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賀、陳曉律 |戰局困頓中的俄羅斯，有可能擺脱地緣“詛咒”嗎？_風聞

編者按

近日，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日內在其官方社交賬户發佈消息稱，自9月初以來，已有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迴歸烏克蘭控制。此前一天，烏克蘭方面宣佈取得北線反攻的重大勝利，攻入哈爾科夫地區的巴拉克列亞、庫皮揚斯克以及伊久姆。俄方則表示部隊是主動戰術撤退，為了實現特別軍事行動解放頓巴斯的既定目標。對此，有觀點指出，俄烏衝突攻守易勢，已經到了轉折點，俄羅斯將迎來失敗。西方媒體稱“這是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烏軍取得的最輝煌成就。本文分析指出，通過沖破地緣政治束縛實現經濟發展本是俄式傳統思維，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完全是可以預測的。俄烏衝突本質上是一場俄羅斯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發生的、意圖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鬥爭。隨着西方國家的深度介入，這場戰爭也註定漫長且艱難。然而，如果俄羅斯能夠轉變以地緣政治主導地緣經濟的舊有思路，則以和平方式破解困局的契機依然存在。本公眾號特此推出，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戰局困頓中的俄羅斯，有可能擺脱地緣“詛咒”嗎？

吳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陳曉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本文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9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原題《地緣經濟視域下的歷史邏輯

——俄羅斯經濟結構特性與俄烏衝突的起源》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在對於重大國際事件的分析中，經濟因素是一個核心要素。2022 年的俄烏武裝衝突，往往被解釋為一場地緣政治衝突，但顯然脱離經濟因素去分析其起因和影響是難以具有充分説服力的。從 18 世紀開始，在各領域科學家的著作中都可以觀察到將各種經濟過程和現象與空間因素聯繫起來的嘗試。被譽為“地緣經濟學之父”的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Daniel Friedrich List，1789—1846）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生活，於 19 世紀初提出“大空間經濟孤立”政策，地緣經濟學開始理論化 ；為地緣經濟學奠定概念基礎的德國歷史學家弗裏茨·羅裏希（FritzRörig，1882—1952）則指出經濟因素是國家地緣政治策略的核心，他認為，那些彙集世界金融、信息和大工業生產中心的國家將佔據主導地位。

然而地緣經濟學的概念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才由美國政治學家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正式提出。地緣經濟學被描述為研究國家行為的經濟地緣政治學，旨在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 贏得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這一概念的正式出現，證明經濟力量已經實現新的突破，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虛擬經濟和資本最終打破了地理的界限。地緣經濟學已經脱離地緣政治，有必要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俄羅斯在歷史上也曾出色地踐行地緣經濟學理論，試圖將自身的龐大空間轉化為有效經濟資源，將自身打造為歐亞自由貿易的橋樑，只是這一過程被 20 世紀初的革命進程以及後來的冷戰格局所中斷。

二戰後，德國的地緣政治思想被美國接手，美國將“生存空間”替換為“重要利益區”，並通過經濟實力創造了通往世界強權的道路。此時，地緣政治學已幾乎被等同於地緣經濟學。在蘇聯，地緣政治繼續主導地緣經濟 ；而在美國，地緣經濟主導地緣政治。兩者較量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掣肘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因素其實並不僅在於地緣經濟學領域。為了證明我們的論斷，還有必要引入經濟地理學的視角。俄羅斯經濟發展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在俄羅斯民族科學剛剛萌發的階段就引起了俄國科學家的注意。“經濟地理學”這個概念最早也是由俄羅斯科學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羅蒙諾索夫（М. В.Ломоносов）在其地理考察工作中於 1751 年提出的。羅蒙諾索夫指出研究國家經濟必須結合地理條件來進行，但並沒有對這門學科的特點和要領做具體説明。

後來的俄國科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取得明顯進展，直到 1882 年德國地理學家格茨發表《經濟地理學的任務》—文，論述了經濟地理學的性質及構成，經濟地理學才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由此縱觀歷史，我們不禁產生疑問，俄羅斯經濟發展頻頻出現困境，到底與其地理特性有着何種隱秘關係？當今的俄烏衝突與俄羅斯經濟困境之間又有着怎樣的緊密聯繫？這些都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俄羅斯發展困境的經濟地理根源

俄羅斯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實際上主要並非由於西方的長期制裁。一些專家指出，我們在觀察俄羅斯經濟發展時，時常關注那些動態的、人為的或人力可以改變的因素，而忽視那些難以消除的固有的因素，這反而會令我們對一些事實形成“盲區”。比如對俄羅斯經濟發展長期造成影響的地理因素，以及與之相關的極端性氣候條件等。“莫斯科經濟論壇”專家帕爾舍夫（Паршев А. П.）在暢銷書《為什麼俄羅斯不是美國》（1999年）中犀利地質疑，為何俄羅斯敞開國門、變更經濟體制後，幾年過去了，“不僅沒有外國資本（在俄羅斯境內）投入生產，而且國內投資者也更願意以某種方式將資本帶到國外，而不是投資生產”。

