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育｜變局時代的世界：“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立場對調？_風聞

世界局勢雲捲雲舒。“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着，我們原來生活在其中或者説早已經習慣了的種種規矩、秩序、格局甚至理論，都將因此變得陌生；以前我們深信不疑的所謂規律，很多從此將不再是規律，而以往我們以為不可能出現的人和事，也開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速度，在挑戰着我們的承受力和想象力。

走向“單邊主義”的美國與

高舉“多邊主義”的中國

一個巨大的變奏首先發生在美國。2008年奧巴馬任總統後，美國出台了“重返亞太”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這是一種在“自覺不妙”的情緒支配下所展開的單邊行動，試圖通過各種辦法來聚攏中國周邊和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和地區，減弱中國與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繫和政治互信。2009年11月，美國正式介入並擴大“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與亞太相對的地球西端，美國又於2013年6月締結了“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

幾乎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的製造業產能急劇增長甚至過剩，在國內已呈飽和態的情況下，需依賴國外市場的鉅額需求。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倡議，並明確了“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共同體”和“東亞共同體”的願景；2015年3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而另一項重要戰略則是推動包括日本在內的域外基礎設施建設。然而，僅僅半年後的10月5日，美國便把日本拉入由它掌控的TPP而把中國排除在外。這意味着中方所憧憬的“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乃至所謂“東亞共同體”，已被堵住了東向出口；而TTIP則在中國和西面的歐洲之間築起了“阻隔牆”。這或許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中方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做出東西兩端構想的同時，卻必須把重點放在“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的陸路和西南印度洋方向的“南亞與東南亞”水路。

然而，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迅速把二戰後一直“主持人類事務”的超級大國塑造成令全球瞠目的“單邊主義”國度。奧巴馬時代的隱蔽對華戰略，也急轉直下為貿易保護主義框架下的中美貿易戰乃至全球範圍的利益爭端。特朗普的邏輯是，自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美國製造業出現了大量裁員，部分地區已受到嚴重影響。不僅如此，以往美國由於建立於“全球領袖”地位上的地區政治組織與經貿組織，肩負了太多的安全負擔和經濟壓力，因此，特朗普就職後迅速下令美國退出TPP協定；而接下來TTIP的停擺亦自在預料之中。特朗普四年執政期間所推動的美國政策，一直都是以強化本國貿易壁壘、實現製造業迴流為核心目標的。其各種單邊主義政策，令全世界大跌眼鏡，以至那些服膺美國實力、迷信美國價值者，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方向感。

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曾就中美貿易摩擦撰文，評論特朗普政府無視世貿組織和全球體系的貿易威脅，“讓世界大部分國家都站在中國這一邊”，並且這對中國而言並非有效。中國商品仍然可以出口到其他市場，而使用中國產品的美國生產商由於被迫支付關税而喪失了競爭力。實際上不止中國，特朗普發起的這場世紀性“突變”，也使習慣於在全球自由貿易氛圍中作“均勻呼吸”的西方世界和中等發達國家，頓時感受到嚴重“缺氧”。《華爾街日報》報道，在特朗普宣佈最新關税措施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紛紛呼籲保持克制，並表示希望避免貿易戰。這其中甚至包括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該國並未得到美國鋼鋁關税上的友情性豁免。日本共同社認為，如果開打貿易戰，必將嚴重動搖二戰後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多邊貿易體制。新加坡《海峽時報》刊文指出，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對美國國內依賴產品出口的企業是一個打擊。英國《金融時報》援引評論稱，貿易戰將帶來“實實在在的損害”，並且這種損害將隨時間推移而增長。實際上，不光是美國國內對華出口貿易的那些企業，貿易戰對美國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其影響都將是負面的，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舉動引發市場如此反應的原因。

