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成了後蘇聯範圍內最吸引中國的國家”: 一位哈國學者的思考（下）_風聞

**********▍**********上合組織面臨的挑戰

上合組織在積極向前發展的過程中面臨着一系列現實的挑戰，當前，組織自身發展和外部破壞性風險方面的一些問題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今天看來，不相融的兩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所帶來的規模擴大，對組織平衡、妥善、漸進發展構成一定風險。**印巴兩個有核國家邊界關係相當複雜，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也不相調和。雖然，上合組織章程希望組織成員國之間是沒有“利益衝突”的，但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僅存在此類問題，還由於兩國自身的獨特性以及不妥協的立場，嚴重阻礙了在組織框架內尋求並採取相互有利的解決措施。此外，在上合組織主導者（例如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中，與上述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利害”關係。如果説印度是俄羅斯在上合組織中的“保護對象”，那麼眾所周知，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聯繫也是非常緊密的。因此，在上合組織內部，可以看到國家之間的某種“集團對立”，不利於制定共同而妥善的解決方案。

第二，印度新冠大流行，國家醫療體系實際上已經崩潰，在這一背景下，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危機應對管理與互助具有現實意義。目前，印度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西方國家給印度提供的抗擊疫情的人道主義援助，實際上僅僅是印度從西方國家那裏得到的零星支持，與此同時，又使該國越來越深地陷入西方的影響。在個別成員國身處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各種消極作風和官僚主義阻礙了上海合作組織的協調與決策，製造了不可信的氛圍，塑造了無能的組織形象。2020年秋天，吉爾吉斯斯坦選舉帶來的嚴重社會經濟危機，就連這種危機情況，上海合作組織也未能在該國促成共同協調的立場和提出使其穩定的措施。因此，在組織責任範圍內，成員國發生危機時，上合組織缺少迅速有效應對的工具，這是該組織亟待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三，還有一點要超出上合組織所關注的中亞地區的範圍。**無論是從發展前景還是從現實方面來説，上合組織都正在成為“非西方類型”的全球組織，旨在促進某種全球性政治經濟選擇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上合組織是一種有着自身獨特性的“機制”，也是一種“非西方世界秩序”的模式。**這對於中亞地區的“年輕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來説，是相當“冒險的事業”，因為這項事業幾乎在“逼迫”這些國家在當代世界大國的對抗中加入某個全球性的“集團陣營”，明顯縮小了他們的外交政策空間，消解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多維構建。**這樣就出現了矛盾的局面，上合這類權威國際組織的組建帶來了地區制度的成熟，卻降低了個別國家乃至中亞地區的國際主體性，不符合各國的根本利益和構建安全、穩定、可持續發展空間的任務。**中亞地區正逐漸成為對抗的對象、當代世界主要大國利益和野心碰撞的“試驗場”。例如，在“5+1”這樣的機制當中，與美國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和與俄羅斯的關係，在平行的磋商機制中處在對立面。中亞國家作為被影響的目標被捲入了“大博弈”，而加入上合組織不僅沒能“阻止這些國家”參與“博弈”的任何一方，反而還將他們積極拖入一些大國的對外項目和地緣政治盤算當中。

第四，在組織內部，一些國家自己狹義上的國家利益無法得到滿足，使這些國家之間有着各種各樣的“斷層線”，這些不平衡因素對上合組織效率帶來不可輕視的影響。****年輕的上合組織國家難以在該組織的規劃議題中堅持自己的“地區議程”，被迫追隨組織當中的大國權威及其地緣戰略的地區改革計劃，而他們自身在中亞的發展議程中被“置身事外”。這些國家在上合組織內的活動僅限於“流於形式”，需要在主要國家之間的博弈當中被動地覺察自己，大大降低了“上合年輕成員國”對組織的興趣。因為在組織當中“跑龍套”是不符合這些國家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這些國家越來越傾向於建立有相近利益的“相似國傢俱樂部”。於是，就出現了這種協調中亞地區小國立場的機制——中亞地區國家元首協商會議，其中也包括土庫曼斯坦，雖然它不是上合組織的成員，但土庫曼斯坦積極參與同中國、俄羅斯的合作。此外，在一些相對較大的夥伴國的壓力下，中亞年輕國家之間在利益和潛力方面也存在着內部競爭，在地區內部難以達成協議和相互妥協，極力在組織中的大夥伴國那裏“提高得分”，以便在給這方還是那方投票時，爭取一些紅利。尤其明顯的是，中亞地區正在進行一場別具一格的“吸引中國投資的爭奪”，或者説是爭奪中國優先關注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大家都還記得，上合組織成員國曾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中國鐵路線的建設上發生過分歧。

