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競技場大浪淘沙，中國能源何以絕處逢生？_風聞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在《氣候變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中指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也是世界政治的改變。從此意義上講，“碳政治”以及衍生出的新能源開發風潮，重要性不僅是在技術領域爭奪，更是一種大國政治的博弈，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價值。

前有兩次石油危機的搏殺，後有全球氣候變暖的警示。全球能源大變局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積極尋找替代能源，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這是大勢所趨、國之所向。這是“後石油經濟時代”的又一個兵家必爭之地。風雨前的寧靜中，中國早已匯聚各方智慧，從決策層到能源企業，將新能源規劃付諸實施，尋求緩解能源危機的解決之道，用新能源的革命，驅動中國經濟轉型。

能源民主化：電的意義

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不僅關涉人類生存環境的變化，更關乎人類所面對的現代化困境，是面對人類突破自身社會侷限性的一條必經之途。

這是因為，傳統的化石能源屬於“精英能源”。他們集中在特定地域出現，要資本、技術、控制體系來開發和供應。這就註定了其鏈條上壟斷性跨國巨鱷的誕生，也讓能源更容易成為資本主義霸權政治下的附庸與戰利品。英國地質學家科林·坎貝爾在上世紀90年代就警告，由於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能源都依賴化石燃料，“其後果是不確定的，更將是劇烈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能源是一種人類社會的自我革命。它依靠着技術的進步和產業模式的創新，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獲取能源的機會。現代的人類社會，在幾經戰亂與災害後呼籲着一個更平等、美好的世界，不會因資源爭奪而起的戰爭與動亂。因而，新能源體系承載着人類社會的一個使命，即一種更加人性化的能源，重視人的潛能、需求與意識，彰顯人性的智慧與潛力。

而電力，處在這場革新與革命的中心。

現代化電力系統不僅符合安全、高效、綠色、經濟、便捷的要求，同時也可以為其它能源提供一個整合式的基礎平台，進而更好地優化能源配置，深化能源改革。

國際能源署（IEA）曾指出，在所有的能源類型中，電最具有民主性、普適性和普惠性，因為其沒有地區、等級差異，又具備去碳化、去中心化和去資本化的特徵，可以讓人類社會減少對化石燃料的單一依賴，讓能源生產呈現中心分散的趨勢，並讓能源從大資本主導，轉變為即產即用的資源主導，使能源免受人性之貪婪面的役使，更好地承擔起人類發展與進步的使命。

因此，在人類第三次能源轉型中，一個極富可能的路徑便是以電為中心，以更清潔、安全高效、便捷的用能方式，將各個主體和區域高度連接在一起，最後呈現出一種“能源民主化”的願景。

民主代表着大眾，大眾也意味着競爭者眾。汽車出行領域，是電力能源的重要應用場景，是各國競爭的主戰場之一。社會批評家傑里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之一，就包括普及電動燃料電池汽車。

21世紀之初，美國便意識到了電力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開始鼓勵燃料電池的研發和運用，並在2007年最早實施補貼；日本也將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車、清潔柴油車被政府定義為“下一代汽車”；此外，英國、德國也加入到這一浪潮中，對這一未來的能源虎視眈眈。

全球範圍內，以新能源電力汽車替代傳統燃油汽車，是大勢所趨，也將是一個龍爭虎鬥的修羅場。

中國：商業化的挑戰

這個修羅場中，中國從未示弱。

我國從2009年開始推廣新能源汽車補貼，十餘年累計投入資金超過2000億元。國家對新能源的高瞻遠矚之下，2020年獲補貼的新車數量已增至584973輛。

從決策層角度，能源轉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中國能源資源歷來“富煤少油少氣”，煤炭分佈不均衡，油氣依賴進口，導致能源供應緊張的情況時有發生。在地緣政治衝突頻發的當下，能源安全亟待找到新的出口。

2006年，“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清潔能源”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新能源在中國的發展。便一直獲得國家的政策與財政支持。

2014年，“能源五條”的提出，指出面對能源供需格局的新變化與國際能源發展的新趨勢，必須要推動能源消費、供給、技術與體制的革命。

儘管有中央政策層面的高瞻遠矚，因我國人口基數巨大、地區發展尚未均衡，能源結構仍有積弊。要實現徹底的能源結構轉型，中國依然任重道遠，現今的能源強度（單位GDP所需的能源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是發達國家的2~3倍。

