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C位劇變：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嗎？_風聞

​

✪ 程美東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導讀】當下，精神“空心化”正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由此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也開始受到關注。本文將關注點落在知識分子的精神體系中，以“政治精神”、“人文精神”、“科學精神”這三者誰佔據主要位置（作者借用流行語“C位”來表達）為衡量標準，來分析不同時代階段的精神特質，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下的社會精神現狀。

作者指出：上世紀80年代，佔知識分子精神體系C位的，是政治精神，最終表現就是政治活動的高度參與和民間對政治的普遍關注。1990到2010年之間，人文精神佔據了C位，價值取向從生存政治向生活政治轉化，對一些中國發展根本問題的思考有所加強。近些年來，則是科學精神登上C位，知識分子對問題的思考更加細節但也更為技術化，有時對人類複雜的情感顯得漠不關心，對長時段終極關懷的問題意識也變得薄弱，淡出思想、凸顯學術，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有着脆弱性，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面有無助感。

作者也指出，不管哪個時代，三種精神都是共同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只是總有一方面為主導。一般而言，社會結構中政治精神和科學精神應該服務於人文精神的取向，為實現人文精神搖旗吶喊。所以，未來的知識生產還需要更多精耕細作，吸取更多養分。

本文轉自“學習俱樂部”，根據北師大文化發展研究院“名家圓桌：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論壇錄音整理而成，原標題為《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的C位變動》，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的C位變動

今天還能沉浸於精神文化這樣的一個話題樂此不疲，實在很可貴，有這樣雅好的人一定是內心充實的、縱情山水不矯揉造作的人，這樣的人最根本的是生活底線偏高的人，可以放心溝通信賴的人，所以湘平老師給我説了以後我覺得還是講講，使我們這些從1980年代走過來的人、始終充滿理想情懷的人可以溝通交流一下。

這個問題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講，首先我簡要談一下自己總的思路。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價值問題是學術界、理論界、思想界一直關注的熱點問題，這個現象出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獨特的先鋒角度決定的，也與知識分子歷史書寫者的主體有關，根本上取決於現代化過程中知識分子的思想精英角色、政治精英角色的獨特社會分工。所以分析研究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問題一直是學術界很關注的話題，也是一種大眾文化消遣的話題。改革開放40多年是中國現代化具有巨大轉折意義的歷史，在現代化歷史當中知識分子作為歷史的重要參與者，其精神體系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其精神體系的內容呈現如何的關係？這些內容如何圍繞着何種主題展開，這個精神體系內容如何變動，這個問題很多，涉及的關係非常多，所以最想用“C位變動”探討一下。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體系無非由三個方面構成，一個是科學精神，一個是人文精神，一個是政治精神。科學精神的價值取向是求真的，人文精神的價值取向是求善的，政治精神求什麼？我曾經從治理秩序的角度談過對於它的認識。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説，從滿足主體價值需求的角度來看，政治精神，尤其是在政治性、人文性和科學性三者結合這樣的一個特殊語境下面，我認為政治精神是追求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平衡的一種美的狀態，所以這種狀態實際上就是我們一種實際意義上的美，這種意義上它的一種追求是美的，是追求美的意義。這三種精神廣義上來説是整個人類精神體系的內容，但是從內容體系的完善性來看是近代之後才趨於成熟的，或者才具有現代性的內容。近代以來世界範圍內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軌跡表明，知識分子精神系統的發展基本上是這三種系統不斷完善的過程。從認知過程來看，科學精神位居第一層次，人文精神位居第二層次，政治精神位居第三層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體系也無非由這三種精神組成，這三種精神在整個改革開放40多年知識分子的發展進程中總體表現非常充分，但是不同的時期每種精神在整個精神體系中的實踐地位是不一樣的，這種變動反映出不同時期鮮明的價值取向和實踐取向。

▍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中政治精神為C位

這一時期，政治精神是幕後的精神導演，而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是在舞台上粉墨登場、出將入相、唱唸做打的具體演員。

中國的改革開放直接起始於生活的困境，是一場倒逼出來的革命，並不是簡單直接起源於某種理論思想的直接啓蒙，它的啓動得以進行下去，關鍵在於其理念和實踐與政治上層人物的政治價值取向的暗合。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的作用當然不是無足輕重，當然也不要無限誇大。其主要的作用表現在搖旗吶喊、熱情獨立、深入嚴密的理論研究方面，這個應該説給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發展的不竭動力和合理思想提供了資源。

中國知識分子在整個1980年代改革開放事業中充當了精神文化支撐的作用，無論是1949年之後形成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羣體還是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具有一定歐美知識思想基礎的新知識分子，總體上來看，都為改革開放的合理性、合適性做道義和制度上的積極鼓吹，沒有這個學理、道義的支撐就不可能形成改革開放不可逆轉的思維取向、價值取向，完全靠自發的自下而上驅動和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引導，也難以形成理性制約的改革開放文化。知識分子合情合理回應的聲音，為改革開放獲得文化價值觀上的優勢提供了強大的資源。

