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理解「平庸之惡」了，它只會讓文明墜入深淵_風聞

又一次，幾位朋友和我説她們陷入“政治性抑鬱”之中。

的確，如果一個人還有共情能力，那讓他憤怒的場景在過去幾個月裏並不少見。而近日的事故，更是用慘烈的代價把無法估量的災難具象化。

這些事件的責任人，或許在平日裏也是看起來“人畜無害”的正常人，可能在工作中也盡職盡守。但為何在特定時刻，他們卻要麼成了作惡主體，要麼放棄自主判斷去執行會給他人帶來巨大風險的不合理指令？

但別忘了，也正是在平日裏，我們的日常語言早已充斥着對於妥協行為的包容，對反文明潮流的縱容。面對它們，總是會有大量聲音出現，比如“嗨，為了吃飯嗎“”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你不要這麼刻薄這麼情緒化，要全面辯證地看待，上面總比我們想得周到”——諸如此類“客觀理性中立”，實則放棄善惡標準與自主思考的言論，蔓延在我們周圍。

顯然，這些言論無法構築起守護善良，捍衞文明的防線，只會不知不覺地讓惡得寸進尺，否則今日許多荒誕的悲劇就大概率不會上演。可惜，直至我們日常生活也在被那些惡所侵蝕，很多人也無法意識到這些所謂的”理性思維”，也是把我們推向深淵的幫兇。

我們深知自己文字的能量極其有限，但架不住內心裏不可抑制的表達欲。所以依然想探討為何普通人會成為作惡主體，依然想為善的防線添一塊磚。我們當然知道這些願望大概率會撲空，但做這樣的事情，至少對得起自己的內心。

文｜叮叮貓

編輯｜Disco

1.為惡減負的“情境”

1971年8月14日，心理學家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學的地下室內，囚禁了24名大學生，參加他設計的監獄實驗。

這24名大學生，是津巴多嚴格篩選出的志願者。心理測試結果顯示，他們的心智穩定水平要略高於常人，且都來自於家庭關係和諧的中產家庭。

津巴多將這些大學生隨機分組，一半人扮演獄卒，另一半人則扮演囚犯，製造了一個模擬監獄。規定只要不爆發肢體衝突，獄卒可以使用動用一切手段，讓犯人服從自己。

一開始，志願者們都將監獄實驗看作是一場遊戲。

犯人們拒絕配合獄卒讓他們列隊報數的指示，有的甚至躺在牀上對獄卒比中指，認為只要不捱打，獄卒就無法強迫自己做任何事。

獄卒們也尚未習慣自己的身份，他們依舊認為，“囚犯”和自己一樣，都是平等的大學生，當中某些人，還是他們實驗開始前剛結交的朋友。

津巴多原本計劃，監獄實驗大概會持續兩週到一個月左右。

他想知道在長期不平等的情境中，獄卒會不會打破心理防線，對囚犯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

為了“加快”實驗的進度，津巴多會通過監視對講的方式，一直給獄卒們施壓，要求他們必須儘快讓犯人們服從。

獄卒們沒有詢問過津巴多，如果做不到他的指示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但在津巴多不斷強調“必須”、“儘快”的催促下，獄卒們很快就出現了種種過激行為。

剛開始，獄卒們只是加大了對犯人們語言羞辱的力度。但五天後，他們每小時辱罵囚犯的次數，就從第一天的0.3次迅速增加到5.7次。而且犯人每十分鐘，就會被獄卒用警棍進行恐嚇羞辱。

隨着津巴多對獄卒們的施壓越來越大，獄卒們對犯人的羞辱越來越兇狠。

他們命令兩個男性囚犯模擬男同性交，還把他們關進狹小的隔間裏，用警棍用力擊打緊貼他們鼻尖的鐵柵欄。

獄卒們突然升級的暴力行為，快速粉碎了囚犯們預期不會受到傷害的心理防線。

入獄前，獄卒們對每個囚犯都進行了裸體搜身，囚犯唯一能利用的“反抗用具”，就是用鐵架牀堵住監室大門，阻止獄卒進入。獄卒們的反制措施，是直接沒收了囚犯們的牀鋪，並剝奪了他們睡眠的權力。

