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49：南科大“成敗論”_風聞

我在前兩篇中已説過，會專有一文來分析南方科技大學。實在是因為，在深圳這一輪高等教育大躍進中，南科大是最具代表性的學校，既是在深大之後深圳政府傾注心血財力舉辦的第二所重要大學，也是深圳地方舉辦大學中，首個進入所謂國家“雙一流”高校名單的，更是曾被舉國高教界寄予大學改革厚望的學校。

2012年正好是南科大正式創校10週年，這個時候是該有一篇文章來回顧一下其成敗得失了。

01

南科大一路走來

早在2004年7月，深圳市科技教育人才工作會議就提出，應該增設一所本科院校。

在2005年通過的《深圳市教育發展十一五規劃》中，“大力發展現有高校，高標準規劃新建高校”，“至2010年，全日制高校在校生達到10萬人左右”。2005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成立專門的課題組，形成兩個研究報告和一個向市政府彙報的報告，初步形成了創建新大學的思路。

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關於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明確提出採用全新的辦學體制和靈活的運行機制創建1-2所高水平大學。

2006年5月，嘉裏集團郭鶴年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捐資20億元，由深圳配套20億元，劃撥3平方公里用地創辦一所世界一流私立大學。並委託李開復為談判代表。之後8月到10月，副市長閆小培率小組與對方多次洽談、交換意見，隨着交流的深入，嘉裏方面認識到辦學的複雜性和巨大的持續投入之後，主動終止了談判。

2007年2月，時任市長主持召開協調會，專題研究籌建1-2所大學的事宜。確定由深圳市政府投入，先行推進一所大學的籌建。其命名幾經變更，從“深圳理工大學”、“深圳科技大學”到最後確定為“南方科技大學”。力爭在2008年開工建設。

在2007年3月21日的深圳“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力推進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正式啓動南方科技大學籌建工作，積極推進深圳大學改擴建工程，支持深職院參與國家示範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加快信息學院新校區建設，着力優化大學城辦學模式”。這是南科大首次為世人所知。

4月，深圳市政府正式成立了南方科技大學籌建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工作組，閆小培任工作組組長，市政府副秘書長黃國強、市教育局局長張寶泉任副組長，教育局副局長梁北漢任工作組執行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2007年5月，深圳市政府正式行文報廣東省政府，申請籌建南方科技大學。

2007年8月20日，深圳市政府召開四屆六十九次常務會議，議定籌建大學命名為“南方科技大學”，定位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辦學規模為全日制在校生1.5萬人以內，選址大學城地區，並批准《深圳市籌建南方科技大學論證報告（辦學方案）》按程序報省政府。

2007年9月30日，廣東省政府正式發文報教育部，申請籌建南方科技大學。省政府將南科大列入《廣東省教育發展十一五規劃》。

2008年2月29日，時任市長主持召開市政府四屆七十八次常務會議，原則同意南科大校園規劃建設方案。初步計劃將校園建築面積控制在50萬平米以內，總投資控制在20億以內。

2008年3月20、21日，深圳市政府常務會議、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先後通過了《南方科技大學（含深大新校區）拆遷補償安置方案》。該項目拆遷涉及到福光、長源、田寮三條村。補償安置成本高達60多億。當年深圳傳言斥資百億建南科大，其實三分之二是花在了拆遷成本上。

2008年4月15日，副市長閆小培召集市人事局、籌備辦研究修改《南科大人才招聘工作方案》，決定採用“委託獵頭公司代理和同行推薦相結合”的方式提出校長初步人選名單。

2008年7月，深圳市發改局應市主要領導決定將南科大校園建面擴大到58萬平米，總投資為23億元。

2008年7月23日，市委常委會原則同意成立校長遴選委員會和校長招聘工作小組，時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王穗明任主任兼組長，閆小培任常務副主任。

2008年底，南科大籌建申報工作走完程序。

2009年3月31-4月3日，原教育部副部長吳啓迪率教育部調研組到深圳，就深圳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問題調研了深圳大學、深圳大學城，在五洲賓館召開籌建南科大論證專家座談會，調研組成員有全國高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委員、前中山大學書記李延保、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宋德民、高教司副司長劉桔、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副巡視員梁國雄、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副巡視員徐永吉、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王戰軍、科技司副司長（掛職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雷朝滋、學位辦處長林曉青。

2009年9月10日，通過國際獵頭公司羅盛諮詢公司歷時一年的全球選聘，最終從200人中選定原中科大校長（1998-2008）朱清時教授。

2009年底，南科大校長朱清時稱學校已作出決定，擬自主招生並推出其首期實驗班，如果學生最終不能獲頒教育部認可的文憑與學位，南科大將自發文憑與學位。

2010年1月底，廣東省副省長宋海在“廣東2010年度教育工作會議”上透露，教育部已在2009年批准籌辦南方科技大學，把南方科技大學當做國家高教綜合改革的“試驗田”。

2010年，在深圳市教育“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啓動南方科技大學首期規劃建設，建成工學部、理學部、商管學部三個學部，建成２０個高水平實驗室、研究所.