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呼應改革開放的基礎，表面上是人民基礎的體現（比如大量傷痕文學作品的問世等等），其內在的基礎性、目的性的內容是撥亂反正的政治精神。在結束文革不容置疑的政治聲音引導下，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內在的社會主義革命倫理、傳統儒家的倫理、五四以來的西方人本主義倫理都被自然釋放，共同詮釋着當下政治發展實踐的合理性。科學的春天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是1980年代的時代簡稱，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科學精神超越了政治精神，更不意味着超越人文精神，因為當時恢復高考、建立博導制度、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恢復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定性、設立教師節的行為等等表面看來是科學精神的弘揚，但是究其實質來看，大多數是對文革前做法的迴歸或者是落實其價值取向的新舉措而已，是對於文革政治進行整體上撥亂反正的具體措施，是1980年代那個時代政治精神集中的反映。

從 1980年代思想界的命題就可以充分看出他們的政治倫理，他們刻上了深深的時代政治痕跡。比如説1980年代大家特別熟悉的啓蒙問題、人性問題，包括文化上的出現的一些現象，像流行歌曲、時代曲、喇叭褲等等，甚至雕塑、朦朧詩等等時尚文化也都深深地刻上政治痕跡，這些都是對過去政治倫理的一種反動和消解，是以反文革政治化來表達文化精神。所以1980年代的思想是一種典型的政治精神督導下的文化形式。1980年代還有各種刊物，無論是公開的刊物還是民間的刊物，他們所能吸引眼球的都是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話題和觀點，包括一些引起人們關注的社會活動，甚至是一些知識分子明確的政治行為。如1980年北京海淀區人大選舉，很多大學生參與其中，這些人在參選中提出的問題有幾百項，內容涉及到政治領域、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學生參與率很高，北大的投票率達到90%多。90%多的人投票是基於什麼樣的衝動？毫無疑問，是基於對於這些問題的政治性的關注。

▍1990到201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中人文精神為C位

這個階段的20年是中國發展的快速增長期，年增長達到14%。這種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大潮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人文精神失落和衰退，但是與1980年代相比較，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中人文精神得到了發展，居於主流的位次。因為撥亂反正，政治精神在這個階段嚴重消退，知識分子多數選擇了彷徨和沉寂，把精力放到相對純粹的學術研究和物質生活的改善當中，只不過社會大眾的視野聚焦於市場大潮和歐風美雨的浪漫逍遙，所以社會媒體一味關注了當時“發展是硬道理”理念引導下的社會現象，遺忘了躲藏在社會角落的知識分子的評論。實際上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昇華和豐富超過了1980年代，具體表現：

（1）相比較1980年代知識分子思考的廣度和深度提高了。1980年代主要是相比較改革開放前的貧乏，但是思想內容基本上都是舶來品，是簡單的模仿、翻譯外來叢書、外來著作，借用外來的概念和術語。當時流行的多是介紹西方的文字，當時學校老師的學術著作也不足，很多學者的著作形式是主編、副主編，可以説主編成了那個時候高教和社科很多領域從業者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有一些重要的著作雖然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是簡單學習模仿西方的範式，對傳統的1980年代學術也基本上是復歸民國大師的觀點。相比較1980年代來説，我們可以説199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學術上更加深刻、創造性更加增強了。

（2）對於傳統文化思考更深刻了，對於西方研究加深了。

（3）學者身份的常態化，我們都知道從1990年代之後博導的神聖光環消失了，原來博導都是國務院批的，1990年代之後慢慢就是各個博士點認定而已，精英學術政治人物的光環也逐漸消褪，傳統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匯聚一體的現象在1990年代逐漸減弱。

（4）知識分子所關注的話題中的人文情懷更加濃郁、更加紮實，像市民社會問題、貧窮化問題、現代化問題、自由民主問題、後現代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遠遠超越1980年代的水平。

（5）學術規範化、職業化的發展比1980年代大大推進了。

（6）高教實現了大眾化。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78年僅為1.55%，1988年為3.7%，1998年是9.76%，2002年首次達到大眾化起點為15%，2010年為26.5%。

（7）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尤其世貿組織之後，我們無論從物質生活還是到教育文化生活上面，國際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使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大增強。

