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其所者久：為什麼英國君主制穩如泰山_風聞

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是一位有生卒年月的人類女性，王冠（The Crown）是一個不朽的國家機關，而伊麗莎白二世（The Queen，EIIR）是這兩者的神秘結合。王冠寄居在這個叫伊麗莎白的人頭頂，將她掏空為一具偶像，從而使這個國家機關披上了一張人皮。皇家海軍那張舊炮架（HMS Excellent）上載過的每一位英國君主都被安排了這樣的命運。現在，這頂王冠換了一個新的寄主，如同寄居蟹換了一個新的殼。

這個故事的另一個講法是：一位名喚伊麗莎白的女人戴上王冠，作為女王的職業定義了她的一生。這是大眾可以理解的説法。在我們的時代，老百姓希望從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上看到一個承受着職業負擔和家庭矛盾的普通人，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希望看到一個忠貞不渝的妻子和一個富有權威的老祖母，愛德華時代的人希望看到一個闊氣寬弘的開明紳士，喬治五世和喬治六世時代的人希望看到堅毅冷靜的面孔。因此，這也是大眾聽到的版本。

理解君主形象的塑造是一個動用國家力量的系統工程，跟致敬伊麗莎白本人的畢生操勞和諸多美德之間，完全沒有矛盾。如果所謂“深度剖析”的結果是讓人憤世嫉俗，還不如單純一些來得好。不過，世上盡職盡責並且具有種種美德的普通老婦人很多，她們的死亡並不都能引起其他普通人的興趣。特蕾莎·梅在下議院裏笑談先君如何目睹當朝首相偷偷撿起來掉到地上的奶酪，這塊普通場景中的普通奶酪在這個不普通的語境中被用來增添伊麗莎白的“普通性”——每一個人都可以被説成是普通的，但是其中一些人享有“更多的普通”。

許多年來，無數的人宣稱是伊麗莎白二世的個人威望維持了君主制，進一步拿在她去世之後君主制本身陷入危機的可能性大做文章，就好像他們討論的不是這位佔據一套成熟穩定而高度理性化的統治機器頂端的立憲君主，而是某位古代遊牧部落聯盟的可汗。諷刺的是，這反而體現了這位君主的形象塑造工程是何其出神入化。強調伊麗莎白的個人成就並因此看衰君主制的人和強調伊麗莎白的個人品德並因此推崇君主制的人忽視了同一點：正是圍繞着王權的整套機器，包括建制內各路頭面人物心照不宣的默契製造了他們看到的這位伊麗莎白——普通，也面臨着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壓力和麻煩，但是具有普通人的理想化的品德，因而深受廣大普通人的愛戴。

女王與查爾斯王儲（左）及其他王室成員2022年6月在鉑金禧慶典中 / 網絡 

王權的存廢，在這樣一個三百多年來高度穩定的政體中，不可能取決於個人因素，畢竟連漢諾威王朝都生存下來了——肯定有人要説現下不比當年，不過我們待會兒再談這個關於“歷史進步”的問題。

英國會不會繼續保留王室，在根本上取決於王權是否可能在功能上被一套更優的不包括君主的方案替代。

這個替換的核心首先不在於“民主”與否。在任何可行的政府體制中，永遠有壓倒性多數的文員、法官、軍人、外交家等等不是民選的，只要政治決策掌握在民選政治家手裏，這並不構成一個問題。其次，不在於“平等”與否。所有政體中都存在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君主的存在只不過是把這一點挑明而已。而如果看財富，王室遠遠不是最富有的（The Crown Estate是主權基金而非家族資產，而且加在一起都比不過美國西海岸隨便哪個互聯網大佬）。特權階層維持世襲的財富和地位早就有更隱形的手段，完全不需要把自己跟這一套東西綁在一起。第三，不在於“壓迫”與否。王室的權威確實是依靠籠罩在法律之下的國家暴力在維持，但是國家的本質就在於合法壟斷暴力，可以進行武力鎮壓是所有政府存在的前提，跟君主制還是共和制沒有關係。

真正的問題在於虛位元首的產生方式是否維持世襲制，而回答的關鍵在於，搞清楚世襲的君主制究竟有沒有非世襲的虛位總統不能替代的功能。

王權的虛與實

不同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或者日本的君主制，在使用不成文憲法的英國，王權究竟有什麼功能這件事本身就極為玄妙。