2010年3月，南方科技大學宣佈“自授文憑”，並繞過高考招生體系，自主招收45名學生進入該校學習。至於該批學生是否參加高考，朱清時表示“讓學生和家長自己決定”；5月，45名教改實驗班的學生在網上發出了拒絕參加高考的公開信；隨後朱清時對媒體表示，“反對已錄取學生參加高考”。

2010年12月20日，教育部正式下文，同意籌建南科大，俗稱“批籌”。南科大以此日為校慶紀念日。

2011年2月25日，教育部正式表態，對南方科技大學在教改方面的探索持支持態度，希望南科大籌建工作能夠得到廣東省更多支持，積極推進。這也是南方科技大學在尚未得到招生權的情況下決定自主招生後，教育部首次就南方科技大學的問題作出的公開回應。

2011年5月，深圳市政府制定頒佈《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

2011年6月中，南科大內部出現分歧，港科大三名援建教授離開，併發公開信批朱清時。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發函廣東省政府，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學校代碼為14325.學校在校生規模暫定為8000人。並強調“南方科技大學應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辦學，遵循國家基本教育制度”。

2012年9月2日，南方科技大學成立大會暨2012年開學典禮在大學第一校區舉行。當年南科大在全國8省招生180人，採取“以高考為基礎的自主招生”方案，高考成績以40%比重記入總成績。

2013年1月，南科大招生方案公佈，本年度在全國14省招生325人，全部按理工科大類提前批次錄取，高考成績佔60%，高中平時成績佔10%，南科大能力測試成績佔30%，最終構成考生的綜合成績。即所謂“631綜合評價錄取模式”。

2014年1月，深圳市宣佈原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銘任南科大黨委書記，朱清時不再兼任。

2014年8月31日，朱清時校長離任審計工作全部完成，9月1日上午，在2014級新生開學典禮上，朱清時以校長的身份，最後一次在學校作演講。

2015年1月21日，深圳市宣佈北京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長陳十一院士出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長，任期5年。在宣佈任命儀式上，他重點強調要進一步建設完善南科大現代大學制度，並肯定前任“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我們接下來要在這些基礎上，進一步根據中國高等教育辦學實際，借鑑國際同行的標準與規律，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教授治學、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大學制度，構建起以學術為導向的大學治理體系。”

2015年5月，南科大工學院成立。拋棄南科大原來的學部設置，拉開南科大向國內大學-學院-系三級管理體制迴歸的序幕。

2016年1和7月，南科大分別與倫敦國王學院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發展醫學學科。

2017年5月，深圳市政府同意南科大建立醫學院，並將深圳市人民醫院和第三人民醫院劃撥為南科大附屬醫院。2018年7月，邢明照出任醫學院院長。

2017年12月，南科大理學院成立。

2018年3月，教育部批准南科大為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獲批6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和1個專業學位授權點。

2018年5月，南科大獲批博士學位授予單位，獲批4個博士學位授權點。到2021年底，南科大共獲批7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8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2018年6月，南科大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建立深港微電子學院。

2018年10月，南科大建立商學院。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由於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CCR5）經過修改，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HIV。這一消息迅速激起軒然大波，震動了世界。2019年12月30日，“基因編輯嬰兒”案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賀建奎、張仁禮、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實施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和生殖醫療活動，構成非法行醫罪，分別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南科大物理系副教授張立源帶領團隊首次觀測到三維量子霍爾效應，入選2019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

2019年5月，南科大建立人文社科學院，體現陳十一的理念：一流理工大學必須有一流人文教育。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躍紅出任院長。至此，陳十一搭建起了南科大二級學院體系。

2020年2月，由南方科技大學牽頭共建的深圳應用數學中心建設方案獲得科技部正式批准，成為深圳第一個國家級數學中心。

2020年11月，深圳市宣佈原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院士出任南科大第三任校長，陳十一屆滿離任。

2020年12月，南科大在原生物系基礎上建立生命科學學院。

2021年8月，南科大成立南方工業技術研究院（深圳）。截至2022年3月，南科大橫向合同總金額達10.4億元，橫向項目合同近900項，共建校企聯合實驗室65家，2021年單一企業最高合作總金額超過4700萬元。

2021年9月，南科大宣佈受託籌建深圳海洋大學。南科大教授林間為籌建負責人。

2021年11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公佈2021年院士增選結果名單，南科大力學與航空航天工程系講席教授夏克青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工學院院長、講席教授徐政和當選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數學系傑出訪問教授、傑曼諾夫數學中心主任傑曼諾夫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目前，學校共有院士55人（其中全職院士34人）。

2022年2月，在國家教育部公佈的第二輪雙一流高校名單中，南科大數學學科入選雙一流學科，成為所謂“雙一流高校”。

2022年4月15、18兩日，南科大創校校長朱清時應邀回校舉行兩場（教師及學生）座談會。座談會現場，大學黨委書記李鳳亮表示要“飲水思源”，而薛其坤校長則説，“吃水不忘挖井人”。朱清時將個人關於南科大的相關史料捐贈給大學。

在朱清時最初卸任南科大校長時，曾有一段時間，南科大官網上曾經不見了創校校長的名字。到2022年南科大正式建校10週年朱清時應邀回校，7年時間過去，背後是對創校校長朱清時態度的變化。相逢一笑泯恩仇。

這10-12年時間，官方講起來，南科大是改革創新、高速發展。

其一，學校基本建設。南科大佔地面積初定為2.38平方公里，校園用地198萬平米（其中包括考古遺址佔地）。一期工程用地面積27萬平米，建面33.6萬平米，2013年建成；二期用地16.45萬平米，建築面積44萬平米（2021年建成），加上一期續建面積，一二期總建築面積達到78.3萬平米，總投資42.7億元。三期建設用地7.8萬平米。現在一二兩期已經峻工投入使用。

除了基建投資外，深圳市政府每年為南科大投入鉅額運營經費。2018年22.7億元，2019年29.4億元，2020年41，51億元，2021年37.93億，2022年37.56億元，最近5年累計近150億元。如果加上拆遷和基建費用，南科大創辦以來，粗略估算深圳市累計投入應已約450-500億元人民幣。

截至2022年6月，南方科技大學已簽約引進教師1338人，包括院士58人（簽約引進與自主培養全職院士40人），國際會士56人，教育部特聘教授（含青年）38人，“國家特支計劃”專家14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41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25人。教學科研系列教師100%（有説94%）具有博士學位，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經驗，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學工作或學習的經歷。

2022年，南科大本科生招生人數達到1290人，2019年為1064人，2020年1097人，2021年1160人。到今年9月，在校生人數約9000人，其中本科生4600人。（已超過了教育部原批的8000人，不能再稱作“小而精”的大學，遠超朱清時原定的5000人規模）

