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曾國藩：最早成為朋友的隱秘內情跟事件衝突_風聞

點頭之交

 

| 一 |

 

左宗棠與曾國藩生平第一次見面結交，開始於何時？

答案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離曾左去世已近一個半世紀之久，無論是正史記述，還是軼史傳聞，依然缺乏一個完全明確的結論。

唐浩明先生研究曾國藩三十餘年，洞悉無遺，在《冷月孤燈》一書中，他這樣推測：

“曾左二人的接觸，最晚也應該在道光十五年的北京會試期間。在此之前，曾忙於在湘鄉應付秀才與舉人的考試。經過七次秀才試，在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考中秀才，第二年道光十四年中舉。左則是在二十一歲那年即以納資的方式成為監生直接參加舉人考試，並一舉而中。第二年，即道光十三年，左進京會試告罷。道光十五年，左再次進京參加會試。此時，曾也以甲午科舉人的身份進京會試。同為湖南舉子，應該有見面的機會。三年後，兩人又同時參加戊戌科會試。這一次，曾高中進士點翰林，左第三次告罷。按常理，也會有見面的機會。但見沒見面，現今已找不到文字根據。不過彼此都會知道對方，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義的。”

上述文字無疑具有相當的準確性。筆者遍查各類研究文本，最終在《左宗棠全集·書信三》中發現左宗棠一則自述，可以比照印證。這段迄今最有説服力的文字根據，證實曾、左第一次見面結交，不晚於1836年（道光十六年）。

1876年（光緒二年），左宗棠去信好友吳大廷（注：1824年—1877年，字桐雲，湖南沅陵人，歷任福建鹽法道、台灣兵備道、福州船政局提調（校長）等職，是左宗棠手下的得力干將），回憶歷任兩江總督對西征軍軍餉的支持態度，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尊論若使舊交處得為之地，斷不支絀至此。誠哉是言。然默察晚近人心，亦有不盡然者。即以兩江言之，曾文正獨非四十年舊交乎？而乃先專東征之餉，繼尼西征之餉。”

 

這裏的“即以兩江言之，曾文正獨非四十年舊交乎”一句至為關鍵，將曾、左初交時間，推回到1836年（道光十六年）。

如果“四十年舊交”只是大數，就是四十多年。説曾、左於1835年（道光十五年）已經知道對方，符合歷史當事人的披露。

如果此事屬實，我們不免要問：曾、左為什麼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時第一次見面結識了？

最直觀的推測，這年全國舉行三年一屆的會試，左宗棠第二次進京參加。曾國藩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鄉試過關後，於這年首次進京應試。兩人在北京相會了。

湖南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中榜舉人五十名左右。加上往屆舉人，本屆進京會試的湖南同鄉有百十來名，在京期間，一般租住在湖南會館附近。就是説，曾、左即使緣吝一面，此時至少已經相互知道對方姓名。

 

| 二 |

 

兩人第一次見面結交的情形，據史實推測，則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兩人於這年在北京相交。雖然曾、左本科考試均告落榜，但根據京城慣例，會試之後，士子相互之間流行互交發名刺（用毛筆寫上個人信息的紙片，相當於今天的名片），曾、左作為湖南籍同鄉，同在北京湖南會館落腳，很可能在那裏第一次見面，相互發了名刺。

 為什麼親歷者沒有將如此重要的場景用文字紀錄下來？這不難理解，曾、左此時均尚未發達，同行士子沒有格外留意他們。加之兩人這段時間的行跡，本人記錄留白，後世只能根據當時書信、事後傳聞，作一些史料勾連，去想象推測。

1835年（（道光十五年））在京期間，左宗棠遇到過什麼人，想了些什麼事？

左宗棠方面的史料，可以從他跟二舅子周汝充的通信中找到。其時，左宗棠將家寄託在湘潭隱山桂在堂周家。到京後，他需要跟汝充在書信中敍及行跡，同時向岳母、妻子通音信、報平安。

這年4月19日，左宗棠在給周汝充來信，提到的在京同鄉有李石梧、湯海秋、丁伊輔、何仙槎等人，並沒有曾國藩名字。推測緣由，兩人陰差陽錯，有可能並未見到面。或者雖然見面了，但沒有留下特別印象，可能止於點頭之交。因此，左宗棠才沒有突兀地在家書中寫出新朋友的名字。