**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之所以被視為世界規則的“脱軌期”，關鍵乃在於美國試圖用“單邊主義”貿易體制來取代二戰以來曾由它主張並全力推行的“多邊主義”貿易體制。**經濟學家指出，這其實也是新時代凱恩斯主義在亞當·斯密理論面前的再度敗北。《香港商報》文章稱，特朗普的經濟策略力主國家干預刺激經濟，更好地利用資源，提升政府運轉效率和經濟效率，而非為美國鞭長莫及的事務盲目花錢。這些主張雖然對美國一貫奉行的自由市場經濟造成衝擊，但在國家求新謀變、突破經濟困局的當下，凱恩斯主義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項。特朗普正是看到了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當前產業經濟的制約，才選擇了凱恩斯主義。歷史上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之後，也是通過凱恩斯主義重建政府和經濟效率的。今日雖不能與大蕭條時期同日而語，但美國遲滯的經濟和本土實業的振興期待，還是支撐了特朗普的經濟邏輯。對此，中國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方晉指出，特朗普是把決策建立在錯誤的理論和認知基礎上，“堅信貿易逆差就等於美國吃虧，所以一定要削減逆差。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思維，早在兩百多年前就被亞當·斯密批判得體無完膚。更關鍵的是，由於美元是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才能輸出美元。何況，當前美國經濟表現強勁，美元不斷走強，貿易逆差只會越來越大。因此，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因素來看，其貿易逆差都是結構性的，貿易平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在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這三任美國總統執政期間，中國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重要外交場合多次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竟兩次載入聯合國決議。這一新的全球價值觀包括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等。中國還在實踐層面上提出了共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等。若加上各類上升到“命運共同體”關係的框架協議，由中國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總數已近乎20個上下。這些在美國收縮國際責任範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過程中發育而成的各種“共同體”，是否意味着美國人所逐漸放棄的“多邊主義”價值觀和經貿觀，已開始被中國接手？而當中國公開提出“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並主張“全球貿易”和“多邊主義”時，早已越出固有“主義”苑囿的各國經濟體現狀，是否還構成了今日國際社會的一大事實和對傳統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體挑戰？

美國“圍堵”下的中國式多邊主義

**然而，如果我們真的以為美國無暇理會各種中外“命運共同體”乃至以全球為單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就過於天真了。**事實是，拜登政府上台後，在延續其前任們抑制和圍堵中國政策的同時，還一反特朗普的做法，努力修復與昔日盟友的關係，把經貿上的“單邊”與“多邊”訛變成政治上的“單極”與“多極”，把破解中國於此間建立的、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全部“共同體”，當成不遺餘力的目標。於是人們看到，美國每每欲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小摩擦變成大動作，頻頻在東海、南海和印度洋向中國“揮拳”；而在慫恿北約東擴、“拱火”俄烏衝突的過程中，復使“一帶一路”中唯一阻礙有限的西向“廣大腹地”，倏忽間變成硝煙瀰漫的戰場。就連“中歐班列”也在上述圍追堵截和軍事破壞下，不止一次地發生“空箱”返華和訂單取消現象。2022年3月25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聯合聲明，稱將幫助歐盟減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及天然氣的依賴並就美歐跨大西洋數據傳輸達成新協議，以確保美歐數據傳輸的隱私和安全，並促進兩者7.1萬億美元的經濟聯繫，而幾乎沒有（或許已不需要）提及“中歐班列”和飽受戰火洗禮的沿途中國援建設施。

美國在歐洲的行動，或許已經是在應對中歐連接問題——它構成了對奧巴馬時代TTIP功能的接續實踐和發展。而美國所擔心的由中國倡議的各區域“命運共同體”，也相繼遭遇挑戰。2022年6月，因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未被美國邀請參加“第九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美洲峯會），拉美多國拒絕參會或降低參會級別。《外交雜誌》把美國家門口出現的如此變局驚呼為“一場災難”，並直言“關鍵原因在於中國”。這意味着，美國霸權與“中拉命運共同體”之間，也發生了可以預料的對撞和爭奪。

毫無疑問，拜登政府是在努力恢復被特朗普破壞了的“多邊主義”體系。它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全球主義”體系，但這種體系只能是美國主導下的全球主義體系，它需要嚴格符合求同排異的政治、經濟、軍事、價值文化等一系列美國標準。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在把中國視為真正對手的認識上都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拜登顯然已把特朗普的“戰術”做法“戰略”化了，把代表中國式多邊主義的“一帶一路”，設定為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打擊目標，並在戰略上展開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圍堵”。

