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老一代科學家是怎樣實現科學創新的？_風聞

 “科學上的成就離不開黨對科技事業的關懷與支持”，看看老一代科學家是怎樣實現科學創新的？

在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這樣的內容：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取得了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青蒿素、雜交水稻等領先世界的科技成就，並且研製成功“兩彈一星”。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時獲得共和國最高榮譽勳章的八位中，有五位是老一輩的科學家。袁隆平和屠呦呦分別從事雜交水稻和青蒿素的研究，于敏和孫家棟是“兩彈一星”勳章獲得者，黃旭華是研製核潛艇的功臣，核潛艇實際上也是“兩彈一星”的一部分。

1998年9月18日，江澤民在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的講話時指出，“兩彈一星”成功的主要的經驗是：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這些經驗不只是對“兩彈一星”的總結，也是對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以下簡稱“胰島素”）、青蒿素、雜交水稻等領先世界的科技成就的經驗總結。

黨外著名科學家：“科學上的成就離不開黨對科技事業的關懷與支持”

在2021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常務副校長丁奎嶺提出的“為基礎研究焐熱冷板凳”的提案受到了廣泛關注。這名從事基礎研究出身的院士認為，我國科技創新仍存在重視短期效益、淡化長期影響的浮躁心態，引領性、顛覆性、原創性的重大科技成果產出不足；“高精尖”科技人才存在較大供給缺口。丁奎嶺提出這樣的建議，與他過去曾長期工作的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不無關係。早在57年前的1965年9月，有機所就與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即現在的生物化學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北京大學聯合在基礎研究領域做出過舉世矚目的成就——胰島素。

◆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動物試驗獲得成功的場面，右二杜雨蒼，右三龔嶽亭。

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1950年3月經政務院批准成立中科院華東辦事處。1927年參加革命的王仲良擔任了華東辦事處副主任。這一年，根據政務院有關指示，華東軍政委員會決定抽調各黨政崗位上的、具有大學專業知識的黨員幹部到中科院工作，稱之為“技術幹部歸隊”。1945年2月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化學系的地下黨員王芷涯，於1953年從上海靜安區委作為技術歸隊幹部到中科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擔任所務秘書。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對科學事業的重視，大大激發了早期海外歸國科學技術人員對振興祖國報效祖國的激情。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新中國成立前從海外歸來的王應睞就感到，自己在國外所學的專業可以為祖國生化事業發展作貢獻，並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學術帶頭人。1951年至1952年，王應睞從海外“挖”來了幾位優秀科研人才，如劍橋大學鄒承魯和曹天欽。後來，在王芷涯和王應睞的積極爭取下，又先後請回了幾位專家，如英國的張友端，美國的王德寶和鈕經義，比利時的周光宇。

王仲良到任後深入抓組織建設，建立和健全了分院和各研究所的黨組織，並積極發展知識分子黨員，培養髮展曹天欽、王應睞等入黨，併發揮他們在科研主戰場的先鋒模範作用。王芷涯除了抓研究所的黨組織建設，抓科技人員的生活安排外，還組織科技人員集中學習，其中有段時間專門學習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

1958年全國熱火朝天，科技人員也不例外，殷切地期望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攀登世界高峯，放出一顆“科學衞星”，以振奮人心，為祖國科學事業作出貢獻。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沈昭文、張友端、王德寶、周光宇和徐京華等九位科學家，在尋求突破世界科技前沿研究時，受到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的“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的啓示，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充分發揮科學民主，並邀請國內有關專家參與學術討論，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經過論證，提出“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的宏偉目標。胰島素是人體內唯一的能使血糖降低的激素，也是當時人類唯一已知氨基酸序列的蛋白質。從1955年搞清它的序列後，國際上許多科學家就在嘗試合成胰島素。九位科學家的建議立即得到上級組織與國家領導的深切關懷和大力支持。1959年，胰島素獲得國家機密研究計劃代號“601”，含義是60年代第一大任務。

為胰島素成功作出重要貢獻的龔嶽亭，2000年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儘管有許多困難，在本所黨領導王芷涯同志及分院領導王仲良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推動下，尊重科學家的百家爭鳴，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羣策羣力，並有效地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先後召開幾次協作會議，同時還舉行了一系列學術報告。當時，年輕人在導師的指引下，認真準備，熱烈討論，無名利之爭。”

