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5000還嫌低,這屆年輕人“苟”不住了?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22-09-20 08:12
前幾天,有機構做了這樣一個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63.4%受訪的專科畢業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
而月薪過萬的,不到5%。
同時他們還採訪了復旦大學一位專家,專家是這麼説的:
在職場中,專科學生的確面臨着所謂“第一學歷”的歧視,建議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帶頭破除學歷歧視門檻,同時,還要進一步拓寬專科生繼續深造的渠道,打破專科學生的職業發展“天花板”。
這些話**乍一聽,挺有道理。**仔細想想,挺讓人焦慮。
而實際上,焦慮不僅瀰漫在專科生羣體。
伴隨着“互聯網大廠裁員潮”的消息,焦慮,也逐步蔓延向更高學歷、更高學位,以及名校生。
網上經常能看到此類消息,“本科生去富士康流水線幹作業員”、“清華畢業去當保姆”,“985碩士去當保潔”,“985博士去二本當輔導員”,“博士碩士扎堆小縣城”…….

這些高傳播性的內容,有相似的特點,都是以高學歷、低收入作為對比,在短時間內給人以很強的視覺衝擊力。
不過沖擊過後,就是焦慮。除了焦慮,還是焦慮。
那真實的狀況,真的有他們説的那麼差嗎?
拿這次**63.4%**專科畢業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來説,顯然,大量專科生“收入低”是新聞出圈的爆點。
但這個“低”,並不是這一兩年突然變得這麼低。不管你之前有沒有注意觀察,低收入的人羣,一直都有很多。
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發佈的《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顯示,我國月收入為1000元以下的有5.6億人,為極低收入羣體;月收入為1000-2000元的有3.2億人。

這兩個人羣加起來,多達8.8億,佔總人口的63%。
把城市和農村分開來看,2021年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平均到每個月是395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931元,平均到每個月是1544元。
對比10年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7元,農村僅8389元。這10年,已經翻了一倍,達到歷史新高。
客觀上來説,**月薪5000塊,**已經比城鎮平均收入高25%以上,**並不是拿不出手的“低薪”。**甚至於,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已經是“高薪”了。
不過,一直有不少人認為,作為世界第二大國,五六億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是被平均的。因為其中包含了數量龐大的沒有收入的老人、小孩、學生。
這句話,也確實有一定道理。

那麼,真正的“勞動人口”,就業和收入狀況如何呢?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的統計顯示,從20個大類行業的就業人口占比看,農、林、牧、漁業是唯一一個就業人口占總人口超過兩成的大行業,佔比20.6%。
製造業以18.1%的佔比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批發和零售行業就業人員,佔比達到14.1%;第四名建築業,為11.3%。
光是排在前四位的,就佔到了近63%。
農林牧漁主要是第一產業;製造業、建築業是第二產業;批發和零售屬於第三產業,卻也是相對“古老”的第三產業。
可見,直到今天,國內承接多數人就業的行業,並非高新技術領域。而是事關柴米油鹽肉蛋奶、穿衣、居住的民生領域。
這些民生領域的薪資,不會太低,也不會太高。
2021年,城鎮非私營單位,農、林、牧、漁業平均工資,相對前一年增長了10.9%的情況下,每月收入才達到4485元。

注意,這是城鎮非私營單位。在老家,這些都是很體面的工作了。
至於製造業,非私營單位,以及私營單位高技術含量的工種,也能達到統計數據中八九千的“高薪”。
至於普通的私營工廠,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不過,真實的收入狀況,大家點外賣時可以問一下那些從工廠出來跑外賣的小哥。
從一些流水線工人的視頻博客曬圖和評論區互動來看,月薪三四千的,也不在少數。

至於城鎮非私營單位建築行業從業者,據統計,平均月薪大概是6313元。
不過,在一般的工地,沒有雙休、五險一金,每天搬六七八袋水泥,每月只能拿到4000塊的普通工人,也大有人在。