然而，擊潰中國的前提是孤立中國。於是，切斷中歐和中俄之間的紐帶，便成為拜登政府處心積慮的大盤算。相比於美國朝野早已把中國視為21世紀美國霸權最大威脅的主流調門，歐盟在對華關係問題上持有較為不同的看法。很多歐洲人並沒有把中國視為世界的威脅，甚至有的還認為中國為世界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種態度讓美國感到為難；而特朗普壓制下逆反生成的“中歐命運共同體”，又無疑讓拜登對中歐關係的警惕上升到戰略高度。儘管此前歐洲個別國家在美國的挑唆下開始對中歐關係有所微詞甚至時生不滿，但總體上看並沒有出現美國所希望的結果。然而，2022年俄烏大規模武裝衝突爆發後，“歐洲正面臨二戰以來的最大危機”等共識式説辭，促使歐盟和北約在對俄製裁上空前一致，這讓美國不必再擔心歐盟和俄羅斯的能源紐帶對美歐關係構成威脅。不寧唯是，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任何態度上曖昧和不對俄羅斯施以制裁的國家都被當作是“侵略者的幫兇”，**這一簡單的邏輯使中國所重申的正常立場頻頻被污名化，**中歐的迅速疏遠和“中歐命運共同體”的風雨飄搖，也從此讓美國放下心來——至少在短期內中歐已缺乏聯手對美國不利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安全感對美國來説還遠遠不夠。拜登的最大擔憂，從根本上講還是中俄聯手。同時與兩個和自身體量相仿、實力接近的國家衝突和對抗，是任何大國都十分忌憚的。當中俄兩國在美國的打壓下不得不“靠背取暖”時，當兩國反覆申明“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水平”時，美國的擔憂應該是其他國家所難以體察的。這意味着，剝離中俄聯繫才是拜登拆解中國外交關係方策的重中之重。美國一手設計和激變而成的俄烏衝突，説到底不過是有美國支持的“俄歐衝突”。正因為是俄歐衝突，才會使俄國的全部注意力和精鋭力量只能投往面向歐美的烏克蘭戰場而無暇東顧；而所謂“大是大非”的國際輿論，則迫使中方對俄烏衝突的態度和立場不得不恆處於歐美陣營的反覆確認之中。面對最近台海危機美西方的聯合干涉與滋釁，中國軍隊在進行大規模軍演的同時，也在呼喚着國際反霸權主義者的同仇敵愾。

**超越“單邊”“多邊”**思考人類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及其在亞太和印太地區的盟友對“台獨”勢力的策應言行已越發露骨。在一種本質上是背叛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支配下，拜登的“多邊主義”事實上已放棄了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基本原則並嚴重威脅到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憲章》。朔爾茨投入1100億美元使德國國防預算於二戰後首次突破GDP佔比2％大關，岸田文雄計劃將日本防務預算從以往GDP佔比的1％提升到2％從而成為防務預算的世界第三大國，2022年4月下旬德日首腦以“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由而實現的歷史性會晤，以及安倍前首相被刺竟使日本7月10日參議院選舉修憲勢力議席數大“過門檻”等跡象都在表明，當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國家，在美國不惜摒棄原則的計劃下，將成為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真正可怕力量。日本政客公開提出修改憲法第九條而美國卻默認慫恿之的演變節奏，將越發證明這一點。

**在如此顛覆全球常識的國際“新格局”面前，中國當然不會坐困於沒有底線的勢力範圍爭奪中。**美國圍堵中國的圈域越多，中國的突圍能力也愈發凸顯。中國積極加入東盟發起的RCEP，以及不久前王毅外長曆訪太平洋島國並參加第55屆東盟外長會議等系列外交活動，彷彿正與世界霸主下一盤“圍棋”。細心的基辛格似乎早就從《孫子兵法》中尋出了規定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哲學。他發現，“孫子與西方戰略學家的根本區別在於，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隻談軍事。歐洲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認為，戰略自成一體，獨立於政治”，而“孫子則合二為一”；“西方戰略家通過打勝仗檢驗自己的理論，孫子則通過不戰而勝檢驗自己的理論。”

RECP線上簽署

然而，現實的緊張和危險已無法賦予圍棋手們以足夠的耐心。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演説之後，基辛格這位美國“外交哲學”大師多次呼籲要緊急剎車，避免衝突。北京時間5月31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以線上方式舉辦了“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基辛格本人也參加了會議。他指出，如今中美應該建立“共存原則”，兩國必須找到共存的方式，因為對抗可能導致衝突和大規模軍事行動，而在當今世界，這樣的衝突可能“導致國家和全球的毀滅”。這位或許已不再需要國家屬性的地球老者如此高頻率地強調中美關係問題，只能歸因於他對人類整體命運正懷有近乎絕望的擔憂。這種擔憂以及2022年8月剛剛發生的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事件意味着，當前中美關係問題本身早已溢出“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這組對立項的討論邊界。它在拷問着人類迄今的全部智力積累和文明基因，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前規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