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不生了，長三角的最大隱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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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我大學剛畢業時，陰差陽錯回了老家的報社。別看只是一家地市級報紙，我們那批招的人中間，除了我一個本科生，其餘都是碩士。事後得知，我之所以被“特殊對待”，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是本地人。

後來的事情發展，也驗證了領導的判斷。從見習期開始，就陸續有人或跳槽到省裏的媒體，或選擇考公考博。等到幾年後我離開時，我們同一批進來的人，七七八八已經走得差不多了，而且一多半去了外地。

可見，哪怕是地處長三角核心區的城市，真正能長久留住的，還是本地人。

這點從任澤平團隊最新的一份報告中，也得到了側面印證。他們發現，自2010年以來，隨着沿海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以及老一代農民工老化，人口呈現向中西部迴流的態勢。

特別是四川、重慶和湖北三地，常住人口分別從2000～2010年的年均減少19萬、17萬、23萬，變為2010～2020年的增長33萬、32萬、5萬，實現了歷史性地由負轉正。

與之相反，東部的人口增速則開始減緩。

外地人不來了，或者説來得少了，本地人口的數量、出生率和增長情況，便顯得愈發重要。也正因如此，當我看到最近浙江省統計局發佈的《人口“浙”十年》系列文章中，有關本地人口的數據，才會感到脊背一涼。

説起人口表現，浙江在全國各省市中，不説最優秀吧，那起碼也是“之一”。

過去十年，浙江人口增長了1014.07萬，增量僅次於廣東（2170.93萬人），高居全國第二。全省常住人口達到6456.76萬，一舉超過安徽和湖北，排名從全國第10位上升至第8位。

同時，跟廣東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粵東的潮州、梅州、揭陽、汕尾、河源，及粵西的湛江等很多城市，均呈現人口淨流出的情況不同，浙江是沿海省份中唯一一個所有地市都實現人口正增長的省份。

即使放眼全國，有此佳績的省份也才浙江、貴州和西藏這區區3個。所不同的是，後兩者主要依靠本地人的高生育率，而浙江則仰賴外來人口源源不斷地輸入。

至於浙江本地人口的情況，就不容樂觀了。根據《人口“浙”十年》文章分析，至少存在如勞動年齡人口和育齡婦女比重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生育水平處於超低區域等一系列的問題。

2020年，浙江全省15～4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為1553.22萬，佔全部女性人口的50.29%。這個比例較2010年時（60.44%）大幅降低了10.15個百分點。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年齡的婦女人數為387.96萬，佔全部女性人口的12.56%，比2010年時下降了4.84個百分點。

育齡婦女比例持續減少的同時，生育意願的下降，無疑更令人擔憂。

過去30年，浙江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由1990年的1.40降到2010年的1.01，此後雖經單獨二孩、全面二孩、鼓勵三孩等政策的輪番刺激，也只小幅回升至2020年的1.04。不僅遠低於2.1的代際更替水平，甚至連1.5的國際警戒線都難望項背。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經常和它一起被提及的，還有另外兩個概念：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

生育率，指的是某地在一定時期內 （通常為一年）出生活嬰數與同期平均育齡婦女（15～49歲）人數之比。

而人口出生率，是指在一個時期之內（通常為一年），出生人數與平均人口數之比。這裏説的“平均人口數”，是年初、年底人口的平均數，也可以用年中人口數代替。

跟總和生育率不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通常用千分數來表示。

在浙江，總和生育率最高的衢州（1.37），也僅剛剛超過全國平均線（1.3）。剩下的10座城市，集體不及格。

省會杭州的總和生育率，更是已跌至0.96，也就是每對杭州夫婦只生育不到1個孩子。這個數值快接近韓國了，而後者可是被稱為“或將成為世界上首個消失國家”的恐怖存在啊。

伴隨生育率的下降，浙江的人口出生率也比2010年時下降了3.14個千分點，降至2020年的7.13‰。與此同時，全省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使得死亡率從5.54‰上升到5.84‰。這一降一升，浙江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六普時的4.73‰，被直接打到了只剩1.29‰。

受此影響，浙江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從2010年時的87.23%，下降到了2020年的78.5%。這些户籍人口中間，還包括很多過去十年落户浙江的外來人口，真正“本地人”的比例恐怕更低。

**事實上，這些問題並非浙江特有，同處長三角的江蘇、上海，情況更為嚴峻。**畢竟浙江好歹還有温州等宗族勢力強大、歷來抗拒計生的地區，而江蘇有的則是“比全國提前二十年進入老齡化”的計生紅旗縣如東。至於上海，人口總量停滯了都快有十年了。

體現到具體指標上，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跌到0.74，比韓國還低。江蘇在這項指標上雖然與浙江齊平，都是1.04，但其人口出生率卻只有6.66‰。

儘管得益於長三角的地利優勢，過去十年，江浙滬常住人口增量少則上百萬，多則上千萬，但本地人不生了這點，還是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帶來了許多不容忽視的負面衝擊。

對此，可能有人要説了，你這是杞人憂天。粗魯一點的可能直接破口就罵了：你這是典型的地方本位主義，在搞地域歧視。發展經濟，有人、有勞動力就行了，哪裏還分什麼本地人外地人？

況且歷史地看，自打泰伯奔吳開始，江南一直是片南下北人和本地土著共存、互動的移民社會。永嘉、靖康年間的幾次大規模南渡，不僅沒有衝擊本地經濟，反而大大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助力其最終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這話當然沒錯，但是要知道，隨着中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各地對於人口的爭奪重點，已經從增量轉入存量階段。長三角雖然吸引力巨大，但架不住人口迴流川渝鄂的趨勢，搶人難度越來越大。這點在上海、江蘇體現得尤其明顯。