經歷過反抗失敗後的嚴酷懲罰後，囚犯們慢慢忘記一切只是實驗。後來獄卒讓他們徒手去擦馬桶時，囚犯們感到十分噁心，卻沒人再會進行質疑和反抗。

從第三天開始，實驗中就有志願者出現了精神崩潰。先是囚犯中有人用頭撞牆，撕碎枕頭，後來獄卒中，也有人不堪忍受壓力和強烈的內疚感，出現了明顯抑鬱的症狀。

出於人道主義實驗倫理，第六天時，津巴多就提前叫停了監獄實驗。

監獄實驗後，津巴多對獄卒們的過激行為，做出了詳細的理論研究。排除“人性本惡”這些因素外，他發現，讓監獄實驗中志願者相互迫害的因素，是“情境”。

監獄裏，犯人面對的情境，是他們入監後，就被抹殺了自己作為個體的差異性：他們被剝奪了名字，剝奪了隱私空間，被換上統一的制服，訓練出統一的站姿坐姿…

人失去差異性後，就會漸漸迷失自我，覺得自己和集體中每個人都一樣，所以集體中，別人怎麼做，自己無意識就會跟着一起模仿。

同樣，對於獄卒們而言，他們雖然比囚犯地位更高，但當他們統一身穿監獄制服時，也會被抹殺個人差異，進入到一種集體規訓之中。

就像軍隊中長官會提醒新兵們，“穿上軍裝就是軍人，而不是普通人”一樣，當身穿監獄制服時，獄卒們也默認了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合法暴力機關的正義化身。

於是，就像諸多士兵不會為殺人感到痛苦，只是認為自己在殲敵一樣，獄卒用警棍恐嚇犯人也不會感到內疚，因為大家都認同，法律懲罰有罪之人，本就是天經地義。

這就是情境巨大的能量，它可以從根源抹殺人的差異性和同理心。

和監獄實驗的結論相似，1972年米爾格拉姆實驗，再一次印證了情境可以100%的支配個體。

實驗開始前，米爾格拉姆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效用”的實驗，將有參與者扮演老師，對另一個房間的學生進行教導，如果對方回答錯誤，就必須開啓面前電擊器的開關進行懲罰。電擊器的檔位分為10檔，最大可以釋放出超過330v足夠將人致死的電壓。

實驗開始前，米爾拉格姆本以為只有少部分參與者，會把實驗進行到最後：實驗的報酬，開始前他就已經支付給了參與者，他們隨時都有權中止實驗。

整個過程中，米爾拉格姆唯一的行動，就是在參與者猶豫要不要加大電擊時，用不可置否的口氣命令對方：是的，你必須這樣（繼續電擊）。

在一個充斥體罰、命令與敵對的情境中，大部分參與者甚至沒試探過不服從指令的後果，就一步步按下了足以致命的點擊按鈕。

法國紀錄片《死亡遊戲》重做過實驗，結果答案還是一樣：80名自願者中，其中只有16人在遊戲中途退出。

其中一位沒退出的受試者，即便她爺爺就是猶太人，曾遭受過納粹迫害，可情境帶來的壓力和慣性，還是讓她服從了虐待命令。

將實驗情境放大，便不難解釋為何當年一個個納粹分子明知犯下了殺人罪，卻依舊能心安理得屠殺猶太人。

不要覺得這種解釋過於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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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哪怕在如今，人們自以為對納粹思想、極端主義已經反思足夠的情況下，只要以下五種因素構成的特定情境發生時，反人類慘劇都可能會隨時發生。

具體是什麼，讓我們結合一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浪潮》來看。

2.放縱惡的“路西法效應”

總結實驗中普通人面對情境的盲目服從，津巴多總結了五點因素構成的“路西法效應”：

1.情境令人盲目服從權威和紀律，漸漸使人放棄獨立意識，失去決斷能力。

2.當集體共同作惡時，個人就能將責任推脱給他人，或者並不具象存在的情境之中。

3.將其他人或個體去人性化，減低對其作惡的罪疚感。例：納粹德國在政治宣傳中將猶太人比喻為“老鼠、寄生蟲”；盧旺達大屠殺時，胡圖族人稱圖西族人為“蟑螂”。

4.將自己去識別化。透過匿名、變裝等方式，避免為自己的惡行承擔責任。如三K黨戴頭套匿藏身份屠殺黑人。

5.羣體情緒化，互相加強彼此共同作惡的認同感，不再容易接受外來的意見，在有意無意下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線。