這20年間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價值取向，由生存政治趨向更多地向生活政治轉化。這個時候中國整個國情的變化對於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培育起到極大催化作用。因為這個時候中國的撥亂反正的政策已經完全完成了，“四人幫”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肉體上都逐漸地消去，他們的追隨者通過清理三種人之後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市場經濟使得改革開放的政治大局已經決定，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最為關切的是如何適應新市場經濟社會和反哺這個曾經憧憬的社會，也在思考未來社會發展的圖景和個人的前程，特別是這個社會發展的走向問題，所以這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基礎是什麼、以及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方向去哪裏、以及中國傳統基礎在哪裏的思考，這個思考有點像哲學三問的邏輯。回答這個問題，只能依據寬廣的人文精神才能完成。這個時候文化自信、文化強國、文化軟實力逐漸成為社會和政府共同關注的焦點，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人文精神系統做深入的思考，在這個階段裏面，精神文明問題、價值體系問題、價值觀問題等一個個的應運而生和重新解釋，一系列的舉措、一系列發展文化的舉措不斷推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日俱增。

▍2012至今：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中科學精神為C位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向，2012年之後在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心中可以説大局已定，無可爭議，希望藉助人文精神的光大來提升政治精神的願望已經基本完成。這個階段“四個自信”已經成為社會的公共意識，人文精神基本上對於政治精神的哺育無需創造性的革新。而這個階段裏面中國最現實的短板就是普遍的對於“卡脖子”技術的憂慮和擔心，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無論學校、科研機構都沉浸在對這一個謎題的解析當中，這是科學精神彰顯最直觀的表現，內在的則是執著、真誠、樸素、落地的科學精神影響下的一種追求。這個階段科學精神成為C位，我覺得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1）這個階段裏面在文化方面已經淡化了中西方差距的比較，更多是從技術等方面考察我們學習的方向。可以説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堅持學習一切民族長處的理論導向時，有意無意中突出了對於自己主體文化堅守的意識，盲目崇外的意識逐漸淡漠了一些，文化更生、綜合創新的意識增強了。

（2）在思維的習慣當中，我們在社會生活當中對於差異性的因素考量的越來越少，而更多的關注那些確定性的社會問題和公共政策，這表明我們對於人的內在精神性、差異性需求的關注不如此前嚴重、深刻，投入的精力也不如此前充沛。甚至是以一種毫無偏見的方式對上述內容加以疏忽，對人類複雜性情感需求的滿足和關愛有的時候有點漠不關心，更多是以技術層面的個人和羣體問題作為日常生活關注的重點。

（3）文藝作品受眾的日益萎縮，日益消解的認知慣性，去現代化、反現代化審美的取向，網絡化、虛擬化社交方式、高度技術化的安全保障，社會與個人之間嚴重的、日趨嚴重的不誠信，都嚴重標誌着現時代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的脆弱性，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面的無助感。

（4）理論與現實存在某些方面的脱節。這個階段裏面我們對於長時段的終極關懷的問題，無論是在老師和學生中，在長者或者年輕人中間，這個意識顯得越來越薄弱。僅僅國家層面這樣的脱節都相當程度地存在着，我們一些理論在解釋上面缺乏力度，這種情況會制約實踐的美好發展，同時我們在有些地方的實踐也嚴重地拉低了理論的現實意義。

（5）“淡出思想、凸顯學術”的治學導向的加強。這種導向在實際的研究中使得文史哲研究中敍而不作的傾向逐漸加深，知識分子普遍表現出一種技術主義的研究取向。

當然我把三者每一個階段重點突出，可能機械了一點，因為實際上每一個社會階段裏面三種精神是血肉不可分離的。我所做的解構更多是敍述的便捷，三者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但是社會發展中必然有一種主流精神來起作用，一般而言，社會結構中政治精神和科學精神應該服務於人文精神的取向，為實現人文精神搖旗吶喊、鳴鑼開道。目前中國仍然處於現代化強國的奮鬥中，我們有很多的成功經驗和做法，也有某些方面很成熟的制度和機制，但是畢竟是在強力趕超的思路上走向快車道，這種特點決定了我們需要進一步深耕細作、吸取更多的養分。當然每一種分析可能都有自己的側重點，這是學術研究表述過程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所決定，只能通過文字上面更加謹慎的表述來最大化減少片面性的缺陷，只能以前置性的條件提醒讀者們注意。我不希望把某種語境下的分析絕對化，説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指正。

沈湘平：美東教授提出知識分子精神家園的耳目一新的解釋模式，科學精神、人文精神、政治精神，也就是他説的真善美。同時他又對歷史細緻的追溯分析當中得出令人印象深入的結論，就是三個結論，知識分子的精神體系的C位是不一樣的，在這個過程中也藴含着對當下一些現實問題的犀利的批判，非常令人啓發。就像他自己謙虛説的，這不是一個絕對性的真理，是基於假設模型突出一些我們平時沒太注意到的問題，我們學術研究就是要建立在假設的模型上，以某種片面性獲得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所忽視的深刻，我覺得美東教授做到了。

---

本文轉自“學習俱樂部”，原題為《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體系的C位變動》。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