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 | 教育部罕見回應“英語存廢之爭”背後, 國人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自信?_風聞

編者按

9月23日，教育部官網公佈了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關於增強文化自信增加中國文化內容教學改革和降低英語教學比重的建議”的答覆。教育部在答覆中表示，中小學外語課時佔比低於語文等學科。此外，教育部在答覆中稱，重視高考考試內容改革，高考命題依據高中課程標準和高校人才選拔要求，構建起德智體美勞全面考查的內容體系。近年來，注重通過多種形式考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內容，引導學生增強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堅定理想信念。

該答覆引發網絡熱議，部分輿論將之與近年來所倡導的文化自信關聯討論，認為應降低英語教學比重，學生應抽出更多時間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但也有部分觀點認為，英語是一項基本技能，“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鑑而發展。如果年輕學生放鬆，甚至放棄外語學習，以後將如何做好交流互鑑”。網絡爭議呈現兩極分化趨勢，背後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對文化自信的理解，當代國人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自信，是應該關注的問題。本文指出，21 世紀中國文化自信的歷史平台是中國的崛起，完全不同於 19 世紀之前的虛幻性“文化自信”，這是真實意義上的文化自信。當下中國“文化自信”必須正確對待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在拒絕完全西化的同時繼續吸收西方文明的先進因素；二是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繼續批判其消極面，以構建出能夠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化自信。我們特推出本文，以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教育部罕見回應“英語存廢之爭”背後,

國人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自信?

黃力之｜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本文節選自《文化自信：中國與世界的互動》

原載《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0期

原文請於《探索與爭鳴》官網獲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在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歷史平台上，拂去歷史空間中的塵埃，再度提出中國的文化自信，一切都符合歷史的邏輯，無可置疑。

教育部回應降低英語教學比重建議

然而，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這個世界還遠遠沒有達到天下一家的狀態，由此，**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概念。**就在中國倡導和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世界卻發生着一些事，猶如巨石墜入河中，秩序的震盪在不斷放大蔓延。

在此前提下，中國的文化自信如何面對變動中的世界之多種文化與文明的差異性關係？如何積極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貢獻？其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是不可迴避的。**深層次的大問題是：中國的文化自信何以在動盪中堅定地構建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展開：其一，倘全球化受阻，中國的文化自信平台還能存在嗎？其二，中國有權力拒絕西方化，但中國必須面臨一個選擇：是全盤拒絕並批判西方價值觀，還是對西方價值觀進行分析、剝離，取其利於人類共同價值的精華並加以創造性改造？其三，中國也有權力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但能讓世界去認同這就是所有文化與文明的唯一歸途嗎？文化自信不等於文化征服，文化問題只能以文化的方式解決。

關於全球化受阻對中國文化自信平台的影響

美國威脅與中國“脱鈎”，本質上是圖謀中斷“全球化”，客觀上反映了疫情期間的一種世界思潮。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圖案就是直接在象徵全球化的地球上掛了塊牌子，上書“結束”，表示“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化終結”的論調就已經有了市場。之後，由於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暴露出國家經濟佈局的短板，如醫療防護產品生產能力受製造業萎縮的限制，以致發生搶奪醫療防護產品的不光彩行為等，讓各國產生還是自己靠得住的想法，於是孤立主義、保守主義助長了終結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基於此，必須科學準確地判斷，全球化的終結會在多大程度上發生？如果發生了，會持續多久？這些問題事關中國文化自信歷史平台的堅固程度。

歷史唯物主義對此問題的分析是，全球化不是政治運作的結果。以為全球化可以因政治干預而停止，這種看法既缺乏歷史知識，也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從長遠來説，**任何政治勢力都不可能中斷全球化。****全球化是相對於地區化的一個概念，反映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即從局部地域走向廣闊世界，從封閉走向開放。**最初這種態勢的確是以軍事和宗教衝突的形式出現的，如1096—1291年的十字軍東征，1217—1258年的蒙古帝國西征，客觀上都使得歐亞大陸互相接近。但是，缺乏經濟的互補和互惠，殺戮是不可持久的。

