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商兆琦 | 後安倍時代日本政壇走勢分析_風聞

編者按

當地時間9月27日，日本為遭槍殺的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自日本政府7月宣佈之日起，這場國葬在日本國內就爭議纏身。據此前日本朝日電視台報道，由日本大學教授、律師等人士組成的社會團體向日本政府提交約28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取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稱日本政府此舉意味着強制民眾進行悼念活動。26日，安倍葬禮前夕，大型集會仍在上演。有觀點認為，日本政府“政治利用”安倍國葬的意圖很明顯，想借此維持自己的政權。亦有觀點指出，目前日本“修憲派”在參議院和眾議院擁有2/3以上的席位，已經具備了在國會啓動修憲程序的條件，而岸田文雄也表示，將盡快推動修憲。如今安倍作為修憲的推動者，舉行如此高規模的國葬，其背後的政治意義明顯，需要我國引起高度警惕。為此，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解讀“後安倍時代”的日本修憲進程和政壇走勢，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後安倍時代”日本政壇走勢分析

尹  月｜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商兆琦｜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

本文系微信公眾號專欄專稿

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2022年7月8日，當地時間11點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市的街頭演講中遭遇槍擊，下午5點03分因傷勢過重身亡，享年67歲。犯罪嫌疑人為前海上自衞隊隊員山上徹也（41歲）。根據他的供述，行兇動機是對新興宗教團體“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簡稱“統一教會”）的不滿。山上的母親曾沉迷於該教團，捐獻了很多錢財，導致家庭破產。山上認為安倍（及其外祖父岸信介）與該教團關係密切，對安倍產生恨意，故此策劃了這起暗殺事件。

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從未發生首相級別的政治家遇刺身亡的惡性事件，安倍之死令日本舉國震驚。安倍的功過是非，以及他的突然離世可能帶來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熱烈討論。但是，現在就為安倍“蓋棺定論”還為時尚早，因為他的執政時間長，政策靈活多變，影響複雜多樣，難以進行簡單的概括和總結。隨着日本和世界局勢的演變，世人對於安倍的評價也會發生變化。兩年前，安倍因舊疾復發再次辭職。在召開新聞發佈會時，他説道：“對於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拿出政績”，透露出些許心有不甘。恰如其言，判定政治家成就的唯一標準，是其政治行為對國家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換言之，在政治的世界裏，完全是以成敗來論英雄的。作為21世紀以來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家，安倍做成了什麼？沒做成什麼？這些行為產生了哪些後果？進入“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又將發生哪些變化？本文擬對這幾個問題進行初步分析。

對安倍政權的回顧

2006年9月，作為被寄予厚望的“後小泉時代”政治家，安倍順利登上首相寶座。在此前後，他提出了“走向美麗之國”的施政口號。然而，安倍第一次執政並不順利。由於在野黨揭露的大量年金紀錄出現缺失問題，其支持率不斷下滑，安倍內閣成立不足一年便匆匆解散，“美麗之國”的構想也隨之化為泡影。

儘管首次執政並不成功，但安倍在2012年重返權力中心後，逐步開創了所謂“一強”的格局。安倍設立了直屬首相的內閣人事局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等機構，極大強化了首相官邸主導型決策機制。自民黨和公明黨組建的執政聯盟在自2012年底至2020年的六次國政選舉中都以較大優勢獲勝，在參眾兩院均能確保穩定多數議席。得益於穩定的內閣支持率和黨內的高度權威，安倍獲得了施展拳腳的“黃金七年”。在此期間，安倍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但也招致了很多批評和爭議。

在經濟方面，為了擺脱“失去的二十年”的經濟困境、扭轉通貨緊縮形勢，安倍推出一系列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治理方案。該方案包括使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並使日元貶值以提高日本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注入大量資金，並提供減税等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投資；提高消費税、推高物價，以解決通貨緊縮的頑疾；增加女性就業崗位，引入外來務工人員，以補充勞動力的短缺；招攬外國遊客來日觀光，來賺取外匯並增加國內消費，等等。安倍任內兩次成功上調消費税而無損內閣支持率，打破此前首相“欲增税必下台”的魔咒。他還多方開拓多邊貿易，在美國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後，由日本主導達成了TPP11（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及進步協定），又與歐盟簽訂了《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在這些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的經濟景氣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其最主要的標誌是日經指數從2012年的8000多點，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2萬點，並在2021年一度突破3萬點大關，達到30多年來的歷史峯值。

“安倍經濟學”儘管對提振股市頗有成效，但在諸多方面未達到預期效果。首先，安倍立下的“年通脹率2%”遲遲無法實現，“2020年GDP突破600兆”的目標也未能如約而至。而且，儘管股市一片紅火，但普通民眾的生活和薪水並未有顯著改善。由於物價上漲，普通家庭仍要精打細算、量入為出，安倍想要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構想也打了折扣。此外，少子高齡化、養老金財源枯竭、保育園和護理院人手緊缺、新興產業發展遲緩等常年以來困擾日本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安倍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推高了日本的國債總額。據統計，在2019年，日本的國債總額達到歷史性的1100兆日元，相當於每個日本人生來就揹負了8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0萬）的債務。

