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恆｜“大變局不是誰取代誰、誰消滅誰，而是對人類福祉的探索”_風聞

陳恆教授

關注全球治理中的“邊緣地帶”，是全球化帶來的現實思考，也是時代變局下的客觀必然，更是大國視野的未來想象。在特殊時代背景下，不同學科有必要共同討論由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所引起新的全球治理問題。**邊緣是一個社會化過程，是事實，也是想象，更是構建。**任何個體、集體、地區、國家，甚至文化、觀念、思想等——一切有形或無形的“存在”——都有成為“邊緣”的可能。“邊緣地帶”這一主題，似乎暗示着邊緣/邊緣性是現代化、全球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二分法的必然產物。

何謂“邊緣地帶”

加拿大出生的希臘裔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以《全球通史》聞名於世，但我認為他更大的貢獻在於其更具人類關懷的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這是一部研究被殖民“落後地區”發展的開拓性著作。比如，書中認為，“在葡萄牙人出現之前，非洲總體上與舊世界的其他大陸保持同步”；“在現代，歐洲人通常將非洲與野蠻、流血和落後聯繫起來。這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合理化”。從長時段來看這些論斷，能想象今天人們印象中所謂邊緣的非洲大約在500年前與歐洲發展基本同步的現實嗎？今天所謂邊緣地區是如何形成的呢？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是什麼？人類在未來會取得同步發展嗎？不平等、貧窮等社會不和諧狀況會消失嗎？會有整齊劃一的核心與邊緣、先進與落後、發達與欠發達之分嗎？

**所謂邊緣，是某種中心主義視角下的產物。世上本無中心與邊緣，有的是不同認知方式、發展模式，而這並無高低優劣之分。**所謂邊緣、不發達猶如書籍四周的留白，是象徵，是隱喻，有着重要意義，留白處往往是富有想象力的區域，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像洛克的“白板論”——心靈猶如一塊白板，其內容是由經驗寫上去的。任何意義上的邊緣地區都是如此，都會發生變化，任何固定的中心—邊緣的看法都是局部的、短視的，更是傲慢的、非歷史的。

（一）從時間看邊緣

柏拉圖稱時間為“永恆的移動影像”。時間似乎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且確實與自然有某些聯繫，但本質上它是一種複雜的“發明的自然”，是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演變出來的。時間有自然的一面，是物質世界變化的結果；有科學的一面，代表着事務序列的共同特徵；有技術的一面，人們發明了大量設備以追蹤時間；有社會的一面，是一種社會定位手段和調節人類公共生活的方法。作為社會現象的“自然”時間並不是先驗的，在時間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時間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具象，時間管理象徵着權威與權力。從這個意義上看，時間管理者是中心，其他則是邊緣。

“時間”作為一個概念是社會的產物，出現在一個較高的抽象水平上。人類社會實踐中的“時間”是一個具有強大限制力、驅動力的調節裝置。諸如日曆時間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説明個人如何嵌入世界中；公元前與公元后的劃分表明西方文明的重要觀念自然地嵌入人心；歷史時間中的古代、中世紀、近代三段論的劃分，是典型的從歐洲看世界的西方的時間中心論；格林尼治標準時間取代世界各地的“地方時間”，則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必然結果，是“時間的殖民化”；今天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公曆紀年，更是現代歐洲稱雄世界的重要結果，是世界文明日趨統一的標誌之一……**這就是時間的話語權，領先進入近代世界的西方把時間文化作為對其他地區、民族的控制手段，其他國家只好自願或不自願地分享“西方”主導的時間觀。**這種社會時間是西方文明化進程的重要特徵，這個進程中的“他者”都是時間的邊緣者。

（二）從空間看邊緣

從大洲看，歐亞大陸、北美洲是當今世界的中心地帶，其他大洲則為相對邊緣地帶，但北美的發達只是近兩百年的事；從國家看，美英法德日似乎為當今的中心國家，其他則為邊緣國家，但這些國家只是工業革命以來才興盛的；從城市看，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北京、上海等是當今的全球城市，其他相對而言則是邊緣城市，但誰能忘記雅典、羅馬、亞歷山大里亞、君士坦丁堡？誰又能説未來不再屬於這類城市？就是一個城市內部也有中心邊緣之分，上海就存在所謂“上只角”“下只角”。只要空間存在，就會有不同層次的中心和邊緣地帶，且相互間不斷輪迴。