前兩點在斯坦福監獄和米爾拉格姆實驗中，都已經有所提及，接下來重點解讀另外三點因素。

電影《浪潮》裏，高中教師文格爾為了能讓學生真正理解何謂獨裁統治，設計了一套沉浸式的教學方案：

他組建了一個浪潮俱樂部，要求學生們接下來兩週，必須完全服從他的指揮來進行活動。

一開始，學生們都清楚文格爾的俱樂部完全是獨裁主義，內心大多不屑一顧或者乾脆叛逆離場。但隨着時間深入，學生們卻像是着了魔一樣，對浪潮俱樂部產生了極端狂熱。

甚至在文格爾指出俱樂部已經有納粹傾向，需要解散時，一名學生掏槍威脅文格爾後選擇了自殺。

和前面提過的監獄、電擊實驗一樣，《浪潮》的結尾顯得同樣荒誕和不可理喻。

但帶入津巴多提出的另外三點路西法效應，你會發現一切不僅合理，甚至還很“必然”。

《浪潮》中，為了讓本來叛逆的學生能迅速建立起集體認同感，文格爾讓學生一起在教室瘋狂跺腳，震動了整座教學樓，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賦予了集體力量。

緊接着，他便又規定俱樂部中每一個成員都必須穿白襯衣，而不穿白襯衣的人，就會被定義成破壞集體的害蟲，或者“散漫、沒有紀律意識、做不成任何大事的普通人。”

解析文格爾的手段，正好對應路西法效應3、4兩點，那就是：

“將集體以外的人去人性化，將自己去識別化。”

對原本就有自由思想的人而言，無論是將自己還是他人，“去人性化”這種行為都會引發內心的牴觸和痛苦。

然而對於一些社會中原本就處於邊緣的人而言，去人性化，反而成為了他們唯一獲得“公平”的方式。

《浪潮》裏，對文格爾追隨得最狂熱，最終自殺的那位學生，就是一名平時十分懦弱，總被欺負的男生。但加入“浪潮”後，當大家都變得一模一樣時，他終於不再需要為自己沒有紋身、沒有染髮、看起來不夠酷感到自卑了，進而有了歸屬感，有了捍衞組織的巨大動力，有了排除破壞組織的“異己分子”的攻擊性。

從得不到尊重並被排擠的邊緣人，到融入大家都一樣的新集體，再到有機會成為英雄，這“三段跳”的逆襲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相當漫長的過程，但在被權力支配的特定情境中，他可以加速獲得這一切。

巧的是，蹦迪班一位作者，親自見證了有着濃烈“浪潮”味道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今年4月。他住的小區有一名保安，平日默默無聞，有時還會受一些業主的白眼和冷落。

但自從小區封閉，業主們只能居家不能下樓後，這位保安卻當上了可以在小區裏自由活動的“志願者”，一夜之間從邊緣人成了可以調配物資、傳達指令、嚴控出入的焦點人物。他的態度很快發生了轉變，遇到被他視為“不守規矩”的人時，會狠狠罵上幾句頗為難聽的話。

不知道被他狠狠批評的業主有沒有哭，但在最後解封時，本該歡慶的時刻，這位保安卻哭得像個淚人。他在小區羣裏連發兩段視頻，一句話沒説，眼淚卻伴隨顯眼的大鼻涕泡肆意流淌。

看到這一幕，我們馬上明白，為何不論國內國外，總是會有一些人會懷念某些“浪潮來臨”的時代，即便那個時代給無數人帶來了壓迫和災難。

對這位保安和《浪潮》中那位平日挨欺負的學生來説，他們都是突然擁有權力的邊緣人。就像沙漠中渴久的人突然見到水一樣，這種權力很容易便會被放縱成壓迫他人的特權。

3.放縱平庸之惡，是最大的非理性

降低普通人作惡負罪感的另一個主要手段，便是把惡的環節進行拆解，分散到系統的每一個環節裏。這樣一個人從自己的視角來看，他離惡就有了很遙遠的距離，他做的“只是本職工作而已”。

