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什麼資格超英趕美?”一位印學者的六重反思_風聞

“新”印度：政治經濟診斷

作者：印度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普蘭納布·巴德漢Pranab Bardhan

（本文原刊於New Left Review，July/Aug 2022。限於篇幅，文章有所刪節。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

▲ IMF數據顯示，印度GDP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圖源：IndiaTV

《印度憲法》序言中即聲明瞭，國家的堅定目標是：由印度人民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國”。今天，在這個國家獨立75週年之際，它顯然既不社會主義，也不世俗化——甚至可以説是不民主的。本報告將回顧過去幾十年間印度政治經濟的發展大勢，但目的不在於不厭其詳地描述印度的經濟發展狀況，而是要分析印度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以及這些障礙與印度政府的失敗之間有何聯繫。報告將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印度的“治理有效性”（governance effectiveness）**：公共資源；國家能力；中央集權的聯邦結構，以及與之相伴的地方政府的軟弱無力。**報告將討論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首先聚焦於印度未能給年輕勞動力創造足夠的生產性就業崗位，且勞動力與資本談判的能力不斷降低的巨大政治失敗；然後，繼續討論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如何滋養了日益拉美化的裙帶寡頭資本主義；最後，揭示這一過程是如何通過“為窮人提供有限的福利”和“以扼殺民主進程來保證自我延續的多數民族主義”的綜合作用，來實現合法化的。

1****印度發展的四大障礙

自獨立以來，印度在國民收入、預期壽命、掃盲、交通、公路網、通信和經濟一體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私營企業充滿活力，技術在不斷進步——特別是國民身份認證和支付系統的數字化——普遍的社會覺醒和其他社會經濟指標的上升趨勢也都非常活躍。但不可否認的是，印度仍有相當大的潛力未能得到充分發掘。按照傳統的計算方法，21世紀初印度經濟發展態勢非常強勁，儘管這種態勢自2010年以來的十年間有所下降，但增長依然是印度經濟的基本面：人口中多數是年輕人，他們在各個領域發揚蓬勃的企業家精神，以驚人的速度實現着印度道路、移動通信和數字技術的互聯互通。

然而，**重大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正在阻礙這些增長基本面的充分實現。**聚焦於長期發展，可以發現以下問題：

（一）基礎設施

近幾十年以來，印度經濟一直受到基礎設施（鐵路、公路、電力、灌溉、港口、機場等）嚴重赤字的負面影響。儘管近年來有所改善，但與保持總體經濟穩健增長的需求仍相距甚遠，更不用説與在基建方面取得耀眼成就的中國相比了。物流不暢和基礎設施陳舊使得印度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長期以來，公共預算一直用於補貼、工資和償還外債，留給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相對較少。最能説明問題的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絕大多數是收入赤字（約70%），這是公共投資能力萎縮的另一個指標。儘管基礎設施公共投資赤字在一段時期內得到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補充，但經營管理不善、債券比率高、監管不透明、貪腐和任人唯親等問題依然存在，公共銀行賬目上的不良貸款堆積如山，貸款方則往往是騙子、銀行家和政客勾結設立的。

（二）教育和職業培訓

中學教育是許多非農工作的最低標準，而絕大多數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未進中學或畢業之前就輟學了（特別是女孩）；新冠疫情對人力資本造成的巨大損害未得到必要的補救；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質量十分堪憂，它們甚至不足以支持受教育者從事某些體力勞動；職業培訓和技能培養方面的規定非常匱乏（特別是對農村和小城鎮青年而言），引導就業上更是無力。在一個所謂“勞動力過剩”的國家，現在許多印度工廠和企業都嚴重缺乏可就業的勞動力。

（三）健康和公共衞生

新冠疫情證明印度在公共衞生和環境衞生問題上，存在長期、重大的社會和組織失敗，甚至落後於許多非洲國家。近年來，印度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廁所革命”（譯註：莫迪政府在2014年發起了“清潔印度”運動，也稱“廁所革命”。該運動分為兩部分，由印度飲用水和環境衞生部負責“鄉村清潔印度運動”，由印度住房與城市事務部負責“城市清潔印度運動”），但公共廁所利用率低、應對公共衞生問題（如兒童發育不良）收效甚微等問題始終難以解決，這些失敗也使得印度的公共衞生負擔居高不下，生產率相應較低。