帕爾舍夫指出，對生產的投資與借貸等其他資本流入有着重要區別。“生產出口商品的資金並沒有湧入俄羅斯。”而俄羅斯的外匯主要來源於原材料的銷售和外國貸款，資本流入俄羅斯並不是為了部署或擴大生產，而是賺到利潤後就“離開了這個國家”。帕爾舍夫拋出的疑問直指俄羅斯長期存在的資本外逃問題。他認為，正是俄羅斯地理位置造就的極端氣候給大工業建設、生產帶來的高附加成本，以及極端氣候造成的人口低密度、低下的勞動效率和長距離運輸成本，令俄羅斯的產品難以在自由市場中佔據優勢。他進而提出了所謂“痛苦定理”：“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幾乎所有的俄羅斯企業的生產成本水平都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沒有投資吸引力。”“在投資競爭中，如果按照世界自由貿易的規則進行博弈，幾乎所有俄羅斯企業都註定要失敗。”作者認為正是這些難以消除的、由氣候和地理造成的高成本因素，使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吸引外國對俄羅斯工業生產的投資是不可能的”。俄羅斯為應對糟糕的氣候和地理條件而在建築地基深度、廠房用料的強度和厚度、各種設備的高耐寒指標等方面不得不增加的投資成本，其實是商界眾所周知的，這令俄國在國際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只有生產成本高的國家才會發生資本流出，這就是“俄羅斯危機起源的秘密”。

6月16日，人們在位於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斯韋特洛戈爾斯克市的第五屆國際琥珀業經濟論壇上購買琥珀（新華社）

俄羅斯政府更傾向於政治化地解讀俄羅斯在世界市場競爭中遭遇的困境。而帕爾舍夫極力想證明，這裏更多的是商業規則在起作用。事實上在帕爾舍夫的著作出版之前，東卡羅來納大學經濟學教授艾瑞克森（Richard E.Ericson）在評論有關俄羅斯市場經濟轉型的專著時就曾指出 ：“俄羅斯繼承了一種固有的不可行的生產和配套結構……它們永遠不可能生產出售價高於成本的商品。”雖然他與帕爾舍夫的結論是一致的，但艾瑞克森認為這一結果主要是蘇聯遺產——生產結構、心理和文化態度造成的，其所評論的經濟學家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的蘇聯遺產對俄羅斯制度轉型所構成的“內在”障礙。

但是作者沒有進一步深入挖掘這種體制形成的根源。而帕爾舍夫指出，即使是在蘇聯時期，俄國人也從西方那裏獲得了製造諸如汽車、洗衣機等商品的技術和設備。西方甚至有這樣的笑話在流傳：“我們幫你們建設共產主義，付錢就行。”但是沒有人願意在俄國投入用於生產的資本。帕爾舍夫認為，原因與政治風險無關。在足夠利潤的吸引下，資本並不懼怕政治風險。比如帕爾舍夫指出，美國大通銀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reditSuisse FirstBoston）、美林證券等西方金融機構都大額投資了俄羅斯財政部發行的短期零息政府債券（GKO），其金額至少 700 億美元，這是他們在俄羅斯改革時期直接投資額的數倍。帕爾舍夫的這本著作一經出版立即熱銷，並引發了俄羅斯各界的關注和討論，得到了不少歷史學、經濟學、自然科學和政治學領域專家的支持。俄羅斯政府金融大學前任副校長巴爾德（В.С. Бард）教授曾在帕爾舍夫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俄羅斯經濟地理的三個常量——極端惡劣氣候、資源和消費者之間的遙遠距離以及在此距離基礎上的昂貴交通工具——通常意味着俄羅斯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對於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往往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高出數倍。”    

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秋明科學中心主席團主席、秋明地球冰凍圈研究所所長弗拉基米爾·梅爾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ельников）在評論帕爾舍夫有關惡劣氣候條件會抵消俄羅斯所有競爭優勢的觀點時曾説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觀點……帕爾舍夫是完全正確的 ：通過這樣的比較，我們沒有競爭力……”美國著名的蘇聯研究專家、經濟學家、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艾倫· 林奇（Allen C.Lynch）也指出 ：“如果沒有政府結構和國家政策來補償俄羅斯自身的經濟地理給俄羅斯帶來的固

有劣勢，即使俄羅斯經濟實現了高效、廉潔也無法在嚴格意義上的自由環境下蓬勃發展。”

當然，這種對於俄羅斯未來近乎“地理決定論”式的判定過於悲觀，必然會遭到許多俄羅斯專家的全力批判。如聖彼得堡礦業學院首席研究員、高等經濟學院聖彼得堡分校教授、技術科學博士齊列利（С. В. Цирель）在對不同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對各種參數的依賴性進行統計分析後得出結論，認為與其他因素相比，氣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通常微不足道，GDP 對氣候條件不存在顯著的依賴性。但是，即使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即氣候對俄羅斯之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那麼現在隨着全球變暖，這個問題也變得不那麼“微不足道”了。俄羅斯作為高緯度地區，近年遭受全球變暖的影響更為顯著。

截至 2020 年，俄羅斯的年平均氣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半。俄羅斯不同地區的霜凍天數將減少 10 至 30 天，其中俄羅斯西部降幅最大。而約佔俄羅斯領土三分之二的永久凍土層覆蓋地區的土層融化，給俄羅斯帶來了鉅額經濟損失。俄政府稱，永凍層覆蓋區域 40% 的建築和基礎設施已經受損，每年損失高達 500 億~1500 億盧布，預計以後還會繼續增長。氣候的猛烈變化給俄羅斯帶來的最危險後果還是各種自然災害，例如洪水、冰川融化、山體滑坡、泥石流、旱災、寒潮、傳染性疾病（蜱傳腦炎、瘧疾、萊姆熱等）。有數據顯示，2012 年俄羅斯遭受的大規模自然災害已經達到破紀錄的 469 次，而 2020 年更是達到了上千次。受氣候變暖影響，俄羅斯面對的其他不可預估風險也在加大，比如有害氣體和有毒物質的釋放等。根據 2004 年數據，北部永久凍土區的甲烷淨排放量有 64% 來自俄羅斯，11% 來自加拿大，7% 來自阿拉斯加。這個比例説明俄羅斯在承受更多氣候變化的壓力。

