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PK越南，鞋服制造大遷移_風聞

來源於財經十一人 ，作者不止十一人

中國鞋服製造業發展史，“出海”和“內遷”的分野正拉大

縱觀近年來的鞋服製造業發展史，“出海”和“內遷”這兩條路徑，在時代發展的軌跡上相互交織。路徑當中相似的兩個重要節點——越南與河南——正在走出差異化的道路。

老陳已經三年沒回福建老家過年了。

他是一家中國台資鞋廠的管理人員，這家工廠位於越南中部的嘉萊省。老陳在越南已經待了八年之久。在那之前，他是福建晉江一家鞋廠的工人。

晉江一直都是中國的製鞋重鎮，老陳不是沒想過回家鄉，只是留在越南的理由也很現實：“工資比大陸和台灣的同崗位都要高一些，社保齊全。”

用沃特體育董事長蔡金輝的話來説，老陳屬於“被越南挖過去的人才”。老陳去越南的時候，國內沿海地區鞋服製造業向越南轉移就已經成為趨勢。蔡金輝告訴《財經十一人》，2010年前後，莆田就已有多家工廠嘗試在越南開分廠，“一批具有一線管理經驗的人去了越南淘金。”

近兩年，有關越南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討論愈演愈烈，鞋服制造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首當其衝。在2022年6月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調查問卷當中，85%的外貿中小企業認為訂單向東南亞轉移較為明顯。

根據葡萄牙鞋類協會APICCAPS發佈的《2021年世界鞋履年度報告》，2020年，越南鞋類出口佔全球出口份額的10.2%，位居全球第二，2011年只有2%；中國仍以61.1%的出口份額高居首位，但十年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

老牌巨頭耐克和阿迪達斯的轉移更直觀一些——兩家公司都是從21世紀初開始逐漸降低在中國的生產份額，並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不斷加碼。

耐克鞋類生產份額中越變化

阿迪達斯鞋類生產佔比，中國與越南對比圖

**“產業轉移本身是從工業革命以來很正常的一個狀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唐遙向《財經十一人》表示，勞動密集型產業本身利潤不高，會天然地向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

但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並非只有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不少沿海企業也在向國內中西部地區轉移，河南、四川等已經成為鞋服制造大省。

對很多鞋服工廠來説，出海並非是一條坦途，不論是一次性轉移、還是從頭建廠，都要支出高額資金，還要承擔不確定性。蔡金輝提到，當年從莆田去越南建廠的，大多水土不服，能留下的通常有台資背景。

縱觀近年來的鞋服製造業發展史，“出海”和“內遷”這兩條路徑，在時代發展的軌跡上相互交織。而路徑當中相似的兩個重要節點——越南與河南——正在走出差異化的道路。

南下與北上

2015年，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發佈了一個傳播廣泛的調查報告《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指出2004-2014這十年間，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報告從勞動力成本、匯率和能源成本三個要素分析，指出十年間中國工人的時薪漲幅達187%，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提升35%，電力消耗從每千瓦時7美元上升至11美元，而天然氣成本則從每百萬英熱單位5.8美元升到13.7美元。

這十年也正是國內鞋服產業鏈加速向東南亞轉移的十年。

“工人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是工廠轉移的最直接原因，”協力管理諮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諮詢經理馬克思·布朗（Maxfield Brown）表示。從他提供給《財經十一人》的數據來看，2015年，越南和中國的工人最低工資比為174美元比36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兩倍；平均社保支出，越南是22%，而中國為30%-50%；企業所得税，越南為22%（2016年降到20%）而中國為25%，增值税則是10%比17%。

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則是另一個關鍵因素。2005年，歐盟對華髮起涉及金額高達7億美元的反傾銷官司，這場反傾銷大戰直到2011年才宣告終結。這期間，歐盟對中國生產的皮鞋徵收16.5%的反傾銷税，如此高昂的採購成本倒逼客户向外遷移。

多重因素相加，讓國際品牌意識到生產分散的重要性。阿迪達斯在2008年財報中明確指出，“（中國鞋類生產數量的下滑）主要由於策略轉變，希望原材料基地更加多元化。”代工廠也驗證了這個説法。“並非刻意轉到越南或印尼製造，而是客户要求生產不能太集中，因此自然而然跟着客户的佈局策略分散。”寶成集團高管透露，該公司是全球品牌運動鞋與休閒鞋營業額最大的集團之一。