但這樣，這個人就可以逃脱審判了嗎？

答案對TA來説很遺憾，在捍衞文明的諸多著名歷史事件中，TA並不能以這個藉口脱罪。

比如1962年5月31日夜，認為自己“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納粹官僚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平庸之惡》裏，作者漢娜·阿倫特提到，納粹分子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冤。

他們覺得自己只做了0.001%的惡，卻被當作了100%的惡棍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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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納粹邪惡的秘密，恰恰是因為它把邪惡分成了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實施者都不覺得自己在做惡，只不過是在恪盡職守而已。

眼下，我們也不妨思考一下，荒謬荒誕的入户消毒，打死貓狗，地震時也封死樓門，高危時間執行命令這些一系列不合理且違揹人性的行為，在被曝光前，為何執行的人，從未有過任何質疑？到底是不懂如何質疑，還是不敢質疑？

還是他們也和當年那些人一樣，有個足以説服自己的理由——

“我只不過是執行命令而已”。

特別是當某些任務被賦予光環時，一種容易放縱惡的情境便形成了。

但，接受批評質疑，不要貶低他人，不要貶低自己，不要盲目服從情境，不要隨意推卸責任，保持清醒的頭腦與良知，做到這五點抵禦“路西法效應”，並非不可能，且一直有人在做到。

別忘了，在米爾拉格姆實驗中，即便六成人選擇盲目服從，可依舊有四成人最終堅定拒絕了虐待他人的命令。

可以説，善是一種選擇，更文明的狀態則是羣體裏大多數選擇了善之後的結果。

反之，如果侵蝕善的觀念在一個羣體裏與日俱增地擴散，那這個羣體必然會面臨文明秩序失守的結果。

“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我也只是執行上面的指示”

“我能有什麼辦法？換你你也一樣”

的確，這些都是很現實的“理由”，或者説“藉口”。

但如果一個羣體習慣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環境，推給“上面的人”，那請問在他們的判斷標準裏，人和執行固定程序的機器，又有什麼區別呢？他們身而為人的主體責任又在哪裏？

這本該是歷史學科中相當重要的一課，但它很遺憾地缺失了，即便我們曾經歷過深重的災難，卻被“向前看”一筆帶過。缺失的一大後果是，羣體裏那些投機者，從來不會有被追責的恐懼，可以更無負擔地在浪潮中興風作浪，如魚得水。

説到底，我們處於一個和平年代，不妥協固然犧牲一些利益，但相比戰爭年代的那些風險，卻遠遠談不上沉重。沒有什麼惡，經得起“你真的沒有辦法嗎”“你真的沒有選擇嗎”“你不妥協真的死路一條”這些追問。

何況，如果連只是一時的物質利益都不願意付出，那這個羣體又能拿出什麼去捍衞他們的文明和尊嚴？他們又憑什麼得到有尊嚴有光明的結局？

可惜，如今的環境中，我們有大量的語言在為這些妥協、順從乃至放縱、合謀尋求合理的解釋，帶來可笑的、卑微的自我和解和自我感動。

這進一步消解了這個羣體的文明程度。

比如，調侃現代文明基本價值的言論被説成是“通透”，對他人災難的冷漠被説成是“理性”，見風使舵從中漁利被説成是“活明白了”，理解權力對人性的壓制被説成是“辯證”。

而那些可貴的，可以捍衞一個羣體文明程度的價值觀，比如獨立，勇氣，包容，與此同時被污名，被消解。

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自欺欺人、顛倒標準更違背理性了：

很明顯，它正把我們一步步推向更危險的境地。那些維繫我們過往生活的價值觀念，被一步步圍剿、壓榨，直至人的尊嚴徹底成為奢侈品，而不再是必需品。

身處浪潮時，如果連我們自己，都選擇隨波流向惡的一方，哪怕內心最起碼的牴觸都蕩然無存，那麼假設有一天被浪潮反噬，也請不要感到委屈和痛苦——

這不過是你自己的選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