生長,就越有利於公司早日履行管理好人造林的義務。
自由生長政策的實施相當於針對原生植物和闊葉樹發起的全面戰爭。我和蘿賓不太情願地成了專家,通過砍、鋸、環割、噴灑除草劑等方法,消滅全省範圍內新生森林裏的闊葉樹、灌木、草本植物、蕨類植物和其他毫無防備的生物。這些植物都必須被清除掉,至於它們為鳥類提供巢穴,為松鼠提供食物,為鹿和熊崽提供藏身之處,為土壤添加養分,防止土壤侵蝕,這些都無關緊要。人們根本不關心綠葉榿木能提高土壤中氮的含量,它們將被砍伐一空,燒成灰燼,為栽種樹苗讓路。人們不關心一束束的紅拂子茅可以為花旗松的新芽遮蔽陽光,防止皆伐區無遮無擋的毒辣陽光將它們烤焦。人們也不關心杜鵑可以保護矮小的帶刺雲杉幼苗,防止它們被寒霜凍傷。開闊地的霜凍比樹冠下厲害得多。
這些他們都不關心,他們的想法簡單明瞭,那就是:不要競爭。一旦消滅原生植物,不讓它們佔用陽光、水分和養分,那些利潤豐厚的針葉樹就會獨佔這些資源,像紅杉一樣快速生長。這是一場零和遊戲,成功者佔有一切。
我就是一名士兵,參加了一場違背了我的信仰的戰爭。從我們開始這些新的實驗時起,那種熟悉的負罪感就困擾着我。但我參加這個項目是為了獲得最終的獎勵:學習科研方法,找出栽種樹苗的致病原因。
在所有的方案中,只有一種方案能促進針葉樹生長。當然, 它也會降低原生植物的多樣性。以樺樹為例,清除掉它們可以促進一些冷杉生長,但會導致更多的冷杉死亡——這與人們的預期相反。樺樹的根受到砍伐和除草劑的壓力後,無法抵抗土壤中天然存在的致病蜜環菌侵害。這些真菌感染了受到除草計劃影響的樺樹根部後,還會傳播到附近的針葉樹的根部。而在對照組中,未受影響的白皮樺樹與針葉樹混雜着生長,土壤中的致病菌受到了它們的抑制。就好像是樺樹製造出了一種促使致病菌與土壤中其他生物保持穩態的環境。
我到底還能撐多久呢?
不久之後,我的好運來了。
林務局有一個永久性的造林研究工作崗位需要招人。我和4 名年輕人一起提交了申請。一些科學家從首府飛了過來,以確保招聘過程的嚴格和公平。當我得知自己得到了這份工作時,簡直不敢相信我會有這麼好的運氣。艾倫成了我的頂頭上司。
現在,我可以自由地考慮我認為重要的問題了,至少我可以嘗試説服出資單位,讓他們相信哪些問題非常重要。我可以在實驗中根據我對森林生長的認識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測試政策驅動的那些處理措施——那些措施似乎會破壞森林的生態,使問題惡化。我可以基於自己積累的經驗開展科學研究,瞭解如何更好地幫助森林從砍伐中恢復過來。我測試除草劑方案的日子已經結束了。現在,我真的可以認真考慮樹苗到底需要從真菌、土壤和其他植物或樹木那裏得到什麼這個問題了。
我得到了一筆研究經費,測試針葉樹幼苗是否需要與土壤中的菌根真菌連接才能生存。我還添加了一項內容:研究原生植物是否有助於它們建立連接,並建議對栽種在不同羣落中的樹苗和那些單獨種植在光地上的樹苗進行比較。我對這個項目的想法,以及我能成功得到這筆經費,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邊境線以南林業出現的新情況。當時,由於森林破碎化和斑林鴞等物種受到的威脅令公眾憂心忡忡,美國林務局進行了一些變革。科學家逐漸認識到,生物多樣性(包括真菌、樹木和野生動物的保護)對森林生產率來説很重要。
單一的物種能茁壯成長嗎?
如果樹苗與其他物種混合種植,會使森林更健康嗎?將這些樹和其他植物一起成片栽種,會促進它們生長嗎?還是説應該讓它們以棋盤格的形式,彼此間保持距離?
