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衞真理的科學家丨紀念週培源誕辰120週年_風聞

“他是一個有鋒芒的人，有人沉默、有人順從、有人阿諛時，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

8月28日是北京大學前校長周培源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的紀念日，他集理論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於一身，在以91週歲高齡離世前的六十餘年間，是現代中國科學事業的參與者、教育興衰的目擊者、捍衞真理的不朽者。

五年前的初夏，我有幸走進了清華大學校園內的一座三層的百年建築——“科學館”。二十年前周培源先生百歲誕辰日兩天後，冠以其名的“周培源應用數學研究中心”在清華正式成立，他早年的得意弟子林家翹 (1916-2013) 先生以86週歲高齡永久性地從美國回國，出任中心名譽主任，在科學館二樓辦公。三樓一間辦公室的主人，就是翌年回國定居的楊振寧 (1922-) 先生。在華人世界聲名遠播的周、林、楊三位世紀老人，讓這棟老樓又一次煥發了青春。

那次能與周先生的研究中心“親密接觸”，完全是託另一位物理學家之福。上一年秋，我的一篇長文《應用數學大師林家翹百年紀念》發表後，引起了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的創始人潘國駒 (Phua Kok Khoo，1942-) 博士的注意。他親自發電郵給我給予鼓勵，並贈送我林先生的論文選集和另一位已故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家黃克孫 (1928-2016) 教授的兩本著作，同時表達了出版林先生紀念文集的意願。遵循他的想法，我與周培源應用數學研究中心的主任雍穩安博士聯繫上，前去拜訪商談，並向中心內林家翹先生的雕像致敬。

清華大學物理系1937屆本科畢業的林家翹，直接受教於周培源，他在恩師的提攜下於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卻因二戰爆發的戰火去不了英倫，第二年他再次得到老師的建議和幫助，與北大物理系畢業的郭永懷 (1909-1968) 和清華物理系畢業的錢偉長 (1912-2010) 同去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留學。1941年，他們仨都跟愛爾蘭數學家兼物理學家辛格 (John Lighton Synge，1897-1995) 教授寫了碩士論文。之後錢偉長繼續跟隨導師讀到博士學位，於1942年奔赴加州理工學院，在國際空氣動力學權威、錢學森 (1911-2009) 的博士導師馮·卡門 (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 手下從事博士後研究，直至1946年回國任教於清華母校。郭永懷與林家翹則再次同行，前往加州理工，雙雙於1945年在馮·卡門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1956年，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正教授的位置上回國效力，十二年後因飛機失事而犧牲，1999年被追認為共和國兩彈元勳。林家翹則長期任教麻省理工，成長為世界馳名的應用數學家，1953年晉升為正教授，1962年被遴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87年以“學院教授”的學校最高學術頭銜退休。他漫長生命的最後十年將自己的智慧之光也灑在了母校清華。華人力學三傑郭、錢、林，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周培源的教導和影響。

周培源出名很早，從上世紀20年代末起就當上了國立清華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在之後的一甲子中，他科研有創造性成果，學生更是不可計數。但是他一生中最為國人所知的並非是他的科學發現，而是他的科學家良知，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半個世紀前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瘋狂時代，1972年，70週歲的他臨危不懼地發表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反政治潮流地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駁斥了風行一時的極左論調。在政治統帥一切的那個時期，對一名科學家而言，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呀！

那時，我正在高中讀最後一個學期，在這之前的四年中學裏幾乎沒有學到什麼數理化基礎知識。但幾乎每天讀報的我卻讀到了《光明日報》當年10月6日登載的周培源雄文，感到頗為振奮，於是乎第二天的14週歲生日也比以往過得多一點笑容。當時我太樂觀地預測高考很快就要恢復，但等到五年過後春回大地的金秋十月，恢復高考的號角才傳遍神州大地。五十年後的今天，在寫過周培源最傑出弟子林家翹百歲誕辰紀念文章的六年後，我湧起一股新的激情，拿起筆來緬懷周培源先生不凡的一生。