至於第三產業的批發和零售從業,主要集中於“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南部沿海。
由於人均耕地面積少、靠近港口,商業氛圍濃厚,經商羣體龐大。且形成了當地的圈子文化和一定的准入門檻。這是就業規模排名前4的人羣中,收入最高的一羣人。
城鎮非私營單位批發和零售從業,平均月收入達到8977元。
我個人甚至覺得,這個羣體的收入有點被低估了。畢竟,南方的生意人,長期以來都是各地公認的“有錢人”,月收入竟然也不過萬……
總而言之,別説月入過萬,月入5000塊對於大多數勞動者來説,都不算低收入。尤其是除了東南沿海以外的廣大中西部地區。
那麼既然低收入人羣這麼多,為什麼今年這一波大家都很關注呢?
首先,這幾年,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不斷刷新,短期內,就業壓力增加。
2020年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達到874萬;2021年909萬;2022年是1076萬。
預計2023年將達到1174萬。

按照一般畢業年齡22歲計算,最近幾年畢業的學生主要是出生在千禧年前後,也就是“Z世代”。
這代人,幼年時期,經歷了2001年的入世,經濟快速發展;童年時期,經歷了2008年之後以地產為代表的財富增長;2010年之後,見證我們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他們成長過程中,耳聞目睹一代代人在時代浪潮中,靠知識、靠技能改變了自身命運。
其次,這代人多是獨生子女。不論父母再開明,獨生子女天生就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承擔更多壓力。
鄭也夫在《吾國教育病理》中提到,在過去,一般家庭只會把有限的教育投入儘量傾斜給有學習天賦的人,把有限的經商資源投入給適合經商的人,腦力實在不行的,繼續種地。
不論是家裏孩子考中,還是把生意做大,都會給整個家庭帶來改變命運的可能。而幹農活的孩子,負責給全家託底。
在過去,家裏的每一個孩子都只承擔了1/N的家庭責任,每個人也都有天然的“躺平空間”,自己幹不好,可以推説“還有老大呢”、“就看老二了”……
現在,家庭責任還在,孩子只有一個。不論父母多開明,但人是社會性動物,社會所賦予子女的家庭責任沒有變化。

更麻煩的一點是,高等教育的稀缺度,一年不如一年了。
稀缺度,具體還是要通過人口比例來體現。
2000年畢業人數是107萬,2001年是115萬,2002年是145萬。到了2003年,才突破了200萬。
而當時的畢業生,主要是1980年前後出生的人。
1980年,出生人口是1787萬,次年就超過了2000萬,到了1987年達到2529萬。根據畢業數據來算,那代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不足1/10。
2000年,出生人口1771萬,此後一路下行。這代人,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1/2。
高等教育稀缺性,可想而知。
並且,這其中存在一個天然的“認知差”。
當下的Z世代的畢業生,其父母是1980年前後出生的人。
不論Z世代的父母是不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他們那一代人都見證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有優越性的。這些人一畢業,就是**“十裏挑一”**的社會人才,就更容易獲得稀缺、高薪的崗位。
至於Z世代高等教育畢業生,已經達到**“二裏挑一”、甚至“三里挑二”**。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一抓一大把。

Z世代高等教育畢業生視野範圍內的同齡人,基本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是沒有父母一代的“優越感”,本來也比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兩代人的“認知差”存在,Z世代揹負的社會期許還在。任何一點負面新聞,都可能放大Z世代畢業生的焦慮。
這幾年,我們看到,有不少人甚至比較有社會影響力的人,把當下的就業焦慮歸咎於大學擴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思考一下20年前的一個歷史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為什麼能夠快速承接美國等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鏈,成為“世界工廠”?
眾所周知,是人口紅利。
但是,不論是印度,還是非洲、東南亞,人口數量、人力成本的優勢都不亞於我們。
那麼,為什麼是中國?
這一切,要從1985年講起。
這一年,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定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搞經濟,科技是關鍵,基礎在教育。同時,小平同志還指出:
“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
並在多次會議中強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於是,在同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確定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簡稱“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標,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規該怎麼寫,寫什麼,可行性如何,執行優先級有多高?
一連串問題,一個比一個棘手。
最大的困難是經費。
制定《義務教育法》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費?
當時項目負責人柳斌算了一筆賬,除了學費,按照當時標準,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僅雜費就高達6億元左右。
對於1985年的中國來説,這筆錢不是個小數目。但“普九”是個硬指標,必須要執行下去。於是,經過全國人大討論後,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方案:
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免除學費,但收取一部分雜費,用於學校辦公用品、水電等日常支出。
而這一政策,一啓動,就是全國普及。
正如柳斌所説,“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 ,辦這麼規模宏大的義務教育,確實是舉世無雙。全國都在為籌措義務教育經費而努力奮鬥, 並且奮鬥了幾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時間裏,我國籌款達數千億,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也掃除了青壯年文盲。
我們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