2022年5月最新公佈的自然指數排名，統計了從2021年3月1日到2022年2月28日的數據，南科大共發表論文675篇，FC值為239.27，居中國大陸高校第13位。

2022年全球三大高校排名中，南科大在QS居全球323位，國內第14位（2023年為第11位）；泰晤士全球排名162位，國內第9位；USNews全球排名470位，國內第36位。在國內的軟科學術排名中，南科大排在第151-200名，國內居第12名。

2020年12月，在南科大十週年校慶上，深圳市提出了南方科技大學“三步走”中長期發展規劃，確定了中長期建設目標：

1，到2025年，特色學科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躋身中國高校第一方陣，成為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新型研究型大學；

2，到2035年，若干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前列，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世界一流大學；

3，到2049年，主要學科位居世界一流前列，成為貢獻力、創新力和影響力卓著的世界一流大學。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定義這些目標。以2025年的目標為例，“中國高校第一方陣”是指什麼？“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又如何界定？一般而言，“中國高校第一方陣”是指所謂“清北+華五”，現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往往又擠進前十且排名靠前，這是否意味着南科大必須擠進全國前10？這意味着南科大必須擠掉中大、武大、華科等名校，這個目標如何鑑定？是依據三大排名榜，還是依據中國家長的內心認定？若是前者，泰晤士排名榜最高曾將南科大排在中國大陸第8名。

不過無論如何，深圳不少人仍十分得意於南科大10年所取得的進展。在最初籌辦南科大時，很明確地以香港科大為自己的對標榜樣。香港科技大學1991年創校，10年時間就成為國際知名學府，現在深圳頗有一些人認為，南科大已十分接近這個目標了，而在發表論文這個環節，南科大事實上已超過了港科大。

02

南科一夢（上）

在《大學與地區創新網絡》一文中，筆者曾指，南科大的創辦最典型地體現了深圳辦大學從“技術池功利主義”向“人才池功利主義”的轉型過程。所以南科大的創建目標中，既包括了“技術池功利主義”，又包括了“人才池功利主義”，而且在後來演變過程中，又摻雜了城市的虛榮心，加進了“塑造城市地位”的目的，而為實現這一目的，操盤者又慣性地往大學裏加進去了“科學發現”（知識創新）的目標。

很多評論南科大成敗的人，往往沒有注意到深圳市政府創辦南科大的目標這個最關鍵的因素，而僅僅從南科大作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試驗田角度看待。比如有教育學者認為：“朱清時的卸任，標誌着南科大改革的徹底失敗。”理由是，南科大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行政化”這三個最大的口號，基本都沒有實現。

為什麼全國人的期待會與深圳政府的期待存在這麼大落差？一切都是因為深圳引入了朱清時教授這個教育改革家擔任南科大創校校長，朱清時成功地把國人對南科大的期待，聚焦在了高等教育改革上。

朱清時為什麼能在南科大籌辦時，説服深圳市政府支持他進行大學改革？我的猜測是，朱清時的邏輯是：深圳作為高等教育的後發地區，在高等教育這種需要長期積累的領域，要想像香港科大那樣彎道超車、跨越式發展，必須有非常之舉措，而這種非常之舉措，只能是：獲得教育改革的特許權，獲得國際化的特許權。如此方能像當年的深圳經濟特區一樣，迅速地集聚高端資源，用短短的20年時間就從一個農業小縣發展成中國第四大城市（2000年，深圳GDP躍居全國第4位）。

然而在過程中，可能官方與朱清時事實上已產生了分歧：在深圳政府那裏，進行高教改革只是南科大超常規發展的手段；而在朱清時教授那裏，高教改革就是他的目的，南科大超常規發展只是他的理想的衍生品。

讓我們看看這個過程。

最初朱清時並不情願出任南科大創校校長。已經擔任“華五名校”中國科技大學10年校長的他，功成身退，沒必要來趟南科大這趟渾水，而且南科大成敗未知，創業難度極大。

據説深圳最初給獵頭公司的目標是55歲以下，後來放寬到60歲，最後給校長遴選委員會的5人名單中，可有2人超過60歲，但必須是兩院院士。朱清時作為中科院院士符合這個條件。我所知道的事實是，朱清時並非獵頭公司物色的結果，而是另有人推薦，才加入到5人名單中的。加入5人名單時，深圳政府事實上已非朱莫取了。

2009年初接到獵頭公司的電話，朱清時才知道南科大選聘校長一事，當時他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意願。得到獵頭公司反饋後，深圳市一主要領導找他洽談，朱清時最終改變主意。朱在多個場合説過不同版本的為何改變態度：

——朱清時就接到了一位遴選委員會委員的電話：“朱校長啊，你一定得去！我們這一代校長想做的改革，到卸任的時候都發現沒有做成，這次深圳是真的有機會做這些改革。”

——“其實我們都想改革，但是一個學校已經建好了，你要改很難的。因為內部教師隊伍不能統一，你一改革，很激烈，那就不穩定。重新建，我就可以。”

總之，踐行教改理想的機會引誘了他。但也不能説有任何欺騙，因為在招募校長之前，深府自己的結論，也是必須靠改革創新才能辦好南科大。在前述深圳市進行的研究報告中，都有相關論述。

而且雙方溝通的過程，讓朱清時認為他與深府之間有着教改的共識。朱清時在被確認為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後，為了能夠確保辦學自主權，曾於2009年4月16日給深圳市委市政府寫了一封長信，提出了辦學的具體建議。首條就是依據《高等教育法》辦學，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進一步完善《南方科技大學章程》，並報市人大審議批准，以立法的形式，充分保障南科大的辦學自主權”。據説深府完全答允，並且將其建議書以文件下發。