另一個例子是，由於氣候變化，2010 年和 2012 年，乾旱導致俄國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糧價上升，這些年歉收造成的總損失達到 3000 億盧布。有學者估計，受氣候影響，到 2050 年俄羅斯糧食作物的總產量將下降17%。可以説，氣候比較極端（極冷或極熱）的地區對氣候變化的承受力更弱。俄羅斯處於極端氣候地帶的國土面積廣闊（約 1070 萬平方公里），未來氣候因素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影響會不斷增大。回到為什麼俄羅斯在生產領域無法吸引外來投資這一問題，其需要更多地從歷史角度來看待。一個無法迴避的歷史事實是，自沙俄時代開始，俄羅斯一直都不是擅長經商的國家，很多有利可圖的貿易領域不是由國家專營就是被外來商人壟斷。帕爾舍夫的觀點為理解這一事實提供了思路，讓我們觀察到對俄羅斯不利的自然條件。在彼得一世奪得波羅的海出海口之前，俄國唯一的海港阿爾漢格爾斯克是由尋找東方航線的英國探險家偶然發現並推動建立的，由此英國在俄國成立的莫斯科公司開始獨享免税權，並長期佔據貿易壟斷地位。彼得一世進行西化改革時期，也曾嘗試以國家專營形式參與海上貿易。如 1717 年秋，2 艘三桅巡洋艦滿載着公家的油性軟革從阿爾漢格爾斯克駛向意大利港口裏窩那，另外從聖彼得堡也派出了滿載公家貨物的“阿爾蒙特”號軍艦，船上的貨品包括蠟、油性軟革、樹脂和鐵。1725 年又有 3 艘俄國官船滿載着商人和公家的貨物駛往西班牙，貨物包括亞麻布、烏拉爾鐵、大麻纖維等。據説俄國人受到了十分親切的接待，賣完貨物後於當年裝載着葡萄酒揚帆歸來。

但是，歷史學家們指出，政府直接出面進行跨國海上貿易在俄國歷史上只是少數現象。這顯然是因為政府的實際獲利並沒有想象的那樣高。同樣在彼得一世時期，俄國成為工業原材料出口大國，從造船用途的木材、製造火炮的金屬，到用於製造纜繩的亞麻、大麻，保養船隻的瀝青、焦油等，俄國在歐洲市場上佔據的份額越來越大。但是，俄國一直沒能成為成品船隻的出口國。同時，彼得一世時期著名的經濟學家波索什科夫（И.Т. Посошков）就在《貧富論》（Книга о скудости и богатстве, 1724）中提出加強俄國商品出口、縮減工業原料出口、實現貿易順差的重商主義建議。然而直到今天，俄羅斯依然處在資源出口大國的位置上，沒有實質性改變。

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俄國在黑海獲得的成就也沒能讓俄羅斯及時參與到如火如荼的世界海洋貿易中去。葉卡捷琳娜二世親自選址建造的敖德薩（1794 年下令修建），被其視作“通往黑海的窗口”，卻直到 19 世紀末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後，才快速發展起來，成為僅次於聖彼得堡的全俄第二大港口，這顯然還是成本因素在起作用。1797 年成立並積極開拓對華海上貿易的俄美公司，也在西方貿易強國的抵制下慘淡收場。當然，外商的有力競爭只是外因，真正的內因應當是俄國國內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俄羅斯的自然地理特徵，卻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俄國對外貿易商品的工業附加值，使得其難以獲得理想的收益。總之，從歷史上看，俄羅斯的商人階層在各個時期都比較弱小，無法成為推動國家前進的中堅力量。儘管俄羅斯的對外貿易長期不發達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客觀上自然條件的惡劣確實是其中不容忽視的原因，帕爾舍夫等學者的觀點能夠得到歷史的印證。 

曾長期擔任俄羅斯聯邦政府環境保護委員會負責人的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達尼洛夫－達尼利揚教授（В. И. Данилов-Данильян）在 2002 年接受專訪時對帕爾舍夫的觀點進行了諸多批評， 但他仍肯定了帕爾舍夫所提出問題的價值，他指出 ：“嘗試思考帕爾舍夫提出的問題不僅非常有用，而且是必要的”，該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提出了必須阻止俄羅斯的資本不受控制地外逃這一現象。但他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與俄羅斯的經濟潛力無關。這實際上承認了氣候因素是構成一個國家“經濟潛力”的重要因素。而事實上，地理環境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遠不止是帕爾舍夫所提到的經濟發展成本問題那麼簡單，它對歷史上俄羅斯的經濟結構特點，乃至形成的獨特的地緣政治主導地緣經濟的格局都起到了深遠影響。

