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遍佈全國的託兒所，為什麼都消失了？_風聞

大家好，我是烏鴉。

近年來，不斷下行的人口生育率越來越成為我國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早在2016年，國家為了扭轉低迷的生育率，放棄施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政策確實立竿見影，當年出生人口就攀升至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峯值。

然而，這種效應並沒能持續，到2021年，出生人口下跌到只有1062萬，創歷史新低。照這個趨勢，今年的出生人口和2016年相比可能要腰斬了。

從2017年到2021年，連河南、山東、河北這樣的人口大省出生人口降幅都超過了40%，去年更是多達11個省陷入人口自然負增長，有的省出生率甚至低過了死亡率。

不少年輕人越來越不想生孩子，對“傳宗接代”這種傳統觀念中的頭等大事也表現得越來越佛系。對此，政策上可以説也是想了很多辦法。

上個月中，國家衞健委、發改委等17個部門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提出完善生育休假政策、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等舉措。

這裏面很多政策都不陌生，部分地區甚至早就開始試點了，但其中一個新政策，讓烏鴉眼前一亮。

在政策發佈會上，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郝福慶表示，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約有1/3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現實中供給相對不足，特別是普惠性服務供給存在短板。

因此，《意見》將從降低托育機構運營成本、提升托育服務質量等方面進一步明確了具體措施，支持托育服務發展。

這是不是意味着，早就沉入歷史的託兒所，要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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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導演林柯拍了一部電視劇《啊搖籃》，講述了上世紀40年代抗戰時期，黨中央在延安成立託兒所，眾多革命工作者為保護紅色後代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的革命經歷。

而這部電視劇，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劇中的中央託兒所也一直延續至今，即今天的總政幼兒園。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國民政府及中共領導下的蘇區和陝甘寧邊區就已設立託兒所。

1938年，宋美齡在機關刊物《婦女新運》上主張，為了讓婦女們有餘暇從事抗戰工作，要創辦託兒所、公共食堂來減輕她們的家庭負擔。隨後，國統區各地陸續設立了不少託兒所，收容難民、工人家庭，以及士兵家屬的幼兒。

1946年出版的一本《託兒所食譜》

與此同時，在中共領導下的蘇區和陝甘寧邊區，也開設了託兒所。在邊區大大小小的託兒所中，最著名的就是《啊搖籃》的“洛杉磯託兒所”。

這個託兒所成立於1940年，原名中央託兒所，後因感念洛杉磯友人的饋贈而改名，許多紅二代在這裏度過了童年歲月。

有統計顯示，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共有託兒所119個，分為勞工託兒所、農村託兒所、職業婦女託兒所和工廠託兒所等。

新中國成立後，托育機構數量呈現出井噴式增長。據北京日報1953年1月7日4版《我國衞生事業的新面貌》報道，截至1951年底，全國各種類型的託兒所共有14435所，比建國前增加了113倍。

在計劃經濟時代，托育服務主要強調國家和集體的責任，具有明顯的福利性質。設立託兒所的主要目的也並非是教育幼兒，而是減輕婦女的育兒負擔，便於其參加勞動工作。

1950 年 8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女工工作會議，把兒童照料社會化與普通勞工階層婦女解放聯繫起來，指出對家務、幼兒照料的公共支持是對婦女參與社會公共活動的前提條件。

為方便婦女投入生產建設，解決她們的後顧之憂，國家發佈了多項政策條例要求各級組織積極建設托育機構，195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第51條就規定：“若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中的女工人、女職員有四周歲以內的子女20人以上，企業就需要單獨或聯合其他企業設立託兒所。”

1958年，北京實驗託兒所裏，小寶寶們玩得很開心

如此大規模地興辦託兒所，極大地解放了當時中國婦女的生產力。

以北京為例，1949年，首都女工只有4800人，到1953年已增加到4.5萬人。婦女的職業道路也越走越寬——女鑄造工、女鉗工、女車牀工、女電器工、女電焊工……

歷史上很多從來沒有婦女做過的工作，都由她們擔當起來了，還有許多人在創造性的勞動中成為先進人物和勞動模範。

除了解放婦女生產力，人口的急劇增長也是國家大力發展託兒所的重要原因。建國後的五年，每年新出生人口均在2000萬以上，託兒所已經成為社會的剛需。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託兒所建設和持續運營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和資金保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建設託兒所、幼兒園均由國家和單位投資。