在安全保障方面，安倍強推新安保法案在國會通過，解禁了戰後以來始終遭到限制的集體自衞權，允許日本政府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衞隊。此外，安倍還致力於修改憲法，尤其是修訂憲法第九條。這些舉措都是要為自衞隊“鬆綁”，使其得到憲法上的承認。為了減少修憲的阻力，安倍採取修改憲法解釋的策略，試圖架空和平憲法。在外交方面，安倍實踐“俯瞰地球儀外交”戰略不遺餘力，在任近8年間出訪的國家和地區多達170個。他利用長期執政的優勢，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首腦鞏固了合作關係。日美同盟在其任內依然穩固，安倍還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並促使奧巴馬實現對廣島的訪問。中日關係也在經歷2012年的低谷期後呈現出緩慢而顯著的向好趨勢。但與此同時，安倍在任內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亞洲鄰國的抗議浪潮，甚至招致盟國美國的批評。安倍還試圖加強對媒體的管控，並試圖在文教方面復活戰前的思想和理念，從而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警惕和質疑。

安倍執政期間的失誤和過錯也並不少見。自2016年底起，安倍先後陷入“森友學園低價購入國有土地”“加計學園新設獸醫學院”“公款招待支持者賞櫻”“採購昂貴口罩”等一系列醜聞之中，暴露出“安倍一強”、“政強官弱”背景下政、官、財界勾結互惠的弊病。形容行政官僚為安倍夫婦的親近者謀取私利，以討得安倍歡心的“忖度”一詞是2017年度流行語，如今也已成為定義安倍時代的關鍵詞之一。

後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壇走向

第一，安倍與中日關係。安倍執政近八年間，中日關係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起伏。安倍於2012年12月上台初期，正值中日關係因釣魚島被日本“國有化”而陷入嚴重危機。2013年12月，安倍在執政週年之際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2014年7月，安倍內閣通過新安保法案，突破了戰後長期奉行的“專守防衞”路線，也奏響了修改和平憲法的序曲，更引起中方高度不滿和警惕，導致兩國關係空前緊張。“政冷經熱”經常被用來形容中日之間政治關係冷淡、但經貿往來依然熱絡的狀態。然而，隨着兩國關係降至冰點，“經熱”也轉為“經冷”。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發佈的中日貿易報告顯示，2014年兩國貿易總額增幅僅為0.2％，2015－2016年更是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直到2017年才由負轉正。經濟交往的復甦也帶動了政治關係回暖。

2017年下半年起，中日雙方都展現出主動改善兩國關係的姿態。2018年5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日本，同年10月安倍時隔約七年首度訪華，恢復了中日兩國高層互訪機制。2019年，兩國關係加速升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全面開展積極交流。然而，中美貿易摩擦導致中美關係交惡，對於以日美同盟為基軸開展中日外交的日本政府形成了重大挑戰。而且，新冠疫情阻隔了兩國首腦交流。其後，日本對華政策隨後又發生倒退，兩國關係再次趨冷。

第二，派閥變動與政界重組。安倍儘管於兩年前辭去了首相職務，但作為自民黨內第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會”的會長，他繼續保持着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也正因此，他的突然身亡或將引發自民黨內部的勢力分化和重組。

清和會（又稱“安倍派”）擁有自民黨議員總數的四分之一，比第二大派系“志公會”足足多出了40人。長期以來，自民黨派系格局在黨總裁的選任（事實上也是首相的選任）和內外政策的制定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由於安倍的突然去世，誰將接手清和會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當然，在失去了安倍這棵“大樹”之後，清和會能否維持目前的規模，尚存在不確定性。

此外，近年來，自民黨內部的年輕議員對派閥政治的牴觸越來越強烈。因此，在派閥統合力日漸消退的背景下，最大派系領導人安倍的遇刺，或將進一步促使派閥的瓦解。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將導致無派系議員人數的增加，並打破長期以來由黨內大佬支配黨政的權力構造。9月，在岸田內閣改組之前，觀察者們多預測：由於缺少了安倍的幕後斡旋，安倍親信在新內閣中的失勢恐在所難免。然而，從改組後的內閣人員來看，岸田派（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派和麻生派並列第一，各有4人。這首先表明安倍派並沒有被邊緣化，內閣和黨內的人事安排比較平衡，關鍵職位由骨幹議員擔任。另外，岸田有意協調黨內各方勢力，從而最大限度地團結黨內力量，挽回因安倍國葬爭議和物價高漲等因素而下滑的內閣支持率。

第三，安倍經濟學仍將持續。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儘管沒有明顯改善，但民眾普遍感到景氣回暖。岸田上台後表示，他將繼續推進“安倍經濟學”的政策。但同時，岸田也宣稱，他將扭轉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引入“新資本主義”的宏觀藍圖。這些宏觀構想包括：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發行國債，提高中間階層的收入等。目的則在於縮小貧富差距，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最終實現“令和版的收入倍增計劃”。