中國從提出義務教育法,到全面普及只用了15年,只用了美國時間的1/4,法國的1/6。
直到今天,印度成人文盲還高達2.87億,佔總人口1/5以上。非洲文盲率參差不齊,其中尼日利亞文盲率高達80%。
快速、全面普及教育,為中國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發展供應了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人口紅利,才真正開始顯露。
正是這些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產業工人,讓“中國製造”走向了世界。
這些年,國內一直有人覺得“世界工廠”不體面,甚至以此來調侃。這些人,大概率是沒有體會過當時經濟的困難。
1980年中國總人口9.87億,農村總人口7.96億,80%人口都是農民。當時,人均GDP只有500元,世界排名140名開外,低於印度以及非洲多數國家。
可以説是,人均貧困户。

到了2001年,人均GDP就達到了8700元。2021年,則達到8.1萬元。
如果不大力普及教育、搶着承接低端製造業,中國很可能被長期禁錮為農業國、資源輸出國。更不可能在短短40年,突破一道道技術封鎖,成為“世界工廠”。
“世界工廠”聽起來不好聽,卻是靠高質量勞動力堆出來的。甚至説,一定的“人力資源冗餘”也至關重要。
正如很多人一直疑惑,在工廠擰螺絲需要小學、初中學歷嗎?
只開一家工廠,或許不需要。要開1千家、1萬家,真的需要。
比如,義務教育全面普及之前的1984年,張瑞敏接管青島市電冰箱總廠時,定了13條廠規。其中,第一條就是著名的**“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
除此之外,還有不準哄搶工廠物資、不準打架罵人等等。
勞動力綜合素質如果不能超過工廠需求,工廠規模就不可能擴大。外資不可能來投資,就不可能大量承接全球工業。

這也就是印度、非洲、東南亞等至今無法取代中國工業地位的重要原因。
回到現在的問題,當下的畢業生為什麼容易焦慮。
主要原因,是過去40年的教育投資,產生越來越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而短時間內,我們還沒有“搶”到足夠多適合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乾的工作。
這就導致了越來越明顯的“人力資源冗餘”。
並且,由於我們的教育普及速度遠超歐美,導致Z世代和他們的父母短短兩代人之間就存在天然的“認知差”。
但是,全球的產業,也是金字塔式分佈,越高端工作崗位越少。高端製造業的典型國家,德國,製造業工業總量只有550萬,日本也不足1000萬。
即使我們把德國、日本的工業全部“搶”過來,也不夠。
而關於全球IT服務、文化產業、金融等收入更高的第三產業的搶奪,我們還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優勢。
別説遍地硅谷、好萊塢,甚至還沒有實現遍地班加羅爾、寶萊塢。
我們前幾天提到的英國,3/4的就業在金融,這也是絕對的高薪行業,目前我們也只是遠觀。