**第五，甚至，一些國家參與國際關係當中的獨立地緣政治格局，會干擾組織內部的聯合戰略決策。**已有的先例是，印度加入“印太合作”，與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共同制衡的不僅是中國，還有上合組織獨特的地緣戰略選擇，實質上是在亞洲地區推行“西方機制”。在這種西方關係的語境中，中亞地區也有吸引阿富汗這一“地區聯結”載體的任務，例如美國領導下的南部運輸走廊，也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經由阿富汗到傳統中亞地區，包括該地區的後蘇聯國家。俄羅斯的立場在後蘇聯的中亞有着某種非建設性的力量，該地區被俄羅斯視為涉及其地緣政治利益的、“自己嚴格控制的地帶”。在上合組織的投票中，親俄羅斯的方向對該地區這些年輕國家來説幾乎都有着重要意義，因為大家還沒能克服那種面對所有緊迫的國際政治問題都“看克里姆林宮”的習慣。對於俄羅斯和中國來説，有協調雙方利益的“第二條道路”（也包括上合這組關係）是組織內“秘密操控”的獨特工具，然而與公認的章程相比，則更容易引起組織其他成員的不信任和不接受。

**第六，上合組織活動的僵化和低效有一定的形式主義原因——組織活動的規制一直沒有變化。**上合組織在20年前就已經成立了，即便最初它在解決中亞國家邊界問題和維護地區安全方面表現出自己的效率，然而到了現階段，我們認為，上合組織需要實質化的轉型和迅速靈活的轉變，才能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或是應對不斷出現的新的發展“風險”。例如，通過“觀察員”和“對話夥伴”機制讓其他國家參與組織的“長期模式”並不總是能夠提高組織的效率、權威性、重要性和潛在影響力。有時，在為了地區利益開展的國家間合作道路上，卻會表現為一種“官僚主義的障礙”。此外，上合組織的全球化（即希望解決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全球性問題）和地區化（實際積累資源和潛力）趨勢，越來越降低組織作為有效“參與者”的可能性，把它變成了一個官僚的“利益俱樂部”。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在某個成員國的行動不符合組織原則的情況下，會被排除在組織之外，這種多數國家否決一個成員國的機制也並不完善。

第七，上海合作組織也會在自己的活動當中面臨一些來自有競爭關係的國際集團和國家的直接阻礙，他們將上合組織視為對手，極力採取措施來平衡組織成員國和自身之間的利益，制定“軟戰略”進行制度對抗（為一些小國提供好處或優惠來使他們退出或不加入上合組織）。中亞地區的不穩定也會損害上合組織的威信，刺激組織內部國家之間的競爭，造成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當上合組織的活動缺乏組織性，或有時組織活動失去了意義，基本上就陷入了“管理混亂”的境地。例如，吉爾吉斯斯坦曾發生過“三次革命”，這一系列“變革”不僅是對吉爾吉斯斯坦人民的考驗，也是對上合組織這個整體的考驗，組織沒能就該國形勢制定自己的“議程”和政策。西方也在針對一些國家和整個組織發動隱秘而混雜的信息戰，如在中亞國家的“恐華”“恐俄”現象中“帶節奏”，支持民眾反對各種聯合經濟、文化項目，其中包括上合組織框架內實施的項目。