地理因素影響下的俄羅斯經濟結構特徵

俄羅斯經濟發展的結構模式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地理環境對俄羅斯經濟結構的影響，同樣也是歷史中不斷累積而成的。正如俄羅斯土地上生活的民眾，其民族性格和勞動習慣，也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俄羅斯勞動人民為了適應極端氣候，養成了必須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高強度勞動、然後不得不在更多的農閒時間裏“無所事事”的習慣，即使現在通過現代農業技術實現了突破，但是民族性格、生產效率和生活習慣仍舊遺留了下來。就如奇列利指出的：“我們的勞動傳統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取決於氣候本身，而是取決於適應氣候的歷史。

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是如此，取決於適應俄羅斯國家生存的歷史。眾所周知，俄羅斯是一個缺乏天然地理屏障的國家，其在脱離對蒙古的依附、最終建立國家的過程中（1478—1721 年），形成了一種動員型社會和國防型經濟結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的權威性也不斷提升。特別是在彼得一世以贏得大北方戰爭為動力而實施的西化改革的進程中，這種國防型經濟架構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自上而下建立併成功運作起來，使俄羅斯贏得 20 餘年的大型戰爭並實現了軍事崛起。可以説俄羅斯帝國的經濟架構一開始就是為了贏得戰爭而建設的，它保證了國家擁有最大限度調動國內所有資源的能力。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以國家需求為導向，形成了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發展結構。俄羅斯現今的幾大工業區如莫斯科、烏拉爾、聖彼得堡、西北工業區，在彼得一世時期就初具規模，特別是烏拉爾地區，在彼得一世政府的主持下，當時就已經成為俄國最大的冶金工業區。

同時，由於維持長久戰爭的需求，俄羅斯很早就實現了軍需輕重工業生產的全部自給，這一點其他歐洲國家基本難以做到，而俄羅斯廣闊國土所帶來的豐富自然資源為這一突破提供了重要前提條件，令俄羅斯的軍事崛起勢不可擋。而廣闊的領土和國防需求也進一步加強了俄國國家的權威性以及以農業經濟為主導的早期發展模式。俄國本身的地理環境對貿易市場拓展有諸多不利因素，特別是內陸交通的成本過高，不得不依賴國家力量去建設。於是國家在運河疏通、道路修建等大型工程上就必然居於主導地位。而國家首先是出於生存和統治需求來主導這些工程的，商業和民生需求自然就成為次要考慮。在俄羅斯，這些工程的艱鉅性大大超過水系縱橫的其他歐洲國家。俄羅斯的海洋資源雖然豐富，卻彼此隔絕，造成維護海洋利益的成本異常高昂。比如俄國波羅的海港口的船隻要到達白海港口，需環繞整個北歐，而大型軍艦到達其太平洋港口更是需要面臨超長航程。因此俄國修建運河的計劃從彼得一世一直延伸到蘇聯時期，才最終完成了貫通歐俄地區水系的任務。而由於地理條件的束縛，貫通俄國東西的水路，長期以來只能是一種奢望。只是近年來全球變暖的加速，才讓常年冰封的北方航道迎來了契機，但顯然在目前還來不及解救俄羅斯的經濟困境。

因此，從這個方面看，俄羅斯的地理特徵刺激了國家權力的集中，這雖然從長遠來講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但由於建設週期過於漫長，政治權力壓抑民生和商業需求形成了某種歷史慣性，從而造成了俄羅斯經濟需求對政治需求的服從性特徵。自彼得一世時期形成的這種由國家自上而下設計、以國防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模式，必然造成重軍工而輕民用的畸形結構，其對俄羅斯後世發展的影響深入肌理。彼得一世之後，幾乎每代帝王都加強了這一經濟結構模式的屬性而不是改善它。尼古拉二世在沙俄帝國即將崩潰之際，仍於1911 年撥出鉅款實施為期十年的“大海軍計劃”，其 1907—1914 年的軍費總額僅次於英國和美國，超過了德國和法國。

當然，這一計劃尚未完成，帝國就滅亡了。另一方面，這種偏重軍事發展的經濟結構確實能夠通過地緣政治環境的改善，讓俄國在一段時期內暫時克服自然條件上固有的劣勢。從歷史上看，每次俄羅斯經濟快速發展、國力取得重大提升，的確都是在克服自然地理環境中的某項不利因素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候。比如彼得一世時期，最重大的突破是獲得波羅的海的暖水港，深刻改變了俄羅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為國內運河的修建、水系的連通提供了前提 ；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羅斯帝國獲得了波蘭的部分領土以及黑海的戰略要地克里米亞，戰利品除了更為富饒的土地和港口，還包括更擅長航海和經商的臣民。而在蘇聯時期，除了依舊保持了國家主導、偏重國防的經濟發展結構特點之外，由於舊有的經濟體制被顛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手段得以實施。這種新經濟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俄羅斯自然經濟和私有經濟依賴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各地區彼此分割各自為政、缺乏長遠佈局和總體規劃的經濟亂象和頑疾 ；廣大民眾法律地位、受教育水平和醫療衞生水平提高，生產效率和建設熱情也提升了 ；國家不計成本地改善國內交通和物流條件、建設水利工程，擴大了生產規模並統一了國內市場，人民在準軍事動員的狀態下高強度工作，加之相對孤立的環境下外來競爭者減少，蘇聯經濟一度取得較大程度的發展，在西方國家普遍遭遇經濟危機的時代震驚了全世界。蘇聯由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新穎的“大科學”科研體系也都為西方國家走出經濟困境提供了直接的改革靈感。