是以當時朱清時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説，“我們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目標和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強調南方科大的改革和創新。未來的南方科大將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學校，強調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事。南方科大將來主要是依靠教授，當然並不是説不要一定的行政化，但會更注重教授的力量，比如一些教務長之類的職位將全部會是由教授來擔任。為去行政化，將會有一整套措施推出來。”

想要在南科大做教改試驗的朱清時，孤身一人南下深圳，他所高喊的“去行政化”，要面對的恰恰是都可以給他戴緊箍咒的兩個政府：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門教育部，以及深圳地方政府。這事實上形成一種三角博弈關係。

1，深圳支持朱改革，更主要是為了辦好南科大，因此無論是許或王，乃至同樣做過多年大學教授的分管副市長閆小培，恐怕深府中任何人，都不希望南科大跟教育部鬧翻，必須採取一種向教育部請救授權改革的方式，而不能與上級對抗。然而朱清時出身於中科院，身為院士，又擔任中科院所屬中科大10年副部級校長。

2，教育部內部也有想要推動教育改革者，因此在教育部內部也因南科大而激起復雜的博弈關係。但無論哪一方，都不希望中央部委的權威被冒犯，因此特別強調官僚程序和權力邊界。教育部口頭上支持深圳高等教育改革——在當時的氛圍下，誰也不願意被貼上“反對改革”的標籤。

比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一些場合也表示支持南科大的改革，甚至跟朱有私交，朱清時説，“私交歸私交，但袁部長不能完全代表教育部，我們自授學歷學位這一步很險，但不得不做。”

3，在深圳政府內部，市領導和下面基層的科員，也未必一致。特別是基層科員，特別需要尊重。

2010年6月2日，來深半年有餘的朱清時突然約見南都記者。那正是南科大籌建最困難的時候—學校尚未獲得批准，校園建設面臨層層阻力。在這次頗為慎重的談話中，朱清時罕有地“發飆”，歷數相關部門“多宗罪”：“我來是辦學招人才的，如果連些基本條件都滿足不了，我無法往前走了”。朱清時攤開手，幾近賭氣地説。

而涉及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肯定還覺得冤屈：我照章辦事，何錯之有？南科大也不能法外外運行。

其實在2003-2012年那10年間，深圳正處在一種極其詭異的狀態之中，社會已開始板結化，利益盤根錯節，根本已失去了特區初創時期的闖勁，但深圳的主官們都想在特區有一番作為，想要在改革上做文章。這其實在南科大一事上充分體現了。

4，朱清時可能認識到自己在三角博弈中處於絕對弱勢的地位，因而他似乎有意採取了一種訴諸媒體的策略。因為國內除教育部外，支持教育改革者眾，媒體尤其是教改的鼓吹者之一，訴諸媒體可以對央地政府形成壓力，為朱提供輿論保護。上述朱清時約見南都記者，即是一例。事實上朱清時經常接受媒體採訪，包括參加電視節目。筆者就曾作為對談嘉賓參加了湖南衞視做他的專訪節目。

當然，訴諸媒體的策略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全國媒體的關注迅速把當時還是空殼（一無校舍二無老師三無學生只有一個校名和一位校長）的南科大炒成了頂流明星大學，省去了多少廣告費；二是樹立起了南科大高教改革先鋒的大旗，這既有利於南科大招聘老師，也有利於吸引那些希望大學改變體制的考生。

這樣的一個結果是，南方科技大學成為《科學》雜誌“2011年十大重大新聞”之一。看來國際社會也對南科大的改革寄予厚望。

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恐怕是，由於樹立起了南科大的改革者形象，所以多少對外界構成了壓力，這種壓力具有兩面性，一是會引起部分官員的牴觸情緒，會拖慢南科大的進程，但另一則是，迫於壓力最終必須放行南科大。

這種博弈首先體現在南科大的準生證上。如果我們對比下一後來深圳技術大學的出生過程：2016年深圳市籌備設立深圳技術大學，2017年8月深圳技術大學獲得教育部批籌，在此之前人們幾乎對深技大聞所未聞。2018年12月教育部就正式批准設立深技大。整個過程只用了兩年時間。

而南科大從2007年5月開始走程序，到2010年12月獲批籌，再到2012年4月獲得準生證，用了整整5年時間！這一方面可能説明在2007年前後時，還未解放思想，對於新辦高校還處在總量控制、原則不批的狀態（2007年7月第一次報批，教育部駁回申請的原因，是廣東省大學已經很多了，沒必要辦新的大學），而到2017年前後時，已從宏觀上認識到必須允許有條件地區新辦一批創新型大學。另一方面則可能説明，在南科大這單上，有人對改革持質疑態度，因而拖慢了南科大的出生過程。

從朱清時的角度來説，他從根本上質疑：地方出資辦大學，又不需要上級出錢，為什麼非要上級批准？大學授予學生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其資格或成色應由用人市場來檢驗，上級部門有什麼能力作出判斷？為何非要許可？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南科大如何從全球請來大牛教授？請不來大牛教授，南科大又如何符合規定的博士學位授予權的條件？

事實上，按照教育部的慣例，一所新建大學需要專科生畢業後幾年才能招收本科生；以此類推，等到有資格招博士生，至少需要20年。對深圳和南科大來説，等不及這漫長的過程。

於是2010年底，朱清時斷然決定，自主招生！自授學歷！2010年12月，在未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南方科技大學舉辦首場招生諮詢會。3個月後，44名由學校自主招收的學生到沒有校牌的南科大報到。一石激起千層浪。

走出這一步，一方面是朱清時認為這是對的，“當初已經招了十幾個教授了，十幾個給四十多個，一個教師就是三、四個學生，所以我又建立了書院，讓他們住在一起。我知道這樣下來，3、4年下來這些學生肯定不會被耽誤。”