**第八，值得關注的是，當代國際關係的激盪和國家間較大的衝突與對抗，會對“新常態”的形成造成負面影響，從而不利於國際組織框架內國家間合作機制的發展。**例如一些國家在其戰略中引入了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民族特殊性政策、“新不結盟”政策（политики«нео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а»），並且不再相信任何區域互動模式的有效性。有一種“病毒”正在進入我們這些國家的國民意識之中——互相不信任，並且“草木皆兵”。這些趨勢為上合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帶來了新的障礙，致使成員們消極看待當今世界的發展情況，在為現實發展問題選擇這樣或那樣的解決方案時“小心翼翼”，其發展理念和座右銘，變成了被動的“不去傷害”，而非積極主動地使中亞地區形勢“變得更好”。

上合組織過去20年的發展經驗不僅證明組織有着自身的發展動力，更反映出我們這些國家社會經濟演變和政治轉型的複雜性，以及各種並不簡單的雙邊、多邊關係。這些最終都會影響上合組織的命運。尤其是，事實上，各國政治經濟體系的根本轉型是這一時期整個上合組織國家空間的特徵。例如，上合主要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生活變化會刺激組織的發展。兩極體系崩潰後，美國單邊主義主導的世界政治格局，對中俄走出陰影，施展國際抱負，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契機，對兩國在整個國際關係特徵轉變的過程中加強團結具有重要意義。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話語體系，國家的領導實際上在改革過程中獲得了長期的全權委託，民眾對國家領導的政治信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保障。“一帶一路”的全球性倡議由中國提出並非偶然，它旨在更新參與國的經濟基礎設施，其中也包括上合組織國家。**現在看來，“一帶一路”倡議是合理的國際項目，有着現實的可能性與推動世界現代化的潛力，有機會成為經濟正向發展的基石，而這一基石會在具體條件下成為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社會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俄羅斯總統提出的“大歐亞”構想對上海合作組織的長遠發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潛在影響。這一構想以開放合作為基礎，在經濟戰略中將政治體制不同、文化特徵各異的國家融合在一起，從而豐富國家關係的內涵。這種方式將參與歐亞一體化進程的後蘇聯國家間的互動提高到新的水平，吸引了許多新興國家的加入。**上合組織機制是其中十足的“標誌性現象”，在共同原則、價值觀和任務的基礎上將所有新興國家聚集到一起。**但擴大組織規模的同時，也應當深化並充實組織的內涵。

然而，俄羅斯在上合組織中的定位往往影響着該組織的活力與效率。眾所周知，俄羅斯領導人對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在自東向西的實際運輸通道建設、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項目推動方面，克里姆林宮總是把這一地區當成俄羅斯的“後院”。通過吸引那些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加入關税同盟和歐亞經濟聯盟來限制該地區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其中包括阻止中國經濟向該地區擴展，為中國在中亞地區大規模存在、以及通過倡議和自貿區互動開放整個歐亞大陸的貿易空間製造障礙。2015年簽署的《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説明，一系列國家間的合作項目還僅僅“停留在紙面上”。隨着時間的推移可以看出，這種“停留在紙面上”是上合經濟合作的阻礙因素，並沒有實現它的發展。中國倡議的主要項目已經實施，並且正在實現國家經濟項目的雙邊對接。例如，哈中經濟合作，新經濟政策“光明之路”（哈薩克斯坦）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的對接，成果顯著，經濟指標快速增長，對整個中亞地區影響倍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俄羅斯對於同中國的全面戰略協作做出了各種承諾聲明，但對於多邊互動的態度仍然十分謹慎，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組織。例如，俄羅斯決定加入亞投行比預期要晚得多；與此同時，俄羅斯領導層正在推動自己關於建設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倡議等等。