“英國君主到底有沒有實權”，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最簡單的説法是“法律上保留了很大的權力，但是實際只會在內閣的忠告下使用”。比如説，君主理論上可以拒絕給兩院通過的法律“御準”（Royal Assent），但是這種權力上一次使用還是1708年，此後的君主即使是喬治三世也只會暗中阻撓立法或者嘗試威脅拒絕批准。同樣，理論上君主可以自由地挑選兩院成員組成政府，但是實際上上一位主要靠君主垂青執政的首相是喬治三世的小威廉·皮特，那是1783年的事。而上次君主獨斷任免首相的嘗試是1834年威廉四世罷免輝格黨的第二代墨爾本子爵觸發大選，結果是墨爾本子爵贏得大選，威廉四世不得不重新拜他為相。而另一些“保留權力”比如解散議會（2022年保守黨立法推翻了《2011年定期國會法》）、宣戰媾和、封建貴族和赦免刑罰則只會在內閣的建議下使用。

英王喬治三世 / 網絡

由此看來，如果問的是“實權”，那麼答案應該是“通常沒有”。

更熟悉情況的人可能會了解，君主更加實質性的立法權力是通過“國王/女王的同意”（King’s/Queen’s Consent）行使的。依據使用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厄斯金·梅（Erskine May）議會慣例，涉及王室的立法需要在下議院辯論之前得到君主的同意（涉及康沃爾公國的立法需要相應得到威爾士親王同意）。雖然通常而言，如果政府正式地提請，君主不會阻撓到底，但是有相當多的立法確實是在這個環節被放棄的。這個機制之所以比御準更有實際意義，是因為這僅僅是下議院自己為自己制定的程序，不會引發憲法危機。此外，依據1950年確立的憲政慣例“拉塞爾斯原則”（Lascelles Principles），在一些特定條件下君主可以拒絕首相提出的解散議會的要求，迫使首相辭職。這項原則從來沒有真的使用過，卻似乎在政壇被廣為接受。至於為什麼民選的議會和政府自願承認君主有這些權力，正是理解君主制本身為什麼可以延續的關鍵。

在政府方面，一旦出現“懸置議會”（Hung Parliament）即沒有任何政黨擁有多數席位，君主在理論上可以選擇哪個黨的黨首（理論上甚至可以是任何一名兩院議員）來組閣，儘管在現實中一般會是等待政黨間達成交易湊出多數，或者解散議會重新選。由於自由黨/自民黨和工黨的反覆消長，英國議會並不是非常嚴格的兩黨制，這導致懸置議會在過去一百年中出現了六次（1929、1974、1978、1996、2010、2017）。而在首相身故或突然辭職、執政黨來不及選舉新黨首時，君主會在挑選新的首相過程中擁有部分自由裁量權。

1923年，由於博納·勞因病辭職，喬治五世選擇了鮑德温而非寇松侯爵；1940年，張伯倫辭首相而未辭黨魁，喬治六世任命獲得了工黨支持的丘吉爾而非其一開始更鐘意的哈利法克斯伯爵；1963年，麥克米倫因病辭職，伊麗莎白二世在保守黨元老的建議下選擇了休姆伯爵。

另一方面，君主也在很多具體的問題上都發揮過影響力，如果君主在某件事上有意介入，歷代首相或多或少要考慮君主的建議和態度，會主動避免跟君主衝突，至少避免分歧公開化。

總之，如果“實權”並不一定需要以硬性的方式運用，那麼答案應該是“偶爾可以有”。

喬治六世（右）與丘吉爾 / 網絡

這兩個答案看起來都有道理，但是也都有問題。如果問題的答案是君主有實權，必然跟民選產生的議會中的政治權威一山不容二虎，從而使得王權失去合法性。而一旦問題的答案被明確為君主沒有實權，那麼君主也會失去所有的影響力，沒有人會再把王室當成一回事。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似有似無、非有非無”。君主和首相之間每週的交流沒有其他人在場，參與的雙方都不會公開透露實質性內容，其他的小道消息至多是捕風捉影。同樣，諸如在衝突中軍隊、文官和法院會向着誰這類問題，在衝突沒有發生的情況下不會有人給任何明確的回答，而這正是避免衝突的關鍵。模糊性是制度的生命，正是這份模糊維持了君主制與民主制之間的和諧。