二戰之後，蘇聯獲得了近 68.8 萬平方公里的新領土，其中包括遠東島嶼以及歐洲的加里寧格勒等地區，極大地優化了自身的地理環境，倘若不是冷戰使得蘇聯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不斷惡化，蘇聯的改革環境就不會如此糟糕。如果不只是考慮經濟總量，而更多從歷史的角度關注蘇聯時期民眾貧富差距、受教育水平差距以及區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那麼蘇聯時期打破區域發展不平衡、克服地理條件束縛方面的經濟成就或許能夠得到更高的評價。而這種突破地理因素限制的行動，在俄羅斯只能更多地依靠集體也就是國家的力量才能做到，這也導致了俄羅斯歷史上對國家力量的依賴乃至崇拜。那麼，上述論斷反過來講也是成立的。一旦俄羅斯在優化經濟地理和地緣政治環境方面遭受重大挫折（如 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戰敗、1905 年日俄戰爭戰敗），俄羅斯“先天不足”的經濟也就會面臨重創。從這個角度看，二戰後的冷戰格局似乎正是為對付蘇聯而專門設置的。因為蘇聯高度政治化、過於偏重國防的畸形經濟結構，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更容易陷入困境。二戰後“核平衡”的形成，使核大國之間直接的武力衝突因其代價的不可承受性反而消失了。“冷戰”則可以最大限度實現惡化蘇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環境的目標，切斷其與世界主要經濟樞紐的聯繫。

在此情形下蘇聯非但沒能做出有效的調整，反而繼續採取以地緣政治主導地緣經濟的戰略思路， 在1970 年代走上了遠洋進攻和對外侵略的道路，這仍舊是寄希望於通過地緣政治環境的突破來解決經濟困境的俄式傳統思維。但是這一戰略的失敗令蘇聯陷入了更大的地緣政治危機，最終走向瞭解體。蘇聯解體後，隨着地理空間的壓縮，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特別是更靠近歐洲金融和貿易節點、物產豐富、臨海且擁有克里米亞的烏克蘭的獨立，使得俄羅斯的經濟潛力驟然下降。雖然俄羅斯經歷了各種革新以實現經濟私有化、資本主義市場化，但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國家在經濟中的主導性和國防型工業結構特點依然存在，其國有經濟份額甚至高於中國。2019 年塔斯社報道，國有經濟佔俄羅斯經濟的一半以上。

早在 2014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估計事業部門在俄羅斯經濟中的份額為 70%。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説法，國家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是俄羅斯的一個特點。俄羅斯聯邦總統國民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РАНХиГС）副教授謝爾蓋·赫斯塔諾夫（Сергей Хестанов）認為，國家在銀行業中 70% 的佔比，大致對應於整個經濟中的國有經濟的份額，即資本結構反映所有權結構。從 2006 年到 2016 年，俄羅斯國有經濟在 GDP中的份額從 39.6% 增加到 46%，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數量增加。據俄羅斯反壟斷局統計，從 2005 年到 2015 年，國有經濟對 GDP 的貢獻從 35% 增加到 70%。而最近在制裁背景下，俄羅斯國有經濟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銀行業和工業中表現更為明顯。而俄羅斯國內經濟對國家主導的軍需工業的依賴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約 70% 的國防工業企業、80% 的研製生產能力、85% 的軍工生產設備和 90% 的科技潛力，大部分大型常規武器及核生化武器生產設備都在俄羅斯。雖然經歷過一段私有化改制的低迷時期，但普京上台後再次加強了對國防工業的國家管控。經過整頓，俄羅斯國防工業得到一定恢復，2009 年大約有 250 萬到 300 萬名員工，佔所有制造業工作崗位的 20%。2014 年開始，俄國防工業綜合體的企業數量穩步增長。其中造船業、常規武器製造業、火箭和航天工業的發展最為迅速，增長率都超過了 40%。目前國防綜合體已經成為俄羅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俄羅斯也保持着在世界軍火貿易市場的重要角色，長期居於世界第二大軍火出口國的地位。2018 年俄羅斯的軍火出口額達到 190 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儘管近些年遭受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但俄羅斯的軍費開支穩居世界第四，2020 年和 2021年分別佔到 GDP 的 4.3%、3.4%， 據俄羅斯國家杜馬官方網站 2021 年 10 月 15 日掛出的俄羅斯國防預算草案，2022 年國防部門的預算撥款將達到 35104.196 億盧布，2023 年將為 35572.233 億盧布，2024 年將達 38117.775 億盧布。2022—2024 年國防開支比例均實現增長，分別佔俄聯邦預算的 14.8%、14.5% 和 15.2%。這一增長立即引起了美方的警覺。應當説，俄羅斯由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國防型經濟結構不僅是歷史慣性，更多是緣於地理因素影響下地緣政治危機的長期存在。因此，艾瑞克森所指責的蘇聯體制結構並非俄羅斯歷史上的特例，而是在俄羅斯經濟地理以及傳統經濟結構模式影響下形成的。國家主導和偏重國防的特徵，加重了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政治屬性，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的地緣政治訴求。可以看到，俄國與周邊的地緣政治鬥爭伴隨其國家成長的歷史。