**對於今天的中亞國家來説，俄羅斯如何理解和接受後蘇聯的新主權國傢俱有重要意義。**現在克里姆林宮的主要觀點是，由於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不僅沒能鞏固自身在該地區的地位，反而喪失了“帝國”的地位。對於歐亞大陸上的後蘇聯國家來説，蘇聯解體是通往解放和獲得獨立的一步。這種尚存於政治家、人民情感當中不一致的價值觀，阻礙着歐亞經濟聯盟、集安組織、上合組織等國際組織框架內的力量團結。總體而言，就重大國際倡議的實施來説，今天的俄羅斯正在成為一個難測的、易發生衝突的夥伴，幾乎所有後蘇聯鄰國都有同感。在國際社會看來，俄羅斯是與西方“對抗軸線”上的一個核心國家，其為了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對後蘇聯國家多維外交政策的向外拓展與迴旋餘地造成了破壞。不僅如此，俄羅斯領導層將上海合作組織視為對抗西方的工具，也將之視為自己得以在中亞安全問題上獨占主導地位的平台。這種“對抗設置”顯然與一些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利益相悖。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的一些中亞小國，因為中美之間的“對抗軸線”，也有着類似的“心理不適”。加上，中國全球治理計劃的前景及其對中亞地區——“上合責任地帶”——的影響並不明朗。此外，白宮新政府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將他們視為“世界秩序修正主義國家”，大大擠壓了中亞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很明顯，中亞小國不能“與西方爭吵”，西方擁有絕對的技術優勢，並且有能力在那些不中意的國家制造“管理混亂”，造成無法預測的後果。一些國家在權力交接時，都曾遭遇外來勢力帶來的“顏色革命”。尤其是哈薩克斯坦權力交接的時候，2019年春天起，我們就承受着外部壓力，迫使國家領導層採取非常謹慎的外交方針。比如，與俄羅斯之間有着一系列敏感問題，特別是在一些俄羅斯政治家發表了有爭議的言論之後，其中包括俄羅斯領導人對某些“禮物”的態度——對後蘇聯共和國領土完整性提出了質疑。俄羅斯國家杜馬的一些代表在發言中直接攻擊哈薩克斯坦。因此，我國需要實行多元外交，加強與中國、土耳其等東方國家的合作，來平衡以美國、俄羅斯為代表的權力中心的影響，降低可能的風險和外部干涉。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很難指望得到包括上合組織在內的任何機構的保障，因為大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其中發揮着主導作用。

**因此，中亞國家對上合組織效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滿。而很明顯，這些地區國家的聲音被忽視了。**有這樣的先例，在中亞地區發生不穩定局勢時，上合組織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平息個別國家之間的局部邊境衝突，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之間，2010年在奧什發生的吉爾吉斯斯坦南部騷亂事件。類似的情況致使那些對該組織寄予的厚望化為泡影，上海合作組織成了一個只能看清楚共同和協同利益輪廓的“影子劇院”，或者説是一個“表演俱樂部”。**對此，****哈薩克斯坦建設性地提出，以我國發起的亞信峯會為基礎，在中亞地區建立一個類似歐安組織的權威、高效的地區安全組織。**我認為，在沒有任何集團分裂和多方利益干涉的條件下，兩個地區組織的相互協同是非常有前景的。通過提升為地區安全組織，使亞信峯會制度化，**加上上海合作組織所擁有的友好、符合亞洲主要國家利益這些確保亞洲大陸穩定發展的潛在影響力，有助於構建穩固的互動結構。**亞洲地區這兩個國際合作機制，有利於在未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地區組織，符合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不會受到國家政治體制不同或文化-文明身份模式選擇不同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作為亞信峯會的輪值國（2020-2022年），現任領導人積極推進這一外交軌道的對外政策，旨在使亞信峯會轉變為一個成熟的、致力於解決亞洲地區安全與發展問題的國際組織，藉助有預見性的外交策略，穩固推進包容、相互理解和文化多樣的意識形態。這是有效反對仇恨和不容異見的關鍵。亞信峯會未來的命運將有賴於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意願、努力與影響力。**亞洲與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領導，而是基於開放、平等和整體安全原則的、新的不結盟的國際合作架構。這完全是亞信和上合的共同追求。**在哈薩克斯坦領導人看來，這一機制類似於歐安組織（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但有着自己的“亞洲特點”。尤其是在各類地區性論壇上，許多亞洲國家的專家和政治家都堅持這一點。公正地説，在協調亞洲國家立場時，西方政治傳統所固有的“制度決定論”是很難被接受的。許多中亞的專家學者認為，組織機制的合理化、制度化並不符合亞洲思維，需要制定更為靈活的解決方案，以實現亞洲國家、人民之間的互動。顯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找可接受的對話條件、實施舉措和信任原則。事實上，哈薩克斯坦的立場恰恰體現在承認需要開放和感興趣的互動，需要發展有助於協調各方立場的方法和道德規範。由此，哈薩克斯坦的對外政策創新，就像深諳隱含政治內涵和意圖的“誠實的中間商”，使我國在許多非西方國際平台上扮演“值得信賴的參與者”的角色。不僅對我國，甚至對於後蘇聯的歐洲夥伴來説，也尤其重要。例如俄羅斯，目前正處於國際孤立和對抗的局勢當中，並真正地在其外交戰略中表現出對“轉向東方”的關注。

