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裏有一個人向工作傾斜，有一個人向家務傾斜，確實是最大化家庭受益的做法？_風聞

來源：微博@yiqin_fu

記者 Timothy B. Lee 分享了他減少自己工作時間、承擔多數家務、配合妻子長時間工作的經歷。他之前在《華盛頓郵報》、Vox 做科技記者，妻子是婦產科醫生，兩個人每週工作時間都超過 40 小時，時間不固定，而且他們的收入/職業晉升回報和時長都是非線性關係，投入越多，單位時間回報越高。

2015 年，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Lee 決定減少工作時間，不過這也意味着他沒法繼續在《華盛頓郵報》、Vox 這樣全國大媒體繼續工作——他沒法隨時去報道突發新聞，沒法拓展科技行業人脈。當然了，他從孩子那裏獲得了工作不能提供的意義，他的家庭也因為一個人的“後退”而更加和睦。

Lee 的觀點是，現在知識工作者的收入、職業晉升回報，很多都隨着時間非線性增加，所以家庭裏有一個人向工作傾斜，有一個人向家務傾斜確實是最大化家庭受益的做法。另外，他覺得一個家庭裏有人花更多時間在家務上，對社會也是好事。這些“從職場後退”的人可以有更多時間參與本地社區的活動（做志願者、在學校幫忙……），促進本地社區家庭之間的連接。

他説傳統觀念的人認為女權主義過頭了，但他覺得女權主義只做了一半。女權主義已經説服很多女性加入原來男性主導的職業，但女權主義還需要説服更多男性來做以前女性主導的家務、社區服務。現在的女權討論，他覺得貶低了傳統上女性勞動的價值。好像只有職業工作有意義，照顧家人、撫養孩子是無聊、不重要的。但這種説法反而更難建立男性在家的新社會樣貌。

Lee 還專門就這個問題採訪了性別收入差專家 Claudia Goldin。Goldin 還是更喜歡夫妻都全職工作的安排，因為沒有自己收入或者收入比另外一方低很多的人，外部選擇少，在家庭的採買、旅行、家務選擇裏完全處於談判弱勢。但 Lee 説，Goldin 想的可能是她經歷的 1960 - 1970 年代，那時候很多中產女性讀完大學就結婚，甚至讀大學期間退學去結婚。但現在人都是工作了一陣子甚至十幾年才結婚、有孩子，決定承擔更多家庭責任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工作，所以他不覺得“後退”的一方會處於弱勢。他工作了 15 年才有孩子，他現在除了帶孩子、做家務、做社區志願者，同時也經營一個經濟報道網站，時間靈活。他不覺得自己離開妻子就無法生活。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我看他的文章內心挺矛盾的，一方面，確實家庭裏兩人分工效率更高，而且父母自己帶孩子，對父母和對孩子來説都比外包要好。所以我覺得他説的比 Goldin 筆下這種“伴侶平等”模式更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他做的記者工作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減少工作時間十幾年可能對他一輩子的職業發展不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但對於他做婦產科醫生的妻子來説，或者對於程序員、律師、諮詢師來説，如果十幾年都只工作 50% 的時間（假設能找到這樣的工作），一輩子的職業發展會受很大限制吧？

所以 Lee 這樣的安排只適用於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是自僱人士的家庭？例如寫書、寫文章的，設計的，獨立開發軟件的，自己做投資的。如果工作必須依靠大公司完成，或者説依靠大公司會大幅提高收入，那麼 Lee 這種模式就不太合適。

最好的方案可能還是代際之間的時間轉移——伴侶的上一代來帶孩子。我看過的美國研究都説上一代開始帶孩子後，女性勞動參與會提高 5 - 10 個點。不過現在這種人口高度移動、大城市房價很高的社會，能有父母在身邊幫忙帶孩子也挺奢侈吧。之前有論文説很多美國女性在生產前會搬到父母附近，但這樣的移動又影響了她們長期的收入。

唉，公共政策以及性別角色規範都要改才行。也希望有更多人，女性以及男性，能公開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之前那些熱門讀物，主角在取得職場成就的時候經常外包了家庭責任（例如在公司旁邊開幼兒園），這樣的故事對大多數人來説沒有參考價值，而且就像 Lee 説的那樣，貶低了和工作同樣有意義的家庭生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