然而，以地緣政治思維統馭地緣經濟的發展思路是非常容易偏離經濟規律的。這就令俄國的經濟發展經常陷入困境。蘇聯的歷史已經證明，地緣政治條件改善所帶來的經濟利好，如果難以推進結構性轉變，效果往往都是有限的。由於現代國際秩序的建立以及全球資本市場運作的影響，地緣政治鬥爭已經悄然“升級換代”，更多情況下以非熱戰的地緣經濟競爭形式表現出來。即使是當前的俄烏衝突，本質也不例外。只不過在現今的條件下，這種競爭很大程度上被更顯性的、激烈的地緣政治衝突所掩蓋了。

當代俄羅斯突破困局的嘗試與俄烏衝突

從地緣經濟學角度看，當代世界國家間衝突正在從軍事對抗轉向經濟競爭領域。特別是核大國之間，這種趨勢愈發明顯。核大國之間直接的軍事對抗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競爭模式。而在經濟競爭方面，西方發達國家處於明顯優勢地位。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早就指出，世界地緣政治霸權的衰落和崛起與世界經濟的重組相關。北約、華約的建立以及蘇聯的解體，背後都發生了深刻的世界經濟重組。而在蘇聯解體後的這場世界經濟重組中，俄羅斯完全喪失了主動權。當時的俄羅斯在西方專家的指導下，奉行“立即轉向市場經濟”的信條，致使它與後蘇聯國家的貿易和經濟聯繫縮減、破裂，許多傳統銷售市場喪失，“休克療法”更直接導致了俄羅斯的經濟衰落。而原屬於華約集團的東歐國家在選用休克療法時則得到了歐美及時的經濟援助，大量投資的湧入使得這些國家成功實現經濟轉型，成為歐美經濟體系的一環。

歐美國家在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急需外來資金投入穩定局面時選擇“袖手旁觀”，高投資成本造成的低吸引力問題應該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便是地緣經濟競爭。為了籠絡更具投資價值和地緣政治價值的東歐國家，令俄羅斯與他們徹底脱鈎，就必須在經濟上徹底擊垮俄羅斯。於是便可以理解，為何美國普惠公司（P&W）在收購俄羅斯能夠生產航空及潛艇發動機的彼爾姆發動機公司（Пермские моторы）後，並沒有提升其國際市場競爭能力，而是令該公司最終停產。2011 年該公司被俄羅斯收歸國有後，才逐漸恢復產能，2013 年已經實現扭虧為盈。另一個典型例證就是俄羅斯一直存在的資本外逃現象，其一方面印證了帕爾舍夫的看法，這些資本只是投機來賺“快錢”，並非真正看好俄羅斯的市場或競爭力而做長期投資 ；另一方面，這些資本外逃在配合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上，也做到了節奏一致。特別是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時，當年資本淨流出達到歷史峯值，高達 1521 億美元，對俄羅斯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

可以説蘇聯解體後這一輪世界範圍的經濟重組，最終結果就是俄羅斯日益處於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圍。而自視為世界大國的俄羅斯不會甘心未來只能處於這樣的經濟地位。有專家曾分析指出，普京計劃建構彼此相互作用的三個“經濟圈”，意圖重新調整俄羅斯在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第一個經濟圈是“後蘇聯空間”，即俄羅斯傳統上發揮主導作用並形成其特殊影響以及責任範圍的國家。在這裏，俄羅斯的目標是阻止歐洲—大西洋結構的滲透，並組建自己的“歐亞聯盟”組織，這將鞏固俄羅斯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和控制權。第二個經濟圈是與俄羅斯有夥伴關總第三九五期系的中國、金磚四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這一日益壯大的國際集團將成為美國力量的制衡，俄羅斯將在其中佔據一席之地，以此增加其在全球經濟和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第三個經濟圈則是1991 年之前蘇聯可以施加影響的地區，即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俄羅斯意圖恢復在這些地區的權威。

可以看到，這三個經濟圈的範圍層層擴大，實際上最核心的就是第一個經濟圈，“後蘇聯空間”是俄羅斯實現其戰略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而烏克蘭憑藉地理位置的優越，被西方捧為“歐洲之門”，在整個“後蘇聯空間”中顯得格外特殊，也成為俄羅斯重組其區域經濟體系的最大變數。烏克蘭整體上的地理氣候條件要比俄羅斯優越得多，更適宜生物繁衍，物產和各類資源都很豐富，而且繼承了蘇聯相當分量的“遺產”，工業基礎雄厚，軍工產業發達，歷史上與俄羅斯形成的產業合作鏈非常密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軍工領域，可謂觸及俄羅斯工業的核心。同時，俄羅斯所出口的很多商品，特別是工業品，基本只在獨聯體國家內有市場，而烏克蘭就佔到其中的 30% 以上。可以説烏克蘭對於俄羅斯歐亞體系聯盟的構建至關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對整個獨聯體都會造成影響。