眾所周知，在當代歐亞大陸，其中包括後蘇聯空間，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曾是兄弟關係的加盟共和國之間因缺少這類協定，而出現的領土爭端，往往還會導致軍事衝突，破壞人民的生存環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例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衝突，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摩爾多瓦與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關係和領土爭端。僵化的結構和形式在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中依然佔上風，完全不利於找到妥協和積極解決的方案。在這方面，哈薩克斯坦“對話”外交的倡議創新——其中也包括上合組織機制——可以充分促進大陸國家之間關係的穩定與平衡。

**現在，需要發展可以對抗“零和”世界秩序的範式，尤其是國際舞台上正在上演強者們古老的“弱肉強食”，它們不惜一切代價主宰、吞沒小國，不願意承認它們的利益和主權。**例如，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聲稱，原加盟共和國獨立後的主權領土是俄羅斯贈送的“禮物”，質疑他們的國家性。這成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意義上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於同俄羅斯之間的平等夥伴關係以及在國際法規範基礎上合作的可能性產生了懷疑。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在組織內部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也面臨着類似的一些來自合作伙伴的“分歧”。

國際組織整合成員國戰略利益的運作實踐表明，組織中相對弱勢的夥伴國經常遭到排擠，利益往往被忽視，在無盡的讓步中耗損資源，最終不僅造成決策失效，更會導致整個系統的退化，組織秩序質量下降。而組織秩序作為一種合理的決策系統，有利於組織目標、世界和諧的發展。在體系解體背景下，世界被原子化和邊緣化，變成“大亂鬥”的空間，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標誌性”問題之一就是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不挑選感染者，其造成的消耗也不論窮國富國，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潛力也會被顯著削弱。生存空間的縮小、人類生命活動面臨的風險、世界上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這些僅僅是人類居住的這個現代世界所面臨的顯性威脅。儘管全球和地區威脅日益增加，但上合組織目前還未能達到清楚地意識並應對參與國發展所面臨的實際威脅的程度，僅指出了顯性的傳統威脅，而忽視了其普遍的、全球性的背景。在該組織框架內佔上風的往往是成員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得到解決的是當下的發展問題。然而即使在這個層面，也出現了潛在的威脅和弱點，無論是對個別國家來説，還是對組織整體而言，這些威脅和弱點都顯著降低了組織的效率。

綜上所述，顯然，**上合組織未來發展過程中最關鍵且最複雜的任務之一，是各成員國國家利益的協同及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呈現。**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將組織活動的重點放在某種從小項目到大項目的“合作軸”的“旋轉”上，限定參與者，比如不是所有組織成員都可以參加，而是僅納入完全認同項目目標的國家。這將顯著改善上合組織在某些領域活動成果的有效性，並在總體上提高其影響潛力。如果上合組織能夠成功地構建一種新的理念，拉近併兼顧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利益，在最高的國際層面彙集、分級和呈現，那麼上合組織將會成為權威國際平台，形成一個對組織未來的成員國來説具有現實意義和吸引力的全球議程。因此，在我們看來，上合組織的目標，就是要作為一個靈活的組織，一個有效代表不斷增長的全球性政治經濟力量利益的組織，這些力量裏往往有出色的“第三世界”國家，全球事務需要它們，它們也應當參與其中。