這些測試也可以幫助我瞭解高處的亞高山冷杉和低處的花旗松都成簇生長的確切原因,幫助我瞭解生長在針葉樹旁邊的原生植物對針葉樹與土壤的聯繫是否有促進作用,生長在闊葉樹和灌木旁邊的針葉樹根尖上是否有更多顏色鮮豔的真菌。
我選擇紙樺作為我的試驗物種,是因為我從小就知道它能產生豐富的腐殖質。這些腐殖質不僅是小時候的我喜歡的一道美味,對針葉樹也是有益的。此外,紙樺似乎可以抵禦根部致病真菌的侵害。對木材公司來説,樺樹毫無價值。但對其他人來説,它渾身是寶:白色樹皮有很好的防水效果,樹葉可以遮陰,汁液可以提神。
這個實驗應該非常簡單吧。
但事實讓我大吃一驚。
我計劃測試三個利潤豐厚的樹種(落葉松、雪松和冷杉)以不同方式與樺樹混合種植的效果。我選擇這三種樹作為測試物種,是因為它們是那些未經砍伐的原始森林中的原生植物。我喜歡雪松像辮子一樣的長針葉,喜歡花旗松像洗瓶刷一樣光滑的側枝,喜歡落葉松像星星一樣的針葉,到了秋天它們會變成金色, 然後散落在森林地面上。當時伐木業認為樺樹是最惡毒的競爭樹種之一,因為他們認為樺樹會遮蔽他們青睞的針葉樹,阻礙針葉樹的生長。但是,如果樺樹樹苗對針葉樹有益,哪種混合種植方案會產生最健康的森林呢?這三種針葉樹對樺樹遮陰面積的適應性各不相同。星形針葉的落葉松可以適應的遮陰面積很小,辮狀針葉的雪松可以適應大面積的遮陰,花旗松(花旗松是松科冷杉亞科黃杉屬植物,俗名北美黃杉,因此書中有時會以冷杉代指)的適應能力介於兩者之間。僅這一點就表明,最佳混合方案會隨着物種不同而變化。
我確定了一個設計方案:首先在一塊地上將紙樺與花旗松配對,然後在另一塊地上混合種植紙樺與北美喬柏,再然後在第三塊地上把紙樺與西部落葉松混合種植在一起。第三塊地曾經是皆伐區,在這塊地上進行過的人工種植失敗了,連黑松都沒有成活。我計劃在另外兩個皆伐區做同樣的實驗,看看地形稍有不同時,這些樹會有什麼反應。
我為每一種配對安排制訂了多個混合方案,以便對這些針葉樹獨自生長時的情況和它們按照不同密度、不同比例與紙樺混合生長的情況進行比較,測試我的直覺是否準確——某些配置(例如:與落葉松混合時,紙樺的數量比落葉松少;與雪松混合時,紙樺比雪松多)是否真的會讓混交林長得更好。我猜測紙樺會導致土壤的養分更加豐富,同時還是針葉樹的菌根真菌來源。我之前做的實驗也表明,樺樹在某種程度上還能防止針葉樹因為蜜環菌根病而過早死亡。
我總共設計了51 個不同的混合方案。實驗將在三個皆伐區進行,每個混合方案對應一個獨立的地塊。
我開始在人造林做除草實驗,觀察植物和樹苗一起生長的效果。幾百天之後,我感覺到樹木和植物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察覺到它們與鄰居之間的距離,甚至能察覺到它們的鄰居是誰。如果松樹幼苗位於向四周蔓延、能將氮固定住的榿木中間,那麼枝條向外伸展的程度會遠遠大於被茂密火草覆蓋的樹苗。雲杉的芽會緊挨着鹿蹄草和車前草,但是與防風草保持較大距離。冷杉和雪松喜歡適度遮陰的樺樹,但如果頭頂上還有茂密的糙莓,它們就會萎縮。另外,落葉松需要與相鄰的紙樺保持一定距離,才最有利於生長,根部病害致死率也最低。我不知道植物是如何感知這些條件的,但我的經驗告訴我在試驗這些混合種植方案時必須精確。樹木之間的距離也必須精準,因此必須尋找地面平坦的皆伐區。鑑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多山地形,要找到三處平坦的試驗場地絕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在查看樹根、追蹤調查針葉樹種植在紙樺旁邊時與土壤的連接是否比單獨種植時更緊密之前,我儘可能做了精心準備:訂購了一台立體顯微鏡和一本關於辨別菌根特點的書,並利用我在回家的路上採集的紙樺與冷杉進行練習。每次我把樣品拖進公寓中由儲藏室改成的辦公室時,瓊都會翻白眼,然後取笑我説我每次承諾做晚飯都會把鍋燒煳。我善於做辣椒,她的專長是意大利麪,但我們倆都對烹飪不感興趣。我會躲在我的地下辦公室裏, 在那裏忙到午夜。切除根尖,製作橫切片,然後把它們裝在顯微鏡載物玻片上。很快,我就能熟練地辨別哈氏網、鎖狀聯合、囊孢菌,以及菌根根尖上有助於區分不同種類真菌的多個部位。