195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工礦、企業自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的規定》中要求各工礦、企業單獨或聯合創辦托幼機構，以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入托入園的需求，經費則由各單位列入財政預算。

如此一來，絕大多數單位職工家庭都能享受免費或費用低廉的托育服務，通常只需承擔幼兒的飲食費即可。

1956年5月，國棉一廠託兒所裏，女職工開心地從保育員懷裏接過小寶寶

託兒所數量持續的增長趨勢一直延續到了五六十年代之際，當時國民經濟狀況嚴峻，託兒所數量開始緩慢回落。

到了十年運動時期，建國十七年來建立的學前教育方針被全盤否定。託兒所的生活制度、體育活動，甚至是飯後用餐巾擦嘴和漱口，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受到批判。

不少託兒所、幼兒園院舍場地被佔用，慘遭解散，園長遭到批鬥，保育員也被迫改行。新中國保育事業遭到嚴重打擊。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運動結束，改開後，國家重心重新回到經濟建設上來，跟當年初建時一樣，為了解放“半邊天”的生產力，解決婦女工作後顧之憂，發展托幼事業再次得到重視。

在1979年召開的全國婦聯第四屆第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全國婦聯副主席羅瓊發言稱婦聯要加速發展托幼事業，減輕職工、社員的後顧之憂。

與此同時，隨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優生優育”觀念興起，國家也提出一系列政策助力托育事業重新得到發展。1979 年《全國托幼工作會議紀要》提倡機關、部隊、學校、工礦、企事業等單位積極恢復和建立哺乳室、託兒所、幼兒園。

1980年1月，國務院托幼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高層次和級別的學前教育領導機構。

由於國家對於托幼工作的重視，全國入托兒童由1979年的3027000人增加到了1980年的3348000人，託兒所的數量逐漸回升，託兒所的成本費用也大多由國家承擔。

託兒所解放了婦女的生產力

根據《人民日報》報道，當時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有各類託兒所、幼兒園98.8萬多個，入托兒童3400多萬人，入托率28.2%。

這一時期，託兒所種類複雜，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廠礦託兒所由廠礦行政、工會組織、婦女組織共同指導；農村託兒所歸當地地方領導；街道託兒所屬於街道辦事處；市、區立託兒所是衞生部門設立的；機關、學校託兒所歸屬於本單位。

1981年，團結湖街道辦事處在居民集中的住宅樓羣附近，辦起了第一個託兒所

國家對托育機構給出了新的定位，1980 年衞生部頒發的《城市託兒所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明確指出，託兒所除了解放婦女勞動力以外，還負有教養3歲前兒童的任務。隨着計劃生育政策的提出，托幼工作也肩負了教育和提高人口素質的責任。

但幾年之後，我國進入市場化改革時期，1984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單位制解體使得作為職工福利的托幼服務逐漸被剝離出單位。

1988 年國家教委等8部門聯合制定的《關於加強幼兒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養育子女是兒童家長依照法律規定應盡的社會義務，幼兒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家長送子女入園理應負擔一定的保育、教育費用。”

這意味着此後家庭需要向市場購買托育服務，強調了家庭的養育責任。

失去了政府的財政支持，企業投入到自辦托育機構中的經費參差不齊，不少企業自辦的託兒所倒閉或收歸市場。

北京第三棉紡織廠託兒所

因此，在這一階段，託兒所數量雖有回升，速度卻明顯放緩。據國家1993年第一次第三產業普查得到的數據顯示：1992 年，全國託兒所數量為10268 所，還不如建國初期。

但這就是託兒所的低谷了嗎？

不，這還沒探到底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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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國務院頒佈施行《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中心思想就六個字：社會力量辦園。

自此以後，托育服務開始由原先的公共提供佔主導，逐漸轉向公共和私人市場並舉的局面。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面向3歲以下幼兒的托幼機構數量開始大幅滑坡。

為什麼呢？

首先，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在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上，更側重於面向3-6歲兒童的幼兒園的辦學發展。

1992 年出台的《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設立了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3至6歲幼兒入園（班）率達到 35%”，而對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則沒有明確的要求。

伴隨着托育服務的社會化、市場化發展趨勢，政府對於托幼事業的財政經費不斷收縮，據教育部2000年全國教育經費統計資料顯示，國撥經費佔學前教育經費總數的1.3%左右，且大多用於幼兒園教育。