（四）環境惡化

這一直是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201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印度自然資源的年度損耗（自然資本折舊）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每年近5%（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本身差別不大），而巴西為3.6%，哥斯達黎加為0.1%。在耶魯大學環境績效指數中，印度是180個國家中最低的。根據iQAir的數據，全球20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15個在印度。特別是在北部，4.8億人呼吸空氣的污染程度比世界其他地方高十倍，估計每年造成170萬人死亡。一場災難性的水危機也正在迫近。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地下水使用國，抽取的地下水超過了隨後兩個最大使用國（中美）的總和。旁遮普、哈里亞納和安得拉邦部分地區的地下水位下降了數千英尺；人工蓄水池、水井和小河流正在完全乾涸。荒漠化和土地鹽鹼化嚴重。至於脱碳，印度約70%的能源供應仍來自煤炭，煤炭獲得的補貼遠遠高於可再生能源。儘管近年來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大幅增加，但化石燃料的總投資仍然比可再生能源多得多。

2****能力低下的官僚機構

所有這些問題——基礎設施、教育、公共衞生、環境——都涉及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有效性問題，而印度政府的有效性非常低。這點可以從四種相互關聯的國家能力——組織能力、技術能力、財政能力和政治能力——來進行分析。

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因國家職能的類型而異。**印度政府在管理規模大、頻次低且有時間限制的活動方面展現了非凡的能力，**例如：世界規模最大的選舉；世界第二大規模人口普查（譯註：2022年3月4日中午12點，印度人口規模達到了14.1565億，超過中國的14.126億，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全球最大的某些宗教節日。**但在諸如進行成本-效益定價和分配電力等必要的持續工作中，其能力非常差。**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地的政治考慮干擾了從一個龐大且政治敏感的客户羣體中收回（或收回不足）成本等事項。在這方面，組織能力和政治能力相互關聯。

就結構而言，印度政府的組織能力低下也與績效激勵不足有關。晉升更多的是基於資歷而不是業績。頻繁且可操縱的權力交接，讓官員們受到政治主導們的嚴格控制。對於下層官員來説，接受培訓和獲得專門知識遠不如投資政治關係來得實在。此外，激勵機制也存在內在扭曲：作為一名公務員，表現出色不會得到多少獎勵；但如果你真的作了錯誤決定——或者正確但有風險的決定沒有奏效，而有人從中受益，就極可能招來腐敗調查。儘管你最終免除責任，也要承受騷擾和名譽損失。這會讓你更可能選擇不作為，或者做出安全但平庸的選擇。

公職人員也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來達到腐敗的目的——作為公共服務的唯一提供者，他們為理應提供的服務索賄；甚至因瀆職而獲利（比如在走私、逃税或污染問題上視而不見）。國家行政機關裏，許多政客主要關注的是調職和任命，尤其是那些“厚租金”（rent-thick）的職位。即使不涉及分成（rent-sharing），調任到不受歡迎的地方的威脅，以及退休後工作的誘惑，都是讓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屈從的主要政治武器。由於缺乏對公共服務的正規監管，曠職現象十分猖獗。很多時候，老師都不到學校上課，或者是在出現時利用職務為私立學校招生，同樣的，公立醫院的醫生也為私人醫院招攬病人。

在公共項目審查或社會項目對預期受益者的分發監控方面，國家的技術能力尤為重要。信息技術已經大大擴展了這裏的可能性領域。例如公共就業和養老金計劃中通過生物識別智能卡直接支付的新系統，提供了更快、更可預測和更少腐敗的支付過程，而不會對方案執行產生不利影響。

