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斌｜迴歸抑或超越：百年變局下國際關係的新脈動_風聞

劉德斌｜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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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斌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促使人們重新認知這個世界。表現在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就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全球轉向”,開啓繼一戰和二戰之後國際關係學的“第三次奠基”。“第三次奠基”的要義是要把非西方的歷史經驗納入國際關係理論構建中，從而使國際關係學昇華為全球國際關係學。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近年來一直在努力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這種努力恰好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關係實踐交織在一起，同時也與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的第三次奠基“巧遇”，這無疑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認清百年變局中國際關係的“脈動”，特別是與“邊緣地帶”直接或間接聯繫的歷史性變化，無疑是理論創新的前提。

俄烏衝突背景下西方陣營的“復活”與困境

俄烏衝突無疑是冷戰後國際關係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並將對百年變局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2022年2月俄烏大規模武裝衝突開始後，雙方互有勝負，戰局陷入膠着。原因在於美西方國家為烏克蘭提供全方位支持，俄羅斯實際上是在與美國和重新整合起來的西方聯盟作戰。除了沒有直接派出軍隊參戰，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已經全面介入與俄羅斯的衝突，並公開聲言要讓俄羅斯在這場衝突中“徹底歸於失敗”。這樣一種“決絕”的對抗無疑將對俄羅斯與歐洲和西方關係造成致命打擊併產生深遠的歷史性影響。普京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實際上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美國和西方之間矛盾的總爆發。俄烏衝突終將結束，但俄羅斯與歐洲和西方的“愛情故事”也該終結了。有學者斷言俄羅斯已經“淪落”為第三世界國家。實際上，憑藉其廣闊的戰略縱深、豐富的資源儲備和幾百年與歐洲及西方大國博弈的歷史經驗，俄羅斯仍能維持其作為世界一極的戰略地位，但將在百年變局中越來越堅定地站在“邊緣地帶”和第三世界國家一邊。

俄烏衝突

而俄烏衝突也引發了西方陣營的重新集結。歷史上的“西方”是一個動態的存在，最初從羅馬帝國的西部開始，逐漸向東蔓延，但中歐和東歐國家是否屬於西方一直存有不同説法。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歐洲列強和正在崛起的美國、日本在全世界爭奪殖民地時，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才被併入“西方列強”的行列。美國建國後一直避免陷入歐洲列強的紛爭，直到二戰後才真正把自己的命運與歐洲綁定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看到的現代意義上的“西方”。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美國與“老歐洲”之間的矛盾，隨着歐盟一體化的推進而不斷加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美國學者宣告了“西方的終結”。作為一個陣營，“西方”實際上已經處於困局之中。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更使美國與盟國關係遭受重創。拜登政府上台後竭力修補與盟國的關係，但效果有限，因為作為“盟主”的美國已經由於特朗普的“倒行逆施”而失去了在盟國中應有的尊嚴和信任。但俄烏衝突似乎改變了這一切，歐洲國家重新集結在美國的領導之下，一個新的西方陣營圍繞俄烏衝突聚集起來。

**然而，重新集結的西方陣營能否延續下去還很難判斷。**首先，美國政治的“極化”並沒有因拜登的當選而緩解，仍在特朗普影響下的共和黨2024年大選很可能捲土重來，拜登政府重整西方聯盟的政策能否延續還不好説。其次，儘管美西方國家竭力在高技術領域與中國“脱鈎”，“封殺”中國的技術創新，推進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但中國是一個開放型的國家，早已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構建起全產業鏈優勢，並已成為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技術創新方面的潛力也正在發揮出來。美國冷戰期間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在中國身上難以奏效。第三，美西方國家對俄中發起“新冷戰”之時，也是它們自身經濟與社會發展遭遇重重困難的時期。冷戰之後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真正實現了全球範圍內資源配置的優化組合，為新興國家的工業化製造了有利條件，而且逐步改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實際上，當前美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面對新的社會轉型危機和新的“國家構建”問題。在這種形勢下，美國重構西方陣營，甚至把部分非西方國家也糾集進來，企圖讓中國和俄羅斯在“圍堵”中衰敗下去，顯然是做不到的。一旦俄烏戰事結束，這個“聯盟”還能維持多久，還能在多大程度上堅持與俄中同時對抗的戰略，都是難以遮掩的疑問。