更重要的是，烏克蘭不僅有着漫長的黑海海岸線，坐擁著名港口敖德薩，還擁有蘇聯時期劃入的克里米亞。而世界歷史證明，克里米亞如落在區域相對弱勢國家手中，則區域動盪不可避免，除非這個國家與該區域最強大的國家結成緊密的軍事經濟聯盟。蘇聯解體後，雖然出現了獨聯體，但這種聯盟關係已經大大弱化了，烏克蘭卻對面臨的危險“毫不自知”。更何況克里米亞雖歸屬烏克蘭，卻駐紮着俄羅斯的黑海艦隊，俄羅斯不僅擁有 3 個艦隊基地、4 個機場，還有權派遣不超過 2.5 萬名人員， 而且整個半島上的居民近 68% 都是俄羅斯族。克里米亞的戰略意義無須多言，由於黑海的特殊封閉環境，可以説誰掌控了居於黑海中央的克里米亞半島，誰就掌控了黑海。它不僅承載着俄羅斯民族的尊嚴和光榮歷史，更扼守着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命脈。因此，克里米亞再次成為一種政治符號。可以説，正是克里米亞問題的存在使得俄烏緊張關係的地緣政治屬性不可避免地被放大。

早在 2003 年，俄烏就爆發了圖茲拉島爭議，現今這已經被視為克里米亞危機乃至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的預兆。圖茲拉島爭議表面上是由俄方宣稱的海岸線受到侵蝕的環境問題引發的，俄羅斯以此為由從 2003 年 9 月 29 日開始修建刻赤海峽至圖茲拉島的大壩。此舉立即引發烏克蘭方面強烈反應，在媒體渲染下，烏方激烈指責該大壩的修建侵犯烏克蘭主權、破壞了烏方島嶼的生態環境。經庫奇馬總統與普京總統協商，大壩工程於 2003 年 10 月 23 日在距圖茲拉102 米處停工。但我們通過圖茲拉島扼守亞速海通向黑海的出海口、俄領土與克里米亞最近相鄰處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瞭解，實質上該島嶼爭議絕不是什麼環境問題，也不單純是經濟問題， 而是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問題。

2004 年烏克蘭“橙色革命”的爆發，標誌着西方正式加入圍繞烏克蘭的地緣政治、經濟競爭，這其實已經預示了烏克蘭自身失去對整個局勢的掌控，俄烏矛盾開始演化為俄羅斯與西方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然而，2008 年的俄格戰爭以及烏克蘭提出加入北約，令俄羅斯在現有“遊戲規則”之內贏得競爭的希望越來越小。2010 年亞努科維奇上台後，俄烏關係似乎出現轉機。亞努科維奇任命親俄的馬克西莫夫海軍中將為海軍司令，解散了主張加入北約的“國家歐洲一體化中心”。2010 年 4 月 21 日，俄烏還簽署了新協議，將俄羅斯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的駐地延期 25 年，以換取烏克蘭採購俄羅斯天然氣價格優惠 30% 的條件。然而，2011 年俄烏媒體曝光了烏克蘭與北約就一些俄羅斯非常敏感的問題展開秘密談判的文件，涉及黑海安全、俄羅斯黑海艦隊駐克里米亞的未來地位問題、美國在歐洲部署針對俄羅斯的反導系統等。而這些會談把莫斯科完全排除在外。烏克蘭還邀請配備最新反導系統的美國巡洋艦進入黑海，參加聯合演習，這不能不引起俄羅斯的極大關注。

這時俄羅斯已經意識到，即使是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也不會全心全意依賴俄羅斯，而是意圖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搞平衡策略。因此，俄羅斯加緊推行獨聯體一體化，其與西方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競爭加劇。亞努科維奇左右逢源的策略失敗，不得不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地位協議的準備工作。此舉最終引發親西方的烏克蘭民眾示威，烏克蘭危機爆發。在西方國家的積極干預下，2014 年 2 月亞努科維奇政府被趕下台，親西方的勢力再次掌握了烏克蘭政權。俄羅斯政府確信，新政權一旦上台，克里米亞必將遭受北約的全面滲透。一旦失去對克里米亞的掌控，不僅意味着黑海失控，而且俄羅斯重構地緣政治經濟版圖的構想將再無轉圜餘地，俄羅斯必將遭受新一輪更大程度的地緣政治、經濟擠壓。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的結果，實際上證實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競爭烏克蘭的最終失敗，俄羅斯長期以來實施的區域經濟重組戰略遭受了重大挫折，這個結果影響了俄羅斯意圖在世界經濟體系外圍處境中翻盤的整個未來發展布局，為俄羅斯迴歸地緣政治主導地緣經濟這一傳統戰略思維埋下了伏筆。

結語：地緣經濟學視角下的俄烏衝突與俄羅斯未來道路

地緣經濟學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經指出，一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必須具備一定的基本條件。對於領土存在缺陷的國家，有幾種方法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歷史上是通過繼承、購買或征服得到新土地，現在還有一種新辦法，即通過簽訂貿易條約來建立同盟。事實上，俄羅斯長期以來並未被視作“領土存在缺陷的國家”，相反，弗裏茨·羅裏希在研究“經濟世界”（Weltwirtschaft）的術語時，曾將俄羅斯列入為數不多的能夠實現經濟自給自足的可持續的“經濟世界”之一。當然，這裏指的實際上是沙俄和蘇聯，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在領土版圖上已出現重大變化。因此沃勒斯坦在提出其著名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s）理論時，才會改變看法，認為俄羅斯註定要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圍或半外圍位置“種植農作物”。而導致這一“領土缺陷”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失去烏克蘭。由此，帕爾舍夫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正契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論，通過“大空間經濟孤立”、實施經濟保護政策來挽救俄羅斯，在工業化初期的蘇聯曾被證明尚可以實現，但於現今的俄羅斯卻不再適合。