另一方面不排除多少有倒逼之舉。在南科大作出自主招生的決定不久，教育部就給南科大批了“籌”。當時我就曾與一位領導分析過這一步驟：倘若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學位這一步走通了，自授的學歷得到市場認可，那就會激發更多的大學效仿，那麼上級許可權體系就崩塌了；為了避免崩塌，必須給南科大發結婚證，避免它未婚生子。

到了2011年高考，問題又來了，這批自主招生的孩子，已經上了半年大學了，還要不要參加當年高考？當時教育部對南科大的教改探索表示支持，但同時提出，任何改革首先要遵循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南科大已經自主招生的44個孩子應該參加高考。

但是讓已經上了半年大學的孩子再去參加高考，然後成為大一新生，這顯然有點難以接受。朱清時開始的態度是讓學生和家長自己決定。孩子們集體決定，不參加高考。爾後朱清時接受媒體採訪時表態支持孩子們的決定。

據説2011年6月，為了爭取南科大學生參加高考，教育部將報名時間一再順延，但直到高考當天，教改班全體學生還是拒絕了。據説當時深圳市教育局來了人，極力勸説孩子們，“哪怕是走進考場待一會再出來”，並且承諾，參加高考就能獲得教育部承認的學籍和文憑，但學生們普遍認同校長朱清時的理念——文憑讓社會來承認。

2015年1月，第一批教改實驗班的孩子們畢業。最初錄取45人，後來4人退學，實有41人，畢業時，有3名學生提前畢業，另有5名學生申請延遲畢業；實有畢業生33人，比業時已有15人被世界名校錄取繼續深造。

最讓朱清時欣慰的是，一些孩子陸續收到了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倫敦大學、香港大學等世界名校的錄取通知書，他一直懸着的心終於放鬆下來了。朱清時坦承，“我也怕別人都不錄取他們，他們就犧牲了，但是沒有想到他們畢業的時候社會的普遍反應是歡迎他們。”

朱清時後來對媒體説：“畢業的時候，檔案不能交給人才交流中心，因為他沒有教育部的那個文憑，所以還不認為他們是正規大學的。不過如果他們研究生讀得好，國外學得很好，回來大家搶着要，就都不重要了。他們這一代人就要用自己的一生來給社會證明：文憑不重要，自己的本事才重要。”

這表明當時的朱清時也是奮力一博，心中並無勝算。這也是第二年（2012年，當年4月教育部給出南科大出生證明）南科大與教育部達成妥協的原因之一，朱清時不再堅持自授學歷，而教育部也允許南科大進行適當的自主招生的探索，即所謂的“631”綜合評價招生制度中，高考成績佔六成，南科大自主招生考試佔三成，剩下一成為高中學業成績。有一種説法，2012年招生中朱清時堅持高考成績佔40%，但最終教育部不再讓步，如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基當時所言，超過50%意味着對所謂“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的尊重。朱清時既已退步，也就沒有再堅持。“631”模式就此固定下來。

自主招生、自授學歷是朱清時最激進的高教改革的一次嘗試。我們既不能説這種嘗試成功了，因為南科大並未堅持自授學歷；但也不能説是失敗了，因為妥協出來的“631”模式，不僅南科大堅持了下來，而且推廣到了許多創新型大學甚至部分老高校。這已成為南科大對中國高等教育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當然，教育部仍然在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授予權上，堅持了自己的“原則”，一直拖到南科大正式創建6年後，2018年才給予了南科大博士及碩士學位授予權（那時南科大教授中已有24位院士，簽約教師600人，90%具有博士學位），那已是朱清時離開深圳4年之後了。儘管如此，據説南科大仍然是中國大陸新辦高校中最快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大學。同城的深圳大學，在創辦11（1996）年後，才獲批3個碩士學位點，21年後的2006年，才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

03

南科一夢（下）

高教改革真正的難點其實是在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

甫一就任，朱清時就向市政府提出要訂立南科大《章程》，最好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2011年5月，深圳市出台了《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於7月1日生效。《辦法》集中體現了南科大治理結構改革的創新與不足。吳躍文在《法治高校：“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評述》一文（《大學（學術版）》2011.11）中有精彩點評。

他認為《辦法》至少在以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辦法》首次落實了辦學的第一責任人。公辦大學責任主體的虛化和缺位是系統性的缺位。我國公辦大學並不都是國家舉辦的，還有省政府舉辦的和地市級政府舉辦的，甚至有市（縣）級舉辦的大學。本來是否舉辦和如何辦好都應是舉辦政府的職責，但舉辦政府似乎並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責。首先缺位的是各級人大沒有問責政府投資舉辦大學的理由及成效，其次舉辦政府沒有問責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的機制，相反認為大學是公益事業，任由省教育廳或教育部管理，把省教育廳和教育部累死。

《辦法》中首次明確了南方科技大學的第一責任人和政府問責校長和黨委（書記）的機制。首先南方科技大學的理事會是南方科技大學最高決策機構，南方科技大學理事會由深圳市市長兼任，董事中深圳市政府的成員佔據多數，成為能不能辦好南方科技大學的第一責任人；其次南方科技大學的年度財政預算將由深圳市人大通過後才能撥付；第三規定校長全球遴選，並由理事會聘任，南方科技大學的副校長由校長提名後經理事會批准聘任。《辦法》通過上述規定，首次將舉辦政府定義為能否辦好南方科技大學的第一責任人，首次將公辦大學一直虛化的第一責任人實體化了這是《辦法》為我國高等教育做出的最重大的貢獻。