軟針冷杉上有一些真菌似乎與紙樺上的真菌同種。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紙樺的菌根真菌或許會連到冷杉的根尖上,對它們進行交叉授粉。這種共同接種或共享真菌的現象,或者説共生關係,或許有益於新種下的花旗松幼苗,使它們的根不至於光禿禿的,使它們沒有像我之前在利盧埃特山看到的發黃的樹苗那樣被判處死刑。林務員們推測,如果冷杉需要紙樺,紙樺就應該不會傷害冷杉。
經過幾個月的搜尋,我找到了三個地勢平坦的皆伐區,都是政府的土地。可能是因為生物失衡,在這些土壤上種植的人造松樹林都失敗了。在其中一塊地上,我和一個在那裏非法放牧的牧民發生了衝突。他大聲抗議我把失敗的人造林改造成試驗場的想法,説他在這裏住了多年,有使用這個皆伐區的權利。我反駁説,作為一名林業研究人員,我有權利用這個伐木區,而他是在侵犯公共財產,但他似乎不為所動。
見鬼了!這是我最不想見到的。
種植試驗的準備工作又花了幾個月時間。我需要在地面上逐一畫出81600個種植點。首先,我們必須處理這三個伐木區的根病感染問題。原先的砍伐留下了大約2萬個樹樁。由於蜜環菌根腐病會感染死樹的根,並以寄生的形式傳播到倖存的樹木上,我們需要將這些樹樁從土壤中清理出去。大約有3 萬棵受感染的松樹已經死了或快要死了,或狀況極差,所以它們必須和受感染的原生植物一起被清除掉。挖掘給森林地面造成了損害,留下了一堆堆樹樁、死樹苗和患病的原生植物。後來,推土機把它們都推到了樹林邊緣。至此,試驗場地清理完畢。
在那些殘枝敗葉清理掉之後,我甚至不敢確定這個場地像農場還是像戰場。我的研究經費不包括建造攔牛木柵的費用,所以我在入口處橫貫馬路畫了一個假木柵。我聽説牛不敢跨過馬路上畫的線,因為怕摔斷腿。在最初的幾個月裏,這種方法確實奏效了。第二年夏天,我和同事在炎炎烈日下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歷盡艱辛,終於把樹苗種在了確切的位置上。
幾周之內,所有的樹苗都死了。
我驚呆了。我從未見過失敗得如此徹底的人造林。檢查發現,它們的莖有腐爛現象,但沒有證據表明它們受到了嚴重的曬傷或凍傷。我把樹根挖出來,放在家裏的顯微鏡下檢查,沒有發現明顯的病理性感染跡象。但它們讓我想起了在利盧埃特看到的經過防腐處理的雲杉根。它們沒有長出新的根尖,只有黑色的、沒有分枝的次生吸收根。我回到試驗場地,看着那一叢叢茂盛的鴨茅,很奇怪它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裏。就在這時,那位牧民開着車過來了。“你的樹死了!”他笑着説,眯起眼睛看着那些死樹苗。
“是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們才發現他清楚是怎麼回事,而且十分清楚。失去這塊放牧場地讓他異常憤怒,於是他在這個皆伐區灑下了大量的草籽。
我和同事們一邊小聲嘀咕着(主要是我),一邊把草清除掉,然後重新種上了樹苗。但種植再一次失敗了。所有的混合方案都失敗了:首先死去的是白皮紙樺,然後是星形針葉的落葉松,再然後是葉子像軟瓶刷一樣的冷杉,最後是辮子狀針葉的雪松。先後次序與它們對光線和水資源短缺的敏感程度一致。
第二年我們進行了第三次嘗試,又失敗了。然後是第四次種植。
樹苗仍然全部死亡。那個地方就像一個黑洞,除了茂盛的草什麼都種不活。牛來到了場地上,對着我們得意地笑着,我想把所有的牛屎都收集起來,倒在那位牧民的卡車上。我猜想第一年種的樹苗是被那些草搶去了水分,但我也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我懷疑土壤本身也出了問題。我馬上想到了那位牧民,但是我心裏知道我的場地準備工作非常充分,已經把林地表面置換了一遍,表層土都颳走了。因此,把責任推給那位牧民肯定於事無補。
花旗松和落葉松只會與包裹在根尖外面的外生菌根真菌形成共生關係,而那些草只會與可以穿透根部皮層細胞的叢枝菌根真菌形成共生關係。這些樹苗之所以死亡,是因為它們需要的菌根真菌被那些該死的草才會喜歡的菌根真菌所取代。我突然意識到,這位牧民幫助我解決了困擾我的那個最深刻的問題:與合適的土壤真菌建立連接,對樹木的健康來説是否至關重要?