然而技術實施的最後一英里也出現失誤的故事也有許多。正如一些非政府組織指出的那樣，公共食品分發項目的中央身份數據存儲庫案例（譯註：Aadhaar authentication是一個集中的數據庫，參與驗證Aadhaar持卡人提供的生物識別、人口統計和其他相關詳細信息）中，許多難獲認證的窮人被剝奪了獲得食物的機會。與此同時，國家不斷增長的技術和數據收集能力也增強了其監控的權力。莫迪政府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能力打擊潛在的公民社會反對派，並將舊殖民法律武器化。

**印度政府的財政能力極其薄弱，印度政府本身規模相對較小。2019年至2020年，税收佔印度GDP的比例僅為17%，這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説異常低。****這又導致印度公務員人數相對人口規模而言非常低，**很多已設公職缺乏資金支持。2014年，印度每千人中公職人員數量不到美國的一半，相較於歐洲就更少了。但是，並非所有空缺都是由於資金問題。由於現行的行政體系負擔過重且效率低下，因此當選民有所抱怨和不滿時，政客們就將這歸咎於功能紊亂的行政體系，這反過來又助長了這種依恃主義體系（clientelist system）的延續。在這種體系中，民眾無法得到本應由政客們提供的額公共服務，而政客們則通過提供特別優待來換取選票。

**▲**2011年全球公務員占人口比例，綠色越深比例越低，紅色越深比例越高。圖源：互聯網

國家財政赤字是一個關鍵問題。印度的公共財政狀況極為糟糕，近幾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印度中央政府借貸總額的近70%被用於為經常性支出，其中大部分是工資和償債，****這對擴大資本性支出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勞動力工資降低甚至失業，特別是城市非正規部門，事實證明，印度政府在提供救濟服務方面是世界上最吝嗇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便是鉅額財政赤字，和（過度）關注自身國際信用評級。

印度税收與GDP之比特別低的一個原因是其龐大的非正式部門，該部門僱傭了近四分之三的非農業職員，這羣人不在徵税範圍內。即使是在正規部門，印度的個人長期資本利得税率遠低於巴西、中國和南非；大約60%的長期資本收益屬於那些年收入超過1000萬盧比的人。從個人所得税中扣除投資所得也對富人有利。儘管近幾十年來富人的資產持有量和億萬富翁的數量急劇增加，但財富税和遺產税依然為零。間接税佔財政總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社會效應不斷遞減。富裕階層享受的免税、優惠和無端補貼佔據印度GDP的約8%。為了安撫“中產階級”，印度在2019年將所得税起徵點提高了一倍，這更使得印度本已很小的所得税税基進一步萎縮。2019年9月，莫迪政府大幅降低了企業所得税率，這導致税收驟降至接近衞生預算總額的一半。最後，國家的經濟能力受到富人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和遊説力量的限制——這引出了國家政治能力的問題。

國家政治能力要求政府有能力抵抗來自利益集團的壓力並對長期目標維持可信承諾。長期以來，印度一直無法減少對化肥和能源的鉅額補貼，更不用説對最大的收入來源農業的零税收政策。這清楚地表明，面對富農和化肥公司的既得利益，印度的政治能力薄弱（有證據表明，在印度最大的地方邦北方邦，公共設施的電力傳輸損耗——主要是由盜竊造成的——在邦議會選舉前急劇上升）。同樣，對資本和財富徵税能力的欠缺表明，與富人相比，印度政府政治能力薄弱。

官員階級，包括高級政治家和官僚，形成了另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印度許多公共部門企業效率低下的一個原因是，政客和官員緊握權力不放，任人唯親，貪腐成風，拒絕讓企業在管理上擁有任何真正的自主權。自1990年代經濟自由化以來，公共部門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與中國相比，印度公共部門企業的商業化一直相當膚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相關部門的控制。即使在私營部門，官員對監管機構的控制也助長了壟斷和效率低下。這些機構通常堆滿了退休官員，他們尊重政治領導的意願，不搞破壞，對需要管理的事務放任自流，也通常缺乏專業知識和良好管理策略（專家的橫向任命往往會受到整個官僚機構的全力反對）。近年來，監管機構數量激增，但其一般結果就是用類似的死板程序給官僚主義層層加碼。大多數監管機構都沒有懲罰違規行為的權力，也沒有財務和聘用自主權。大部分官僚機構、調查機構（如中央調查局、執法局、國家調查局）和警察系統都高度政治化，經常故意使自己無法服從執政黨。