第二種可能，兩人這次在北京確實見面了，但因為某種原因，並未詳細聚聊，會試返鄉之後，應朋友之約，曾、左在長沙首次結交。

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且有曾國藩的行跡可供追溯：據《曾國藩年譜》，1836年（道光十六年），曾氏“出京返家，至長沙，與劉蓉、郭嵩燾在湘鄉會館相聚兩月”。左宗棠跟郭嵩燾是湘陰同鄉兼發小，郭嵩燾對這位在書信中以“今亮”（當代諸葛亮）自署的左大哥比較心儀，曾經極力保舉他應朝廷“孝廉方正科”。因此，史實有可能是，通過郭嵩燾從中搭線搭橋，曾、左第一次在長沙結交了。從時間上來説，這更貼近左宗棠本人前面“四十年舊交”的表述。

如果這種可能成立，便可以很好地解釋，曾、左結交之後，為何其後十七年不見書信往來。從左宗棠後來跟劉蓉、郭嵩燾的交往看，彼此氣場不甚相投。劉、郭跟青年時代的曾國藩都偏文氣，左宗棠則偏理工味。兩者朋友圈也多有不同，曾國藩的朋友多為進士、官員，左宗棠的朋友圈大多是江忠源、王錱、劉典這種接地氣、偏武人氣的民間士人。

不論曾、左相識於何時，結交於何地，大致弄明白即可，過細就成了掉書袋。我們只需要憑藉上述史實確定一點：雖然身處亂世前夕，曾、左首次結交並沒有達到一見如故、從此長相交往的程度。

得出這一結論最為重要，是前面不厭其煩查證的全部意義。

從1835年（道光十五年）或1836年（道光十六年）首次結交，到兩人1852年（咸豐二年）底再次見面，中間十六七年裏，正史記載中，唯一可以確定兩人隔空發生過的交集，在道光末年。

交集緣起於曾國藩對左宗棠跟陶澍結為兒女親家，頗有微詞。

 

人倫異見

 

| 一 |

 

左宗棠跟陶澍結為親家，不説在當時，即使放到今天，仍稱得上驚世駭俗。

兩江總督陶澍（1779年—1839年）是賀長齡、林則徐、魏源的頂頭上司，也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共同的尊長。論年齡，陶澍大曾國藩三十二歲，大胡林翼、左宗棠三十三歲；論輩分，他是曾、左、胡共同的長輩。

陶澍是有清以來湖南第一位通過科考奮鬥出來的高官。在科考錄取率低於今天彩票中大獎的古代，他是同鄉讀書人的“第一學習榜樣”。其人一生官拜兩江總督，獲贈“太子太保”（皇帝老師）官銜，為官期間，曾督辦海運、剔除鹽政積弊、興修水利，改革大清貨幣政策，開中國經世致用學風之先。

年齡相差三十三歲的陶澍、左宗棠結為親家，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因素。1837年（道光十七年），兩江總督陶澍回老家安化小淹為父母掃墓，在湖南株洲驛站停歇，醴陵縣令安排左宗棠題聯歡迎。陶、左在淥江書院一見如故，徹夜長談，引為知己。次日，陶澍提議相約結為姻親，將左宗棠五歲的女兒孝瑜，許配給陶澍七歲的獨子陶桄。

陶、左論年齡相差三十三歲，雖然兩家先輩沒有交往，難定輩分，但以家族世交類推，也有一層轉折關係：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跟胡林翼的父親胡達源，是嶽麓書院的同班同學。陶澍與胡達源早在十七八年前，已結為兒女親家，陶澍的女兒陶靜娟，許配給胡達源的兒子胡林翼。根據胡、陶兩家這層姻親關係類比推移，比胡林翼還小三個多月的左宗棠，應該稱陶澍為“世伯”。

陶、左結親，不但輩分不對，地位也嚴重不相稱。陶澍是兩江總督、“太子少保”（其“太子太保”系去世後朝廷追贈），職位大致相當於國務委員；左宗棠是鄉下舉人，淥江書院山長，論地位僅相當於擁有碩士研究生學位的地方中學校長。

清朝沒有現代人的平等觀念，家族之間根據儒家倫理，講究等級。儒家倫理，首重正名、尚禮。國務委員跟中學校長結親家，明顯屬於“門不當，户不對”，嚴重不合儒家禮制。何況，年齡相差三十三歲，屬上下兩輩人，卻以平輩結親，已經嚴重違背長幼有序的儒家禮儀，屬於“名不正，言不順”。

