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深刻主題是控訴，對世界強權的憤懣控訴_風聞

米蘭·昆德拉的著名小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受其情節誘導，眾多賞析都很文藝，迷惑於情慾的“靈與肉”，在這個層面上詮釋書的哲學命題“輕與重”和“靈與肉”的關係，幾個典型人物成了肉體忠誠與背叛的類型象徵。

顯而易見的主題卻未見有人談起，也許文藝青年，或藝術家們都喜歡在“靈與肉”中玩深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背景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那個歐洲和平寧靜的年代，米蘭·昆德拉的祖國捷克，這個中歐美麗小國，一夜之間，到處是蘇聯人的坦克，國家失去了主權。僅僅是因為捷克人略微想改善生活，不按照勃列日涅夫那種過分僵化的方式過日子，便不行。全世界目瞪口呆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米蘭·昆德拉開篇中有一段，寫得精彩至極，是全書的主題。

“不久前，我察覺自己體驗了一種極其難以置信的感覺。我翻閲一本關於希特勒的書，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觸動，從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長在戰爭中，好幾位親人死於希特勒的集中營；我生命中這一段失落的時光已不復迴歸了。但比較於我對這一段時光的回憶，他們的死算是怎麼回事呢？ 

“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迴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這是説對他祖國的佔領，這個希特勒再現的行為，“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對希特勒的仇恨都能“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 ——正義已不是人類本能，這是作者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追問和批判，憤懣之情溢於言表。

這是一部典型的哲學小説，米蘭·昆德拉一開篇就寫：“尼采常常與哲學家們糾纏—個神秘的“永劫迴歸”觀”，就是東方的“轉世輪迴”，是提出世界的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嗎？

他接着寫到：“從反面説“永劫迴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迴歸了。無論它是否恐怖，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它象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某次戰爭，某次未能改變世界命運的戰爭，哪怕有十萬黑人在殘酷的磨難中滅絕，我們也無須對此過分在意。”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麼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復迴歸，於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與那個永劫迴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後者還會砍下法蘭西萬顆頭顱。”

這是説“布拉格之春”也將湮沒在歷史中，就像沒發生一樣。這是一個小國知識分子，對世界強權的無可奈何。所以説，全書就是在“控訴”！他用了一個字“輕”，及其藝術而深刻地點明瞭主題，就是背叛，人對道德的背叛。

書中對“輕”的詮釋：“一個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都失去了——還有什麼可以背叛呢？” “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不就是目的所在嗎？”這是通過對畫家薩賓娜的描寫闡述的，通過薩賓娜對男女感情的輕鬆背叛，反映一種不負責任的人生態度。

他把國家這個詞夾雜在“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這句話裏面，是一種隱喻。

他寫了畫家薩賓娜“她的人生一劇不是沉重的，而是輕盈的。大量降臨於她的並非重負，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這分明是祖國遭到入侵，自己無力抗爭，只能移居國外的無奈情緒，薩賓娜移居美國，作者本人移居法國，這不是和薩賓娜一樣不負責任的人生態度嗎？

全書充滿了這樣的情節描寫。他沉痛地寫到：“托馬斯的祖國被侵佔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後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

他寫到：“我不是説人們都是象小説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説家的私人談話在電台播了兩個星期之後，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

書中寫到男女主人公托馬斯和特麗莎養的一條狗，書中多處大篇幅地寫到這條愛犬，最後也因為癌症死去，埋在了兩顆蘋果樹下的草地上。這不是一種象徵嗎？象徵了捷克人民精神的抑鬱，失去了祖國的人像狗一樣卑賤。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究竟是在寫什麼？是僅僅幾個男女“靈與肉”的藝術類型，還是在寫一個宏大的主題——關於人類道德的哲學思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實際上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是作家本人無法去為國犧牲的精神掙扎，薩賓娜那種沒心沒肺的輕鬆的人生態度，“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他又做不到，因為他不是這一種人，良心上沒法背叛自己的祖國，這使他的精神感到不可承受的沉重。