因此,可以説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的焦慮,主要在於,明明具備了不亞於任何國家的勞動素質,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高薪崗位。
儘管華為、tiktok、原神等公司在國內外都有非議,有過挫折,但是,他們都是“搶肉吃的狼”,這樣的企業應該多加鼓勵。
而以我對讀者留言的觀察,保守者還是不少,不少人還是認為我們的年輕人的能力只能在“世界工廠”裏揮灑汗水,認為我們必須遵守既定秩序才能再度迎來高速增長。
客觀來説,可能性很小。英美德日等國不可能把全部高薪崗位拱手讓給我們。
即使們全部“搶”過來,恐怕也不夠……
粗鄙點説,目前,我們處在一進可“搶”,退可“苟”的抉擇期。“搶”能解決長期問題,但也很難解決所有人的問題。當下最要緊的,恐怕還是如何“苟”住。
因此,有句話雖然殘酷,但可能更現實:
“我們的年輕人要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我們的社會要接受並幫助年輕人‘向下兼容’。”
不得不説,Z世代的父母輩“向下兼容”的能力挺強的。
過去幾年,由於疫情,房地產、餐飲、家政等行業受到影響,不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也只能回到鄉下。

2021年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達到1.7億人,這個數量級一旦突然回來,農村能否接得住?
今年7月20日, 農業農村部公開數據,截至6月底,返鄉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率為90.7%。
大城市待不了,可以先“苟”在縣鎮。
由於縣鎮經濟發展,農產品加工、物流配送、養老托育,都可以作為擇業的選擇,目前有55%左右農民工在縣域內就業。
今年上半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僅沒降,甚至還漲了4.2%,妥妥做了一回經濟的“逆行者”。
我們前面提到,農林牧漁、製造業、批發和零售、建築業,等相對傳統的行業長期吸納了六七成的就業人口。
過去這些行的主要從業者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中的“大多數”——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承擔的;如今這些行業依舊可以吸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中的“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人社部數據顯示,在2021年三季度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中,有58個是“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預計至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缺口將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

農林牧漁更是所有行業中年輕人比例最低的,35歲以下的年輕人佔比只有大約13%。
盲目鼓吹“向下兼容”大有作為,屬實是扯淡。但是,在短期內“搶”不出明顯成果的當下,盲目放大焦慮,於國於民沒有絲毫好處。
只能説,只要大家願意“苟”,還是有大把能“苟”的機會。
尾聲
有人會説了,連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學和街道辦了,985畢業生都扎堆去縣城了,我們的高端人才是不是飽和了?
順應大眾情緒來説,飽和了。而從實際情況來説,數量還不夠。
截至2019年,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約88.03萬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尚未公佈,但估計在6.5萬人左右。如果加上這6.5萬,那到目前為止,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約有94.53萬人。
按14億人口計算,那麼中國博士占人口的比重為萬分之6.75,遠低於主流發達國家水平(美國1.04%)。
尤其是高端製造業陣地,我們的高等教育人才,要打的仗,還有很多。
具體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經寫出:
掀起攻克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軟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的大浪潮。
其中重點攻關的科研領域包括以下七大項: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牀醫學與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測。
要知道,2021年,國內房地產業佔GDP比重為6.78%。17%是一個很高的比重。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研發投入方面: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投入更多的資金,引入更多人才。

這些領域的研發必將帶動以下相關產業發展:
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航空航天海洋裝備。
這些領域的從業者,就是負責去“搶”的勇士。他們每搶下一個領域,就能帶動一片。
因為,製造業中為最終生產製成品的每1個全職工作,會在非製造業中創造3.4個全職同等崗位。
而最終製成品的製造業增加值每增加1美元,經濟中其他地方的增加值就會增加3.6美元。
因此,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之所以焦慮,還有個原因就是,眼看未來將來,就是不知道具體什麼時候來,此時去“苟”又不安心。
在這樣人心波動的年代,我們應該給勇士們更多物質和精神鼓勵,也應該給“欲苟未苟”的年輕人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話又説回來,不論他們復讀、考公、考研,還是積極準備工作轉型,哪怕是送外賣,都好過什麼都不做。
參考資料:
《互聯網大廠裁員潮後,多家公司恢復內推:“現在的簡歷數量比年後金三銀四還多”》中國經濟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