3****充滿矛盾的聯邦結構

即使在中央政府運作良好的地區，地方政府的效率也很低。**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政府計劃實施的主要障礙在印度社會根深蒂固，**例如，傳統的性別或種姓規範往往嚴重限制了旨在改善婦女或低種姓人羣的發展計劃在基層實施。在這裏，國家能力的失敗實際上反映了地方社會的失敗。**另一個原因與印度聯邦結構的過度集權有關，**自印度建國以來，這種集權就開始抑制地方的效率。

具體來説：在制憲者的心目中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考慮。第一，印度社會和經濟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農村的、多樣化的、非正式的。因此，權力下放顯然是一條民主之路，它符合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希望民眾享有自治權並擁有信息獲取能力的願望。此外，制定者擔心地方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受壓迫者可能需要中央權力干預以獲得救助。最重要的是，各邦分治的直接背景和與其相關的暴力事件讓制憲者們警惕着離心力和分裂傾向。因此，他們試圖加強中央政府對地區各州的權力，其程度對聯邦國家來説是極不尋常的。在印度，中央政府有權臨時接管地方邦政府，重新定義和調整地方邦，與邦建立“並行”的（concurrent）司法管轄權，並行使範圍廣闊的“剩餘”（residual）權力和緊急權力。最具彈性的財政收入來源通常由中央政府定義，因此各邦在財政上永遠依賴中央政府。如今，儘管各邦承擔了中央政府總支出的60%，但它們平均僅獲得40%的財政收入，在印度北部人口稠密的貧窮邦就更少了，而這些邦的借貸則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

圍繞這種縱向財政失衡的政治和經濟緊張關係一直是印度聯邦制的一個特點。1990-2010年期間，隨着新興的地區性政黨開始在中央聯合政府中發揮重要作用，印度聯邦主義安排失衡得到了部分糾正，但這些糾正沒有被制度化，所以後續政府可以輕易改變它們，**2014年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就開始了一黨專政。印人黨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即單一強勢領導之下的國家統一和文化同一。**儘管其選舉策略依賴於微觀管理與各地區種姓和次種姓的內部聯盟網絡，但一旦選舉結束，政府就會將所有權力集中在總理辦公室，因此即使是印人黨統治的邦政府也沒有太多的自主權力。

在非印人黨主導的邦，莫迪政府以各種其他方式破壞地方自治。**第一，以國家安全為名，單方面取消了本已被嚴重削弱的自治權，**原本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本應獲得該項賦權，卻被印度分裂成了兩個由中央管理的地區（譯註：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宣佈決定廢除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自治權，並將其拆分為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和拉達克兩部分）。中央政府還接管了相當一部分邊境邦的管轄權，並將它們置於邊境安全部隊（BSF）管轄之下。在其中許多邦，軍隊根據《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擁有廣泛和任意的行動許可。

**第二，中央政府利用黨派任命地方官員以干涉地方行政職能，任命多是違反程序正當性的。**中央政府往往繞過邦政府，直接向地區一級的公職人員下達命令，例如中央資助計劃的固定執行事務上。最近，印度中央政府提議改變印度行政部門的規則，以便進一步集中官僚機構。

**第三，中央政府通過廢除計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嚴重侵犯了各邦的財政結構，**該委員會的大部分撥款授權已移交給財政部，將第十五屆財政委員會的職權調向了更加集權的方向（儘管委員會已經巧妙地試圖繞過一些變化）。它強加了各種各樣的地方税收和附加費用，縮減了與各邦分配的收入池，並推遲了勉強分配給各邦的商品和服務税（GST）收入——為此，各州同意放棄部分財政自主權，希望獲得更大的補償。