無法取代的君主

但是儘管有這樣的模糊性，大體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勾勒在英國體制下終身的、世襲的君主制難以被民選虛位總統取代的功能。

首先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憲政體制的運行時不時會出現特殊情況，此時使用哪一個憲政慣例、是否必須要適用這個慣例、是否有足夠的理由破例或者建立新的憲政原則，這些問題總歸要由一個機關來決斷，而君主承擔了這個功能。

比如説，如果在出現懸置議會的情況下，在授予組閣權時是優先現任政府，還是優先第一大黨，還是優先最可能獲得過半支持的政黨。又比如，在首相失去議會信任的情況下，究竟是應該通過解散議會再給首相一次機會，還是通過拒絕解散議會迫使首相辭職。再比如，究竟多麼緊急的狀態夠得上宣佈“緊急狀態”。這些問題雖然實際上很少真的用到君主自由裁量，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最終的權威可以進行裁量很重要。

有共和派人士對於君主掌握瞭如此重要的憲法性權力一直持批評態度。然而很顯然，既然憲政糾紛總會出現，白紙黑字總是不能自行發揮作用，那麼這樣的權力總歸要由誰來執掌，要麼是交給民選議會本身或者其他對選民負責的機關，要麼是交給一個獨立於民意的機構——在美國是最高法院，在德國是憲法法院，在法國是憲法委員會。由任何一種獨立於民意的機構來解釋和執行憲政慣例，都會同等地面臨“不民主”的批評；而具體到英國的語境下，更會跟議會主權（議會可以獨立制定、廢除和修改任何法律，行政部門不能否決，司法部門不能審查，公投只有參考意義而無法律地位）發生根本的衝突。而如果由議會本身掌握這一權力，難免變成下議院多數黨自己為自己制定遊戲規則，從而讓整個體制走向崩壞。

在英國，威斯敏斯特體制在歷史中摸索出來了這個兩難的解法：在法律的形式層面，一方面，“國王會同議會”（King-in-Parliament）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而上議院和御準的形式化使得議會主權在絕大多數時候落到民選的下議院，進一步通過多數黨組閣與行政部門緊密結合；另一方面，王權的剩餘部分又以“國王會同樞密院”（King-in-Council）的形式握着下議院和政府的繮繩（比如解散或中止議會和任免大臣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內在地受到君主與首相之間互動的調節，外在地服從於同樣以君主名義設立的法院的審查。這樣，通過王權“既在法之上、又在法之下”的左右手互搏實現了代表民意的多數黨政府既可以掌握立法又不能隨意篡改規則的設計。

1964年，伊麗莎白二世主持議會開幕式 / 網絡 

頗為諷刺的是，**相比於美國或者歐洲大陸的自恃專業和公正的法官，過去幾十年裏在類似的難題和僵局面前，反倒是英國王室展示了更大程度的謙抑。**很多人將此歸因於女王本人的性情，這個解釋恐怕過於單薄。世襲王室至少因為幾種原因比終身或者固定任期的法官更有動力剋制“能動主義”的衝動：首先，英國憲政史，就是王權不斷退卻的歷史，幾乎每一項重要的憲法慣例，都是在當今君主的祖先一次又一次的政爭失敗中形成的。世襲王室的存在就是活生生的憲法教科書。第二，法官沒有什麼太多可失去的，而世襲君主則需要為了子孫後代的榮華富貴儘量保守手中剩餘的權力，而一次使用不當就有可能導致權力不可逆地流逝。第三，世襲君主本就不需要依靠理念和優績上台，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個人成就來銘刻自己，只要體制能平穩運轉下去，他們自動會被披上聖光。

政客願意為政治生命和政治立場兵行險招，法官則有動力貫徹自己的理念、追求自己的歷史定位。把掌握規則的權力交給他們，就總會有至少一部分重要的政治勢力不放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王室不會願意為了任何理念和立場冒險，所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其保留權力。這就是世襲君主制難以被取代的第一個根本原因：“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很難找到其他的制度設計能夠既讓一個人或者一羣人掌握最終拍板的大權，又能保持 “純粹利己，毫不利人”並且“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