其次，90年代的國企改革明確提出了“企業不能辦社會”的口號，以前吃喝不愁的國企託兒所也正式走進了歷史。

1995年印發的《關於若干城市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分流富餘人員的意見》中指出：企業開設託兒所屬於福利型的社會職能，被要求在企業內部分離，待條件具備後逐步推向社會，交由政府管理。不少企業自辦的託兒所在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後也因為經費投入有限未得以維持。

1989年，國家和企業提供的公共化托育服務機構佔到中國全部托育機構的 90%以上。而到了2010年，國有和集體辦託兒所已基本消失。

最後，一孩政策下適齡入托嬰幼兒數量逐年明顯減少，一些民辦托育機構招生困難，入不敷出，民間資本大舉退出托育市場，嚴重阻礙了托幼機構的發展。

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的變化

在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託兒所數量持續減少，據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統計報告》顯示，相比於2000年，短短五年間，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56668所，鋭減70%。其中，託兒所的消失比重遠大於幼兒園。

就拿上海來説，近幾年上海幼兒園獨立設置的託兒所逐漸停辦，入托規模也隨之減少。2015年上海獨立設置託兒所只有35所，比2011年減少了21所，托兒數只有5222人，比2010年減少了3000多人。在0-3歲四個年齡組80萬左右嬰幼兒總數中，能上託兒所的只佔0.65%。

2000—2014年上海市託兒所的基本情況

截至2021年底，我國每千人口託位數只有2.03個，與“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4.5個的目標有相當大的差距。曾經的託兒所大國面臨空前的育兒難問題。

對於一個家庭來説，沒有託兒所無非是麻煩點，父母老人圍着孩子團團轉三年。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説，沒有託兒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正在慢慢顯現，併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半邊天”的勞動力。當今社會，職場上對女性的就業歧視越來越嚴重。

為了照看小孩，不少家庭在缺乏足夠經濟能力聘請保姆和長輩們不願看護孫輩或缺乏照看能力的情況下，家庭中的女性往往不得已放棄工作成為全職太太，這不僅影響女性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且也會使不少用人單位在招錄女性員工時往往放棄招錄或提取嚴苛要求。

前幾天，一封要求女員工一旦懷孕自動離職的公司免責承諾書在網上引發關注。承諾書上寫道：“本人鄭重承諾在公司工作期間一旦懷孕，本人要自動離職，並且放棄追究本單位任何經濟補償和相關法律責任。”

雖然這種毫無依據的承諾書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但是職場對女性的惡意可見一斑，未生育女性在職場上的前途不容樂觀。

而一部分女性為了事業，只有不斷推遲生育年齡甚至乾脆不生育，而生育率低了，必然造成託兒所越來越難以維持，生育率降低和託兒所減少就這樣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但託兒所多了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還真能。

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老齡化和生育率降低就是一個普遍性難題。

對此，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是大力建設託兒所。

如下圖所示，主要發達國家在兩三歲以前入托兒童的比例，普遍維持在25%到55%之間，而生育率越高的國家，入托率就越高。

2014年部分國家和地區0-2歲入托率和生育率，如圖所示明顯呈正相關

比如法國，法國作為歐洲人口大國，以託兒所質量高和數量多而聞名於世，法國目前全國約有1.2萬個托育所，其中以公立為主，約佔70%，其餘為協會性質或私營托育所，後者又可分為集體托育所、家庭式托育所、日間護理機構、家長-兒童中心等。

法國國家幼兒觀察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法國3歲以下兒童接受託育服務的比例達到59.8%。

法國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提供資助，鼓勵企業、社區與政府合作，興建和運營托兒機構，很多普通家庭的幼兒甚至可以免費入托。這類託兒所遍佈法國城鄉，而且除了法定假期和暑期一個月以外，一般每天開放長達11個小時。

而法國人每週才工作35個小時，工作以外的大量時間，浪漫的法國人不就有時間造人了嗎？

2017年，馬克龍訪問法國貧困家庭託兒所

而反觀苦逼的北漂、滬漂、深漂們，996之外還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帶娃，生個一胎都累得死去活來了，剛送進幼兒園您又鼓勵我生二胎？我真的會謝，生產隊的驢也得有個睡覺的時候吧？