在蘇聯解體給俄羅斯地緣政治、經濟結構造成的損傷日益清晰之後，俄羅斯只能靠籌建獨聯體、歐亞同盟這些緊密的經濟政治聯盟來試圖修復和彌補“領土缺陷”，但是我們也看到，西方國家通過顏色革命、北約東擴不斷地拆解俄羅斯修復自身缺陷的努力，目標就是將俄羅斯的身份永遠鎖定在“外圍”的位置上。亞努科維奇的倒台可以説讓俄羅斯意識到，在“遊戲規則”範圍內與西方競爭，俄羅斯恐將永遠處於劣勢。那麼接下來只剩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到的傳統方法 ：“繼承”和“購買”均已不再可能，“征服”似乎成為唯一選項。而蘇聯留給俄羅斯最重要的遺產恰恰就是適宜戰爭的國家機器以及偏重於國防的經濟體系，更何況普京時期還對這一體系進行了修繕。

通過沖破地緣政治束縛實現經濟發展本就是俄式傳統思維。因而，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完全是可以預測的。從沃勒斯坦到俄羅斯的地緣經濟專家，都曾暗示過類似事態的最終發生 ：“為了從‘世界體系’外圍突破到體系的中心甚至是半外圍，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把那些已經在那個位置的國家排擠出去。” 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人口的 75%、GDP 的 60%、能源資的 75%，總體來説潛在力量超過了美國。歐亞大陸是地球上的一個超級大陸，扮演着一種世界軸心的角色。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力量將對地球上三個經濟最發達地區中的兩個——西歐和東亞——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且主宰歐亞大陸的國家幾乎會自動控制中東和非洲的發展。英國長期奉行“大陸均衡政策”就是為了不讓這樣的國家出現，現在的美國也一樣。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乃至全球領土最大的國家，且擁有不依賴於西方科技體系的、世界領先的軍事實力，自然成為他們在歐洲利益的一大威脅，地緣經濟學理論的“預言”更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俄的發展充滿敵意。而以意識形態、宗教和國家領土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國家利益鬥爭，掩蓋了擴張型國家以及金融、貿易跨國集團在地緣政治重新劃分的框架內控制有前景的能源地區的地緣意圖。這可以解釋蘇聯解體後歐亞大陸所發生的絕大部分爭端和衝突。

而在這場搶奪“能源前景地區”的鬥爭中，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處境顯然是存在差別的。俄羅斯自然地理條件的極端性和脆弱性加重了其對地緣政治和經濟條件的敏感性，歷史慣性、經濟本身的劣勢加之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失敗所產生的疊加效應，造成了俄羅斯自身難以擺脱的經濟困境，使得俄羅斯未來不得不長期處於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圍，在此情況下其國際政治地位也將日益下降。而這是軍事實力尚處於世界前列的俄羅斯所難以接受的。為了挽救頹勢，俄羅斯試圖憑藉自身的軍事優勢以及歐洲對其的能源依賴尋求“突圍”。因此，俄烏衝突本質上是一場俄羅斯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發生的、意圖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鬥爭。基於地緣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俄羅斯這一行動的目標就是與西方國家搶奪經濟空間，重構自身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的地位，彌補自身的經濟劣勢。烏克蘭則很不幸地淪為雙方的角力場。這也註定了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

然而，筆者並不認為武力對抗現有格局為俄羅斯的最優選項。東斯拉夫民族兄弟鬩牆的局面，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對俄羅斯都是非常不利的。更何況這一行徑恰恰是重複蘇聯時期以地緣政治主導地緣經濟的舊思路，無助於俄羅斯最終融入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經濟體系歸根結底還是要遵從最基本的商業邏輯和規則才能順利運轉。俄羅斯龐大的國土縱有“缺陷”，卻也一直是其自負的資本，憑藉強大武力，俄羅斯對周邊及其他體量較小的國家總是以“老大哥”自居，加之自身所固有的市場競爭劣勢，使得其在經貿合作中總是異常強勢，忽視其他國家的合理權益。若非如此，俄羅斯如今也不會落入愈加孤立的境地。如果俄羅斯能夠心態平和地正視本國優勢與劣勢，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他國展開合作，贏得合作伙伴的信任，應該有機會跳出這一地緣經濟“魔咒”。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潛力毋庸置疑，經濟實力也越來越為世界所認可。2012 年中國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3 年發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後，得到了不少國家的積極響應，中國真誠的合作態度，正在贏得世界的尊重。這正是以和平方式優化自身地緣政治、經濟環境的典範。因此，中國引領的亞太地區也成為世界上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而俄羅斯緊鄰亞太區域卻沒能分享這份活力，這一現象也早已引起俄羅斯學者的思，他們指出，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僅憑地理條件就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緣政治腔調已經過時，這種方式不能幫助俄羅斯融入亞太地區。俄羅斯應當切實展開行動，突破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模式，尊重市場規則，轉換髮展思路，充分利用亞太地區的人口、資金等方面優勢，強化俄受氣候影響較小的科技密集型企業的優勢，把俄羅斯亞洲地區的經濟潛力激發出來，才能從根本上緩解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壓力。在當今中俄睦鄰友好、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框架下，中俄相互關切對方的經濟、政治安全，對世界格局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在俄烏武裝衝突的形勢下，俄羅斯只有放棄一切不合理的地緣經濟和政治迷夢，與中國和其他國家構建平等合理、互惠互利的區域乃至世界經濟合作框架，才能擺脱自身的地緣經濟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