出色的求學史

周培源1902年生於江南太湖西岸宜興縣。明清以來，江蘇一直是華夏大地的教育聖地，尤其是蘇南地域內的蘇州無錫。屬於無錫市的宜興是中國的陶器之都，其紫砂茶壺天下聞名。同時，歷史上它也是“進士大户”，書香撲面的肥沃土壤催生出近550位進士，包括四名狀元、五名榜眼和一名探花。所以不僅愛品茶者喜歡宜興，愛品書者更喜歡宜興。上天給周培源挑選了這樣的出生地，讓他降生於書香之家。他的父親雖未考到進士，卻也成秀才一個，足以為他日後成才創造了早期教育的好條件。

周培源確實獲得了極好的初等教育，好到他在17週歲時順利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三年級當插班生，那是用庚子賠款退款辦起的一所西式學堂，作為留美的預備學校，專向大洋彼岸的合眾國輸送學生，直到它在1928年升格為清華大學而不專司其職為止。第二年周培源以全班第二的成績升入高等科，於1924年畢業。當年年底他一生中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三等分角法二則》發表於《清華學報》，受到他的數學老師鄭之藩 (1887-1963) 的誇獎，後者未來的女婿就是世界級微分幾何學家陳省身 (1911-2004) 。

1924年9月，周培源考入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繼續讀書，接連獲得了數學物理學學士 (1926年3月) 和數學碩士 (同年12月) 學位。1927年春他進入加州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在蘇格蘭裔的數學家、數學科普家及文學家貝爾 (Eric Temple Bell，1883-1960) 教授的指導下，於第二年春完成了博士論文《在愛因斯坦引力場論中具有旋轉對稱性物體的引力場》(The Gravitational Field of a Body with Rotational Symmetry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並於1928年6月獲得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在留美三年多的時間內，周培源就依次戴上了學士、碩士和博士的三頂學位帽子，這是相當驚人的快速。

清華大學新聞網對周培源先生的介紹，謂他的博士論文“獲得最高榮譽獎”，這個敍述不完全準確。在美國的大學，學位獲得者中的優良分子可以被授予三個等級的學術榮譽稱號，用拉丁文表示，其中最高的一等是“summa cum laude”，其他兩等依次為“magna cum laude” 和“cum laude”。但是它們不全是對學位論文質量的評比排序，而是基於對讀書期間的“綜合打分”，其“評級”的主要依據是學生所修全部學位課程的“平均成績”，英文為“grade point average”，簡寫為GPA，比如對第一等而言，幾乎每門功課都必須拿到“優”。因此周培源博士證書上印的summa cum laude不主要是評定他博士論文的“最高榮譽獎”，而是表彰他讀學位期間總體表現的“第一等榮譽”。

事實上，加州理工學院在以summa cum laude榮譽授予周培源博士學位的證書上這樣寫道：“表彰他在廣義相對論方面的研究以及對數學及理論物理學的深造所表明的科學成就和研究能力 (in recognition of his attainments in science and ability in research as shown by his investigations in General relativity and by pursuit of advanced studies in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此處除了我用斜體字表示的因人而異的不同術語外，這一段是對“第一等榮譽”的統一敍述。我在網上看到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鮑林 (linus Pauling，1901-1994) 1925年的同校博士證書，上面寫的主要內容與周培源的一模一樣，只是他的研究領域和所學科目放上的分別是“物理化學”和“化學及數學物理”。

周培源能在超短的時間內寫出很好的博士論文，並且修課成績甚佳，達到門門4分 (美國大學課程按四分制記錄成績，4分等價於中國的“優”，相當於百分制的90分或以上) 或GPA至少在3.9以上，這是“天賦加勤奮”的雙管齊下。然而，老年時的他十分謙虛，對女兒回憶道：“我並不聰明，但十分勤奮。中國有句俗話，以勤補拙，我就是這樣做的。”然而，我們常常看到的事實是，許多人讀學位時也“十分勤奮”，至少在我讀書時的那個歲月，勤奮到晚上10點學校強制熄燈後，躲到廁所裏借光看那看不懂的嚴格極限定義或用手電筒照亮放在被窩裏看高等微積分的也不乏其人，可是考試還是拿不到渴望的90分。考慮到周培源讀博士時的專業是公認難學的數學與理論物理，他説自己“並不聰明”是沒人相信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普遍比較“貶低”自己，和當今不少人的“自信”不太一樣。