從16世紀開始，歐洲人開闢了大規模海洋經濟活動，一位奧斯曼帝國的觀察家在1625年注意到：“現在，歐洲人已開始瞭解整個世界；他們將船隻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常常運到蘇伊士，再由穆斯林發往世界各地。但現在，這些貨物卻被裝上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船隻，運到了弗朗吉斯頓，再從那裏運往世界各地。他們將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運往伊斯坦布爾和其他伊斯蘭教國家，以五倍的價格出售，從中牟取暴利。”這已經預示了真正的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嚴格意義上的全球化應當內含於馬克思所提之“世界歷史”概念。由於工業革命提供的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是社會產品越來越多，需要擴展市場以推銷，而商業的發展為資本邏輯提供了實踐支持，經濟效益鼓勵人們最大限度地開拓市場；另一方面是蒸汽機為交通能力提供了走向世界之可能性，於是資本主義工商業及其生活方式向全世界擴張，推動着傳統農業文明走向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我們至今仍處於這個過程中。

在互聯網的幫助下，21世紀的全球化更是規模空前而深入，人們能夠通過無國界的互聯網進行交互。外貿方式之簡單前所未有，人們可以看準美國的商機，直接從中國生產商這邊訂貨，發送到美國亞馬遜的倉庫——進貨、倉儲、營銷、售後這些階段幾乎全可以在電腦上進行，互聯網使得全球化“鯤鵬展翅九萬里”。

為什麼一個地域產生的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定要向世界轉移，而且能為世界其他地方所接受呢？列寧發揮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應該“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所謂“自然歷史過程”應該理解為由人的自然屬性決定的過程，具體來説，就是人的吃喝穿住的慾望決定社會的發展，而不是人的主觀精神去決定；生產力水平有多高，吃喝穿住慾望的解決程度就有多高。

從這個觀點出發，**全球化是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上的。**然後，通過全球化高水平生產力社會的人們獲得了較高的收益，而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的人們也逐步獲得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並提升自己的工業化水平。簡單地説，全球化範圍內的人們的吃喝穿住水平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善。這是一個大的文明趨勢，就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序言中所説，“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儘管這裏可能掩蓋了其中的剝削關係。承認全球化帶有“自然歷史過程”性質的話，就很難設想某些政治領導人能夠以主觀意志去切斷全球化。短期內可以用“國家安全”之類的理由去阻擋本國企業向世界的擴展，但事實上，他們不可能擋住所有國家的行為。由市場、資源、利潤決定的利益擺在那裏，人人都看得到，長此以往，本國的工商業甚至科技部門一定會打破阻力而重新走向世界。包括中國史在內的歷史可以證明，任何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發展的阻擋只可能是短期的，而不可能是長期的。如此，中國文化自信的歷史平台是不可能輕易被掀翻的。

關於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歷了痛苦的文化自省過程，批判了傳統文化中保守僵化的方面，解放思想，參與全球化，勇於向世界包括西方學習，終於拯救了國家，實際上也拯救了民族文化，走向了現代化。

事物的運行都是有慣性的。由於長期落後於西方，在一段時間裏，西方文化話語對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界有着較大的影響，人們的思維慣性還跟不上中國崛起的步伐。與此同時，國人需要知道的是，中國已經崛起，不必再絕對迷信西方話語。這也是中國文化自信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發展道路的客觀情勢是，一方面中國走出自我封閉的誤區，認真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外國先進經驗；另一方面，中國並非全盤照抄外國的經驗，無論是西方還是蘇聯的經驗。中共經歷種種教訓之後，從**國情出發思考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性命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成功。**在這個新的歷史平台上，再去絕對迷信西方已經失卻歷史理由。

如此，中國當然有權力拒絕全盤西化。但是，中國的願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必然繼續面臨如何處理與西方文化關係的問題**。**很難想象的是，中國有了文化自信便可以完全無視西方文化與文明，以單一路徑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必然面臨一個選擇：是全盤拒絕並批判西方價值觀，還是對西方價值觀進行科學分析、剝離，清理出其中有益於人類共同價值的因素。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將西方文化與文明排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外，這顯然是一個過激而且完全不可行的選擇。須知，即使在1920年代，列寧在提倡“無產階級文化”時，也力主“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正確的選擇當然只能是後者，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西方價值觀進行分析、剝離，去其糟粕，取其有利於人類共同價值的精華，並加以創造性轉化。

