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的重構與中國崛起的世界知識保障_風聞

楊成｜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執行院長、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源於網絡

楊成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構成了討論中國在新時代更新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國際失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展開。**表面看，1990年代以來通過全球化使各國得以鞏固信任、加強合作的，那條被阿克賽德羅稱為促進人類合作的“長互動鏈”近年來加速消解。冷戰終結了，但冷戰思維反而以“制度競爭”“制度對抗”等話語和形式迴歸，全球範圍內的信任赤字不斷滋長。深層看，國際新失序標誌着又一輪全球轉型的開端。當今世界的基本面貌是由以工業化、理性國家建設和“進步”意識形態等三要素為內核的19世紀全球轉型所導致的深刻變革塑造的。某種程度上人類還處於“超長的十九世紀”之中。但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現已走到極限並暴露出其日益難以克服的弊端。工業社會開始向後工業社會轉變，理性國家逐漸被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綁架，進步主義意識形態日益極化。從歷史長時段看，在“東昇西降”的“勢變”作用下，過往數百年由西方主導的“中心—邊緣”格局開始日益“去中心化”。

**第二，中外互動呈現顛倒或雙向的“衝擊—反應”模式。**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從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的客體變成了主體，從受動者變為施動者，從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參與者轉型為改造方。換言之，中國正在從對標、接軌西方標準的“國際化”，向基於自身主體性和本土經驗、逐漸向國際上推廣“中國方案”的“化國際”轉變。至此，中國完成了從主動“融入”國際體系，到將自身發展經驗“嵌入”其中，以及開始用中國方案“引領”世界發展的功能性轉換，“東西平視”是其自然結果。現在已經到了中國可以並且願意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歷史性時刻。

費正清與西方衝擊-東方回應模式

**“東昇西降”的“勢變”、“東西平視”的“量變”和改變“西強東弱”局面的“質變”預期，都要求中國更為全面、系統、深入地理解整個外部世界。**而且，當外部世界對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替代性路徑有較高期待時，如何確保用更公正、科學、合理的中國方案引領整個世界從“破”到“立”，不僅需要勇氣、責任、擔當，更需要中國智慧和中國遠見。如果不能及時並精確更新我們的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國穩步從“走近”到“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成本和難度將大大增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的掌握水平。

然而，相較於其他大國，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起步較晚，學科建制化發展也相對較弱，不足之處比較明顯，與現階段國家的戰略需求還存在較大差距：

**第一，輕視學科和理論方法，過度強調特殊知識供給。**傳統上，區域國別研究基本是其他學科理論的“消費者”，而難以成為某種理論的“生產者”，因而在整個知識生產體系中往往被視為材料的“搬運工”。在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體系中，區域國別研究多被鄙視為“有待解釋對象但沒有解釋”的“偽科學”，居於“不入流”的位置。這個問題無論國內國外，至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與西方日益重視理論和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界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所發生的理論轉向相比，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似乎長期對理論予以相當程度的漠視。

**第二，輕視中小國家，過度聚焦大國研究。**過去中國國力有限，只有“對大國外交”而在相當程度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外交”，因此研究中出現了“重大國，輕小國”“重核心，輕邊緣”的路徑依賴。受現有學術體制重項目獲取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的考核“指揮棒”影響，中小國家尤其是小國研究幾乎無人問津。即便偶有涉及，也多將其視為大國博弈的客體而不夠重視。大國研究也長期主要集中於美歐等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對俄羅斯等國的研究力量較少。

**第三，輕視微觀研究，過度着眼宏觀和戰略性研究。**學界多將少量精細研究視為西方主導的“碎片化”知識生產模式在中國的重現，因而從“學術殖民”的高度加以批評和貶斥，更為推崇宏觀的“戰略研究”模式。問題在於，西方的自我批判並不是説微觀研究不重要，而是針對普遍缺少宏大視野的偏頗而言。作為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生產的“後來者”，我們在超克西方中心主義種種弊端的同時，要掌握好平衡。在微觀研究稀缺的情況下，在中國亟須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特殊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設計時，構建足夠精細的基礎研究極為重要。

**第四，輕視在地知識，過度拘泥於本本主義。**作為主要體現為特殊知識的區域國別研究成果，國內相關研究多數情況下是從文本到文本、就理論談理論，更多像是合理推測，缺乏足夠的一手材料加以比對佐證。有的區域國別研究專家從沒到過研究對象國或地區，沒有任何當地生活、交流的經驗。即便組織到研究對象國或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也往往走馬觀花，未能深度融入當地並汲取更為全面可靠的地方性知識，難免造成知識生產上的扭曲。