但是光聰明是不夠的，周培源稱自己“十分勤奮”確是真話。美國的大學實行學分制，修滿必要的學分總數目就可畢業，所以本科學業三年完成、博士階段兩年結束的大有人在。他繼續告訴女兒，他在三年半內連得三個學位的原因是“勤奮。別人夏天都休息時，我到各處去選課，所以很快修滿了學校規定的學分。”

順便一提，美國從小學到博士研究生的所有階段教育，鼓勵和表彰的方式提倡“多多益善”的理念，尤其是中小學生，拿回家的獎狀獎盃多如牛毛。對大學本科生而言，學期或學年平均成績優良的同學也能進“校長名單”或“院長名單”，課業成績好的大學生研究生也能被系裏提名，按自願原則加入全國性的榮譽團體，所依據的還是“平均成績”，鮮有“研究成績”，因為創新成果不像課程成績總平均分那麼好算，只用到加法和除法就夠了，省了提名者一大麻煩。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學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為課程門門全優，或言之GPA = 4.0，也被系裏請進一個用三個希臘字母ΦΚΦ (Phi-Kappa-Phi) 命名的全國性榮譽學生團體，但這卻和我的研究能力毫無關係。然而衡量一個學者優劣的唯一標準是其創造力，而非成績單。

周培源在26歲前就官方記錄在案地證明了自己不但有卓越的學習能力，而且有出色的研究能力。1928年秋，躊躇滿志的他奔赴德國的萊比錫大學，跟隨只比他大了九個月的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 從事量子力學的研究，半年後又趕去瑞士的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訪問量子力學史上的另一個先驅泡利 (Wolfgang Pauli，1900-1958) 。在這兩位當時還未獲得各自諾貝爾物理獎的天才的影響下，周培源以理論物理學家的身份，完成了在海外讀學位和博士後的學習和科研階段。然而，他日後最有名的工作並不在理論物理，而是在力學，更精確地説，是流體力學中的難題“湍流理論”。

科學的耕耘人

1929年9月，西裝革履、高大英俊的留美博士周培源接受了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 (1897-1969) 的聘書，回母校擔任物理學教授，成為學校最年輕的教授。洋學位大滿貫的他，很快也俘獲了美麗姑娘的愛情，她叫王蒂澂 (1910-2009)。他們的愛情結晶為四朵金花，夫婦倆的美滿婚姻持續到他的辭世，超過61年。

周培源同時代的中國留學生，是吳健雄 (1912-1997) 那一代學子的老師輩，如後者所述，那一代留學生“沒有一個不是念完書就回中國的。”他們深知，科教落後、積弱貧窮的祖國，急需掌握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的新生代學者為她打下科學啓蒙、技術救國、啓迪民心的第一樁。周培源在給美國朋友的信中如是説：“我們這一代人是拿着國家的錢出來留學，我們就是要回來做事。”1943至1947年期間當週培源一家住在美國時，他參與了戰時科學研究，美方知道他的價值，想説服其移民繼而入籍，但周培源婉拒而回國。當時他這樣表示：“不做美國公民，只擔任臨時職務，可以隨時離去。”

周博士第一次回國正是時候，清華成為國立綜合性大學才一年，年輕氣盛的羅校長新官上任三把火，憑藉庚款的雄厚資金做後盾，海內海外招兵買馬，甚至漁翁得利地從陷於“易長風潮”的東南大學獲得名師，逐步建立了一支壯健的文理工科教授隊伍，並開始了與歐美科教界交流合作。很快，學校的學術聲譽逐漸力壓羣芳，校園內科研教學氣象萬千。歐美著名數理學家也接受邀請訪問清華，如法國的阿達馬 (Jacques Hadamard，1865-1963)、英國的狄拉克 (Paul Dirac，1902-1984) 及美國的維納 (Nobert Wiener，1894-1964)。在這樣熱烈的科教興國氛圍中，周培源積極投入到教書育人的事業中，在清華他講授了從理論力學、統計力學到相對論力學、電動力學的幾乎所有近現代力學課程。