（三）從歷史進程看邊緣

無論按循環史觀還是線性史觀，社會發展似乎總存在中心與邊緣、進步與落後、發達與發展、富庶和貧窮、文明與野蠻等傳統的二元劃分。公元前3500年左右蘇美爾文明出現之時，世界各地還沒有文字；希羅多德驚歎埃及文明的古老，認為希臘在她面前只是一個孩童；公元前5世紀黃金時代的雅典創造輝煌文明時，歐洲大陸還是蠻荒之地……但後來居上的西方世界卻製造出“東方主義”這一隱含先進與落後概念的文明話語。這完全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治話語和文化霸權。歷史已不斷證明：文明的中心與邊緣總是處於變動之中，今天的邊緣也許就是明天的中心。難道能説非洲大陸沒有未來嗎？拉美就不會成為人們嚮往之處嗎？歐美就一直會是人類文明的中心嗎？文明就一定由某個民族或國家一直主導嗎？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四）從學術發展看邊緣

今天提倡三大體系建設，説明我們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還不夠完善，還不是世界意義上的知識生產中心。在我看來，這一口號的提出是要進行一場“學術革命”“文化奮進”，在信息時代進行文化趕超。我們曾經輝煌過，擁有優秀的歷史遺產，是彼時的知識中心。我們曾擁有無數璀璨的思想家，對文化進行過超驗視野的闡述；中世紀的歐亞大陸是世界知識的舞台，中國和阿拉伯是這一時期東西兩端的文明之炬，我們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在所謂黑暗的中世紀裏，西方卻孕育了大學制度，為後來知識的擴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法國、德國、英國、美國先後成為知識生產中心。就近代世界而言，在世界性知識生產方面，我們處於邊緣地位。我們的知識生產能力、生產水平還有待提升；思想的國際化、普世化程度還需要完善；話語提煉、語言表達方式還有很大改進空間；我們的國際出版剛剛起步，能力、方法、選題和凝聚作者的路徑還遠遠不夠；購買全球智慧處於起步階段，路徑還不暢通；全球知識治理經驗和知識儲備明顯不足；知識產品的可移動性、可持續性、可連接性以及世界範圍的審美接受性等，還遠遠不夠。必須承認這些客觀現實。

當前世界已成為打破時空限制、彼此可以即時觸摸的社會。我們如何生產出能夠連接世界的公共知識、公共價值、公共觀念？如何思考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發展、環境等核心概念？需要什麼樣的國際文化和知識交流，如何分享我們的思想？如果不正視這些問題，而是一味進行口號建設，不去構建真正意義上寬容自由的學術環境，那麼，不但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會一直處於知識生產的邊緣地位，而且可能更加落後。道阻且長，須與世界大勢同向而行，在此基礎上認真實幹、埋頭苦幹。

學術是否活躍，歸根到底是由教育造成的。讓每個人擁有基本的教育，懂得尊嚴、優雅、美感和廉恥的底線，總體素質自然會提高，自然會有文化發展的底藴。**文化只有開放、包容才能不斷更新，才能成為真正有活力、有影響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還應特別感謝商務印書館一百多年來對域外文明的積極引進

人類發展問題

這個世界本就不屬於人類，或者説至少不是以人為中心的。早期人類在自然界中建立的“社會飛地”是很小的。約500萬年前，在非洲出現了最初的原始人。最早的“直立猿人”估計有170萬，當冰蓋最終融化時，人類總人口肯定已接近400萬大關。大約2萬年前，全球迎來一個温暖的新時代，持續至今。在這個“長夏”期間，地球的承載能力增加，支持着不斷增長的人類數量、植物品種和動物種羣。“長夏”開始時人類總數估計在300萬~850萬之間。那時人們的預期壽命不超過30歲。2萬多年後，世界人口已接近80億，平均壽命超70歲，這種數量和質量的突破必定帶來人口地理分佈、種族結構、社會結構、人與自然關係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從經濟學角度審視，自然會得出中心與邊緣的結論。

就近代而言，這是西方人口擴張的500年，更是西方殖民霸權的500年。二戰後，伴隨着去殖民化和反殖民運動，殖民帝國紛紛解體，世界大部分地區取得了民族獨立與自治，同時作為全球項目的發展計劃也開始實施。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隨着主流經濟學的概念、方法和工具被應用於歐洲的戰後重建和發展，發展經濟學迅速擴展。第一波政治獨立浪潮之後，加之西方世界的“補償心態”影響，同樣的方法和工具被迅速轉移到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貧困國家的發展與建設中。發展成為20世紀下半葉的主題。

然而，《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的封底指出：“新世紀之初，貧困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在世界60億人口中，有28億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來維持生計，還有12億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來生活。每100個嬰兒中有8個活不到5歲。在那些達到學齡的兒童中，9%的男孩和14%的女孩無法上學。貧困還表現在：窮人缺乏政治權利和發言權，對疾病、經濟混亂、人身暴力威脅以及自然災害的承受力較差。HIV/AIDS的泛濫，頻繁而血腥的國內衝突，以及富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斷加劇的差異，給許多人增加了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這段話不僅表明發展和不平等是全球性問題，而且説明二戰以來採取的措施未能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實現廣泛發展。相反，許多人同意，當前是一個不平等加深的時代——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都是如此。