陶澍、左宗棠同是讀書人出身，大清國的讀書人不是隻為自己讀書，他們還肩負有一項十分重要的義務，以儒家倫理、道德教化羣眾恪守禮儀、遵守道德。大清四億人口，讀書人不超過三百萬，羣眾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根本不知孔孟之言、朱子學説，之所以還相信讀書人的道德、禮儀教化，最主要是看讀書人自身是否帶頭遵守。羣眾不懂，便跟着學樣，禮儀教化風氣自然形成。眼下，湖南安化、湘陰兩位最具名氣的讀書人，竟然同時置儒家人倫、禮儀於不顧，甚至還帶頭破壞被讀書人視作“精神生命”的禮制、名分，在正嚴格恪守儒家禮制的青年官員曾國藩平靜的心湖裏，無異於投入了一枚“精神原子彈”。

讓曾國藩其後不願看到的是，1839年（道光十九年），陶澍果真在臨終前委託賀熙齡做媒，為陶桄、左孝瑜定親，兩家聯姻終成定局。

陶澍將獨子陶桄託付給左宗棠，可能有要他既當岳父，又代替“生父”管教這層用意在裏面。

陶、左結親木已成舟，在北京翰林院工作的曾國藩，對這場“不倫”的聯姻耿耿於懷。

曾、左隔空對話，在左宗棠聽不到的地方開始了。

 

| 二 |

 

因為刺激實在過深，在家人、朋友面前，曾國藩開始拿陶、左做反面教材，以盡到教育部副部長（禮部侍郎）應盡的義務，來維繫自周朝以來中國三千餘年裏不變的封建人倫、帝國禮教。

但令曾國藩深感頭疼的是，陶、左在湖南既然開了這個頭，後面根本剎不住，省內效仿者越來越多。

九年後，援陶左故例者，是左宗棠城南書院的恩師賀熙齡。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12月12日，賀熙齡在長沙逝世，享年五十八歲。去世之前，他同樣通過遺命，託付黃雨田、丁敍忠、羅澤南三人前去左家説媒，將三女兒賀氏許配給左宗棠才出生不久的長子孝威。

關於這段情節，左宗棠本人在《冢婦賀氏壙志》一文中記述得較為詳細：

 

“賀氏為吾師蔗農先生季女，道光二十六年，孝威生，師聞喜甚，謂‘宜婿吾女’。師歿，黃文學雨田，丁文學敍忠，羅忠節公澤南，以師遺命告，遂盟婚焉。”

 

對曾國藩來説，這叫好事無雙聽，壞事結伴行。

他既然一開始就不贊成陶、左結為親家，對賀熙齡與左宗棠再結親家的反對之情，不問已經可知，自然免不了又是一番議論。

但令曾國藩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自己躲在水裏，也會被遠火追上臉。

1851年（咸豐元年），陶、左先例沒有任何預告，突然就像高樓落石，降臨到他本人頭上：大曾國藩二十六歲的原雲貴總督賀長齡託人前來訂親，要將庶出的女兒賀氏許配給曾國藩的嫡長子曾紀澤。

賀長齡是賀熙齡的哥哥，跟陶澍是平輩，是曾國藩的長輩。為了堅決反對這門提親，1851年（咸豐元年）6月29日，曾國藩在致諸弟的信中，專門將“陶左故事”找出來，作為反面教材：  

 

“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温純，似有道者之言。餘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為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餘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系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為婚，餘即譏其輩行不倫。餘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為辭謝。現尚未作書復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餘兩層意思先為道破，餘它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耳。”

 

曾國藩在信中説，羅澤南前段時間給我來信，説起我的長子曾紀澤，與賀長齡老先生庶出的女兒訂婚一事，我以為這件事不可行。原因有兩點：一是賀長齡的女兒比曾紀澤還大一歲；二是賀長齡先生是我曾國藩的長輩。這兩點原因，我還沒有回信跟羅澤南説，老弟們如果在家鄉碰見他，可先將我的意思明白告訴他，我過段時間再寫信給他，表明這兩點反對意見。

對於陶澍、左宗棠兩家結親，曾國藩在這裏説出了令他無法釋懷的心結：陶左聯姻，屬“輩行不倫”。“輩行”即是輩分，“輩行不倫”就是根據儒家倫理，陶、左輩分一上一下，嚴重不對等，強行將兩家聯結到一起，已經攪亂公序良俗，非但不值得自己效仿，反而是反面教材。

在北京城住宅接到賀家託媒人送來的一紙婚約，曾國藩內心一時間五味雜陳，木然到已經不知該如何表情。十四年來，他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左宗棠的“覆轍”，沒有料到“覆轍”如今主動來套自己的腳。

