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武德——寫在新生軍訓結束之後_風聞

    我是到大學任教以後才知道現在大學新生軍訓已經沒有實彈射擊了。

    我大一參加軍訓時，全團開訓儀式上武警施訓部隊的領導就提醒我們軍訓是要動槍的，而且以前發生過流彈傷人的事故，參訓的同學們務必高度注意。     我們從武裝部領來了槍，是56式半自動步槍（圖1），由武警部隊教官們教我們射擊要領。我記得的主要是三條：

      1.標尺缺口、準星、目標三點一線；

      2.準星缺口平線壓住目標的三分之二，留出三分之一；

      3.有意瞄準，無意擊發，不要猛扣扳機。

      平時我們用空槍練習卧姿射擊，考核是到軍分區靶場，射擊五發實彈。

      站在射擊位置的後方，聽到前面的槍聲都是一陣陣“咚咚咚”沉悶的鈍響。從響聲中我能聽出來槍彈打出去的力道是非常大的。這時不禁想起了教官平時教我們唱的《打靶歌》：

      走向打靶場，

      高唱打靶歌，

      豪情壯志震山河！

      子彈是戰士的鐵拳頭，

      鋼槍是戰士的粗胳膊。

      階級仇，壓槍膛；

      民族恨，噴怒火！

      瞄的準來打的狠哪，

       一槍消滅一個侵略者，

      消滅侵略者！

     這時我才真正理解為什麼説子彈是“鐵拳頭”：雖然它只有人的手指那麼粗，但在高温高壓的火藥推動下，它的動量表現在聲音上就是那種極為沉重的能讓人的心臟一起共振的鈍響，就像一隻鐵拳在不斷重擊你的胸口一樣。

    光聽聲就這麼震撼，人如果讓它擊中一發，那一定是筋折骨碎，血肉橫飛。

     所以我想：

     戰士們在戰場上冒着這樣的槍林彈雨衝鋒，會是怎樣的感受呢？

     軍訓團的政委是武警指揮學院的領導，也是參加過邊境自衞還擊戰而且立過功的老兵。他挺喜歡和大學生們聊天。

     他來看望我們時，我們曾問他：

     “打仗的時候，戰士們不會害怕嗎？”

      他回答：

     “部隊在戰前都會做充分的動員教育工作，所以我們戰士投入戰鬥的士氣都是非常高的。大家都懂：人生自古誰無死？關鍵是怎麼死。為了保家衞國而犧牲，是最光榮的。當然，對於極少數畏敵不前，臨陣脱逃的人，我們有嚴肅的戰場紀律。軍法無情，這也是誰都明白的。”

     一位同學表示贊同：

     “是的，與其後退被自己人幹掉，不如和敵人拼了！”

     政委笑着摸摸這個同學的頭，沒再説什麼。

     而此刻站在靶場上待命射擊的我，又想起了政委那些話——他一定感到我們對戰爭和軍人的理解還是太幼稚吧。

     我後來讀到一本書，説據美軍統計，大部分海軍陸戰隊的新兵第一次上戰場時拒絕開槍，甚至在被敵方火力猛烈襲擊時也不還擊。

    我曾將這些説給一位同班同學聽，並感嘆道：

     “你看，畢竟是人，總是沒那麼容易下決心去殺戮自己的同類。”

    他卻不以為然地説：

    “那只是因為他們怕開槍會暴露自己的位置而已。”

    或許從這次談話你也能看出我為什麼後來會去學哲學。

     我讀過一篇報道：

     在邊境作戰中我軍一位叫向小平的戰士，用43發子彈狙殺了41個敵人，號稱“老山前線第一神槍”。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狙擊時，瞄準敵人的頭怕把敵人頭打爆，瞄準敵人肚子怕把敵人肚子打穿……猶豫了半天，他還是打了敵人的頭。