30到40年代進校的清華學子以及全面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學子，有相當一批後來成了共和國的棟樑，也有一批日後散佈世界，為他國貢獻了才智，更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他們中有許多人聽過周培源的課、在他指導下寫過學士論文或當過他的研究生，幾代物理學家中除前述的郭、錢、林外，還有王竹溪 (1911-1983) 及其碩士生楊振寧，加上彭桓武 (1915-2007) 、胡寧 (1916-1997) 等，有人統計過，中國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或是他的學生的學生。

看一個科學家，他教過的成名學生多寡當然是個重要的指標，但是他自己的科學成就也是應該被恰當度量的。周培源先生的科學生涯起始於理論物理，與“力”這個物理學中最悠久也是最關鍵的概念相關。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包含了“愛因斯坦引力場論”，幾乎就是廣義相對論的同義詞，博士後的一年研究的都屬於量子力學。然而，他卻在尺度位於“宇宙力學”和“粒子力學”之間的“流體力學”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具原創力的工作。

周培源學術生涯的前十年集中於廣義相對論。在芝加哥大學讀碩士時，他就開始沉迷於此。他去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士學位，三個月後就向普林斯頓大學主辦的《數學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投稿文章《洛倫茲變換的新推導》(A new derivation of the Lorentz transformation)，翌年元旦後被他修改完成的該七頁論文於當年11月在《數學年刊》第二系列第29捲上發表。這位26歲的青年，如果放在當下，絕對是“傑青”人選，因為《數學年刊》在中國被認定為全世界最頂尖的數學名刊。可惜這篇文章的影響力不大，斷言的依據是在“谷歌學術”網頁上只看到“引用次數3”。我讀了這篇短文後的感覺是，學物理出身的周培源運用數學分析的能力很強，這是他在芝加哥大學大量修讀現代數學課程的結果。

更早幾個月，即1928年3月，周培源在《美國數學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第35卷第1期上發表了《一個代數二次型定理及其在廣義相對論中的應用》(A theorem on algebraic quadratic form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這篇四頁文章也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只有兩次引用記錄，而且都是被寫作“周培源年譜”的中國學者引用的，儘管《月刊》是全世界讀者人數最多的數學期刊。

之後的幾年，周培源繼續耕耘於相對論領域，發表的論文中至少有三篇在《美國數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上，這是英國大數學家西爾韋斯特 (James Joseph Sylvester，1814-1897) 於1878年在他任教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創辦的，也是當今在中國數學界被頂禮膜拜的數學名刊之一。第一篇刊登於1931年4月，有20頁長，與他的博士論文同一個標題，應該是其縮寫，在文末他感謝了貝爾教授的指導；第二篇共10頁，1937年10月發表，標題為“愛因斯坦引力理論中場方程的各向同性靜態解 (Isotropic static solutions of the field equations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第三篇則是《論求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的各向同性靜態解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finding isotropic static solutions of Einstein’s field equations of gravitation)，從標題看內容與第二篇密切相關，發表於1940年。但這三篇名刊文章的被引次數都只是一位數。此外，周培源還單獨或與學生在國內的專業期刊上發表了一些論文，如1933年創刊的《中國物理學報》(1953年更名為“物理學報”)。

