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興春：炒作“印度超過中國”既無根據也無常識_風聞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近日測算，印度的GDP超過其前宗主國英國，成為了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實際上，2017年,印度的GDP就曾一度微弱超過英國，但兩國的位置出現幾次上下反覆只是由於匯率的變化。這次不一樣，這幾年印度經濟持續保持較快發展，而英國經濟衰退，印度已經把領先的優勢拉開，坐穩了世界經濟第五的位置。

印度中央統計局公佈，印度4至6月經濟規模約為36.85萬億盧比，同比增長13.5%。根據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預測，印度將可能在2027年超過德國，在2029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8月15日，在印度獨立日的慶典上，印度總理莫迪演講中滿懷信心地表示，要在2047年，也就是印度獨立100週年的時候成為“發達國家”。

鑑於印度的雄心壯志和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一些人開始鼓吹印度將趕超中國，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機構和政客熱衷於炒作“印度超過中國”。差不多20年前，國際上就曾出現過一波“印度將超過中國”的預言，甚至有個別印度精英認為當時印度就領先中國，發出“孟買再不加快發展就要被上海趕上了”的“警示”。

西方國家吹噓和炒作印度超過中國無疑是別有用心，其經常強調與印度有“共同的價值觀”，稱讚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希望通過印度的成功來證明印度及西方的制度比中國優越，而現實剛好相反。經常有西方媒體標題黨報道“印度超過中國”，內容卻是印度某年度經濟增長率超過中國，誤導讀者以為印度經濟總量超過了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人均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其GDP的基數小，某些年政財度增長率超過中國很正常，但並不能得出“印度超過中國”的結論。

雖然印度政黨及領導人為了選舉，常常不得不要給印度民眾畫一個香甜的大餅，但印度精英還是非常清醒，知道印度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難以克服的困難，“趕超中國”只能作為鼓舞人心的口號。這些年，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最快，常常能達到7-8%的增速，印度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還存在結構性障礙。

首先，落後的基礎設施制約印度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印度已經認識到14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像某些西方經濟學家忽悠的那樣，依靠服務業崛起，必須要發展製造業。發展製造業就必須要良好的基礎設施，印度雖然制定過一些雄心勃勃的基建設施建設計劃，如莫迪2014年剛剛上台就提出“德里-孟買-金奈-加爾各答-德里”鑽石四邊形鐵路走廊，到現在還沒看到影子。2017年就宣佈開工，由日本貸款和承建的印度第一條高速鐵路，全長500公里的“艾哈邁達巴德-孟買”高鐵，原計劃2013年通車，到現在才修了10多公里，多數地方還沒有完成土地拆遷。以目前的效率到2030年也不一定能通車，這實際上是印度基礎能力的一個縮影。

要知道，美國和中國這樣的龐大經濟體起飛的時候，都曾出現“基建狂魔”現象，而印度經濟改革三十年來保持了較快增長，但還看不出有出現“基建狂魔”跡象，這就意味着印度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對基礎設施有較快的改善，無法複製中國“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盛況。印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製造業產業集羣，沒有形成像中國這樣的完整產業鏈，也沒有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其次，印度不是一個外資友好型國家。從歷史經驗看，印度這樣的經濟落後大國，要實現經濟較快發展，就必須要大量地利用外來投資，為外資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雖然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的歷屆印度政府都表示要積極吸引外國投資，但實際上印度政府及社會都對外資保持強烈的戒備心理。印度國內競爭力低下的財團、行業公會等經常向政府施加壓力，要限制外國企業在印度的經營。印度曼莫汗辛格政府在2012年曾頒佈政策，對外資開放零售業，結果卻因為零售業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而不得不廢除。在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印度的經濟放開程度最低，對外資限制最多，平均關税最高。