**第五，輕視多語能力，過度依賴單一外語。**每一種語言背後都有一套信息體系、知識偏好和敍事傾向。依靠單一語言去研究任何區域國別問題，都容易被鎖定在一種“中心主義”的認知框架內，從而很難客觀、準確地把握相關知識。多語能力的佔有實際上包含着多種主體性的認知特定國家和地區的方式，研究者更容易避免長期被一種隱含價值取向的知識所左右。一般而言，研究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專家學者，都會對研究對象有不同程度的“偏愛”。想要獲得更多的客觀性，多語言、多視角、多主體性是更優選擇。

**第六，輕視學術研究、基礎研究，過於重視政策研究。**梁啓超曾説：“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區域國別研究作為“大國之學”，政策研究是其重要內容，這一點體現得更為明顯。王逸舟曾形象地將學者的權力背景與其思想和學説的影響及社會地位之間的緊密關聯戲稱為“基辛格症候”。與此相關，國內的區域國別研究大多過於重視熱點問題的追蹤和分析，而對很多冷門但可能產生長期影響的選題關注不足。舉例來説，從事阿富汗問題研究的學者屈指可數，但當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時，一下子冒出來無數專家大談特談。2022年2月俄羅斯和烏克蘭爆發軍事衝突以來，同樣出現“人人皆談此中事”的現象。應該注意到，學術研究才是政策研究之本。沒有好的基礎性研究，所謂的策論就失去了根基。“有學術的政策研究”和“講政治的學術研究”二者不能偏廢，一定要基於紮實的學術研究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言。

**目前，在國際失序加速的情況下，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將成為影響世界未來走向的關鍵，國際社會和中國自身對此都抱有很大期待。**同時，中國的區域國別全球知識生產仍然呈現出一種雙重“邊緣性”特徵，並因而面臨導致崛起成本增加的知識困境。

**第一種邊緣性體現在國內維度。**在以普遍性知識生產為核心的學科框架內，以特殊性知識為主要追求的區域國別研究自然被賦予了邊緣性地位。另一種隱性的鄙視鏈體現在區域國別研究內部，即大國研究對小國研究有優越感，大國中研究發達國家的又不太看得上研究欠發達大國的。其共同點都是基於對聚集資源能力的評判，沒有真正對接國家的戰略需求。

**第二種邊緣性體現在國際維度。**1980年代，我國有關蘇聯和東歐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國際影響力。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茲曼曾經強調中文應該是從事蘇聯東歐研究繼英語、俄語之外的第三門有效工作語言。但現在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從業人員數量、成果發表、國際展示等各方面，整體而言都比較弱，能夠參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的機構和人員少之又少，國際頂級學術會議參會率也一直較低。這説明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國際話語權還很小。

那麼，如何克服國別區域全球知識供給與我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存在及由此不斷增長的知識需求之間的張力？如何才能解決現有的各種問題？如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對美國及其知識生產模式的超越？ 

蘇聯解體後，與冷戰結束以及隨之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的盲目樂觀認知相關，國別區域研究1990年代在歐美知識界一度遭到冷遇。美國基於“新帝國”和“單極時刻”的自信，一度以追求普遍性知識生產的學科，取代以特殊性知識生產為內涵的區域國別學，作為在全球層面推進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支撐。而彼時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經濟和政治秩序上的“去區域化”和“去民族國家化”，從而進一步弱化了區域國別研究的價值。但美國很快吞下了苦果。一方面，無論是推進政治上的民主化，還是經濟上的全球化，缺少區域國別知識的支撐，意味着必然只能按某種“統一藥方”，而不是一國一策、一地一策，最終必然遭到各種挫折。另一方面，“9·11”恐怖襲擊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美國，讓其意識到區域國別研究的終結時刻遠未到來。所以，美國教育部2014年宣佈通過5類資助項目，向全國269家高校機構投資，加強區域國別研究，培養“擁有覆蓋全球所有地域的堅實文化知識和語言技巧的專業人才”，以“強化美國在世界市場、全球介入和知識領域的領袖地位”。