回國教書七年後，周培源利用清華大學的“學術休假”制，再次赴美，這次他去了東海岸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因為他從撰寫碩士論文起就愛戴不已的愛因斯坦是那裏的首批六位永久教授之一，並且威望最高。他的願望是親耳聆聽相對論締造者的教導，特別是冀望獲得廣義相對論的真傳。雖然沒有看到書面記錄周培源與愛因斯坦之間的“切磋相對論”在他翌年回國前達到了何種地步，但是他自始至終參加了愛因斯坦在研究院主持的“廣義相對論高級討論班”。上述那篇發表於1937年的文章就是在他跟隨愛因斯坦學習期間完成的。但正如他在文末所言，此文的一般結果在1936年夏前已得到，那時他還在國內，因此他既感謝了清華大學給予學術假，又感謝了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款待，但沒有感謝愛因斯坦。

國內媒體將周培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修一年並參加愛因斯坦的討論班這件事，描繪成他是“唯一一個在愛因斯坦身邊長期從事相對論研究的中國人”。但是我沒有看到正式記錄説他和愛因斯坦有過“共同研究”，甚至愛因斯坦對他的研究有過什麼具體指導我也未能發現。但是，一個真實可信的故事是，周培源對相對論引力場論中的座標系有着自己的困惑和想法，認為它有“物理意義”，便向愛因斯坦教授求教，問他的座標“屬於哪一種時空？”但年近花甲的老人“沒有回答”。直到1982年，80高齡的周老先生給出了他的一個解釋：《論Einstein引力理論中座標的物理意義和場方程的解》，發表在《中國科學：A輯》。

周培源一生中最輝煌的科學成就是他提出了求解湍流問題的“脈動方程 (Equation of fluctuation) ”，這是他1937年5月從愛因斯坦的身邊回到即將遭受日寇鐵蹄全面蹂躪的祖國後，從理論物理轉到流體力學研究的創造性學術貢獻。照理説，經過十年的知識積累和初步研究，加上親受過相對論大本營的討論班淬火，他正可以在對廣義相對論中引力場方程的繼續求解中放手大幹。然而，他攜帶全家返回清華的第一天正是“盧溝橋事變”爆發的7月7日！之後，愛國深切的周培源目睹日本飛機對上海的狂轟濫炸，看到中國極其落後的航空工業，敏鋭地感到國家迫切需要應用力學的人才，便從當年底就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從廣義相對論轉向了湍流。他不僅鼓勵出國的留學生學習力學和航空，而且帶頭扎進流體力學的大海。此後長達約40年裏，他都沒有再回到舊愛相對論，直到70年代末，他從行政領導職務上退休後，在年近耄耋的高齡才重新回到了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中。

1937年10月，周培源就在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開設了流體力學的課程，到了第二年4月，他正式丟開相對論，跨進湍流理論，並指導“湍流小組”中的郭永懷、胡寧、林家翹等人的研究。在流體力學中，湍流是一種與層流完全不同的流體運動現象，它以壓力和流速的無序變化為特徵。人們常看到湍流現象，如煙筒冒出來的煙霧。因為湍流機制十分複雜，帶有混沌性，徹底搞清它極端困難，完全的數學求解至今還是一個“未決問題”。1940年，周培源進入湍流新領域後的第一篇論文《關於Reynolds 求似應力方法的推廣和湍流的性質》在《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這篇中文文章為他五年後的出名英文作品打下了基礎。同時，在戰時生活的極度困難中，他還指導了幾篇關於湍流的學士和碩士論文。至今人們還流傳着這位“周大將軍”跨上大馬飛躍十幾裏去校教書的故事。

1943年，周培源利用學術假第三次赴美，這一次他回到博士母校當訪問教授。在那裏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好的研究，由此他於1945年4月在布朗大學主辦的《應用數學季刊》(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第3卷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關於速度關聯和湍流脈動方程的解》(On velocity correlations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 equations of turbulent fluctuations)，雖然只有七頁，卻是獨創性的傑作，迄今已被引用超過650次。他在同一卷第3期以及兩年過後的同一雜誌第5卷第3期上也各發表了論文《在兩無限平行板間湍流流體的壓力流動》(Pressure flow of a turbulent fluid between two infinite parallel planes) 和《沿半無窮平板的湍流流動》(The turbulent flow along a semi-infinite plate)，但影響卻不及第一篇。如果我們比較周培源一生中在《美國數學雜誌》和《應用數學季刊》各發表的三篇論文，就知道期刊“檔次”與論文“價值”的關聯度並非想象的那麼大，而關聯的英文詞“correlation”作為關鍵詞正巧出現在周的代表作標題中。周培源的論文記錄再一次提醒中國學術界：是時候結束不甚注重文章的創造性，僅俯首對“名刊”奉若神明瞭！