其二，《辦法》首次讓校長及團隊迴歸職業管理的屬性

我國高校的校長和黨委（書記），既像老闆又像夥計。主要表現在，如果學校沒有出現重大事故或大學不主動找上級領導，幾乎沒有哪一級政府主要領導會主動地過問高校發展和成效。校長或黨委（書記）就像大學的老闆一樣，擁有處理高校內外一切事務的權利和義務。一些高校甚至幾年都不正式地向舉辦政府報告辦學質量和效益，舉辦政府也不清楚高校的辦學質量、水平和特色。同時另一方面，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教育廳或教育部）又事無鉅細地管理着高校的各種事務，各種會議、通知、文件和檢查要應付，又使得大學校長或黨委（書記）像個夥計，不停地執行各種各樣的決定、通知和要求。這導致高校辦學缺乏應有的辦學自主權，在強調統一管理的過程中，高校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突出，辦學方面的創新機會越來越少，千校一面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辦法》顯然注意到這個弊端並做出了一些克服的努力。如《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校長是南科大的法定代表人，全面主持學校的教學、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對理事會負責，執行理事會決議，履行法律、法規、規章及章程規定的其他職責。”“對理事會負責，執行理事會決議”這一規定，不僅明確了南科大校長及其團隊的基本屬性，徹底改變了公辦大學校長及管理團隊不知道對誰負責的局面，而且也使得南科大校長定位在職業管理的屬性上。《辦法》第二十條進一步規定：“校長每屆任期為五年，屆滿後經理事會同意可以連任；連任兩屆以上的，應當啓動遴選程序並經理事會按相關規定確定。校長不稱職或不能履行職責的，經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同意提出免去其職務的建議，報市政府按規定程序決定。”上述規定實際上意味着南科大有了依據法規和績效決定聘任校長與否的“老闆”，同時也決定着南科大校長只能是CEO的角色。這才是“去行政化”的前提和基礎。

同時《辦法》第六條規定“南科大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非因法律、法規及本辦法規定的事由，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規定，意在排除外界對南科大的任意干涉和過細過度的管理，為南科大能夠結合自身的辦學活動，比較有個性地開展辦學活動和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礎。這是“去行政化”的重要訴求之一。

其三，其他方面的改革與創新

除了上述兩個方面外，《辦法》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改革與創新，具體如下：

第一，規定了南科大的辦學精神與辦學特色。在全面貫徹國家教育方針的基礎上，《辦法》規定南科大“以培養創新型人才為核心，通過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為地方和國家發展服務，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成為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堅持追求卓越、學術自由、學者自律的大學精神，遵循理事會治理、教授治學、學術自治的原則，培育和發揮大學應有的活力和創造力”。將辦學精神和辦學特色入法，將有利於大學準確定位，減少大學因主要領導的變遷而出現的人為搖擺。

第二，副校長與校長同進退。《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南科大可以設若干名副校長，協助校長處理校務。副校長由理事會根據校長提名聘任。校長卸任後，副校長需由新校長提名並經理事會重新聘任。”這樣的規定，從制度上進一步明確副校長僅僅是校長工作中的助手，而不是校長管理活動中的夥伴，有利於克服一些公辦大學存在的校長指揮不動副校長甚至校長受制於副校長的情況。

第三，設立辦學顧問委員會，作為南科大辦學的諮詢機構。《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南科大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南科大的諮詢機構，負責對學校發展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顧問委員會成員由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高級管理人員和工商界人士等組成，由校長聘任。”顧問委員會的設置將能夠幫助南科大校長克服自身在辦學和管理活動中不足，便於更科學有效地開展辦學活動。

第四，自主定酬和自主聘任管理教職工。《辦法》第九條規定：“南科大可以根據實際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崗位管理、人員聘用、工資薪酬、職業年金等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南科大可以在人員總額內依法聘用教職工。”第三十條規定：“南科大教職工實行聘用制，根據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南科大應當與其聘用的教職工簽訂書面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實行合同管理。”第三十一條規定：“南科大根據崗位要求，參照高等教育人力資源市場薪酬水平狀況，合理確定教職工薪酬分配方案。南科大可以設置特聘教授崗位，特聘教授實行協議工資制度。”第三十二條規定：“南科大建立完善績效考核制度，並將考核結果作為教職工續聘、解聘、獎懲以及確定薪酬待遇的依據。”第三十三條規定：“南科大按照本市有關規定，為其聘用的教職工參加基本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並建立職業年金制度。”這些規定意味着南科大可以依據辦學實際，突破事業單位的人員管理和薪酬體系，建立起符合自身辦學實際的薪酬制度。這將為南科大的籌建奠定很好的制度基礎。

吳氏還指出，《辦法》的不足也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辦法》應經由深圳市人大通過更恰當。《辦法》內容包括南科大的內部管理和外部對南科大的管理，外部管理中涉及政府部門作為舉辦主體對南科大的參與和建設。

第二，《辦法》在一些方面的賦權還不是很充分。譬如南方科技大學理事會的決議是否能夠通行全市尚不明確；《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理事會“審議批准學術單位和行政單位的設立、變更或撤銷”“應當報市政府有關部門備案”的規定，顯然不符合實際。南科大內部學術單位和行政單位有各種層級，設立、變革和撤銷是一種常規性的工作內容，如果都要報請市政府有關部門備案，既顯得理事會決策效力有限，又有市政府有關部門管理過細之嫌。

第三，《辦法》缺乏罰則。《辦法》沒有不履行條文規則應當受到怎樣的處罰的規定，使得《辦法》執行力不足。

第四，《辦法》某些方面的規定還不夠明確。譬如“校長不稱職或不能履行職責的，經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同意提出免去其職務的建議，報市政府按規定程序決定。”沒有列舉規定校長不稱職或不能履行職責的基本表現，致使《辦法》中的唯一一條罰則也十分難以掌握。

當然，吳氏只是就《辦法》的文本作了點評。眾所周知，文件甚至法律文本不能落到實處，一向是痼疾。事實上，理事會在南科大的決策地位，由於理事會成員中過半數是政府官員，從而使得其形同虛設（有意思的是，2011年，筆者曾發出公開信，提出鑑於南科大理事會政府成員過多，作為市政協委員的本人毛遂自薦，希望作為深圳市民的代表進入理事會。這個公開信當然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這其實已説明問題了）。