第四，在法律與秩序、農業和勞工立法方面，中央政府幾乎沒有與各邦進行任何磋商就強行通過了獨斷性法律。對少數民族和持不同政見者肆意使用《非法活動防止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利用中央調查機關對反對派政治人士進行調查，這都是對懲罰性權力的任意集中和對國家秩序的破壞。

其結果是，政府所謂的“合作聯邦制”（cooperative federalism）一直是一種欺騙，中央政府與邦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混亂和不信任，這也反映在對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上。當2020年3月第一波疫情來襲時，印度總理在沒有與邦政府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突然實施了不必要的大規模封鎖，並強行通過了一項中央災害管理法（Disaster Management Act），該法案沒有考慮印度不同地區所處的不同疫情階段和不同感染發病率。這給這個國家造成了數不清的痛苦。在2021年春季發生的第二波疫情期間，政府沒有對醫院病牀或氧氣進行協調或預先規劃；這一次，莫迪的領導進入冬眠，還指責各邦政府做得不夠。

應該説，**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印人黨破壞聯邦結構的同謀。**當查謨和克什米爾被單方面分割，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治和尊嚴被進一步踐踏時，幾乎沒有任何邦政府表達反對意見。各邦政府的集體行動的障礙不僅有黨派分歧，還有各邦之間經濟差異——縮小差異需要向較為貧窮的邦進行再分配的財政轉移支付，而富有的邦會對此感到不滿——以及人口失衡，尤其是南方和北方之間。在財政轉移中使用人口數量作為標準可能會傷害那些在生育控制方面更成功的邦。

部分由於這些分歧，邦政府很少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首席部長理事會來與中央政府協調，也沒有嘗試振興目前基本上處於休眠狀態的邦間理事會（Inter-State Council）。商品和服務税理事會（GST Council）本可以成為中央政府談判的論壇，卻變成了不平等和敵對關係的競技場。事實上，許多邦政府本身在將權力和財政下放上也是失職的。即使在反對派統治的邦，地方政黨也是高度集權運作，而地方機構的選舉則是在超地方規格下進行的。印度副省級地方機構在公共服務和設施的最後一公里交付方面表現不佳，在中國，副省級政府支出往往超過政府總支出的一半，而在印度，這一比例僅為3%。在印度的主要城市，城市規劃和發展項目由邦政府控制的機構設計和運營，不對選舉產生的市政負責，導致了大量的不協調和功能失調。

4****失敗的經濟結構轉型

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發展過程由經濟結構轉型組成的，讓人從繁重低產出的農業和非正規部門轉向產出更高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在東亞，這種結構轉型相當成功，為農村移民提供了數百萬正規製造業的就業機會。

然而，在印度，它就沒那麼成功了。低技能的新勞動力主要擠在低生產率的農業和非正規部門，45%的工人辛苦勞作，只生產約15%的GDP。絕大多數工人仍在非正規部門工作，或者是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工人（幾乎沒有福利）。**印度成功故事都在資本密集型或技能密集型製造業（如汽車，製藥）或技能密集型服務業（如軟件，金融 和商業服務）。**在其他種類製造業中，低技能工人有更好的機會，但行業擴張前景一直黯淡。2000到2020年間，印度非石油商品出口總額中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製造業佔總就業人數和GDP的百分比一直停滯不前，甚至在過去幾年中有所下降。自1972年全國抽樣調查開始收集數據以來，印度的就業增長始終緩慢；1999至2018年間，就業增長更是急劇放緩。印度現在是世界上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這些事實給經濟和政治埋下了危機，**所謂的人口紅利——有大量年輕工人卻缺乏就業前景——變成了一顆定時炸彈。**青年幫派和各類私刑暴徒經常製造破壞和暴力，令人不安；最近印度北部因有工作保障的徵兵數量下降而爆發的衝突也是一個警示信號。即使創造了就業機會，需求和供應之間也存在重大的區域差異。過量的年輕人主要集中在北部各人口大邦，那裏治理不善和基礎設施不足限制了就業增長和福利供應。而印度西部和南部，就業機會的增長更為活躍。邦際移民起到了部分緩解作用；但是，由於需要安排的人口數量巨大，錯位的高昂成本和本土主義騷亂都不是移民能解決的；一些邦已經宣佈工作機會要保留給當地工人。