讓我們聽聽力學權威林家翹對周培源最卓越工作恰如其分的敍述吧。周先生去世後，林先生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 的1994年第47卷第3期上發佈了訃告，寫道：“1945 年的一篇關於湍流理論的論文為隨後數十年的理論發展提供了框架 (A 1945 paper in the theory of turbulence provided the framework for decades of subsequ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林先生介紹道：“周的方法植根於普朗特、泰勒和馮·卡門的經典著作，涉及可以定量測量的統計平均值。他和他的學生們開發了越來越好的逐次逼近方法 (Chou’s approach, rooted in the classical work of Ludwig Prandtl, Geoffrey Taylor and Theodore von Karmen, delt with statistical averages that can b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He and his school of students developed increasingly better methods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然後林先生總結道：“這項工作激發了對湍流和混沌的大量新研究 (This work stimulated a great deal of new research in turbulence and chaos)。”一名學者，一生中如果做出一項工作能激起後人的大量新研究，就會在科學史上“流芳百世”。我在谷歌學術網站檢查了周培源上述開創性論文的引用信息，發現他的一些接棒人的文章已被引用了幾千次，有一篇甚至被引用了17700次。周培源的先驅性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所預示的那樣是“培育新浪之源”！他被公認為湍流模式理論 (modeling theory) 的奠基者。

我們用一位西方學者對周培源的評價來結束本節。1995年出版的美國《流體力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s of Fluid Mechanics) 刊登了周培源晚年與他的女兒周如玲博士合寫的一篇綜述性文章《中國湍流研究五十年》(Fifty years of turbulence research in China)，文章正文的前面有康奈爾大學的著名流體力學教授John Leask Lumley (1930-2015) 為之撰寫的導言。其中説：“在湍流領域，他被譽為計算建模之父 (In the area of turbulence, he i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computational modeling)。”在導言的結尾段，Lumley教授根據學術成就以及對國內外研究的影響力，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四位流體力學巨人，他們分別是“美國的馮·卡門、蘇聯的柯爾莫哥洛夫 (Andrey Nikolaevich Kolmogorov，1903-1987)、英國的泰勒和中國的周培源 (I have in mind von Kar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Kolmogorov in the (then) Soviet Union, G. I. Tayl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ei-Yuan Chou of China)。”

真理的捍衞者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年，由於全國範圍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周培源加入了北京大學，任教務長兼數學力學系教授，並負責籌建國內第一個力學專業。兩年後他被提拔為副校長。如果説在清華的23年間，他教出了不少優秀的學生，那麼在北大的更長時間內，他的教授職能則由教學轉為管理，但從未停止指導學生，繼續耕耘於流體力學，直至離開人世。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是中國最高學府的執掌者、國家科技決策的參與者、國際文化交流的推動者，成為貨真價實的社會活動家。在他職業生涯的後四十年閃光的業績中，作為國內和國際有影響力的高級知識分子和1955年起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在動盪歲月裏堅持真理、敢説真話、不怕得罪政治權貴、不違背內心世界的傳奇故事，最令人欽佩，直到今日也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周培源的第一個令人感動的傳奇與愛因斯坦有關。根據親歷者理論物理學家郝柏林 (1934-2018) 的回憶，故事起因於一位與周培源同姓的中學物理老師對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質疑。合理質疑並非壞事，但在特殊年代此事被“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 (1904-1989) 得知後，政治開始入侵科學。當陳伯達找到周培源要他帶頭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後者卻説出令人動容的“犯上之語”：“狹義相對論搞不動，廣義相對論有爭議。”然而陳聽不進相對論專家的直言，還是組織人馬“批鬥”愛因斯坦。自然，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那時全國性的大潮流，是造反派的“革命”行動，“科學聖人”如愛氏者也難以倖免。1969年10月23日，在一次中科院審查“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所寫文章《相對論批判》的特別會議上，革命小將以為應邀參加的周培源會“人云亦云”地附和他們，然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以“回憶愛因斯坦”的委婉方式來稱讚愛因斯坦。周培源面對黑色浪潮，公開反對批判相對論，堅持了科學精神，難能可貴。“一個科學家應該説真話”是他對女兒説過的一句看似常識的話。後來，他的學生武際可 (1934-) 教授説道：“他是一個有鋒芒的人，有人沉默、有人順從、有人阿諛時，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

