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歷史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兩宋以後的儒官是典型的“自由主義”_風聞

【本文由“盛世繁華”推薦，來自《央行：遠期售滙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上調至20%》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看中國歷史有一個強烈的感受，至少兩宋以後的儒官是典型的“自由主義”——這樣最符合官僚地主集團的利益。當皇權無法有效制衡這種勢力時，中國實際上反而很接近理想中的“市場經濟”。兩宋和明中晚期都是如此（范仲淹、王安石的偉大就在於他們想制約乃至改變這種情況，但因為歷史條件，他們只能成為悲壯的先行者）。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這麼下去説不定也能搞出個官僚資本主義或者權貴資本主義之類的東西出來。但問題是，現實中，中國周邊有其他少數民族政權（遼金蒙古清）近代還有西方列強！

作為小生產者海洋的中國對商品交換、市場經濟從來不陌生——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精明的小商人。問題是，作為大一統的國家，一旦迷信商品交換市場經濟，必然的結果就是不僅道德淪喪、社會失去底線，而且以組織力為代表的國家能力更會急劇下降和喪失。宋朝以後，國家連軍糧等都交給商人（儘管是官商）承辦，“市場化”不可謂不高，但連基本的救災水利保衞國家都做不到。在強敵環飼的環境下，每個人都很精明的中國（中原）人只能成為任人宰割的“兩腳羊”！   

明初朱元璋之所以採取一些看似“復古”的政策，實際上就是總結兩宋的教訓，又沒有前進的辦法（這個辦法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才走出來，而且還要繼續鬥爭），只能用倒退的辦法解決問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楊炎的兩税制與之類似）當然有進步意義，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實際上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可以類比為給快要死的人打強心針。這也是船山先生這樣的進步學者批評一條鞭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就是布羅代爾説的“高度平衡陷阱”。這些年來，韓毓海等同志也反覆闡明這個道理。

不要用所謂的西方列強搞市場經濟富國強兵來辯駁。17世紀前的歐洲是諸侯征戰的歷史，日本明治維新前與此類似，和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本不同。更何況，歐洲近代的“重商主義”是“仗劍行商”實際上就是武裝貿易乃至直接搶劫，並不是什麼“市場經濟”。

​説來有人不信，實際上，除了老百姓簡單商品交換外，從來都是“官場經濟”或者“戰場經濟”就是沒有什麼“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