所以，全面放開二胎以來的各種補貼、休假，本意雖好，卻難起效果。只有在大規模托兒制度的條件下，把奶爸奶媽們徹底解放出來，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二胎時代全面到來才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而不是必然。託兒所只解決了生的問題，以後孩子的教育問題、生活成本問題甚至房價問題都影響到人們的生育觀念，託兒所只是解決了這個複雜問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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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我國各級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已經邁出了這個可貴的第一步，各級政府都使出渾身解數提高生育率，在托育服務這一塊，已經有不少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各自的支持政策。

紹興市制定了鉅額財政補貼計劃，直接把錢發放到託兒所。

紹興市衞生健康委、財政局和教育局聯合出台《紹興市高質量推進“浙有善育”民生實事項目指導意見》，鼓勵多渠道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

紹興某幼兒園

為進一步鼓勵幼托機構和嬰幼兒照護服務點等高質量發展，紹興市對三類服務機構進行補助。經備案的托育機構，將給予建設經費補助和運行經費補助。

新增2個班及以下的，財政按10萬元標準給予一次性補助；新增2個班以上的，財政按20萬元標準給予一次性補助。運行中，對經認定符合三級、二級、一級標準的普惠性托育服務機構，分別按照每月500元、700元、900元的生均標準予以補助。

上海為了儘快增加托育機構數量，試點建設社區托育服務寶寶屋，打造15分鐘托育圈，“寶寶屋”可以放在社區的黨建服務中心，也可以放在睦鄰中心，或者老年社區服務中心。

上海已經連續四年開展“學齡前的兒童善育工程”，前三年，上海每年新增50個普惠性托育點，今年將新增60個，盡力滿足更多適齡幼兒家庭的需求。

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表示，截至3月底，上海確定了68個普惠性托育點點位，9月底將全部完成建設。

上海靜安：社區“寶寶屋”投入使用

蕪湖市灣沚區把嬰幼兒照護服務作為一項民生工程來抓，以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為重點，在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要素保障、融合創新、保育結合、隊伍建設、綜合監管等方面，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推動“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轉變。

在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方面，區衞健委、區發改委、區教育局等16家單位聯合印發的《灣沚區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實施方案》，對各有關部門工作職責進行了明確分工，為規範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中央頂層設計層面，17部門聯合發佈的《指導意見》重點圍繞五個關鍵詞下功夫，分別是“基本、普惠、投資、收費、減負”。

基本，就是強化基本公共服務。《指導意見》提出拓展社區托育服務功能，完善嬰幼兒照護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實施公辦托育服務能力建設項目，突出對幼有所育的基本民生保障。

普惠，就是着力增加普惠性服務。發展公辦托育機構，鼓勵社會力量來投資，支持用人單位舉辦，建設社區服務網點，探索家庭托育模式，有條件的幼兒園也可以向下延伸，2-3歲的嬰幼兒，通過以上多種渠道，鼓勵多方參與，有效擴大普惠性的托育服務供給。

投資，就是加大投資支持力度。拓寬托育建設項目的申報範圍，中央預算內投資給予建設補貼，對符合條件的普惠性項目給予適當支持。通過中央投資的支持引導，帶動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加大投資力度，共同加強托育服務行業的能力建設。

收費，就是規範各類服務收費。明確公辦托育機構收費標準由地方政府來制訂，加強對普惠托育機構收費的監管，合理確定托育服務的價格。

減負，就是減輕機構經營負擔。除了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支持以外，托育機構的水電氣熱按照居民生活類價格執行，各地也要出台支持托育機構發展的一攬子政策，同時在一些特殊時期，建立托育機構關停特殊情況應急處置機制，落實疫情期間的紓困政策。

放棄了30年的託兒所，今天重新拾起來，雖然這意味着海量的資源、天價的投入。但烏鴉認為值得，託兒所解放的不只是半邊天的生產力，還孕育着中華民族的未來。

社會上的反響早已顯現，據統計，當前我國0歲至3歲嬰幼兒有3700多萬，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較強烈的入托需求。可同時，當前托育行業以北京為例，非營利性機構佔比只有4.4%，入托與否幾乎成了“貧富分界線”。如此格局，如果沒有政策入場，何以紓困？

這不是新投資，而是補欠賬，畢竟，既要女性生產力，又要嬰兒出生率，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兒？

參考資料：

梁建章《中國為什麼缺少託兒所》

澎湃新聞《託兒所的“前世今生”：新中國成立後託兒所的境遇變遷》

北京日報《解放“媽媽”生產力的家庭託兒所》

南都觀察《中國的託兒所，為什麼消失了》

觀察者網《嬰幼兒托育困境：機構招不滿，家長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