問題是，美國雖號稱要將本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例外者，要平等對待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對象並站在其主位上進行思考，但實際上，“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邏輯從未改變。這種區域國別知識生產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成長中的新興全球大國，中國顯然不能走美國的老路，這不僅應該是中國學界的理論自覺，也應該是一種文化自覺。中國一直強調，無論是現代性，還是力量中心，都是多重的、複數的，因而主張基於文明對話而非文明衝突的邏輯，致力於構建一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內核的“美好的世界秩序”。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中心主義”轉向，與挑戰西方學術霸權、消解知識殖民和追求學術自主的旨趣有關。作為中國逐漸“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第一步，在知識生產領域破除對西方學術霸權的迷思，具有足夠的合理性。但要想穩穩地“走進”世界舞台中央，成為比美國更成功的國際事務引領者，就不能簡單地用“中國中心主義”取代“美國中心主義”，而必須建立起超越“中國中心主義”的全新知識生產模式。因此，中國不能再以“中心—邊緣”的二分法作為邏輯起點，來組織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的生產。同樣，不能基於“中西二分”的邏輯，來推動區域國別全球知識生產的範式轉換，否則頂多是一種歷史循環，而難以實現真正的優化。

在新的時代變局中，進行世界知識體系更新，需要既突出中國的國家性、主體性，又把全球性囊括於內，使中國的主體性嵌入到全球性中。也就是説，在從事區域國別知識生產時，既要從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看，又要始終確保一種世界眼光。需要將研究對象和研究者置於平等的地位，把美國和西方當作一種可以對話的知識來源，基於一種普遍主義的邏輯和路徑，推動構建關於外部世界的整全知識體系。這是中國知識界應有的視野和雄心。

具體而言，中國的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體系重構可考慮從以下幾方面推進：

**第一，在時間層面上打破歷史和現實間的藩籬。**當下的區域國別研究過於重視現狀研究，有關特定國家和區域的歷史研究相對而言較為邊緣化。這就導致了時間上的斷裂，也使得本就主要利用不對稱文獻資料的研究充滿了可能偏離事實的“猜想”。把歷史帶回區域國別研究的現場，至少可以提供基於歷史路徑依賴的、相對更為可靠的知識供給，使研究論斷更具洞察力和穿透性。

**第二，在空間層面上貫穿大中小國家以及不同類型的地區。**面對已成為全球性大國並且必將在未來全球治理中發揮更為關鍵作用的新興力量，中國需要調整過去知識供給上往往由國際權力分配和研究資源獲取的視角定義的優先方向，找回被歧視、被忽略甚至被忘卻的傳統意義上的“邊緣”國家和地區，實現真正的“無盲點”“無死角”“全覆蓋”。

第三，在“人間”層面上，不僅關注抽象的國家和地區、關注全球治理的領域，也要下沉到以人為中心的議題。區域國別研究的“以人為本”，旨在對以民族國家為絕對中心的當下範式予以適度糾偏。這涉及兩種不同的知識生產邏輯，一種強調國家主導，一種強調超越國家的“超國家”“次國家”以及附着於其空間的人的行為。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在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關係核心行為體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拋棄國家利益的研究起點；但在此過程中，又不應將其本質化、同質化、單一化，而需要把人的因素帶回研究現場，使得區域國別研究變成一種“有温度”的學問，而不是僅被視為一種權謀、算計的藝術。

**第四，在方法論層面上推動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以美國為例，其並未把“area studies”當作學科來建設，而更多是將其看成一種知識生產的組織形態。1947年以降美國的主流做法是設置各類區域國別研究項目或平台，主要研究人員在身份上歸屬各個不同學科所在科系。根據來自國家或非國家組織的知識訂貨，平台組織相應的專家團隊展開研究，項目終結即退出平台。這種基於議題結成的權宜學術聯盟，既能保證平台的生產能力，又因非固定編制而降低了運營成本。但其弊端同樣明顯，即始終難以將相關研究科學化，而只能一次次地根據專家的經驗主義獲得馬賽克式的特殊知識。中國即將把區域國別學當作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來建設，學科化問題註定繞不開。

我認為，參照比較政治學的學科構建路徑，以方法定義區域國別學是可以實現的，即各獨立學科下都可以開展相應的區域國別研究，但在交叉學科中跨學科、學科交叉融合是題中應有之義。對於區域國別學而言，歷史學、地理學和人類學是必不可少的支撐學科，三者構成了時間—空間—人間的基本結構。由此出發，在將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內化為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起點後，再根據研究議題輔之以其他學科，在多語言知識體系和多主體性的保障下，一種理想的客觀、均衡、可靠的區域國別全球知識才會生成。

總之，中國已經到了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關鍵時刻，也亟待相應的區域國別全球知識加以支撐。為解決區域國別知識生產的供需嚴重不匹配的難題，根據時代的背景調整和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來恰當地更新世界知識體系，我們需要重構區域國別研究觀念與方法，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