第二，君主是政治家集體的強大工具。都説英國君主“政治中立”，這一點經常得不到準確的理解。在《內閣手冊》上的表達是“依據慣例，君主不會公開參與到政府的政黨政治中”。把話講得更白一點，王權不能被政府用來加強其相對反對黨的優勢，也不能被反對黨用來削弱其對政府的劣勢，只有這樣，政黨政治才能“費厄潑賴”。

在不涉及主要政黨之間的鬥爭的問題上，君主是可以表態的。舉例而言，2020年春，先女王應政府的要求就疫情發表講話。防疫政策當然都是“政治問題”，畢竟有從始至終都有完全反對封控的，有要求更嚴格封控的，還有否認新冠病毒存在的。但是由於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主要反對黨立場一致，君主的表態就沒有任何問題，反而給這些自身信用早就破產多少次了的政治家幫了大忙。君主制的這個特點，當下的政府固然受用，主要反對黨即未來的政府也樂得接盤。

哪些問題涉及政黨鬥爭，哪些問題屬於跨主要黨派的共識，也是隨着時代變遷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君主表態欣賞和支持NHS，絕對屬於嚴重的憲法問題，但是在今天卻不會。當年，撒切爾夫人曾經因為南非種族隔離的問題跟先女王鬧得非常不愉快，但是時至今日，查爾斯和威廉在加勒比海國家譴責英國的奴隸制歷史則不會被任何主要政黨批評（雖然加勒比人民不一定滿意）。在同性性行為非罪化還是一個重大議題時，王室不會做任何表態，但是在同性婚姻已經在跨黨派支持下合法化之後，先女王赦免61年前被判處化學閹割的阿蘭·圖靈就是一種安全的討巧。同樣，放在二十年前，東宮熱衷於環保的傾向一度引發對於政治中立性的擔憂，但是在所有主要政黨都把“淨零排放”掛在嘴邊的今天，雖然查爾斯三世國王不能批評政府的環境政策，但是在氣候大會上替政府站台則沒有問題。

2021年，查爾斯王儲在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上致辭 / 網絡

這一充分代表主要政黨能達成共識的價值而又避免觸及主要政黨政治鬥爭議題的職能，十分難以由虛位總統實現。假如虛位總統由議會選舉，則很難不牽扯到議會政黨的較量中；假如單獨直選，則為了贏得選舉必須就爭議性議題發表明確的見解，從而疏遠很大一部分選民；假如需要直接或間接的超級多數才能當選，則很可能面臨無法順利產生結果的情況。即使人們可以説出英國王室及其世襲制有千種萬種醜惡，一種既能避免捲入政爭又能維持崇高威信還能輸出相對穩定的政治結果的替代方案尚未被髮明出來。

當然，事情不能推到極端，如果王位傳到安德魯王子頭上，恐怕神仙也救不了。但是隻要君主能維持“中人之資”，就比讓競爭性選舉的贏家扮演這個角色強。英國也有總是在期盼民選總統能更好地代言進步價值的進步派人士，但是考慮到就連建制化的工黨都在大部分時間中贏不下大選，這份為民先鋒的信心是怎麼來的頗為令人費解。

第三，貴族制、騎士制和整套以君主為核心的榮勳體系對於絕大多數資深建制內人士——政治家、法官、文官、外交官、軍事將領、警察和情報人員、商業大亨、思想領袖——都是莫大的誘惑。位高權重而已經走到人生天花板的人還想要的莫過於放下權力之後終身的地位和影響力，如果得不到保障，就自然地有動力抓緊權柄並且想方設法抓緊變現，因此給這些人準備一個舒適體面的前景對於政治穩定和建制人物的團結至關重要。而終身貴族的榮耀和上議院的席位與君主制有着天然的親和性，不僅是因為在傳統上王權和貴族的關係，更是因為一旦君主制可以被動搖，終身的貴族制就更難以證明自身的合法性。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總而言之，英國君主制的延續並不是依靠女王廉價的人氣，而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之上：長期以來，各路重要的政治勢力都發現，讓世襲的王室繼續發揮上述種種功能，相比於冒險另起爐灶搞一套新的，對於他們自己而言要穩妥而有利得多。