因為牴觸心強烈，一開始，他找出各種理由、藉口，試圖阻止這門違反輩分倫理的婚事。

曾國藩之所以要不遺餘力地抵制，因為曾、賀兩家聯姻，情節比陶、左兩家結親還要嚴重。這次除了兩家“輩行不倫”，還有一個令曾氏説不出口的尷尬，賀長齡的的女兒系庶出，也就是妾所生。

妾在古代地位極其低下，子女只能稱之為“生母”。嫡長子紀澤迎娶賀家的庶女，明顯屬於“門不當，户不對”。賀長齡曾做過雲貴總督，賀家是長沙的望門大族，這些固然是不錯，但曾國藩此時已是禮部侍郎，朝廷副部級官員。兩家門户既然相當，當然就更沒有理由讓嫡長子迎娶賀家的庶女。

但曾國藩本人反對歸反對，家人卻一致看好這門婚事，最終讓他的反對無效。到1856年（咸豐六年），經過兩家熱心人的全力撮合，這門親事終歸是辦成了。可想而知，曾國藩內心極不愉快。但他也沒有因此而尷尬太久，紀澤與賀氏婚後一年，賀氏便因病猝死。

有了這門確定的姻親關係，曾國藩避免了援陶澍輩分而稱呼左宗棠為叔叔的尷尬。因為賀長齡、賀熙齡是親兄弟，賀氏兄弟相繼與曾、左結下姻親，曾、左之間論輩分仍是平輩。

同齡人胡林翼沒有關係可以援引了。作為陶澍的女婿，陶桄的姐夫，他必須在公開場合規規矩矩稱呼左宗棠為“季丈”（“季高岳父”）。至於左宗棠日後在書信中稱呼胡林翼為“仁兄大人閣下”，那僅僅是出於禮儀謙讓，是長輩對晚輩的客氣尊稱。在曾、左面前，胡林翼成了名副其實的“晚輩”。

湖南自宋朝本土學者周敦頤發明理學，到清朝時儼然已是“理學之鄉”。理學首重古禮，尤其重視朱熹規定“三綱五常”，清朝湖南人對“人倫、綱常”秩序的信守，達到了執着的程度。

曾、左在青少年階段同樣經歷過嚴格的禮教規訓，兩人成年後又同是持身嚴謹的人，為何在對待跨越“輩分、人倫”的姻親方面，兩人態度會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呢？

 

| 三 |

 

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跟兩人所習學問不同，有較大關係。

曾國藩早年攻讀的是理學，理學根基對應下的政治倫理，是“天理、人倫”，也就是名教綱常。青年時代的曾氏自然以“衞道士”自居，以誠應世，不敢輕易越雷池半步。

左宗棠早年讀的是“先秦儒學”跟“實學”技術，《大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先秦儒學”主張率性，“修道之謂教”，也就是完全尊重人性。再則，“先秦儒學”講究“有經有權”，經是原則性，權是靈活性，也就是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作變通，遵守人倫，但不拘泥於人倫。

其次，跟兩人天性有異，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曾國藩年譜》，國藩兩歲那年，“每天依祖母王太夫人紡車之側，花開鳥語，注目流眄（看，斜視），狀若有所會悟”。童年時代的曾國藩，是這樣一個喜歡思考、安分守己的“乖乖孩”形象。

童年時代的左宗棠，説不上安分守己。據《左宗棠年譜》記稱，左宗棠八歲那年，“即知慕古人大節，稍長，工為壯語，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也就是説，他從小就嚮往那些節操高尚的名人志士，喜歡關心大事，説話口氣大，認為天下沒有自己不能做的事。這是一個捨我其誰的“調皮鬼”形象。

成年後，“乖乖孩”曾國藩“尚拙”，“調皮鬼”左宗棠“用智”，在這裏可以追溯到根源。

此外，雖然同出身於湖南鄉下的耕讀家庭，曾國藩父親曾麟書與左宗棠父親左觀瀾在學問、經歷方面有不同，對兩人言傳身教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曾麟書一直在家鄉作田，到四十三歲才考取秀才；左觀瀾二十多歲時便取得秀才功名，常年在鄉間設館教書。

曾、左青年時代，在是否按輩分定姻親關係這件事情上態度不同，反應出兩人觀念應變的差別：曾國藩固守古禮，完全拘泥；左宗棠與時俱進，適時應變。一般地説，古代大家族繁衍三代後，侄子大過叔叔的情況已比較普遍。比如日後成為湘軍偏師統帥的劉坤一、劉長佑，兩人是同族叔侄關係，劉坤一是叔叔，劉長佑是侄子，但叔叔劉坤一比侄子劉長佑小十二歲，大侄子帶着小叔叔，照樣一起共事。