西方政治家所言之西方政治模式與西方現代文明價值觀之間，當然有一致性，但也有區別。就其基本面來説，無非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或人道這些價值項。這些價值項，為不同的價值觀所吸納，但是其優先順序，在不同的價值觀中各不相同。西方政治家自以為自己的制度是最能體現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項的，於是要求別的國家去實行之。可是，當此一邏輯面對如下事實時，就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解構了。

這個事實是，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相當一些按照西方模式改造的國家都陷入困境。美國《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發表了因“歷史的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福山的文章，題為《為何民主表現得如此差勁》，描述了2006年以來全球西方式“民主”模式的尷尬。“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埃及出現新的獨裁統治，利比亞、也門和敍利亞呈無政府狀態，還出現了更為糟糕的激進伊斯蘭運動——“伊斯蘭國”組織。反對專制政權的民主運動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突尼斯和埃及等國興起，但是這些運動從未成功領導並建立起穩定、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福山承認，“創建一個可行的民主政權還需要兩大階段。第一個必需的階段是將社會組織動員起來，建立起有參與權和競爭性的政黨。缺乏建立政黨的能力，解釋了為什麼在諸如俄羅斯、烏克蘭、埃及等轉型國家，自由派常常在選舉中敗北。第二個必需的階段則關乎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當權，它必須處理政務——也就是説，它必須發揮合法的權威，向民眾提供基礎服務”。“推行民主的團體如果不具備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會辜負追隨者的期望，從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

在西方民主模式式微的背景下，中國當然有更充分的理由拒絕全盤西化，高揚文化自信的旗幟。然而，即使如此，對於面向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而言，高揚文化自信並不意味着全然拒絕西方制度的合理因素，更不意味着將批判指向自由、民主、人權或人道這些價值項。必須承認，這些價值項具有一定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屬性，就其歷史來源來説，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推動了這些價值項向世界的普及。

最經典的論斷莫過於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析，在貴族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價值觀是榮譽、忠誠，等等，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這是統治階級為自己編造出的幻想，但人們“必然會碰到這樣一種現象：佔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説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説，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在這一論證中，馬克思的確揭示出，資產階級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概念是自由、平等，但實際上資產階級並不準備和無產階級去共同實現這些價值觀念，它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説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這就是西方政治模式和價值理念的虛幻性一面。

資產階級使用諸如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項，就其代表資產階級自己的利益而言反映出價值觀的個別性；為了得到社會全體成員的支持，資產階級賦予自己的價值觀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這意味着社會全體成員基本能夠接受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項。

中國的文化自信可以拒絕西方政治模式，但不會否認也不能排除一些全人類共同價值。我們肯定並認可一些共同的價值項，同時作出自己的闡釋，這樣既可以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獨立性，同時也有助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不僅如此，中國還會向世界大聲地説出來並踐行之，從而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及其世界定位

在中國崛起的平台上，當中國能夠證明自己的發展模式並非全盤西化之結果時，中國文化自信必然會提升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由此產生的新問題是，當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極限在哪兒？單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引領世界併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嗎？或者説，中華傳統文化可以在堅守自我的前提下讓別的文化、文明嚮往嗎？可以幻想再度出現18世紀的“中學西漸”嗎？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弄清楚的前提事實是，不僅今天的中國文化自信置於一個全新的歷史平台，而且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以來已經發生了一個變化，即批判繼承、創新發展的變化。

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面對中國衰敗之文化緣由，以及西方文化的強大之勢，如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幷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為什麼要對“燦爛的古代文化”進行批判繼承呢？這並不取決於誰的主觀願望，而是歷史發展使然。前文已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中西方衝突中連連失敗，有識之士才逐漸意識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時代潮流之間的差距，嚴復所稱“舊學之必不足恃”，就揭示了原有中國文化之侷限，這一侷限是在世界不同文明的競爭中顯露出來的。在自我封閉的條件下，中國傳統文化自然會不斷拷貝出適應中國傳統社會的觀念，但是，一旦傳統社會自身難以為繼，傳統文化原封不動的拷貝過程就會受到質疑，就要尋求新的突破。這就是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文化嬗變之原因。

這一文化嬗變，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而言，即如毛澤東所總結出來的“批判地繼承”。在這一過程中，守舊者主張“全面繼承、吸收”傳統文化，文化怪傑辜鴻銘提出過“半章《論語》振興中國”的奇想。在辜氏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纏足、納妾、八股文都是其捍衞的對象，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全面繼承、吸收”的主張，終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所捲走。