1960年5月4日，此時擔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黨委書記的王仲良，感到時機已經成熟，決定親自掛帥任總指揮，組織生物化學所、有機化學所、藥物所、細胞生物學所、生理研究所等五個研究所進行“大兵團作戰”。然而，這種“大兵團作戰”很快證明是頭腦發熱的產物。

作為五個所協作組組長的生化所所長王應睞，一直不贊成這種“大兵團作戰”的研究方式。1960年7月底，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北京中科院黨組的領導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説人太多沒有好處，專業不對口的在裏面起不到什麼作用。他的建議得到了重視，到10月份時參加人數由最多時的300多人下降到了80人左右，到年底時生化所剩下精幹隊伍近20人，另外幾個所也沒有剩下幾個人。這時，“下馬”的聲音響起來。

王仲良和王應睞等留下的骨幹隊伍堅信研究方向是正確的。王仲良虛心聽取各方意見，總結經驗教訓，主動承擔領導責任，消除科學家們的思想負擔。他認識到胰島素的研究畢竟是基礎研究，是一場“焐熱冷板凳”的持久戰。後來，為改變基礎研究不夠受重視局面，王仲良斗膽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並受邀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彙報工作，與會中央領導充分肯定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1961年，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到生化所視察。這次視察，他明確表示：人工合成胰島素100年我們也要搞下去。他説：“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幾億人口，就那麼幾個人，就那麼一點錢，為什麼就不行？你們做，再大的責任我們承擔，不打你們的屁股。”

此後，這支全國大協作的科研隊伍既保持了攻關克難的熱情和勇氣，又迴歸到腳踏實地的“焐熱冷板凳”的研究狀態。1965年9月17日，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蛋白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宏偉目標終於實現。

1965年11月，這一重要的科學研究成果首次在《科學通報》雜誌上公開發表，被譽為“前沿研究的典範”。隨後，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蒂斯利尤斯專程到生化所訪問，他説：“你們沒有這方面的專長和經驗，但卻成功合成了胰島素，你們是世界第一！”

◆龔嶽亭在實驗室。

當年參加胰島素項目的科技人員，有的在當時就是黨員，後來大部分也入了黨。但也有些一直是黨外人士。

龔嶽亭後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4年去世。他在2000年撰寫的回憶文章中説：

“科學上的成就離不開黨對科技事業的關懷與支持。寫到這裏，我們不能忘記聶榮臻元帥對胰島素工作的直接關懷。那時他任國家科委主任。1967年，聶帥專門接見全國從事重大科研工作並取得優異成績的代表，我作為生化所代表之一亦榮幸地參加了這次接見。聶帥在提及胰島素工作時親切地招手叫我坐在他身旁，語重心長地説:‘胰島素工作在國際講壇上佔有一席之地，有發言權，你們花費了有限的財源（老人家形象地説在科技規劃的經費上是小數點後的數字），但創造了令人振奮的成績，在國際上領先，為祖國爭光，日後再接再厲，不要打‘小算盤’，要作出更大的貢獻。’聆聽聶帥此番誨人不倦的教導，感人肺腑，銘刻在心，永生不忘。各級黨的領導對我們工作的支持亦令人深思，如原中國科學院領導張勁夫、杜潤生等老幹部是多麼平易近人，關懷科研人員，工作細緻，深入基層，他們不斷鼓勵我們，掌舵指揮，在關鍵時刻堅持不懈，鼓舞士氣，充分體現黨的力量。”

屠呦呦:“按共產黨員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

2015年12月8日，新華社報道：12月7日，應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三位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演講。84歲的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第三個出場，她用中文發表了題為《青蒿素的發現：傳統中醫獻給世界的禮物》的演講。屠呦呦在現場用PPT的形式向觀眾展示了當年毛主席的親筆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屠呦呦説：“在結束之前，我想再談一點中醫藥。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從這一保護中發掘出來的。通過抗瘧藥青蒿素的研究歷程，我深深地感到中西醫藥各有所長，兩者有機結合，優勢互補，當具有更大的開發潛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屠呦呦在回憶研究青蒿素歷史的起始時説：上世紀60年代，“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自指示下，中國政府啓動了抗瘧藥物研究的‘523’項目，這個項目在當時是一個重大的任務。”

◆20世紀50年代，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的屠呦呦（右）與老師樓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藥。