眾多品牌不約而同地把越南作為產能轉移的首選。阿迪達斯1996年在越南建立了第一座加工廠，而耐克所代表的美國品牌幾乎都與越南“深度綁定”。2006年越南加入WTO，美國隨即批准一項立法，為越南提供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這為我們在越南的業務提供了更有力的確定性。”耐克在財報中提到。

出於成本的考慮，國內的不少紡織企業也嘗試在東南亞建廠，其中大多是供應鏈企業，例如申洲國際、天虹等；品牌方比較少，波司登是其中比較有名氣的。

再看內遷。鞋服產業鏈的轉移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上海向江浙、廣州向佛山等，中心城市的紡織服裝廠向周圍城鎮遷移，之後再向外圍城鎮擴散，以點帶面，形成產業發展基地。如今，浙江、福建廣東一帶仍有集羣優勢。

2010年前後，隨着沿海城市經濟水平、環保要求、土地成本、人工工資不斷提高，辦廠成本不斷加碼，尤其又遭遇“用工荒”。時任福建匯達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國坤錶示，2010年，僅他們所在的莆田江口鎮的178家企業，用工缺口就達到了10多萬人。“就拿我們企業來説，2010年工人缺口5000多人，訂單隻能做到20%-30%。”

從那時起，鞋服工廠就開始陸續向河南、四川等內陸地區轉移。如今，河南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鞋服產業園區，其中睢縣是耐克、阿迪達斯、安踏、特步等百餘知名品牌的生產加工基地，被譽為“中原鞋都”。

近幾年，不少企業更進一步，開始向原材料產地遷移，例如東北、新疆等地。2021年，361°、鴻星爾克等品牌在新疆建立工廠。

不過，致景科技副總裁管瑞峯認為，國內產業轉移的速度並不快。事實上，鞋服紡織企業向內陸遷移的速度遠比不上中高端製造業（例如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等）。管瑞峯認為，這是由於沿海地區紡織服裝基地已經形成了完善的上下游配套。假如將紡織廠遷到西部，但印染廠還在江蘇，服裝製造再運往寧波等地，那運費將是一筆不小的成本，更不用提時間等沉沒成本。

一些產業園區發現了上述問題，例如睢縣的產業園區就是以全鏈條的模式打造起來。“在發展之初，睢縣就把主導產業和配套產業統籌起來，按照製鞋生產環節進行招商，分別招引鞋底、鞋栓、發泡材料等。”產業資深觀察者林文琛説道。

作為產業遷移的目的地之一，河南當年除了勞動力充足、工資低之外，也有政府引導。林文琛表示，從2012開始，河南多地政府就數次到晉江招商。安踏生產基地當年在睢縣落地，被視為睢縣製鞋產業的開始，如今安踏在河南商丘的工廠運動鞋底年生產規模為1600萬雙。

國內部分運動品牌在河南最初建立自主工廠的時間

根據《河南商報》，2021年河南省紡織服裝行業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約4000億元，總量位居中部六省第一；棉紗產量位居全國第二位。目前河南省已經形成了包括紡紗、化纖、織布、染整、服裝、家紡、紡織機械製造等行業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紡織工業產業鏈體系，成為全國紡織服裝製造大省和中部重要的紡織服裝產業轉移承接地。

河南和越南作為內遷和出海的兩個重要目的地，在人口和勞動力這個角度具備相似性。2020年數據顯示，越南人口為9700多萬人，勞動力人口5600多萬人；河南省常住人口9900多萬人，勞動力人口（15-59歲）為5800多萬，比例幾乎與越南一致。

那麼這兩地所代表的出海和內遷這兩條路徑，各有哪些優勢和劣勢呢？企業的選擇背後又有哪些考慮因素呢？

越南勞動力成本低，

中國工人素質高

**越南最天然的優勢是地理和交通優勢。**從地圖上看，這個國家北鄰中國，東西南三面環海，緊靠全球主要航線。由於共享邊界，中越兩國建立了多個貿易區，鐵路和公路互通，貿易往來便捷。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越南在國際機場、鐵路、港口的連接方面做得更加完善，促進了生產運輸與流動效率。

**外商的投資讓越南的進出口額遠高與國內GDP，2020年更是達到了GDP的兩倍，這在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中都很少見。**中國2020年進出口總額相當於國內GDP的30%以上。