家族社會里，真要按族譜論輩分，五服之外，孫輩娶奶奶輩、爺爺輩娶孫女輩的情況，肯定不少。事實上，男婚女嫁只按年齡，不論輩分。輩分在古代的作用，主要是維繫人們日常的生活禮儀秩序，此外並沒有更多實際性的作用。過分固守輩分陳規，未免有冬烘古舊之氣，對正常生活造成妨礙。

青年時代的這些觀念的差異，在曾、左日後辦事中會陸續體現，後面我們可以看出來。

在少年時代，左宗棠天賦、資質表現得超出曾國藩，他的科場之路，早期無疑要相對順利一些。十四歲那年，左宗棠參加湘陰縣童子試，考取全縣第一名。二十歲前，左宗棠雖因相繼守父母之孝，前面耽擱了六年，還是在這年一舉高中湖南省鄉試正榜第十八名舉人。

比較而言，曾國藩屬於功名晚而發達早的人。他遲至二十二歲才考中秀才。但到二十三歲，他也一舉考中湖南省鄉試正榜第三十六名舉人。

大清“以德治國”，因為德治是典型的人治，人情自然而然滲透進社會各個方面，包括會試。人情既然影響進考場，獲取功名除了需要平時的實力，還要依靠考場內外的運氣。

曾、左自結交之後，兩人在科場上的順逆，戲劇性地換了個位置。

 

科場揖別

 

| 一 |

 

從1833年（道光十三年）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先後三次參加會試。他考場發揮得最好的成績，是與曾國藩第一次同場參加那次。

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與曾國藩各自從老家出發，趕往京城應考。

這是左宗棠第二次參加會試。在寫給二舅子周汝光的家信中，左宗棠出場後如此回憶考試印象：

 

“會試已畢，頭場三題俱極平正，頭題是‘大德不逾閒’一句。二題是‘夫孝者善繼人之志’一節，三題是‘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二句。兄文頗妥愜，可望。然近日風氣，中與不中，則又不在乎此也。”

 

可以看出，左宗棠對考場發揮感到比較滿意，也抱了較大的中榜希望，但他同時隱約感到，似乎哪裏有點不對勁，對當年京城的考風，流露出一些不滿。主要原因，左宗棠與曾國藩一樣，屬於“朝中無人”的積極進取青年，沒有多少關係可以攀附，能否中榜，全憑考卷實力。但當時的科場風氣，會試能否上榜錄取，除了需要考卷展現文章能力之外，還需要依靠一定的人情關係運作。

左宗棠出場後的直覺無疑是準確的。這場考試發揮得不錯，主考官温葆深憐惜其才，評價他“立言有體，不蔓不枝”，也就是論點鮮明，邏輯清楚，已經列入預錄名單，在湖南省上榜進士中，排在第十五名。但待到發皇榜前夕，卻發生了一點小意外。温考官發現，湖南省多錄了一人，湖北省少錄了一人。自1723年（雍正元年）兩湖分闈之後，湖廣行省已經一分為二，湖南、湖北需要分開錄取。作為湖南省預錄榜單上的最後一名，左宗棠的名字在最後一環被生生給刷了下來，改為“謄錄”。

在北京看完皇榜，左宗棠雖然有點失落，但並沒怎麼當回事，他在寫給妻子周詒端的家信中，不無詼諧地借項羽兵敗垓下的典故來自我調侃：“非戰之罪也。”  

但左宗棠考運不佳之時，卻是曾國藩功名逆轉之日。左氏在家信中説的“然近日風氣，中與不中，則又不在乎此也”，這句話，在曾、左下屆會試時得到應驗，也成了曾、左應試求仕路上的一道分水嶺。

1838年（道光十八年）會試，曾、左照舊克服沿途困難參加會試，左宗棠直接落榜，曾國藩如願高中。

左宗棠為什麼反倒不如上次？讀左宗棠1838年（道光十八年）會試原文可以發現，他這次考場發揮出來的水平，確實趕不上上回。

按説，考前已經做過淥江書院一年的山長，有了切身的教學經驗，再加上前面兩次的臨場應考經驗，第三次照理會發揮得更好一些。

成績每況愈下，究竟什麼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左宗棠分心了。他於1838年（道光十八年）3月6日前趕到北京，租下房間複習應考。因為家眷仍寄居在湘潭，社會人事漸雜，不但自家有一堆事，岳母一家老小也有一攤子事，需要他遠程安排處理。人在北京，還需要掛念淥江書院老師、學生待處理的繁雜公事。諸事分心，行程略顯倉促。左宗棠跟周汝充在家信中的自述是：