在中國，周培源的正直與膽識第一次廣為人民知曉，正是因為本文開頭提到的他於“文革”中期公開署名發表的那篇著名文章。70年代初，快到古稀之年的教育家周培源痛心地目睹了動亂導致科教領域遍地凋零的狀況。但大多數知識分子儘管明白其可怕的前景，但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卻只能選擇藏話於心，哪敢“亂説亂動”，當時“四人幫”這四大“左王”還在台上張牙舞爪，只有極個別視真理為生命之士才敢發聲。回溯世界史，堅持日心説的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 (Galileo Gelilei，1564-1642) 遭受的宗教迫害是眾所周知的一大事件。

那時，對科教現狀憂心忡忡的周恩來提出要“搞點基礎研究，把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高度”，到了1971年底，總理進一步發動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這給了周培源一個發聲的機會，在年底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的全國高教工作會議上，他“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毅然發言，強烈呼籲要重視理科教育和基礎理論研究，語驚四座。他警告與會者，如果忽視這些，將是不可原諒的無知和短視行為。第二年夏，第二次訪華的楊振寧以科學家的遠見建議總理“考慮採取重視基礎科學的政策”。兩週後的7月14日，周總理會見包括林家翹在內的美籍華裔學者12人代表團時，不僅宣佈了楊教授的建議，並且給在場的周培源發佈指示：“要把北大的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2年秋，周培源終於推出了《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於10月6日發表在以科技文教人士為主要讀者的《光明日報》上。其實這篇文章早已寫好，因為它就是他在上年底的那個高教工作會議發言的文字版，但《人民日報》遲遲不讓其問世，因為姚文元 (1931-2005) 給它貼上了“衝擊教育革命”的標籤。周培源的文章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四人幫”鼓吹的“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的謬論，強調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這篇與以張春橋 (1917-2005)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言論為代表的奇談怪論對着幹的戰鬥檄文，説出了廣大知識分子心裏想説卻嘴上不敢説的話，引起他們的強烈共鳴。更進一步，周培源教授還上書周恩來總理，闡述基礎理論的重要性，得到周總理的支持。周培源先生為後來中華民族的再一次崛起打響了第一槍，真是功不可沒！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已過古稀之年的周培源老當益壯，繼續做出新貢獻。這時，他作為受到黨和政府器重、知識分子愛戴、國際人士尊敬的社會活動家，不僅在國內文教事務，而且在國際交流舞台上以他的知識、睿智、風度和涵養贏得了廣泛的敬重。我這個歲數的人都記得，從70年代到80年代，報紙上出現國家領導人會見國外著名科學家的新聞時，都會看到周培源的名字，他的角色幾乎等價於美國總統的科學顧問。他並不只當出頭露面的“榮譽性人物”，而是多辦實事，例如建國後中國第一批公派赴美52位“訪問學者”這四個字的“留學職稱”，就是周培源在1978年訪美會談互換留學人員時聰明地建議而被對方接受的。

今天，在國際動盪激烈進行、地域政治不斷衝突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更加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數學是基礎中的基礎，所以李克強總理前所未有地號召全國的數學家全力加強數學研究，以帶動和支持現代科技的創新發展。周培源一生的探索科學、栽培學生、敢説真話、堅持真理，給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的億萬大軍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而榜樣的力量總是無窮的。

寫於2022年9月17日

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

出品：科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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