岸田的經濟政策與“安倍經濟學”基本一致，但更強調國家主導的經濟開發和利益分配。當然，兩者之間也不乏明顯差異。例如，安倍主張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岸田的態度則有所保留。由於經濟不景氣和新冠疫情的影響，日本近年來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物價高漲等問題，社會亦隨之出現一定動盪，自民黨必須對此予以回應。因此，本文預計，岸田內閣將優先確保財富再分配政策的推行，並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以促進景氣循環。

第四，現行外交政策仍將持續。安倍執政期間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加強日美同盟，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合作，對促進中日經貿合作也做出一定貢獻。岸田文雄在第一次安倍內閣中出任特別事務大臣。安倍長期政權開始後，岸田長期擔任外務大臣，是歷史上連續在任天數最長的外相。因此，岸田對於安倍外交政策的理解和實施是較為成熟的。而且，岸田內閣啓動後，也基本全面繼承了安倍時期的外交政策。

岸田在競選黨總裁時曾表示，將在外交和安保方面“採取堅定而堅決的立場，維護國家利益。”他甚至提出，上任後會把抗衡中國作為“首要任務”。岸田的對華強硬姿態，既有迎合自民黨成員和自民黨支持者中保守派的意圖，也反映出安倍執政多年後自民黨政策加速右傾，對華警戒主流化的趨勢。當然，岸田的對華政策取向中也不乏實用主義的一面。岸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日兩國民間交往頻繁，彼此都是重要的貿易伙伴，兩國間的對話需要繼續。簡而言之，岸田內閣延續了安倍和菅義偉內閣的外交方針，在“政經分離”的框架下，積極構築對中國的“包圍圈”來制衡中國，同時儘可能地保持兩國的經貿合作。這一外交策略，並不會因安倍的突然離世而發生變動。

保守派的失勢與日本修憲前景

安倍的保守傾向在他的任期內表現明顯，如推動新安保法案的成立，解禁集體自衞權，允許日本政府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衞隊，並允許他們在接近戰場的地區開展活動。這種種的舉措，都是為了擺脱第九條的限制。在擔任首相時，安倍尚且顧慮中國和韓國等鄰國的反應，其右傾的言行仍有節制。卸任後，安倍毫無顧忌地鼓吹修憲和強化安保體制。俄烏戰爭爆發後，他甚至主張日本應與美國討論“核共享”的問題。在上一次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安倍還努力為右翼議員高市早苗拉票。這種種行為都使他成為保守勢力的代言人和核心，也正因如此，安倍的突然離世對於保守團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民眾遊行反對安倍修憲

一些分析認為，日本右翼勢力會因此集結，煽動民眾繼承安倍遺志，修改第九條。作為“鴿派”宏池會的領袖，岸田曾明確表示對修憲“不做考慮。這不符合我們的立場。”然而，在安倍的強硬主張推動下，他的態度已大為改變。安倍去世後，岸田更是幾次強調將盡快發起修憲動議，力促修憲實現。此外，在剛於7月10日舉行的第26屆參議院選舉過後，贊成修憲的“修憲勢力”（自民黨、公明黨、日本維新會、國民新黨）在參眾兩院都超過了三分之二議席，達到了能夠在國會發起修憲動議的門檻。這些跡象似乎令人們感到修憲勢在必行，即將於近期實現。

不過，對於此種預測，本文持一定保留態度。首先，這並不是修憲勢力首次在參眾兩院超過三分之二，早在10年前就出現過這種局面。從發起修憲動議到舉行全民公決，流程繁瑣耗時，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圍繞修憲問題，“修憲勢力”內部也存在諸多分歧。各黨要制定出一套符合各方立場的修憲方案，恐怕還需經過漫長的拉鋸戰。而且，岸田是否有決心，甘冒全民公決否定修憲、內閣總辭職的風險，提出修改第九條的動議，尚有待觀察。

再次，日本社會目前的最大問題是貧富差距和景氣低迷，如果國際局勢沒有重大變化，修憲和安保等議題不會受到政黨方面和民眾的廣泛重視。此次的安倍遇刺事件，也不會動搖現狀。缺少了安倍的影響和制約後，自民黨和其他政黨或將進一步把政策重心集中於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隨着安倍被刺事件的熱潮退卻，安保和修憲等議題更將面臨優先級別下降的局面。

最後，日本最終能否成功修憲，取決於主流民意對修憲的看法。多項研究和調查顯示，修憲的贊成派和反對派呈拮抗之勢，而反對修改第九條的人顯著多於支持者。這説明日本國民對修憲議題仍持“維持現狀”的立場。經過70年的洗禮，日本社會已成長為較成熟的公民社會，主流民意不會因為某位政治家的突然離世而產生劇烈變動。

總而言之，由於安倍的右傾立場，國內輿論對他的負面印象遠大於正面印象。歷史證明，安倍這種類型政治家不會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但卻是中國不得不長期面對的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如實地擺明兩國之間利益分歧，又肯定共同點，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之路，才是“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明智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