**▲**2021年印度人口分佈地圖。圖源：Indiaonlinepages

另外，政府完全沒有反補貼措施，**持續鼓勵外資在印度進行有價證券投資的政策導致盧比被高估，抵消了勞動力成本在出口上的優勢。****早先的一系列中央勞工立法現在已經被四部新法律（尚未“公佈”）替代。**雖然簡化混亂糾纏的舊勞動法是積極的行動，但一些新法律稀釋了勞工權利，還削弱了仲裁法院在勞資糾紛中的權力。這些法律未經討論強行通過了議會，跟2020年《農業法》（2021年，該法律在旁遮普和北方邦選舉迫在眉睫時的大型抗議而被廢除）情況一樣。但到目前為止，勞工還沒有發起過任何能與農民行動相比較的持續抗議活動。這可能是由於印度有組織勞工的討價還價能力低下且數量較少。

**在目光短淺的資本家及其金融媒體支持者的歡呼聲中，莫迪政府實際上正在推動經濟走向更加壟斷，更多勞工騷亂和生產效率停滯的方向。**這在一些引起國際關注的工廠暴力事件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確，例如：被工人洗劫的緯創資通（Wistron）iPhone組裝廠，有大約2千名永久僱員和7千名“合同工”，後者沒有任何工作保障或福利，也沒有工會。工人們的不滿包括不支付或延遲支付工資，不經提醒和協商將工作時長延至12小時，以及夜班女工的安全保障不足。公司和政府都沒有意識到，與工人談判，共同維護工作穩定、福利和培訓計劃可能有利於保障長期生產效率和利潤。

5****財富不平等與經濟“寡頭化”

印度家庭財富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非常高，又在過去幾十年裏進一步飆升。《世界平等報告》表明，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大約33%的財富，而人口中下半部分的人擁有大約6%的財富；1991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6%和9%。**這種不平等產生了拉丁美洲式的“秘密經濟”，**有限的經濟部門滿足了富裕的精英需要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商品，而一般經濟則受制於需求不足和產能利用不足，總投資和就業水平因此低下。

**▲**2020-2021年印度財富佔有比例，藍色、白色、紅色分別是下層50%、頂層1%和上層10%人口分別佔有的財富比例。圖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企業集中度如何呢？一項研究估計，印度20家最賺錢的公司在1990年創造了14%的企業利潤，2010年為30%，2019年為70%，證據表明，這些利潤的主要來源是股票市場，而非產能提升。這種程度的企業集中度可能是印度遭受重創的實體經濟與其普遍繁榮的股市之間嚴重脱節的原因之一（近期全球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帶來的流動性增加可能是另一原因）。

1991到2011年，隨着區域政黨崛起，地區資本和新興商業集團不斷出現。但現在，隨着一黨統治和自2014年以來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集中，政治經濟已經變異為“集團化”資本主義。項目對資本量和新技術（包括數字驅動的規模經濟和網絡外部性）的要求使新的地區企業揹負沉重債務，虛弱不堪。一般來説，國家市場一體化會讓大公司，而非小公司或地區公司受益。莫迪的廢鈔令和執政初期一般商品和服務税的拙劣執行，也將印度的中小企業往絞索上推了一把；新冠疫情和政府最初的嚴厲封鎖則對它們施加了進一步的沉重打擊。