這個項目是1967年5月23日啓動的，因此稱為“523”項目。項目啓動後，先後有7個省市和相關部屬單位全面開展了抗瘧藥物的調研普查和篩選研究，但未能取得理想結果。1969年1月21日，研究任務下達到中醫研究院，有着“西學中”背景與執着的科研精神的屠呦呦進入了課題組的視野。屠呦呦頂着巨大的壓力接過了這一重擔，成為中藥抗瘧科研組組長。當時，不僅美國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國內也已經篩選了上萬種化合物與中草藥，均未取得明顯的療效。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屠呦呦後來回憶：“我覺得就應該按共產黨員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任務。”

艱辛困厄擋不住矢志之心。經過不懈努力，1971年10月4日，藥物研究序號為第191號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展現了令人振奮的結果，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100%。又經過一年多的再接再厲，1972年11月8日開始的試驗，於12月初首次以藥效證實了從青蒿中獲得的具有抗瘧活性的單一化合物。因此，屠呦呦的科研組將1972年11月8日定為青蒿素的誕生日。這是青蒿素髮現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但是，僅是發現青蒿素還不夠，只有測定其分子結構並實現人工全合成才能真正將其應用於藥物研發。這個任務落到了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周維善的肩上。

周維善是1956年入黨的。他在《入黨志願書》上寫道：“黨多少年來流血犧牲，一切為着勞動人民的利益，領導人民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實現一個幸福美滿的社會制度。”“我對黨由懷疑、不認識，到認識以至相信，而且願意積極地靠攏黨，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希望在入黨以後在黨的教導下逐步改正缺點，逐步提高階級覺悟，達到思想上徹底地改造，為無產階級事業，為科學事業，獻出我的一生。”（中科院直屬機關黨委：《百名著名科學家入黨志願書》科學出版社 2021年5月 第185頁）

從1974年起，周維善主持並參與青蒿素的首次結構測定，並在之後主持並參與其全合成過程。如果説屠呦呦是在數萬種中草藥中發掘出青蒿素的抗瘧效力，周維善則是從科學上解析了青蒿素的結構，使其高效人工合成和工業化生產成為可能。因此，儘管後來獲得國際褒獎的只有屠呦呦一人，但周維善的貢獻功不可沒。值得一提的是，周維善的研究還突破了6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抗瘧化學結構不含氮就無效”的觀念。

對自己在青蒿素研究工作上的貢獻，周維善非常謙虛。他説：“青蒿素系列藥物的研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有眾多研究人員的參與，不是任何一個單位或個人可以包打天下的。別人做了許多工作，我只是做了其中一部分化學基礎研究。”2012年，多次獲得國家獎勵的周維善去世。“周維善熱愛祖國，崇尚科學，追求真理，淡泊名利，深受大家尊敬，他將全部心血奉獻給了化學科研與教育事業，是我國化學界的一代楷模，為年輕後學者樹立了榜樣。”（同上書第188頁）

1981年，世界衞生組織致函中國衞生部，抗瘧新藥青蒿素得到世界認可。也正是在這一年，一直按照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的屠呦呦如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獲得巨大的榮譽後，她一如既往，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每當提到青蒿素的時候，她經常説，這是整個團隊集體攻關的成就，希望大家能繼續努力發掘中國醫藥學這座偉大的寶庫，有所發現、有所提高，從而造福人類。

屠呦呦和周維善，作為中國科學界的兩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中國醫藥學造福人類，為中國科學在諾貝爾獎佔有一席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袁隆平：“每一步都是得到黨的關懷和支持”

“雜交水稻之父”“共和國勳章”獲得者袁隆平於2021年5月22日去世。習近平高度肯定他為我國糧食安全、農業科技創新、世界糧食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讚揚他一輩子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崇高風範。

2007年7月，由中組部等幾個部聯合舉辦的以“圓夢千秋”為題的袁隆平先進事蹟報告會在北京舉行。2007年11月由中宣部、科技部等編寫的《用一粒種子改變世界的人:袁隆平》收錄了袁隆平的典型事蹟，自述，評論反響等內容。在自述部分，袁隆平説：“我在雜交稻研究、超級稻研究方面做了一點工作，但每一步都是得到黨的關懷和支持，才取得了一些成果。沒有黨的領導和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什麼成果。這些成果是廣大科技人員、基層幹部和農民共同奮鬥取得的。功勞不能歸於我一個人。我只能説，我為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其他的評價，我都不能接受。”（見該書第43頁）