毫無疑問，“發展”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共識性普遍價值之一。堅持者認為，有效的經濟生產、發達的交換系統、強大的救助系統、有力的政府系統將個體與社會聯繫在一起，發展將使人們過上美好的生活，隨之而來的是將權力交給專家和更抽象的社會力量，如金融系統或國家。但問題是，發展就能解決貧窮和不平等嗎？發展就會帶來和平嗎？發展就會消除邊緣羣體的存在嗎？發展就一定意味着好事，不發展就意味着是愚昧、野蠻、落後嗎？恐怕未必。

在此可以舉出很多著名思想家。列夫·托爾斯泰提倡簡樸和非暴力，致力於社會改革，放棄所有財產，擁護完全的和平主義。約翰·羅斯金譴責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讚美勞動的尊嚴和“手工藝”的道德與美學價值。曾與托爾斯泰通信的聖雄甘地採用不抵抗學説，反對工業化，認為德行生活需要圍繞着在鄉村環境中的自給自足和宗教沉思才有可能。印度公共知識分子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認為發展主義是一套暴力的社會實踐。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 （E. F. Schumacher）認為資本主義帶來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代價是文化的惡化，而龐大的規模——尤其是大型工業和大型城市——是無法承受的。“現代工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需要的東西太多，而完成的東西太少。”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智慧的核心概念是持久性。我們必須研究持久性的經濟學問題。除非可以預測其長期持續而不陷入荒謬，否則沒有任何東西是經濟上合理的。可以有朝着有限目標的‘增長’，但不可能有無限的、普遍的增長。”

因此，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下，對發展的理解是多樣的，所有認知都紮根於真實的特定文化和道德感知。我們要保持世界的多樣性，即使在某些角度看來是落後的、野蠻的，隨着時間的變遷和視角的改變，中心與邊緣也會發生轉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反對單一模式的發展，尤其是不顧人性和德性的快速發展，而是倡導幷包容各種形式的發展。人類生活的獨特性帶來了獨特的、具體的社會事實，一個多元發展的異質世界，一定比一個單一發展的同質世界更有趣、更有活力、更能激發想象力。

美好世界秩序何以建構

變局時代的世界認知更新，潛台詞是對歐洲中心論的挑戰、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對歷史上霸權的反思，更是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思考。近代500年以來的世界是西方獨霸的世界，但如今世界已經成為“地球村”，西方的發展模式也受到挑戰。互聯網的出現加速了治理模式的變化。即時的互通互聯打破了時空對人類的限制，使思想更加自由、探索更加多樣、發展更加多元。當代世界秩序可以輕易改變嗎？人類可以同舟共濟嗎？我們要反對和倡導的是什麼？無論如何，我們的方案不是“全球治理的設計”，不是美歐的替代方案，而應是一種新思考，是人類對美好世界的新探索，是一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這裏僅就寬泛意義上的文化來討論。我們的學術積累足以支撐自己的理想嗎？我們的人才隊伍數量、質量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為當代世界貢獻了多少具有普適性的思想？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當今已是全球網絡時代，數字鴻溝的差距正越來越大，被邊緣化的地區、領域也越來越多。我們如何面對這一現實？如何構建知識生產的“數字工廠”？如何在這場“數字競賽”中處於優勢地位？如何為國際社會提供數字技術標準、數字技術生態系統和數字基礎設施？如果不認真對待這些問題，我們會再一次被邊緣化，而且機會越來越渺茫。

**布羅代爾稱空間為“頭號敵人”，其實時間也是“頭號敵人”，時空是決定中心與邊緣相互轉變的幕後推手。**人類的歷史就是與巨大無限時空鬥爭的過程，是一場應對時空、掌握時空並最終佔有時空的不懈鬥爭，也是中心與邊緣不斷轉變的過程。而這一切過程的每個環節都“是表面的騷動，是潮汐在其強有力的運動中激起的波濤，是一種短促迅速和動盪的歷史”。當下的世界變化複雜，未來難以預料，但我們相信進步是大趨勢，雖然有時會有很大的倒退，但總會有一個越來越美好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向一個不同世界的社會轉型，不是誰取代誰、誰消滅誰，而是對人類福祉的探索，這才是人類最終的道德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危機解決和新危機產生之間的時間差一直在加速縮短，容錯機會幾乎不再存在。錯誤和不幸也許是人類的共同命運。不斷犯錯，不斷糾錯，又不斷重複，人類究竟要往何處走？歷史終將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