第五年,我再次種下了樹苗,但這一次我從鄰近森林的成年樺樹和冷杉樹下收集了一些活土。我在1/3 的種植穴中各放了一杯活土。我打算把這些幼苗與另外的1/3 種植穴中的樹苗進行比較,後者是平整土地後沒有加入活土就直接栽種的。我還在最後1/3 的種植穴裏放了在實驗室裏輻射處理以殺死真菌的老林土壤。這有助於我搞清楚一個問題:移土可以改善樹苗狀況,是否因為土壤裏面有活的真菌或者有某些化學成分。在5次嘗試之後,我感覺我很快就會有所發現。
第六年,我又回到了試驗場地。種在老林土壤裏的樹苗長得非常好。不出所料,那些沒有移土或移土經輻射處理變成了死土的樹苗都死了,它們像往常一樣遭遇了病害。多年來,病害問題一直困擾着它們,也困擾着我們。我挖出一些樹苗作為樣本,帶回家用顯微鏡觀察。果然,死苗沒有新生的根尖。但是當我查看生長在老林土壤裏的樹苗時,我驚訝得跳了起來。
天啊!根尖上覆蓋着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真菌,黃色、白色、粉色、紫色、米色、黑色、灰色、奶油色,各種顏色應有盡有。
原來問題的根源在於土壤。
瓊已經成了花旗松林和乾旱寒冷地區樹苗普遍生長不良問題的專家,我拉着她,讓她也看一看。她摘下眼鏡,朝顯微鏡裏看了看,喊道:“完美!”
我喜出望外。但我也知道,我只是觸及了表面。西馬德山上最近出現了無數個皆伐區,原始森林被徹底摧毀。我曾駕車在那條沿着海岸新修的伐道上駛過。我們過去常在那裏停泊爺爺的船屋,吉格斯遇險的户外廁所以前就在那裏,還有亨利爺爺的水車和水滑道。現在,那個地方到處都是皆伐區。砍伐、單作種植和噴灑除草劑徹底改變了我童年的森林。在我為自己的發現而歡欣鼓舞的同時,我也為無情的砍伐感到痛心。我感到自己有責任站出來。我認為政府的政策削弱了樹木和土壤之間的聯繫,破壞了土地,也破壞了我們與森林之間的聯繫,因此我必須站出來反對這些政策。
我對這些政策和做法背後的狂熱有所瞭解,那是一種金錢支撐的狂熱。
在離開實驗場地的那天,我停下來汲取森林的智慧。我走到老鷹河邊一棵樹齡較大的樺樹前。我曾在那裏收集一些泥土移到種植穴中,它的粗大結實的樹幹四周都長有紙一樣的樹皮。我撫摸着它的樹皮,低聲向它致謝,感謝它向我展示了它的一些秘密,感謝它拯救了我的實驗。
然後,我許下一個諾言。
我承諾,我一定要弄清楚樹木是如何感知和發送信號給其他植物、昆蟲和真菌的。
搞清楚它們是如何把消息傳送出去的。
土壤中真菌死亡,以及菌根共生關係終止,揭開了我第一批種植的小樹苗發黃死亡的謎底。我已經確定菌根真菌被意外殺死也會導致樹木死亡。我從原生植物那裏獲取腐殖質,並將腐殖質中的真菌放回人造林的土壤中,這種做法對樹木起到了幫助作用。遠處,直升機正在向山谷噴灑化學制劑,以殺死顫楊、榿木和樺樹,以便種植雲杉、松樹和冷杉等經濟作物。我討厭這種聲音。我必須阻止它。
我對這場針對榿木的戰爭尤其感到困惑,因為弗蘭克氏菌(榿木根部的共生細菌)有一種獨特的能力,可以將大氣中的氮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氮,而小灌木可以利用這些轉化後的氮製造樹葉。當榿木在秋天落葉並腐爛時,氮被釋放到土壤中,松樹可以通過根吸收這些氮。這種氮的轉化過程對於松樹來説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些森林每100 年就會發生火災,大部分氮隨之被排放回大氣中。
不過,如果我希望在森林實踐方面有所作為,那麼我還需要更多關於土壤條件以及樹木如何與其他植物建立聯繫並向它們發出信號的證據。艾倫鼓勵我回大學讀研究生,繼續提升自己的能力。我當時26歲,幾個月後我來到位於美國科瓦利斯的俄勒岡州立大學,開始攻讀碩士學位。我決定做一個實驗,測試榿木是否像那些政策所認為的那樣,是真正的松樹殺手,還是説榿木可以利用氮素改善土壤,促進松樹的生長。
我猜是後者。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比我想象的更有先見之明。我知道, 我對自由生長政策的深入研究可能會激怒政策制定者。我只是不知道他們會有多大的反應。
作者簡介
蘇珊娜·西馬德(Suzanne Simard),森林生態學家,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林學系教授,美國生態學會、美國國家生態分析和綜合中心成員。她關於“樹維網”的開創性工作曾登上《自然》封面。《紐約客》《環球郵報》《泰晤士報》等媒體都刊登過對她的研究工作的報道,她還多次應邀進行TED演講、拍攝紀錄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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