印度政府和社會還有一種不健康心理，看到外資企業在印度大量賺錢就不平衡，總覺得是佔了印度的便宜。因此，印度政府在制定對外資企業的法律法規非常嚴苛，外資企業儘管小心翼翼，也很難做到完全合規。很多外資企業抱怨印度是“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税務部門總能找到讓外資企業多交税，對外資企業罰款的理由。儘管莫迪總理經常向外國資本示好，但外資企業到印度後普遍遭遇“吃拿卡要”。糟糕的營商環境迫使很多著名的跨國公司退出印度，或者縮減在印度的經營，如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汽車巨頭福特、日本鈴木汽車等，更不要説受到印度特別打壓的中國企業。根據印度官方數據，在過去七八年中，有超過2000家跨國公司撤離或暫停在印度的業務。不能充分利用外資，不但讓印度失去高速增長的動力，也限制了印度本土企業競爭力提高。

第三，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上升使印度難以獲得國際大市場和大規模產業轉移，時代大環境不利印度發展。進入新世紀，在全球化發展的同時，歐美發達國家出現了反全球化運動，保護主義盛行。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不再認可“自由貿易”，而是轉向了所謂“公平貿易”，不僅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也對歐洲、日本、韓國等盟國發動了貿易戰，即使是美國戰略上要拉攏的印度也沒有放過。

拜登政府上台後，基本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強調“供應鏈安全”和“製造業迴歸”，鼓勵美國企業在國內生產產品，採購本國產品。歐盟和日本都擔心製造業“空心化”導致經濟“去實向虛”。美日歐的“供應鏈安全”考慮，可能會吸引部分進口和代工訂單轉移到印度，但歐美發達國家強勁的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和製造業迴歸這樣的時代大趨勢，意味着印度很難獲得美歐日的大市場和大規模製造業產業轉移，而這是過去日本、中國等快速發展至關重要的外部因素。即使是印度引以為傲的“服務外包”產業都曾被特朗普指責搶了美國人的工作。沒有國際大市場和大規模製造業轉移，單靠印度國內市場和製造業積累，印度製造業和印度經濟就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第四，印度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尚無法匹配其超越中國的雄心。過去一百多年，世界上能從落後的發展中經濟體晉升為發達經濟體、能實現“趕超型”或“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都有鮮明的政府主導色彩。政府的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能不能在較短時期內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印經濟總量和人均的差距不大，從過去三十年印度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歷史看，政府能力欠缺正是印度經濟被中國拉開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是改革推動力弱，徵地、勞工和統一税制是被歷史政府公認的最重要的三項改革，但由於執政黨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惡性權力鬥爭，這三項印度各黨派都認為應該改的改革卻步履艱難。2017年，莫迪政府才成功地實現了商品與服務税(GST税改)改革，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改革成就，是莫迪政府的重大政績。另外的徵地和勞工制度改革何時能實現多大程度的改革仍然是未知數。

印度政府以行政效率低“聞名”世界，但印度政府又對企業的經濟活動設置了大量審批和許可制度，嚴重地拉低了印度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但要通過改革提高效率太難。所以，莫迪上台後，推行類似“減政放權”的政策，大量取消和簡化審批，一定程度上為印度企業鬆了綁。但“許可”是印度普遍腐敗的行政官員們謀求私利的重要途徑，很多能牟利的“許可”要取消不容易。

印度差不多60%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這被認為是促進印度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然而，由於印度的基礎教育差，直到今年印度人口的文盲率仍然高達30%，女性文盲率更是接近40%，包括鹼農村及貧困地區的青年。要把文盲和教育程度低的青年勞動力培訓成合格的流水線工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根據一些同時在中國和印度經營的跨國公司的經驗，一箇中國工人的效率可以抵得上三到四個印度工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印度廉價勞動力優勢。但印度政府為青少年提供有質量義務教育的能力，為青年勞動力提供職業培訓的能力都沒有跟上。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應用越來越普遍的今天，廉價勞動力越來越難以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優勢。

作者  龍興春系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