其結果就是：市場競爭已經枯萎。大多數行業——電信、航空、鋼鐵、水泥、鋁、油漆、合成纖維、汽車、卡車、輪胎、消費電子產品——只有兩三個參與者，佔據了50%以上的市場份額。與此同時，保護主義限制了外國競爭的作用。**印度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無疑屬於任人唯親的寡頭政治。**優惠和特殊監管豁免往往保留給某些特定的大公司。某些情況下，規則會被隨時更改，以幫助親信。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阿達尼集團機場收購案，使其在短短幾個月內從一個機場沒有，變成印度最大的機場經營者。又例如，電信監管局（TRAI），在公眾對Reliance Jio的掠奪性定價抱怨之後，修改其已有規則中對“主要市場支配力”定義的匆忙舉動（譯註：印度電信監管局曾多次違反規則，幫助Reliance Jio成為市場領導者，此處的調整定義，將Reliance Jio排除出了受監管對象範圍，給予了其更大活動空間）。其他例子還包括：扭曲原有的環境法規以支持阿達尼的礦業；對外國零售商的進入施加多重複雜限制，以幫助Reliance Retail的行業鏈，等等。

結果是戲劇性的。2014年，穆凱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在全球富豪榜上第四十位，到2020年，他已成為第四，他的淨資產在莫迪時期翻了兩番。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淨資產在同期增長了兩倍（現在他應該是亞洲最富有的人）。即使債務纏身，這些受青睞的企業集團在籌集國外國資金方面也幾乎沒有困難，因為它們享有一種隱晦的“主權擔保”。

任人唯親的寡頭主要集中在不可貿易商品和監管程度高的部門，在這些行業中，獲得政府優惠比國外市場競爭的需要重要得多，這些億萬富翁沒有創造出一個全球冠軍，他們樂得在“厚租金”行業裏打滾。印人黨的保護主義政策——被稱為“自力更生”（atmanirbhar）——最終導致進口投入成本增加，出口競爭力減弱，進而給印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帶來了進一步的障礙，最終形成低生產率的寡頭經濟。據《經濟學人》報道，2016至2021年間，印度千萬以上財富獲取數據中，通過“厚租金”或裙帶行業的比例從29%上升到43%。

**利益交換的另一面是，企業資金流向了執政黨的金庫。**被稱為選舉債券的巧妙騙局——於2017年以選舉改革的名義推出——允許大量資金從少數企業集團湧入，且沒有公開披露要求，資金主要流向就是印人黨，其收入金額遠遠超過所有其他黨獲得的總和。**選舉債券可以抵税，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納税人在補貼這些對執政黨的捐款。**雖然公眾不知道捐款者是誰，但印度國家銀行知道，因此政府也知道。大型國家資本可以將充足的資金輸送給單一的國家政黨，並在裙帶寡頭制度中得到適當的獎勵。其中一些企業集團還擁有傳媒公司，他們很樂意為政府宣傳做貢獻，而後又進一步加入執政政客的“付費新聞”，政府定期供應的廣告，他們還拒絕其他內容。調查記者組織Reporters’Collective最近發現，印人黨在臉書上的門户廣告商之一是NEWJ，Reliance Jio的子公司，該公司在Facebook上投入了數百萬盧比來為印人黨做推廣。

隨着時間的推移，政客的組成也發生了變化。印度政客的財富中位數在過去二十年中也大幅上升（他們的犯罪記錄中位數也是如此），以“商業”為職業的議員數量大大增加，來自其他職業團體的許多政客一旦當選，就會在商業上茁壯成長。

6****莫迪與印人黨的合法化策略

儘管印度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培養寡頭且極度不平等，但從其勝選情況和最莫迪的受歡迎程度來看，政府並沒有遭受什麼合法性的困擾。廣大企業和媒體不斷的歡呼和公開的吹捧創造出一種勝利的氣氛，它反過來又影響了公眾的看法。領導人的演講技巧，國民志願服務團和印人黨的選舉機制，跟特定地區的不同種姓和次種姓結盟的做法，獲得企業不成比例的大量選舉捐款，公然偏頗的媒體，以及反對派根本性的管理混亂，都對印人黨的選舉合法化過程有所幫助。另外，還有兩個事實對印度人民黨有利。