 

“兄孟浪進京，全無佳想。客中景況，殊不為快，未知何日是歸期耳。”

 

俗話説，“事不過三”。連續三次參加會試，他已經考疲勞了。左宗棠的精神氣明顯有些耗散，考場注意力不夠集中。這從他在考卷上接連出現的幾處錯字、幾個漏字可以看出來。

落榜後，左宗棠應親家陶澍前信之邀，去南京兩江總督府會面，在那裏繼續讀科考之外的實學書籍，以充實提高動手辦事的能力，兼與陶澍商議子女定婚一事。

1838年（道光十八年）本是曾國藩第二次會試，但他因中間參加過1836年（道光十六年）的朝廷恩科考試，這次同樣是第三次。

靜坐方寸考室之內，曾國藩心態比左宗棠明顯要好。這可能跟他之前經歷過七次秀才考試，已經磨礪出相當的心理承受能力，存在一定關係。

趕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冬，曾國藩動身赴京。這次曾、左並沒有邀約同行。

曾國藩本次在考場內發揮得不錯，考運也出奇地佳，以首試第三十八名中取進士。5月殿試，曾國藩發揮得又比較一般，僅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朝廷“賜同進士出身”。

但其後朝考，曾國藩彷彿時來運轉，從三百餘名新科進士中脱穎而出，列一等第三名。

道光皇帝閲後格外賞識，又拔置為第一等第二名。

在本屆成績佼佼的進士中名列前茅，歷年科場挫折不斷的曾國藩，頗有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快意。

曾國藩首試與殿試成績一般，朝考卻能一路過關斬將，究竟是什麼原因？

 

| 二 |

 

正史不會記載這類故事。

軼史記稱，會試榜單公佈後，曾國藩情緒低落。按清朝考制，一甲為“進士及第”，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三甲位列進士末等，一般不能進翰林院。

就在他準備啓程回湖南老家時，湖南同鄉郭嵩燾去信中的一句話點醒了他。

郭嵩燾提醒他：那次我們拜訪御史勞崇光時，他很讚賞你的才華。你何不去找他？他或許有辦法。

曾國藩當即照做。見面後，勞崇光告訴他，三甲第四十二名固然不理想，但以三甲進翰林院的考生不是沒有，要破例得有依靠的人，或者花錢。對農家子弟曾國藩而言，經濟常年拮据，拿錢幾乎沒有可能。

是不是還有更加切實可行的捷徑呢？勞崇光建議曾國藩不妨試一試“行卷”。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者在考試前將所作詩文寫成卷軸，投送朝中顯貴，以提前博得文化圈內的美譽度。

曾國藩立即照做，他將場中詩文謄抄了十份，及時投遞給朝中十位達官顯貴。這一招果然出奇地見效，第二天，曾國藩詩文出色的消息，在京城官場迅速傳開。主持朝考的大學士穆彰阿特地找來試卷，讀罷為之擊節，引曾國藩為知己：與自己一樣地謙遜、低調。當即將他圈定為翰林院庶吉士，列為一等第三名。

穆彰阿當着道光皇帝的面褒獎曾國藩，道光覺得文章確實不錯，遂將曾國藩點為一等第二名。

此事真偽已不可考。但晚清科場流行“行卷”風氣，則可以確定。

另一則流傳甚廣的軼史，可以背面見出曾國藩為何其後能夠十年之內七次升遷，在三十七歲便做上從二品高官。

故事説，穆彰阿因經常在道光皇帝面前提起曾國藩，誇曾國藩記憶能力強，“遇事留心”。道光皇帝聽後，對這位新科進士留心了。

一次，道光下旨，命曾國藩在養心殿等候，至於具體什麼事情，並沒有透露。曾國藩立即前往。誰料在養心殿等了半天，一直沒有等來皇帝召見。曾國藩越想越感到不對勁，因為養心殿是用來收藏曆代名人字畫的場所，皇帝召見大臣，不可能選在這裏。正疑惑間，一名太監進來説，皇帝今天不來了，讓他回去。

回去後，曾國藩越想越感到蹊蹺，將這件事彙報給了恩師穆彰阿。穆彰阿一聽，隨手拿出四百兩銀子給養心殿看守太監，要他將殿內有關於乾隆皇帝六巡江南的圖畫、文字全部抄錄下來。