究竟是在寫什麼？我們來讀書中的兩個片段，其實全篇大篇幅都是這樣的段落。

“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衝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台作了演説。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説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以往沙俄帝國的一切罪行都被他們謹慎地掩蓋着：一百萬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萬波蘭人的被殺害，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韃靼人的鎮壓……這些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卻沒有留下任何照片資料。遲早這一切將被宣佈為捏造的事實。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樣，全世界的檔案庫中都留下了關於這一事件的照片和電影片。”

米蘭·昆德拉是在寫世界強權政治下的表象與真實，他寫了薩賓娜的一幅畫上不小心滴的一滴紅色的顏料往下淌，使這幅畫着建築工地的畫看起來像一張幕布撕裂了，“那些畫，表面上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主義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縫的景幕後面，隱藏着不同的東西，神秘而又抽象的東西。”什麼東西抽象而又神秘，如果這滴顏料是藍色的抑或是其他什麼顏色，那真是抽象而又神秘了，無法理解，他描寫的那一滴顏料恰恰是紅色的，這使人首先想到的是血，這是多麼可怕的描寫，是説被藝術描繪的如畫的表象背後掩蓋着的是血淋淋的本質，這是他對冷戰時期東歐社會的表象與實質的看法，也是他這篇作品的基調，只不過表達的十分隱晦。

他大篇幅寫了布拉格之春的情景，這是全篇的核心場景。其中寫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旗包圍坦克，以及之外的另一種抗議“少女們穿着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與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憐的性飢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説的，入侵併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還是一種仇恨的狂歡，充滿着奇怪的歡欣痛快。”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什麼？或者説昆德拉對這件事的真實態度，他是在冷眼旁觀或者是在逃脱，逃脱到哪裏去了呢，逃脱到歷史的深處或關於未來的哲學深淵來感受現實。

他寫了托馬斯因寫了一篇文章被警察機關調查，然後又被取消做醫生的資格，做了一名玻璃清潔工，“現在，他拿着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最終他和特里莎歸隱鄉村，“對於他們來説，鄉村生活是他們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鄉村，人員才會出現經常的緊缺，居住設施才會富餘寬鬆。去地裏或樹林裏幹活，不會有人來找麻煩看你過去的政治表現，也沒有人嫉妒你。”

如同歸隱山林，這是昆德拉為他的托馬斯安排的歸宿，這又分明是對無奈和憤怒的逃避，和當初移居國外是一樣的意義，因為正常狀況下，沒有人從一個著名醫生變成城市清潔工，又逃到鄉村變成一個農民會“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會感到是一種“逃脱”。放在輕與重的天平上去衡量，當政治的重壓不可承受的時候，只有用生活的重壓來減輕，以達到內心的平衡。

所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重壓下的精神崩潰，崩潰了就沒有不可承受了，就變成輕了。充滿了對世界強權的控訴。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書是具有顛覆性的，是哲學小説經典的開山作品。

然而，“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引用了這句猶太諺語。大概是因為人類越思考離真理就越遠。“媽媽，我是從哪裏來的？”孩子一提問，媽媽就笑了。想不通的問題就不要想，活着，就是答案。昆德拉活着，終於看到蘇軍撤出布拉格和整個捷克，就像當年一夜醒來滿街坦克一樣，又一夜醒來滿街的坦克沒有了，只是這兩個夜晚相隔的時間對一個人來説太漫長了，但在歷史的長歌中只是一個音符，歌曲是要按照自己的旋律演奏下去的。這就是時間的力量，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如果他像197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十週年的日子裏一個捷克青年那樣，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廣場上引火自焚，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人類還是有正義的，只是正義有時候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但遲來的正義對個人而言不是真正的正義，這一點應該通過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深刻反省一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深刻主題，應該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