河南省近年來大力發展交通物流建設，內陸交通相對便捷，但對外仍需依靠海運和空運。空運成本高、陸路轉水路又增加了時間成本，便利性不及沿海地區。

不過，這幾年發展起來的“中歐班列”解決了部分問題。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國際班列諮詢服務中心國際事務高級協調員楊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歐班列已經成為國際物流中陸路運輸的骨幹方式。新冠疫情發生後，國內外市場在海空運物流受到影響下的替代性需求旺盛，推動中歐班列逆勢上揚。

不過，現階段中歐班列對中歐貿易增量的貢獻性仍然較小。2021年中國與歐盟進出口總值達8281.1億美元，其中中歐班列749億美元的貨值佔比9%。楊傑表示，不少貨物是過去兩年海空運通道受阻的特殊市場環境下由其他運輸方式切換而來的。

**越南第二大優勢在於成本更低。**為了吸引外商，越南政府降低土地成本，調低企業税收，對環境等問題的監管也沒有中國嚴格。不過對於鞋服生產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説，勞動力成本才是最關鍵的考慮指標，而越南的總體工資水平低於中國沿海地區，也低於河南等內陸省份。

老陳所在的工廠位於越南西部高原地區，靠近棉花原產地，並不算富庶，工人工資相對較低。“（工人工資）和國內一樣，按件計價，普通工人一月550萬到600萬越南盾（約合1580元-1800元人民幣）。”通常鞋類生產工人的工資會比服裝類高一些，大品牌再高一些，但摺合成超過人民幣2000元的就已經算非常高了。

受疫情影響，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在2021年又創了近三年來的新低，但越南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並非沒有挑戰。受疫情影響，2021年7月中旬，胡志明市越南多家運動品牌代工廠接連關閉，直接影響了耐克與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的產能。阿迪達斯在越南的鞋類生產份額直降10%，回到10年前的水平，大部分的份額被印尼搶佔。

對比國內，在特步晉江的一家鞋類生產工廠，工人平均工資在5000元左右，每月績效評比靠前的員工還有獎金。在月度公示的榜單裏，排名前幾位的工人月收入過萬。

河南的工資水平比福建低一些，一位睢縣鴻星爾克工廠的招聘經理告訴《財經十一人》，針車車工的平均工資在3000元-4000元左右，針車組長則是5000元以上。

雖然工資成本更高，但中國工人的優勢在於素質較高，且與管理層的交流沒有障礙。

一位曾在越南設廠的負責人告訴《財經十一人》，越南雖然有與中國類似的文化，但管理層與當地團隊的管理和磨合仍然是巨大困難。“思維還是本地化，許多習慣和工作方式都有差異，需要付出海量的培訓時間。”

老陳也在流水線做過工人，“光看動作，就知道越南工人比中國工人速度慢很多。”老陳表示 “前期培訓，國內最多兩三天就得上手，時間緊了就培訓半天。我們（越南工廠）最少要十天。”

**最難的還是溝通。老陳很少與越南工人交流，工廠的小圈子涇渭分明。**他認為越南工人對企業缺乏“忠心”，説走就走，因此他們選拔組長往往不是看技術，“待的時間夠長就行。”

在台商的工廠裏，越南籍工人很難做到領導層，老陳不願意承認不同羣體之間有職級天花板，他認為很多工人是不願意升遷的，“工人按件計價，幹多少拿多少；組長事兒多，有時候薪水還沒有工人高。”

越南工人對工作的理解也不一樣。“一到4點半下班時間，轟隆隆的摩托聲震得人腦殼疼。”老陳認為越南工人確實挺“自由”的，他們並沒有當天工作完不成需要加班的概念，“加班屬於另外的工作，需要另付薪水。”

國內工人每天的作息早上從七八點開始，中午一小時休息，晚上要做到五六點，有的車間要上晚班，有時還會有加班。不少工廠都是單休，且12小時兩班倒。《財經十一人》2021年曾探訪過河南上蔡一家小型代工廠，晚上8點多，工廠裏依舊燈火通明，工人在趕工一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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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關税優勢突出，

中國製造能力強

“它的關税環境比中國穩定，尤其是和歐盟等國家地區簽訂了高水平自貿協定。”唐遙説道。一些重資產、市場面向全球的企業，傾向於落地越南。”

圖片來源：Asia Briefing Ltd，圖片翻譯：辛曉彤

**歐盟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場，僅次於美國。**2020年，越南成為第一個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中國家。協議生效後，少部分服裝產品關税直接降為零，大部分服裝產品關税將從協定生效後，3年-7年內逐步下調為零。