**首先，莫迪政府為窮人引入了一些新的福利計劃，**其中分發烹飪液化氣罐的家庭液化氣救助計劃（Ujjawala）和Swachh Bharat廁所建設計劃獲得最高讚譽；同時，政府還延續了2004到2014年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國會領導下的政府在食品分配、農村就業和經濟適用房方面最受歡迎的計劃（儘管執行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之前強調公民權利，到現在變成總理的“贈與”）。經濟贈與的概念通過直接轉移技術得到加強，福利金直接轉進受益人的銀行賬户。某些新計劃並不是很成功，但從選舉合法性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印度人民黨完全控制自己的品牌宣傳和對這些計劃非常成功的敍述。政黨熟練地將功勞歸於莫迪一人，並用新項目的宣傳轉移對項目不夠成功的注意力。

宣傳比項目本身更重要。最近由執政黨議員領導的議會委員會披露，在兩性平等計劃的頭三年，女孩保護計劃（Beti Bachao，Beti Padhao）中約80%的預算用在了宣傳上。政府還公開承諾，要向每個家庭提供電力和自來水，在沒有任何實質進展時就早早地攫取了政治紅利。宣傳和實質的對比表明了領導者對普通人的實際關心程度。同時，福利計劃的集權化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種姓領導人在福利供應過程中的傳統中介作用，有效削弱了他們的力量。

其次，當執政黨無法控制選民關心的事務——比如一直解決不了的就業問題，食品和燃料價格問題等——**的敍事時，非經濟敍事就會開始發揮作用，**並通過WhatsApp、Facebook、政治戲劇和宗教奇觀進行強化。民族主義和宗教的有效融合一直是經濟不利信息的強力解毒劑。“在莫迪領導下，我們終於有機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經濟實力強勁——股市的蓬勃發展，許多估值高達十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正在等待上市；軍事實力穩健……”不停傳播這種敍事是執政黨心理戰的核心特徵。敍述中兩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一是在過去三十年間，由於各種姓和地區羣體的政治動員，印度的政治和社會明顯變得更加支離破碎；而當前執政黨巧妙地利用了莫迪的形象，讓他超越了所有分歧，提供了一個令人安心的強力團結的象徵符號。第二是對戰術聯盟的絕佳微觀管理，在印度令人眼花繚亂的亞種姓“百納被”中，通過與印度教的整合和意識形態霸權相結合，使許多“落後”種姓——甚至包括邊緣化的達特利人——也投票支持一個充滿上層種姓意識形態的政黨。

注入宗教的民族主義與印度教多數派相結合，製造了具有數字優勢的民主假象，加上民粹主義。所有條件結合，轉化為一種強大的合法性形式，執政黨從不厭倦使用它，也不排斥縱容商業部門與之相聯繫。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這種形式的合法性能持續多久。歸根結底，劇烈的同質化，或者將多樣的印度教社會強行塞進一種全新的、人造的、有毒的、宗教民族主義的普羅克汝斯特之牀（譯註：希臘神話中，普羅克汝斯特將旅人騙到牀上休息，在他們入睡後折磨他們）中並不太可能。從歷史上看，印度教從來就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或標準化的宗教，而印度在語言、文化和其他許多方面都具有極端多樣性和強大離心力，“印地語，印度教，印度斯坦”計劃和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除了其他非印度教徒，還有近2億穆斯林）的公民權、尊嚴的壓抑不太可能長久，除非政府丟掉民主的外衣。此外，執政黨帶來的社會分裂可能會****破壞相互信任和規範協調這兩項資本主義立身的制度基礎，給經濟發展造成障礙。

即使有經濟增長放緩和年輕人就業下降的問題，印度人民黨2019年還是憑公眾對國家安全的恐慌而勝選。但“狼來了”並不是每次都有效。執政黨贏得了一些重要的地區選舉，但在其他邦（主要是南部和東部）毫無疑問失敗了。將來，公民反抗運動和對違反民主文化精神或違反在許多基層地方生存下來的聯邦制原則的地區性抵制可能會增加，並形成可觀的反對力量，雖然它們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可能不是即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