《辦法》最後也沒有變成《南科大章程》或《南科大條例》。朱清時最期待的大學治理結構改革，最終落空。

如何評價朱清時及其在南科大的改革？

教育改革家、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感慨：“就朱清時個人來講，他做了個人力所能及的嘗試，也取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功。”朱清時自己則説，這五年無怨無悔，不算失敗，所有能做的都做了。所以至少也算成功了一星半點。

我從來不同意那種認為朱清時過於理想主義、不懂中國國情的評論。63歲出任南科大校長的他，在中國的體制內做到了享受副部級待遇的中科院院士，做了10年的副部級中科大校長，會不懂中國國情？他是太懂中國的大學體制，又深知其中的不足，所以才十分想要改革它，因而他十分珍惜出任南科大創校校長這樣一個因緣際會的機會，想要在自己的垂暮之年，作最後一次努力。

我一直認為，“不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沒有理想的務實主義者，不是真正的務實主義者。”説他過於理想主義的人，只不過是已經完全被淹沒在慣性中混日子的費拉主義者罷了。當時南科大一位副教授唐斌曾對媒體表示，朱清時是知行合一的開拓者，“有度量，去容忍不能改變的事兒；有勇氣，去改變可能改變的事兒；有智慧，去分辨這兩種不同事情的區別”，他認為這是對朱清時最貼切的評價，我也同意。

事實上，就在朱清時仍充滿大學改革之雄心壯志的2012年，就有王長樂、李月在《高等教育管理》雜誌上撰文認為，關於南科大的教改，有兩種主要的理論説辭，一個是所謂的“規律論”，另一個是所謂的“國情論”。其中，朱清時校長的主張被歸結為“國情論”，他認為南科大應該立足中國國情來辦學，因而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利用一些有利時機，大膽地採取“改革性”行動，來破除阻礙大學體制進步的“堅冰”，以便為南科大贏得發展的空間。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學位，以“既成事實”倒推大學體制改革。

而香港科技大學3位教授的主張則被稱為“規律論”，他們主張南科大應該與現體制保持平衡，在現體制的框架下立足教育規律來辦學。具體的思路是應該認真規劃好辦學思路和教學制度，然後根據規劃和制度按部就班地辦學。比如：他們不主張“倉促招生”和“盲目上課”，認為這種做法有違教育規律。

作者認為規律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一是這樣的“按教育規律辦學”思路，既不是南科大“創校”的初衷，也無法顯現南科大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南科大“創校”的目的，就是要在傳統的大學中創出來一條新路，就是要反傳統大學的潮流，若“循規蹈矩”地辦學，南科大就失去了創辦的意義。二是這樣的規律並不是大學教育中的上位規律，而是中位或下位規律，對其遵循是需要在上位規律實現後才應該考慮的事情。而對南科大以及中國所有大學而言的上位規律，就是根據世界大學通例，國家和社會對大學辦學自主權的肯定、確認或授予。也就是説，大學要有完全的辦學自主權。

作者認為，大學的自主權對大學而言，是大學能夠成為真正大學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大學的思想就會由於受到外界力量的禁錮和束縛而失去大學的精神和靈魂，變得殘缺不全或萎靡不振。

中國的高教改革之路如何走通？作者認為，

其一，根據世界大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世界上最早時期的大學自治權的授予或獲得，都是需要仰賴當時的國王、教皇或諸侯的理智和開明的。大學雖然需要進行爭取自主權的努力，但這些努力似乎並不是大學能夠獲得自治權的主要原因。由體制外力量來糾正體制內錯誤的想法還不太現實，因而對體制性缺陷的改正辦法，最有效、最經濟的方式，還是“體制內的自我糾錯”，亦即理智、開明的統治者來為大學的體制“破冰”———為大學下放自治權。

其二，由私立大學為主形成的大學自治的文化和制度傳統，是現代大學形成的重要條件，尤其是公立大學消除自身缺陷(容易被行政權力控制)的重要條件。因為由私立大學所堅持和彰顯的大學自由、獨立傳統及思想，形成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思想和文化標準，引導着現代大學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趨向，限制了公立大學、教會大學的自我性利益趨向(行政的、教會的)，使他們不敢背離大學的本質和規律太遠，只能規規矩矩地按照大學的規則活動。這就是大學行業規則，或者説大學文化生態的作用，也就是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公立大學雖然很多，但都基本上恪守由私立大學創立的三A原則(學術自由、學術獨立、學術自治)的原因，也是大學這個世界性組織能夠跨越時空、跨越地域而長期存在的原因。正是這種傳統和文化的力量，才使許多國家的公立大學，不敢堅持“誰創辦、誰控制”的方式，而是選擇“支持(出資)而不控制”的模式。

作者的結論是，由“卡理斯瑪”式人物主導下放大學的自治權，是世界大學的歷史經驗，也是後發展國家促進本國大學進步的理智的、必須的舉措。

但在我看來，這種奢望，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南科一夢”。

04

所謂南科大的“成功”

在2014年朱清時去職後，“南科一夢”已煙消雲散。2022年朱清時再回南科大，也不能改變這一點。那只不過是雙方顯示中國人所謂“情商”的一種套路罷了。

歷史最為弔詭的是，在朱清時的夢醒時分，2015年之後的南科大，卻依然在中國高教界強勢崛起，其表現在：

除了前述的1，南科大的科研成果表現優異，因而提升其學術聲譽，是以能夠在自然、軟科等學術排名中進入中國大陸高校前20之列，而且比較注重學術排名和國際化程度的泰晤士排名榜，南科也往能排到大陸之10名左右；2，南科大先於深大進入外界認可的所謂“雙一流大學”之列，也被視作一種成功。事實上薛其坤出任第三任校長之始，即將“雙一流大學”作為其第一個工作目標。

之外還有：

3，南科大已在中國的高中生及家長中建立了一種認可，因而使得其招生質量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