   旁邊的戰士歡叫着為他慶功，他的腦子卻完全是木的。

    就是這篇報道，讓我意識到開槍去殺自己的同類有多難受，難怪老子説“佳兵不祥”、“善戰者服上刑”，而司馬遷也説“三代為將，道家所忌”。

    父親擔任保衞科長時，上級建議他可以配一支手槍，但父親拒絕了，説“這些工作用不到那個傢伙”。

    我見過父親用槍。

    大概是我大三時的暑假，我們一家在廣州旅遊。在一家射擊遊樂場，平時很喜歡看戰爭片的我望着各種軍用槍械卻沒有勇氣使用其中任何一種。父親卻選擇了一挺我在影片《上甘嶺》中見過的郭留諾夫重機槍（圖2），一陣點射，將幾百米外的靶標一個個擊落。    父親操作機槍很穩，打得也準，其他遊客連同遊樂場老闆一邊讚歎，一邊也紛紛猜到他一定當過兵。

    但他堅持認為他的保衞工作用不到槍。

    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擔心槍萬一丟失會很麻煩，另一方面，正因為他當過兵，懂得武器的威力，所以在他看來，槍不能隨便用，一旦動了槍，事情就嚴重了，而需要用槍來解決的問題，大多就不是他一個保衞科長能解決得了的吧。

   有一天和女兒聊天時，她説不太理解為什麼契丹和女真原來戰鬥力那麼強，後來就不行了。

   我説這是因為他們漢化了，要學習漢族先進的制度。

    女兒問為什麼漢化會削弱軍事能力。

    我想了想説：

    1.遊牧民族“畜牧+射獵”的生產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終身制的軍事訓練，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的生活：“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而農耕的漢族，則種田是一回事，打仗是另一回事，需要另加專門的訓練。換言之，遊牧民族一生下來過的就是戰士的生活，每個人本身就是漢族所不及的優質兵源。匈奴人口數量遠不及秦漢，但冒頓單于有“控弦之士四十餘萬”，並不比秦漢的軍隊少多少。白登之戰他以四十萬大軍圍劉邦，兵力上還佔了優勢。這大概都和遊牧民族人皆習戰，全民皆兵有關。

   2.遊牧民族社會結構較簡單，統治機關扁平化，法令簡肅，容易做到上下同心。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所論，遼金初起時，太祖以下將帥都親統大軍，躬自擐甲，親冒矢石，衝殺在前；而同時期的宋軍則反之，出師之際，統帥卻在離前線數百里的地方遙制，以為這才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殊不知這樣既不能及時瞭解戰況，又疏遠了上下關係，嚴重影響了士氣。高適的詩《燕歌行》記載了唐軍為契丹所敗的一次戰役，據作者説，是有當時從徵者的親身經歷為據的，其中“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一聯，揭露了軍中上下否鬲、苦樂不均的嚴酷現實。

   隨着漢化的加深，遊牧民族的這些軍事上的優點也就逐漸喪失掉了。

    此外，我還推薦女兒去讀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在此書中，雷海宗認為中國在西周及春秋時期以貴族當兵，所以男子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耀，為樂趣，所以當時人人都沒有貪生畏戰之念，而且貴族兼習文武，兵員素質也很高。

     但戰國以後，隨着君權的絕對化，文武兼修的貴族制度不能維持，在上者出現了文武分離，在下者當兵也不再是貴族專事，而以平民作為軍隊的主體。而戰國的戰爭與春秋時期只是爭霸不同，變為了殘酷的滅國之戰，斬首動輒以十萬計，這就在平民中逐漸引發了厭戰心理。

   秦漢統一以後，由列國競爭所引起的愛國思想逐漸枯竭，一方面秦始皇那樣的君主不願意六國之民操軍械習武事，另一方面一般厭戰的平民也不願從軍，所以國家只能徵發社會上的不良分子如囚徒奴婢等為兵，或直接使用胡越騎、匈奴的屬國騎等外國兵。

    這樣就形成了軍民之間對立的局面：

    兵不來自正常的民間社會，而來自民間的流浪分子，與國家和人民都無情感聯繫，而且看不起一般既不肯衞國又不能自衞的順民；而一般的良民反過來也看不起這些投身或不如説賣身於行伍的社會渣滓。