我們亟需改變的舊有產能結構的弊端，甩掉“高碳”標籤，不僅要“節流”，更在乎“開源”，要從國內能源生產中尋找更為有效、穩定、可持續的供應源。

新能源就是答案。地大物博的中華大地，各種新能源儲量處於世界最前列。我國太陽能產業規模位居全球首位，風能資源總量也在33.26億千瓦左右。

我國首個百萬千瓦級海上風電項目——三峽陽江沙扒海上風電場（圖源央視網）

只不過，這些新能源產品的商業化潛力還未被完全開發。他們安靜地躺在山川湖海之中，亟待我們去發掘。國家用重金投入在以身作則，大量中國新能源企業開始聚集在產業鏈上，卧薪嚐膽，蓄勢待發。

領跑者的答卷

商業化，也是市場化。如何突破技術和成本壁壘，讓新能源消費進入市場，走進普通民眾的千家萬户中，需要仰賴國家的高瞻遠矚，也更需要作為市場主體的中國企業去深耕、去努力。

在這個大浪淘沙始見金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比亞迪一枝獨秀，用近20年的厚積薄發，鑄就了屬於中國的新能源技術壁壘，並惠及海內外的普羅大眾。

2008年，當中國燃油車市仍如火如荼之際，比亞迪便推出了全球首款量產插電式雙模電動車，正式開啓了用研發技術征服市場的長征。

比亞迪始終認為，企業唯有不斷創新和研發，才有未來。二十餘年來，他們從一而終，在研發端投入巨大成本，數十年如一日。財報顯示，比亞迪在2015年到2018年研發投入複合增長率高達32．4％。2021年，比亞迪營收216．1億元，研發投入達到驚人的106.2億元——首次突破百億，佔營收的近一半、淨利潤的三倍之多。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多年的艱苦歷練後，如今在汽車領域，比亞迪已掌握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技術，推出了刀片電池，實現了對磷酸鐵鋰電池的架構創新，解決了新能源汽車的續航與電池安全問題。比亞迪有研發人員超4萬人，居國內車企榜首，申請授權專利約2.4萬項，位列行業第一，是目前中國500強企業平均數值的8倍。

不計成本的技術投入，也在實踐中反哺給了中國大地上的芸芸眾生。在乘用車領域，比亞迪自2008年推出全球首款量產的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以來，不斷豐富產品線，陸續推出e6、秦、唐、宋等多款新能源車型，用多元化、多層級的選擇，走進了千家萬户。

而比亞迪並不滿足於只侷限於汽車行業，他們沒有停下腳步，繼續在儲能光伏、手機、太陽能發電、軌道交通、半導體佈局，不僅在新能源領域坐擁全產業鏈核心技術，也形成了四大產業集羣，逐步鑄就了一個他人不可望其項背的“護城河”。

圖源網絡

比亞迪的影響力，也不只在中國。他們逐步走向海外，截止2021年，比亞迪在全球建立起30多個工業園，40多個分支機構，主要海外生產地遍佈6大洲，覆蓋全球70多個國家地區、海外400多個城市，也是首個進入歐、美、日韓國等發達市場的中國汽車品牌。

這説明，在成為國內首家跨入“百萬輛俱樂部”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之際，比亞迪也已開始出海，對外輸出技術和產品，依託科技自信、品質自信、中國自信，引領中國汽車品牌的絕地“反擊戰”。

比如，2016年以來，比亞迪陸續推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運量“雲軌”和低運量“雲巴”，填補軌道交通技術和產業空白，為全球城市治理交通擁堵提供有效方案，目前已落地在巴西聖保羅、薩爾瓦多等海外城市。比亞迪還參與了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電動巴士項目，並將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投入1480輛電動客車，為當地交通現代化助力，也為中國加強國際合作作出貢獻。

比亞迪“雲軌”項目

作為一個全球化、全產業鏈的企業，比亞迪也主動承擔社會責任。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初，比亞迪迅速改建生產線，僅用時24天就成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廠商，為全國乃至全球疫情防控提供物資保障。比亞迪口罩出口海外，在講究質量與做工的日本，一舉躍居當地口罩銷量冠軍。

涓涓細流，積成江河。從20年前年啓動電動汽車研發，到精熟能源的獲取、存儲，再到應用，將業務佈局涵蓋電子、汽車、軌道交通等各領域，全方位構建零排放的新能源整體解決方案，再到如今的走出去，擁抱全球化，實現技術和裝備的出口創利，比亞迪不僅實現了自己的新能源自主之路，更以技術革新賦能新能源產業鏈，助力新能源產業閉環的形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新能源競爭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

全球人類社會“能源民主化”的征途上，由此有了一份沉甸甸的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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