歐盟也是中國鞋服紡織的重要市場之一，協定生效後，中國產品將面臨越南產品的正面競爭。

美國市場一直以來中國都是美國最大的鞋服紡織品進口國，但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正在改變這一格局。根據美國商務部紡品處（The Office of Textiles and Apparel，OTEXA）統計數據，近幾年中國佔美國紡織服裝進口份額逐年降低，從2018年的36.59%下降到2022年的23.47%（截至2022年5月）。

部分類別中，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例如棉質服裝進口份額已被越南和孟加拉國超越，棉質紡織品進口份額則被印度超越。

很多研究都把越南看作中美貿易摩擦的得益方。根據官方政府數據，越南2019年-2020年的GDP增長分別是6.8%和3.5%，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7.6%和5.4%，均為東南亞國家最高。

但越南的掣肘在於製造能力偏弱，中國的製造能力更為先進。

布朗指出：“因缺乏與中國同等水平的製造硬件以及採購材料質量，目前越南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僅能代表幾年前的中國。”

唐遙表示，製造業增加值是衡量一個國家制造能力的重要指標。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0年在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為3.85萬億美元，佔全球是28.6%，排名第一；越南為453億美元，僅佔全球0.3%。“這和人口有關係，但也並非全相關。例如韓國的人口約為越南的二分之一，但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3%。”

一位阿迪達斯大中華區前高管告訴《財經十一人》，中越生產的界線分明。**中國代工廠主要生產面向國內的產品，以及部分高端跑鞋。越南則以生產“大貨”為主——也就是一般性運動鞋。**這種鞋無論是生產還是組裝，都沒有太大難度。

中國與越南年度鞋類生產數量對比，數據來源：阿迪達斯歷年財報

從阿迪達斯的年產能分配來看，雖然越南上升勢頭非常快，但中國的產能總量一直維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數字區間，並沒有產能佔比的下滑那麼明顯。

智能化投入也是提升效率的手段。2021年7月，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發佈了《紡織行業“十四五”發展綱要》，提出未來需強化科技創新戰略支撐能力、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引進工廠，實現初級加工，而是高度重視創新研發和提檔升級。

河南嘉鴻鞋業2020年進行了智能化改造，針車、成型生產效率提高三成左右，裁剪則提高五成，每年節約人工成本1100多萬元。“儘管受疫情影響，但是今年（2021年）同期的產值比去年增加了26%。”公司負責人蒲生和説。

面臨的挑戰

疫情是雙方共同面對的挑戰。2021年越南多家工廠因疫情停工停產，部分訂單轉向中國，造成去年國內企業“爆單”的現象。而隨着東南亞疫情整體向好，訂單又迴流加速，此消彼長，國內部分工廠今年又要面臨“無單可接”的窘境。

在6月8日舉辦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乾表示，中低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較為明顯。

唐遙認為，疫情造成的影響不應該只看中國和東南亞，而是要看向歐美等地。“一些企業為了尋求供應鏈穩定性，可能會犧牲一部分效率，將原本只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於全球重新分佈，例如東歐、南歐、墨西哥等地，這一部分遷移是在所難免的，而且短時間難以挽回的。”

此外，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地區和以河南為代表的內陸地區還將面對一個長期的挑戰，就是碳排放問題。

2023年歐盟的碳排放調節機制即將開始運行，2026年將收取碳關税。“中國還處於可以一戰的位置，但對於越南等後發展起來的發展中國家是個壁壘。”唐遙表示。布朗也認為，低碳化趨勢可能會大幅降低越南的成本優勢，越南面臨的挑戰明顯更大。

**中國面臨勞動力短缺的挑戰比越南更大一些。目前國內鞋服製造業正試圖向更西部的地區轉移。**例如361°在2021年到新疆建立工廠，靠近棉花原產地。“供應鏈向材料原產地轉移也在國內鞋服品牌成為趨勢，新疆、東北等地都將是潛在下一站。”361°鞋品類負責人王新寧告訴《財經十一人》。

在唐遙的觀點裏，影響製造業遷移更重要的一點是市場。他認為中西部地區的特點是“地廣人稀”，而工廠落地有助於加快人口聚集，為製造業提供消費市場。“哪怕吸引不到年輕人，能解決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口就業問題也很好。”唐遙表示。

唐遙則提出**“不能光是就製造業談製造業”**，他表示國內關注下游服務業，因為生產還是要考慮到終端市場。“服務和製造的結合變得越來越重要，產品的創意和創新，每個國家都會盡量抓在自己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