   所以雷海宗將秦漢以下的中國社會稱為“無兵的社會”，內受亂兵凌虐，外遭異族侵侮而不能自振。其論甚為沉痛。

   不過，全面抗戰爆發後，雷海宗似乎有了新的認識。他指出：素來受人輕視的中國士兵在前線英勇作戰，甚至為敵方所讚歎；而平時顧盼自雄睥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卻只知苟且偷生，避難逃跑。這使他認識到中華民族復興有望，尤其中國南方都是由歷經磨難的優秀分子所開發，乃是民族兩千年來元氣所存。

    他希望並相信中華民族能在艱難偉大的抗戰中洗禮自己，一方面普及自衞衞國的觀念，變募兵而為徵兵；一方面滌除怯懦虛偽的“文德”，而恢復戰國以上文武並重的文化。

   雷海宗所論或許不無偏頗之處，但他的一些積極的展望是由新中國實現了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旅美歷史學家何炳棣回國訪問，寫成一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其中專門有一節《民族“武德”的重現》。

    他説：

    “據我閲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説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 “武”的字義是“止戈”，並説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兩千年來，中國屢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異族征服，近百餘年來飽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凌，都是“武德”淪喪的後果。但正值民族面臨曠古未有的生死鬥爭期間，久已淪喪的“武德”開始復興了——孕育於江西的紅軍和陝北的八路軍，成熟於中國人民解放軍。

   解放軍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除了保衞國家、駐紮國防重地、維持治安以外，解放軍經常與人民並肩從事經濟建設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軍的宣傳部組對政治教育、民眾娛樂的貢獻，不亞於其他黨政機構和學校。解放軍往往領先擔起建國過程中最艱鉅的工作，首先響應醫藥衞生深入農村的號召，就是一例。瀋陽解放軍醫療隊成員，不避生命危險成功地試驗了以針灸治療聾啞的技術，然後再推廣到全國。廣州聾啞學校學生朗誦的歌：“解放軍、親又親，軍民團結魚水情，為了治療聾啞病，不畏風險來練針”，句句都是寫實。

    “不止如此，新中國社會里，青年男女幾乎無一不以入解放軍為極大的光榮、極可貴的資產。解放軍人數在三百萬以下，請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現和高度政治覺醒的，很難入選。入選之後，當地整個的居住或工作單位認為是集體的光榮，往往舉行慶祝。這種彌遍全國地對軍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從南到北親自考察訪談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國還有千萬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經常操練，以保衞國家促進生產為已任。……”

    “綜合古今，楚壯王所謳歌的“武德”，在兩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實現過，但大體不過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國，這崇高的“武德”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一個“武德”長期淪喪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產生的幾種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膽小、推諉、欺詐、經營、只保身家、不顧公益、欺軟怕硬、懼外媚洋等等惡習。新中國崇高“武德”的出現，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強烈清泄劑。魯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會推開《阿Ｑ正傳》對着這朝氣勃勃、頂天立地、勤樸武健的新社會拈鬚稱許了！”

     “我們必須要了解“武德”與黷武主義的迥然不同。從歷史的觀點看，近代中國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無可忍的階段，愛國運動、民族主義才發軔；共產革命成功之後，“武德”才在國內普遍出現。“武德”是民族長期救亡圖存鬥爭中的副產品，其性質與納粹德國和二次大戰結束以前的日本的黷武主義恰恰相反。中華民族和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與對歷史教訓的深刻認識，決不允許新中國走向變相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的道路。………”

    他的結論是：

    “最後分析起來，“武德”的出現與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關係。“武德”不僅是新中國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對於中華民族的性格已經起了革命性的滌清作用。”

   很明顯，這是一個與雷海宗先生一脈相承但又遠為深刻與宏大的“武德”視角，很值得我們認真琢磨。

   説了這麼多，就是希望我們的文化界、教育界包括我們的同學，不要讓軍事訓練、國防教育等流於形式或流於簡單的情緒渲泄，而應該認真、嚴肅、內外兼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繼承和發揚好我們新中國大智、大仁、大勇（智、仁、勇三達德，《論語•子罕》和《中庸》都曾提到）的崇高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