**********▍**********關於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建議

就上合組織未來的發展前景而言，它有着顯而易見的在世界上的權威性和影響力，但該組織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則與以下因素有關。

第一，世界局勢發展變幻莫測，動盪不定，前景不明，存在若干風險和薄弱環節。今天我們不是在談論尋找更有效的全球領導，而是在尋找一種普遍的妥協，平衡世界大國的利益，協同國際組織的關注重點，理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所以，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交往理念完全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前景的。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來説，與“上海精神”一樣，也要意識到“人類命運”的共同性，以及作為大國對世界未來的責任。當今世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清楚地表明，無論是在國家間的層面，還是在水平、構成、意識形態氛圍和經濟潛力不同的國際組織之間建立建設性的關係，之前的互動結構都顯示出了它的脆弱性。

第二，對於國際組織來説，無論其如何佈局、能否團結一定數量的成員國，最關鍵的並不是解決重要問題時的個別利益，而是要符合對於職責範圍內和平、合作的共同組織原則的理解和期待。就上合組織工作效率的評價來説，我認為，過去的20年間，沒有發生國家間的流血衝突，並防止了中亞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局勢動盪，這可以説是該地區國家活動的積極成果，其中也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機制的成果。儘管各成員國之間在制定計劃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上合組織的特色是基於對共同問題和地區命運的理解，彼此合作，這也是其價值內涵。

第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組織的一般原則和價值觀應體現在現階段具體發展問題的解決之中。上合組織建立之初，旨在協調邊境問題，打擊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而**如今，上合組織需要根據當前世界局勢，更新組織的議題和地區發展優先事項。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更新上合組織的議題範圍，包括就所有成員國面臨的重要問題開展大規模對話。**例如，在各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應當考慮將病毒安全和衞生體系現代化合作與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毒品販運一樣，作為成員國之間合作的重要優先事項。就疫情問題共同努力，可以切實拉近各成員國的立場，改善各成員國人民之間的信任氣氛。

第四，數字合作也是上合組織發展的優先議題之一。上合組織的所有成員國都正在經歷人與人關係的新數字化轉型。目前，所有上合組織國家都在制定並實施數字化計劃。但是，如果各國通力合作，交流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各領域的先進技術和成果，這項工作會更加有效。教育、醫療、社會領域、科學交流、旅遊等“非政治領域”的數字化，可以成為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實行具體合作的對象，從而顯著提升相互之間的“國家開放度和信息透明度”，提高人民之間的信任水平。

第五，我認為，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重要任務不僅包括拓寬議題範圍，還包括廣泛吸納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特別是來自信息空間和博客領域的大眾。通過我們各國積極的社會交流，創建共同的現代化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來增進“相互識別”，而不僅僅是通過官方和規範的渠道溝通，還可能朝着創造共同價值和文化社會空間的方向推進。這在各國實行封鎖措施並轉向遠程線上交流的當下尤為重要。新現實要求尋找新的社會化和制度化形式，其中也包括在國際組織當中尋找。

第六，**形成兼收幷蓄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組織重要的意識形態任務。**在國際對抗、“貿易戰和技術戰”、制裁制度、國家間勢力範圍劃分的背景下，“上海精神”的傳承具有現實而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我認為，利用上合組織謀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製造對抗陣營的做法是不應被接受的。**上合組織是秉持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國際組織，旨在保障中亞地區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超出組織的既定規則框架，將導致組織失去本色、偏離初衷。我認為，應由各成員國專家組建超國家委員會，負責跟蹤和監督各成員國對組織規則的遵守情況。

第七，應該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起國和新加入的國家提出特別要求。發起組織的兩個關鍵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的行動尤為重要。作為上合組織的領導者，他們肩負着維護各國共識，以及使上合組織不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發生對抗的道德義務。

第八，總的來説，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作為當代國際關係中和諧、穩定的力量，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佔有相當權威而重要的地位。當前國際局勢混亂動盪，替代方案尚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擁有穩定、可持續的地區制度非常重要。對於中亞而言，保障當今國際和地區秩序穩定、和諧的關鍵角色仍然是上海合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