曾國藩不解其意。

穆彰阿説，道光皇帝希望像乾隆皇帝一樣巡視江南，可惜一直沒有機會，今天叫你去養心殿等候，很可能是讓你看這些內容，明日必然問你。

曾國藩連夜將太監抄錄的文字熟記於心。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見，果然問起乾隆六巡江南之事。曾國藩因已有準備，嫺熟應對，道光十分滿意，從此對曾國藩青睞有加。

因為人情與關係的運作已經影響到成績，所以，曾國藩會試的真實水平如何，只有會試三甲第四十二名最能看出真實才學。這跟左宗棠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的成績大體上相當。也就是説，曾、左做八股文章的能力，在青年時代基本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因為會試不是水平測試，而是科場競技，加之運氣與關係，在清朝人眼裏被看作是能力的一部分，能夠得到社會的承認，因此算是比較公平的競爭。

生在大清朝，會試入仕是讀書人的主流道路，其他選擇，都是旁門小道。三試落榜之後，左宗棠見入仕已然無望，便依然寄居在湘潭周家，靠教書謀生度日。隨年齡日增，子女漸多，社會人事關係日趨複雜，他很難再找出時間來温習功課，繼續專心從容會試。加之左氏心氣高強，原本沒有多少社會關係可以仰仗，又看不慣考場人情運作，接連三次在現實面前受挫，倔強心被強烈激發，他單方面宣佈從此罷考了。

左宗棠不得不開始考慮轉移人生志向，從此勤儉興家、耕讀傳家，預備做一個潛心鄉下的著書立説的民間文化人，通過一代人的努力打好家底，為子孫後代發跡培植元氣。

那段時間裏，為白手起家積澱家底，左宗棠工作起來確實特別發狠，他在湖南鄉下承包了二百多畝水田，與普通羣眾打成一片，親自下田指揮農民科學種田，以實現增產增收。

書生左宗棠從書房走到田間地頭，看秧苗出茁，聽流水淙淙，聞時鳥變聲，見草新土潤，生活別有一段樂意。左宗棠逐漸喜歡上了這種“農夫、山泉、許多田”的寧靜田園生活。為了強化讀書人種田這個比較特別的形象，那段時間，他給自己起了個“湘上農人”的外號，雕刻一方印章加蓋，供親密朋友來信時稱呼用。

在鄉下讀書、務農、跟農民打成一片的這段獨特經歷，給左宗棠帶來意外的收穫是，既積累了豐富的民間生活經驗，也結交了像羅澤南、劉典、王錱這樣一大批活躍在民間中下層讀書人。左宗棠沒有料到，這兩點積累，在他出山辦事後都派上了大用場。

曾國藩通過朝考進入翰林院之後，則從此告別祖輩種田、讀書的日子，開始了在皇帝身邊嶄新的詞工文臣生涯。曾家在湖南紮根六百餘年，從衡陽搬遷到湘鄉，也經歷幾代人了，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父親在爺爺的規範下，使盡洪荒之力唸書，接連考了二十多次，直到四十三歲，好容易考取秀才。自己功名受阻，他將金榜題名的希望，寄託到下一代身上。

曾國藩會試高中，成了湘鄉曾家首個進士，家族全指望他升官晉爵，將來光宗耀祖。曾國藩是積極追求上進的青年，他節假日在京城廣泛活動，拜訪名師，既結識了像唐鑑、倭仁這樣一批名望顯赫的學問大師，也結交了像穆彰阿這樣位高權重的官場顯貴。因為進取心強，辦事紮實，做學問勤奮，人緣極佳，他成了湖南自有歷史以來升遷速度最快的官員，三十七歲便升任從二品侍郎，一個與湖南巡撫平級的高官。

隨着曾、左人生道路不同，社會地位差距日益拉大，兩人從最初的點頭之交，逐漸變成僅僅是朋友間言談才會偶爾提及的人。

如果不是其後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在等級森嚴、官紳分治的大清王朝，曾、左幾無可能比肩合作同事，舉人左宗棠頂多只能在有事時登門求訪。可以預見，左宗棠一生將像他的湖北知己王柏心那樣，在鄉下民間耕讀、著述一生，待年高歲暮，作品敝帚自珍，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曾國藩則以其良好的學問，日益嫺熟的政治才能，即使通過體制內的正常升遷，同樣也完全可能官至後來的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像本朝的陶澍、明朝的李東陽那樣，成為湖南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官場顯貴，為湘鄉曾家添光增彩。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時，曾、左雙雙已入不惑之年，畢生大局基本已定。