新興國家在百年變局中的躍升

“新興國家”這個概念具有很大彈性，它既可以指代一戰和二戰之後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兼容；也可以專門指代冷戰後發揮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新興經濟體”或“新興市場國家”。總體來説，從冷戰期間的不結盟運動，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鬥爭，再到冷戰結束後自覺或被迫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原來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部分新興國家迅速崛起，甚至躍居發達國家行列；更有部分新興大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躍居世界前20位，改變了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力量對比。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二十國集團（G20）財長會議升格為峯會，就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力量對比變化的反映。G20集團峯會啓動之初，有輿論認為G8峯會已成明日黃花，應該退出歷史舞台了。但僅僅十餘年之間，形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暫停俄羅斯成員國資格的G7峯會恢復了西方核心國傢俱樂部的職能，而G20峯會則面臨着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分道揚鑣的危險。成立於2009年的金磚四國和2011年的金磚五國峯會（BRICS），則成為非西方國家應對世界局勢變化的重要論壇。在2022年6月相繼舉行的BRICS視頻峯會和G7峯會上，出現了有趣的現象：作為2022年BRICS峯會及“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與會國的部分國家如印度、南非、阿根廷、塞內加爾和印度尼西亞等，也是慕尼黑G7峯會的“座上賓”。按照東道國德國總理朔爾茨的説法，這顯示“民主社會”並不侷限於“西方與北半球國家”。這與2021年美國發起的“民主國家峯會”是同一論調。換言之，西方國家想要以“民主”與“非民主”為界把新興國家區別開來，從而拓展西方聯盟的“統一戰線”。

不可否認，隨着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差距的逐步擴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也已經多樣化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多數新興國家在美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自我認同和他者認同沒有發生變化，作為新興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國家構建等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也沒有發生變化，這就使它們在許多重大國際議程上還能用一個聲音説話。因此，西方國家很難按照自己的邏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化，使之為其所用。當然，新興國家特別是地區強國，也正在利用百年變局的有利時機，努力塑造新的區域經濟和安全形勢，並躍躍欲試於全球政治舞台。新興國家將要在世界秩序轉型的過程中發揮更為積極主動的作用，事實上已成為世界多極化的有生力量，冷戰期間兩個超級大國干預和左右第三世界國家內政外交的歷史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

世界體系的歷史性變化

促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動力，是世界體系中心—外圍結構的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削弱了幾百年來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東—西”關係和“南—北”關係，而且也將改變傳統意義上的世界秩序，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以中國崛起為開端，世界體系的演進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新時期的主要標誌是，在一個已經存續幾百年的體系之中，第一次有一個非西方大國掙脱了中心—外圍結構的束縛，在經濟上與西方國家展開全面合作但政治上又沒有進行“西方化”改造的條件下，成功躍居世界經濟和政治大國行列，改變了世界體系“中心”的力量對比；與此同時，還有一批非西方國家也成功擺脱了“邊緣”或“半邊緣”地位，以“新興經濟體”的身份成為全球化時代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而一批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地區則淪為世界體系事實上的“邊緣”或“半邊緣”。

**歷史上第一次，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對一個非西方大國的崛起及其一整套不同的治國理政方式的挑戰。**中國既不是歐洲與其周旋幾百年的奧斯曼帝國，也不是冷戰中的蘇聯，更不是曾經連續衝擊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德國和日本，而是一個在世界總體和平的形勢下通過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發揮比較優勢而成長起來的世界大國。但西方中心國家依然用“崛起國”與“守成國”的慣性思維來衡量中國，千方百計地製造障礙，力圖將中國從“中心”排擠出去。中美之間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世界經濟體系制高點或者説世界體系中心國家地位的博弈。但是西方國家領導人沒有認識到，世界體系“中心”位置的獲得並不僅僅取決於大國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和技術方面的競爭，更取決於大國通過自身在治國理政方面與時俱進的改革所煥發出的綜合國力和制度優勢。

早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發生之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時事評論家羅伯特·卡根就發表了《歷史的迴歸與夢想的終結》，提出1945年之後國際關係的發展是一種“冒進”，鼓吹“歷史的終結”的人看到的是“海市蜃樓”，“世界再次迴歸正常”。2018年，他又提出1945年之後建立的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偏差，世界秩序將重回1930年代，重回歷史，重回叢林世界。近年來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大國關係的惡化，似乎正在驗證卡根等人的預言。

但事實上，超越“歷史的迴歸”的趨勢已經形成，“迴歸”與“超越”之間的博弈正在進行之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及至1930年代，主導世界的是歐洲列強及美國與日本，大部分新興國家當時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中掙扎。而百年之後，當新興國家已經構成國際社會多數，當世界體系的結構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當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掌握自身命運之時，西方大國還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左右世界歷史進程嗎？卡根“歷史的迴歸”與福山“歷史的終結”看似是兩種截然相反的邏輯推理，但都是根據西方的歷史經驗，都是以西方作為世界的“主體”、非西方國家作為“客體”為前提的。世界多極化的進程正在超越東西南北的歷史分野，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正在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來。百年變局最終將以世界多數國家和人民包括西方國家人民的意願為歸依。對此，我們有理由抱着樂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