◆1976年，袁隆平（右）與同事李必湖在觀察雜交水稻生長情況。

這段話一方面反映了袁隆平一貫的為人謙虛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的客觀現實。

2008年，《袁隆平口述自傳》出版。華國鋒應邀作序。華國鋒寫道：“毛主席對農業的高度重視，鞭策我對這一重大科研課題給予關注。”“對於科學研究，我是個外行。但我知道，農業生產要發展，就得依靠農業科學的進步；而農業科學的進步，離開農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人，支持和幫助他的科研項目，是我的天職。”（《袁隆平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8月 第1頁-第2頁）

從1960年7月起，袁隆平萌發了研究雜交水稻的念頭。1966年《科學通報》第4期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7年2月，按國家科委的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員到袁所在的單位安江農校瞭解情況後，決定支持列入省級項目，下撥科研經費，並同意袁的提議，將應屆畢業生李必湖和尹華奇留校作為他助手。

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在常德召開“湖南省第二屆農業科學技術大會”。華國鋒在諸多的項目中，首先關注到袁隆平的項目。會議正式開始時，華國鋒破例把袁請到主席台上，在他的身邊就座，並讓他發言。會上，華國鋒向袁的研究小組頒發了獎狀。袁隆平回憶：“這真是雪中送炭，使得孤獨前行的我們，在一片陰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華國鋒指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拿到羣眾中去搞，並要求有關地市和部門大力支持。大會最後決定，將雜交水稻研究列為全省協作項目。

會議結束後，湖南省立即開展了一個專業人員和公社社員相結合，大搞選育雜交水稻的羣眾運動。不久，羣眾運動推向全國，19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領導幹部、羣眾、科技人員三結合的科研協作組，許多農業科研單位、農場、良種場、社隊、大專院校都參加了這項工作，全國形成了一個大協作網。

為了使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袁隆平決定去海南島尋找野生稻。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在海南島崖縣南紅農場技術人員馮克珊的協助下，發現了“野敗”（野生的雄性敗育稻）。正在北京向著名遺傳學家鮑文奎請教的袁隆平立刻趕到海南島。袁隆平憑他的專業眼光，立刻感到見到了成功的曙光。接着在湖南師範學院等單位的協助下開展實驗研究，終於為雜交稻研究成功打開了突破口。隨後袁隆平研究小組無私地把“野敗”材料分送給13個省市的科技人員，開始了全國性協作攻關。1973年，終於完成了水稻雜交“三系”配套的創舉，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水稻生產上利用雜種優勢的國家。1981年國家向雜交水稻研究者頒發國家首個特等發明獎時，第一受獎人為袁隆平，第二受獎人則為李必湖。

1973年，1937年參加革命工作的54歲的陳洪新被任命為湖南省農科院副院長。《袁隆平口述自傳》寫道：“陳老不僅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有力地支持了雜交水稻科學研究，而且在加快雜交水稻從湖南到全國的推廣方面，他雷厲風行，及時組織試種和召開現場會，進行大力宣傳和擴大示範，並及時到北京向華國鋒副總理彙報爭取支持，組織在湖南和全國迅速推廣。特別是在1975年，他運籌帷幄，召開四次會議，為擴大南繁（即“海南繁種”）打好關鍵一仗，為1976 年全國大面積推廣做好了種子、技術等各方面的準備。正因為他的決策、組織和領導富有成效，為雜交水稻在全國迅速地、大規模地推廣應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2005年，袁隆平在《陳洪新與雜交水稻》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如果沒有陳洪新的積極組織推廣，雜交水稻這一成果可能是擺設在陽台上的一瓶美麗的鮮花。”

華國鋒為《袁隆平口述自傳》所作的序寫道：“1975年，我已經到北京工作。他們為了將雜交稻向全國推廣，碰到了困難。我聽取了他們的彙報，決定從財政上給予支持，並及時要求南方13個省、市立即行動，推廣雜交水稻。後來的實踐證明，雜交稻的大面積推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不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成功。”

2017年4月19日，袁隆平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淡泊名利 踏實做人》一文。文中寫道：“回顧63年的雜交水稻研究之路，我深深感到，正是黨的陽光雨露養育了雜交水稻這朵奇葩，使我們在挑戰‘世界飢餓’的歷程中，有勇氣堅持不斷探索，有條件克服重重困難，使這道世界難題首先被我們中國人攻破。因此，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環境如何變幻，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都要始終跟黨走，始終對祖國、人民充滿深深的愛，這也是我們科研創新的動力源泉。”

《黨史博採》2022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