雖然高考成績僅佔南科大錄取依據的六成權重，但人們評價招生質量，仍習慣於用招生分數線來判斷。南科大作為提前錄取批次招生的理工科大學，在各省的招生分數線，連續多年保持較高水準，與老牌名校華南理工大學相比，往往不相上下，有部分省甚至高於華南理工。而華南理工在國內的排名往往在20-25名左右。

4，南科大畢業生的接受度也比較高。從就業來看，以2022屆為例，在970名本科畢業生中，70%選擇升學深造，在境外升學的300餘人中，獲世界排名前50高校錄取的人數佔52%。錄取高校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劍橋大學、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耶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

選擇境內升學者中，85%進入“雙一流”高校學習，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共錄取了28名南科大學子，創歷年新高。選擇就業的學生，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地區就業人數佔比均為七成；華為破紀錄錄用南科大本碩畢業生68人，大疆、榮耀也均破校史招錄紀錄；65%的就業畢業生進入世界500強、中國500強企業。

基於上述表現，在深圳頗有一些人認為，南科大已經成功地複製了香港科大的傳奇，用10年時間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

如是，是否南科大不需要朱清時式的改革，也能夠創造出港科大那樣的成功？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由於南科大對標港科大，讓我們看看港科大的情況。在2010年我曾與港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深談，他當時被引作深圳籌辦南科大的顧問，話裏行間我感覺他其實也很想做南科大創校校長，不知何故未能實現。後來在網上曾流傳一份《香港科技大學迅速崛起的8條經驗》的文本，與我同吳家瑋所談的內容頗相似，讓人懷疑這就是吳家瑋提供的文本：

1，創建科大的自由度大。香港政府撥款之後，沒有連帶任何條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壓力。

2，創建科大的前瞻性大。歷史包袱，一無所有。科大是從零開始，從頭建起，人員是新的，建制是新的，規章是新的，大家一同起步，大家一視同仁，沒有新舊，沒有差別。這是任何稍有歷史的高校所沒有的。

3，創建科大的模式超脱。美式主導，教授治校辦了一所美洲規格的大學。

4，創建科大的法規自擬。量身定製，適時適人。科大的創立，一切從頭由自己做起。

5，創建科大的團隊精練。老馬識途，把握方向。創建一所大學，要有精通世界主流大學的團隊。

6，創建科大的精神貫通。立法透明，執法嚴明。一致公開嚴明地執行法規。大家多是執法守法，鮮有知法犯法的。

7，創建科大的經費充足。巧婦大米，柴油俱備。香港科大創立在香港經濟的全盛時期，加上賽馬會的鼎力支持，經費充足，無柴米油鹽之慮，而且待遇不菲。

8，創建科大的聲勢澎湃。萬紫千紅，壓倒羣芳。在吸引人才上，主動出手，一改昔日香港姜太公釣魚的方式，科大高層遍訪專才，三顧茅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人數共約450名，來自全球35個國家。各級教授全部擁有博士學位，其中75%的教授是從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學府取得的博士學位。

倘若對照一下南科大的話，港科大8條經驗中，12346這5條，南科大均不具備。或者説，第1、2兩條最多可以説部分具備。5、7、8三條，南科大是基本具備的。朱清時校長固不必言，陳十一、薛其坤兩位校長，均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政治地位，視野寬闊，對如何辦大學有着自己的清晰思路，站位也並不低，有超越深圳、放眼全球的眼光。經費更不必説，辦大學，深圳最不缺的是錢。

第8條，最為體現朱清時改革的價值所在。我認為其貢獻至少體現在：

其一，朱清時改革造就了南科大“國家唯一高教綜合改革試點校”的地位，形成了南科大光環。這一光環提升了對教師和學生的吸引力。

其二，形成了“創建南科大的聲勢澎湃”，大學的品牌知名度在國內和世界上都有極大提高。

其三，南科大相對國內其它大學仍有些微的體制機制優勢，改革需要過程，哪怕只有些微殘留，已然形成質別。這種機制優勢加上待遇，構成強大人才吸引力。

其四，南科大訂下的招募教師的規矩，比如名校博士畢業、海外工作經歷及年限，均形成篩選機制，使南科大近100%的教學科研崗位擁有名校博士學位，且來源廣泛，形成高質量教師團隊。這一點使南科大在師資力量上不亞於國內一流名校（清北及華五）。朱清時在任時已招聘一批優秀教師，打下了高水準基礎。

我們仍須加以辨析的，是這一問題：南科大即便沒有改革，仍可以複製港科大奇蹟嗎？因為這不止是南科大的問題，而實際上是全國性問題，因為國內的諸多名校（特別是排名前50的大學），在沒有多少大學改革的前提下，靠大規模投入吸引優秀師資，仍然實現了學術研究成果的大幅提升，以及在全球三大排名榜上的躥升。

以清華大學為例，2022年其經費預算高達362.11億元人民幣（約52億美元），而哈佛大學也不過是54億美元。從購買力平價來説，其實已遠超哈佛。而在QS全球大學排名中，2023年清華大學已躍居全球第14位，超過普林斯頓、耶魯、哥大、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東京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眾全球名校。

拋開大學排名榜的是非不論，畢竟在2022年自然指數（學術成績）排名中，清華大學也以1460篇論文高居全球第8名。中國科學院大學更以2753篇論文高居全球第3名。

我更願意稱之為“人民幣紅利期”。即藉助於中國經濟的騰飛，將創造的財富中大規模投向大學，吸引在歐美日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的華裔及部分非華裔學者在國內大學任教及做科研，以此迅速提升科研水平。

當然，長遠來看，中國的大學系統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建立一個有利於科學發現和學術研究的體制機制。

而20世紀上半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乃至西南聯大等迅速在全球崛起為亞洲乃至世界一流名校，其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所創造的傳奇，仍是清北等大學未能達到的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