過去五年，上海人口增長時正時負，總量才多了不到30萬。而江蘇的幾個頭部城市，南京、蘇州和無錫，人口年均增量也都在10萬以內，很多年份甚至不到5萬，只有成都、西安、鄭州等中西部核心城市的一個零頭。

而蘇中、蘇北的一些城市，人口直接負增長了。就連GDP破萬億、全國排名前20的南通，也存在户籍人口大於常住人口，也就是説人口外流的情況。

為什麼江蘇GDP始終追趕不上廣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廣東本地人“能生”，人口後勁足。2021年，廣東自然增長率高達4.52%，僅次於貴州（4.98%）、寧夏（5.53%）、西藏（8.7%），高居全國第四。而江浙滬分別為-1.1%、1%、-0.92%。

不要小瞧這幾個點的差距。

如果説，經濟數據是對過去發展的總結，它影響着今天的人口，那麼人口數據則關乎未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全球貿易摩擦、產業外遷的大背景下，本地勞動力往往發揮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這方面，珠三角確實略勝長三角一籌。

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江南的宗族傳統，沒有閩粵那麼根深蒂固。特別像上海，計劃經濟時代人人都是體制內的職工，這也導致上海和東北一樣，計生政策執行得特別到位。

**另一方面，跟廣東人“早茶、夜宵、會生活”不同，江浙人被公認是“移動的賺錢機器”。**行走在浙江的城市，晚上十點一過，大街上就冷冷清清沒啥人氣了。要説這兒的人有什麼愛好，除了賺錢，就是買房。搞得浙江市縣的房價，比中西部很多省會都高，從而也將樓市的“避孕”作用發揮到了極值。

不過，相比對經濟的影響，本地人不生了，對江南文化的負面衝擊無疑更大。

很多年前，上海就流傳過一句話：內環説英語，中環説國語，外環才講上海話。

這個説法可能有些誇張，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本地人的日漸邊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吳語在江南的整體性式微。

這可不是我危言聳聽。根據對各地6～20歲青少年方言使用情況的統計，吳語區年輕人能夠熟練使用家鄉話的比例，是各大方言區裏最低的。其中，“外環才講本地話”的上海，已經是比例最高的城市了，達到22.4%。而上海話的兩大源頭，蘇州話和寧波話，在各自城市青少年中的掌握比例，分別已低至2.2%和4.6%，近乎消亡。

這和我們的日常感受是一致的。

從90後開始，能夠講一口流利家鄉方言的江南小囡，人數微乎其微了。受此影響，普通話已經取代吳語，成了長三角的通用語。人們見面後，通常會先用普通話交流，直到發現彼此是老鄉，才改説方言。這跟珠三角的情況正好反過來。

在廣東，粵語仍是主流用語，只有當交談對象聽不懂時，才會改講普通話。這是因為，廣州6～20歲青少年中，能熟練使用粵語的比例高達72%。

作為中國經濟的兩大火車頭，長珠三角本土方言的命運為何會如此天差地別？要知道，經濟、文化的興衰，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大家看國外，無論是好萊塢的風靡，還是韓流的盛行，本質都是國家經濟硬實力的外化。

而在國內，晚晴民國時期的上海，不僅經濟上傲視東亞，本埠文化也是相當強勢，湧現了像《海上花列傳》等一批吳語小説，滑稽戲等吳語戲曲。1949年後，隨着大批上海豪商鉅富南遷香港，上海話一度成為香港上流圈子的通用語，這點從《花樣年華》等電影中都有體現。

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經濟的崛起，粵語文化進入興盛期。到80年代改革開放後，粵語音樂、電影大量輸入內地，一度成為流行文化的代名詞，很多其他方言區的人們都爭相模仿、學習粵語。

而現在，長三角論經濟已恢復到歷史高位，可以吳語為代表和根基的江南文化卻面臨危機。

這其中，既有吳語自身的原因，比如不像粵語那樣有廣府話作為標準發音，吳語是十里不同音，內部不同小片間交流都存在障礙，所以很容易在強勢普通話的衝擊下式微。但更關鍵的還在於本地人口的生育率過低，導致人口相對比例不斷下降，吳語的使用環境遭到破壞。

不要覺得語言就是個交流的工具，換一種使用也無妨。須知，語言的背後是文化，每一種方言的消亡必然伴隨相應地域文化的衰落。事實上，類似情況在江南歷史上曾不止一次發生過，最著名的莫過於古越文化的消失。

今天的江南有很多迥異於中原、難以用漢語解釋的地名，比如姑蘇、句容、餘姚、諸暨、上虞……它們都是先秦古越語稱呼的漢化遺存，可惜除了“餘”指的是鹽外，其他絕大多數字詞是什麼意思，我們已經搞不清楚了。唯一保留下來的一首越地詩歌《越人歌》，還是用古楚語翻譯記錄的，想想真是遺憾。

如果説古越語和越族文化的消亡，是文明幼年期族羣戰爭的不幸結果，那麼現在，吳語及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在和平環境下的不斷式微，則是必須也完全可以避免的。相比經濟的一時起落，地域文化的存續，以及由此確保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無疑更加茲事體大。

在這個意義上，江南人不生了，並不只是個人口問題。希望這一長三角當前的最大隱憂，能引起全社會，而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共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