1852年（咸豐二年）7月，禮部侍郎曾國藩充任本年度江西鄉試的正考官。這是他做京官多年第一次外放，不禁心懷無限期盼。

他盼望去到江西主持考試，是想借機賺筆大錢。清朝“以德治國”，官員是社會廉潔的道德榜樣，所以薪資極低。縣令的基本年薪，約五十兩白銀；總督的年薪，在一百八十兩左右。這筆錢還不夠一筆人情開支。官員養家，主要靠養廉銀。縣令每年養廉銀可達二千餘兩，總督則多達四萬兩。因為這些都是地方實職，所以油水較足，根本不靠年薪養家。

京官套用地方官標準，按級別發薪水，導致京官俸祿極低，曾國藩年薪加各種補貼，不超過五百兩。如果沒有額外收入，一般要貸款借錢才能養家。前面做京官十四年，雖然升遷迅速，但曾國藩因為人正派，為官清廉，當官已經背下不少債務。

離開清水寡淡的京城，去到江西地方做主考官，有望藉助這一身份，名正言順地收受幾千兩銀子，一舉解決家庭多年來困窘的經濟狀況，他的心早已飛到了南昌城。

但曾國藩的發財夢很快就破滅了。他坐轎剛走到安徽太湖縣小池驛，突然接到母親病故的噩耗。他只能臨時改行，奏請朝廷放棄本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委任，匆促改道回湖南湘鄉荷葉塘，以布衣身份為母親奔喪。

曾國藩剛回到湖南境內，太平軍已經衝殺進來。洪秀全高舉“洪氏基督”的大旗，將儒學、儒生一律樹作敵人，下令大肆捕殺讀書人。曾國藩帶着一班隨從，自然格外小心謹慎，避免被太平軍迎頭撞上，做亂世開端的冤死鬼。

湖南湘陰舉人左宗棠，其時文名已經在省內傳開，此時也不幸躺着中槍，入了太平天國搜捕的黑名單。1852年（咸豐二年）8月中旬，為安全計，左氏被迫將一家老小及親朋好友數十口，從湘陰柳莊，遷居至湘陰東山白水洞，“誅茅築屋，為自保計”。發小郭嵩燾也舉家遷到了東山鄰近的梓木洞，以躲避洶洶戰火。

“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此時，左宗棠由棲居鄉下悽惶無助的白衣舉人，不幸變成了隔山避世的巖穴隱士，四顧無援，不知路在何方。

曾國藩家鄉湘鄉荷葉塘，跟左宗棠所住的湘陰白水洞，中間相隔不過一百餘公里山路，同屬長沙府管轄。兩地此時一同陷入了兵荒馬亂的亂象，雖然此時，兩人對對方情況，還一無所知。

時勢是改寫個人軌跡的魔術師。兵兇戰危的亂世既然已經開頭，沒有人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連曾、左本人也無法預料到，原本地位天壤且無甚交往的兩位同鄉舊友，因為太平天國運動驟然爆發，將要迅速走到一起：一個從北京遠道趕回湘鄉，又從湘鄉趕到長沙；一個從湘陰柳莊躲進東山白水洞，再從白水洞趕去長沙。

長沙見面的具體地點，在天心閣，湖南巡撫衙門署內。轉眼之間，兩位點頭之交，將要坐鎮同一個屋檐之下，成為合作共事者。

曾國藩、左宗棠同為晚清重臣，中國大轉型時代的引路人，聯手開創了近代精英的全面崛起。這對同齡的同鄉舊友，四十歲前還是英雄陌路，稀有交集。只因時勢風雲驟變，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兩人抓住時機轟轟烈烈大幹了一場，不但挽救了瀕危的大清王朝，刷新了帝國萎靡頹敗氣象，而且開創了起死回生的“同光中興”的局面。其功名之盛，聲威之烈，為歷史罕見。

曾、左相交三十七年，內情一直深埋於故紙堆中。本書以典籍為依託，憑藉紮實的田野調查，立足翔實的正史，核定豐富的軼史，全面細緻勾勒了曾國藩和左宗棠各自的人生軌跡，重點圍繞兩人曲折起伏的交往經歷，逐段逐點還原兩人持續奮鬥與相互糾偏的人生，深入剖析每一階段的矛盾分歧與相互成就，完整呈現出這一對堪稱“百年典範”的諍友，在家國大事跟生活瑣事中隱含的全部細節。  

全書以當代眼光貫通古今，語言鮮活，文字深到，觀念清透，將五千年中華傳統生存哲學與成功智慧，通過人物本身的想法跟做法自動展露出來，給到讀者生活的參照與智慧的啓迪。

作者 | 徐志頻      本文****選自《左宗棠與曾國藩》，2022年9月現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