今天的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那個保守、落後的形象離我們遠去，中國已經是一個崛起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了。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激發國人對民族復興的熱情，為了抵制“全盤西化”的文化心態，大力張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都無可厚非。但當我們使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詞時，應明白“批判地繼承”之精神實質並沒有過時，還是要有鑑別地繼承，而不是所謂“全面繼承”。

特別需要警惕的是，在重提中國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全面繼承”的思潮又蠢蠢欲動。那麼，“批判地繼承”真正過時了嗎？當我們觀察到當下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某些現象，如社會思潮中的“儒家思想國家意識形態化”主張、某些文藝作品對專制皇權思想的迷戀張揚、官本位和封建等級制的深層次存在、宗法觀念的復活、重男輕女的生育觀、風水八卦與看相算命的盛行，等等，無一不提示着“批判地繼承”的歷史任務並沒有結束，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中國必須與這些糟粕切割。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性的東西的批判，中國的文化自信便難以為世界所認同。

“全面繼承”思潮是對20世紀中國歷史道路的否定，是在幻想中實現歷史的倒退，並無現實的基礎。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儒家思想統治是適應宗法制社會要求的，“宗”即以血緣聯繫為紐帶的宗族關係，“法”即制度或者規矩。在中國，自古以來，宗法制既是家族關係的基本形式，也是國家制度的基本形式——國家統治權是世襲的，也就是家國同構。在宗法制社會，每個人對家庭的忠誠和對國家的忠誠是相一致的，從而達到忠與孝之結合。

儒家思想的源頭就是周朝的禮樂宗法制度，其核心理念是孝、悌、忠、信，即“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而忠孝合一的理念需要保障機制，那就是類似於宗教場所的祠堂。在周朝時，貴族才有設置宗廟祠堂的權力。宋以後，設置宗廟祠堂的權力下放，普及至鄉間。在祠堂內，族長能夠對族人實行宗法管教，從偷盜、鬥毆、男女私情到財產爭奪，均有權處置，而其合法性思想理念，就是儒家的“三綱五常”。因此，族權、政權、教權合併為一，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專制統治的基本形式。

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的宗法制社會基礎處於分崩離析之中。1944年，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了家庭問題，他認為，不能脱離歷史進程來提“鞏固家庭”的口號，他説：“農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壞的，進軍隊、進工廠就是一個大破壞，就是紛紛‘走出家庭’。實際上，我們是提倡‘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的兩重政策。擴軍、歸隊、招工人、招學生 (這後二項將來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職業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只要有一個大的時局變動，例如打下北平之類，我們居住的這個現在很少變動的邊區農村家庭人口，也將有許多人走出家庭。實際上，不斷地走出，不斷地鞏固，這就是我們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 (舊日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 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

毛澤東在這裏實際上揭示出，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革命過程中，舊的宗法制社會必然解體，舊式的家庭關係也將得到改造，由此可見，試圖恢復舊秩序的想法是違背時代潮流的。在宗法制社會潰敗之後，怎麼可能回到儒家思想統治整個社會的格局呢？

在一個全球化的現代化世界，全球面臨環境污染、核戰爭和新型流行病毒的普遍威脅，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對人性改造之不可預測，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必然的選擇，人類共同價值觀也是必然的選擇。在共同價值觀的體系中，每個國家的文化、文明都要進行參與性定位，而不是排除性定位。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在討論世界的前景時告訴人們，“想治療人類的愚蠢，辦法之一可能就是加點兒謙遜。人一旦認為自己的國家、宗教和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會認為自身利益比任何人甚至全人類還重要，於是讓各個國家、宗教和文化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為此，應該讓所有國家、宗教和文化看清現實，讓它們瞭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真實地位。他認為需要破除的錯誤是，“大多數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類歷史的關鍵”，恰如希臘人相信歷史始於荷馬、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圖，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歷史是從黃帝和夏商開始的，而印度本土主義者相信就連飛機和核彈都是由印度先賢發明的。

**中國已經進入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由此，中國才有資格去以文化自信向世界提供現代化發展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倘若幻想恢復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文化模式，必定會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形成阻礙。對於這種傾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