維持現狀不需要理由，改變現狀則需要給出有説服力的更優的替代方案，這是一個常識。一直以來也有很多不尊重這個常識的人，我們如今稱他們的事蹟為“歷史教訓”。

況且，就算我們假設在長期上虛位總統優於虛位君主，作出這一調整也需要重寫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法律、轉譯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慣例、更換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標誌，不用説還要佔據至少數年多則數十年的政治議程，一次性引爆藏在不成文憲法中的大量模糊的有爭議的問題，帶來長達一個時代的巨大不確定性。短期內的巨大成本導致，在任何一個可預見的時間點啓動共和制改革，對於當時的人都是得不償失的。

不倒的王座

2015年6月，伊麗莎白二世出訪德國首都柏林 / 網絡

近代以來，每當人們感受到狂飆突進的潮流時，君主制總是會被拿出來作為腐朽落後反動的靶子來打，但是歷史給人的觀感並不總是在進步。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以及英國自身的政治改革，英國共和主義曾經一度興起。這一波浪潮後來隨着歐洲革命高潮過去而暗淡下來。從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中後期開始，共和主義同樣曾經被廣泛討論，似乎人們已經進步到了如此地步，不能再被這個老寡婦拖累了。但是當不列顛治世的鼎盛期過去，帝國開始陷入一輪又一輪挑戰和危機時，民心又聚到了君主制這邊。

有鑑於以上先例，九十年代和最近幾年君主制面臨的危機放在長週期裏並不稀奇：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好像每一天世界都會比前一天更加進步一點。一旦進步成為普遍的心理預期，古老的冠冕和華服就會顯得格格不入。這就是所謂的“與時代脱節”。然而進步的週期總會過去，危機、停滯、緊缺、動盪和戰爭或早或晚會捲土重來。“人心思變”和“人心思定”是交替發生的，前者有利於催生鋭意改革的政府，後者有利於鞏固萬世一系的王權，威斯敏斯特製就這樣構成了一組奇妙的對沖。

九十年代連續的婚姻不幸和最近幾年接連爆發的個人醜聞固然對於王室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王室在歷史上其實從來沒有脱離這些問題。正如推特上的一則對話——“背叛妻子的人怎麼配做國教會的領袖？”“參考亨利八世。”真的以為因為王室有醜聞百姓就會傾向於代之以民選元首，恐怕是對民選政客的道德情操和當代人的道德追求都有什麼天大的誤會。媒體可以隨意做他們的小規模民調，在開始有政治勢力選擇利用這些數據説事之前，不會有任何實質影響。

期待一代人總比一代人更進步、更革命，這也是一種迷思。或許現在的年輕人對王室沒有多大熱情，但是不見得他們對廢除王室就有熱情，不見得他們不會在未來對王室產生熱情，不見得他們的孩子就不會比他們對王室更有熱情。相比於穩定的權力架構、利益關係和遊戲規則，大眾情緒到底是一種高度可塑的東西，跟邦德或者帕丁頓熊合拍的短片就可以產生一些影響，而有時候大炮一響比什麼都管用。

英國民眾確實剛剛進入查爾斯三世時代幾天就已經開始懷念伊麗莎白二世的統治，但是讓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過去五百年間都在矢志不渝地懷舊的國家。

自由派只不過是嫌棄王室落伍又費錢，而且他們會在乎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至於那些專揀一抔之土未寒的時候大肆示威的左翼人士，在大多數人眼裏則顯得過於魔怔。如果説有什麼實質威脅，反倒更可能來自右翼草根。看看大西洋對岸，知書達理的左翼知識分子充其量是從大學跑到華爾街開露天派對，扛起槍衝國會山這種事還是得MAGA人才幹得出來。《金融時報》最近的社論就獨樹一幟地指出了這一點，並且擔憂極右翼綁架保守黨的可能性。然而極右翼對於整個社會大部分羣體都是威脅，如果這幫人真的跟查爾斯或者威廉槓上，對於他們很可能反倒大有裨益。

沒有什麼可以永垂不朽，但是如果一套體制已經在一次又一次被唱衰中熬死了它在歷史上的所有曾經不可一世的老對手，那麼一定是有什麼很強大的內在的穩定因素被一次又一次忽視了。完全可以説，保守主義是一種比它的對手更生生不息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