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_風聞

　　（一）新中國可以建立共產主義人間天國嗎？

　　對很多革命者來説，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為人類提供的一個現世天國的理想。是“歷史發展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和“不可抗拒”的。新中國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沒有矛盾的社會。

　　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顧準説：革命者本身最初往往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裏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革命確實有理想性的一面，非如此不足以吸引民眾的熱情。但是，必須警惕理想變成空想，必須警惕官僚以理想主義的名義獲利，要求別人大公無私，好讓自己大私無公。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主席就説過，社會主義也有商品經濟，共產主義也有矛盾和鬥爭。“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任何事物本身都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亦即矛盾，因為矛盾而發展。在歷史上，用以解決問題的手段，到頭來總會變成問題本身。封建社會是這樣，資本主義也是這樣，很難想象共產主義會是個例外。如果説共產主義沒有矛盾，那麼事物就會停止發展了，這是不可能的。

　　主席在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文章中加寫了兩段話，是揭露《修養》一書描繪的假共產主義社會的。其中一段是：“這種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麼新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有《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

　　另一段是：“照作者（劉少奇）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裏，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鬥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裏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種有實事、有分析、有理論的批判，就把這本書在全國、全世界的流毒加以肅清。

　　同時也必須指出，縱然革命者是理想主義的，但是，革命本身並不是理想主義的！２０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在人間實現天國，而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資本主義的任務。

　　顧準自己也不否定革命。他説：那麼，我反對社會主義嗎？我不。

 

　　（二）共產主義與物質主義

　　什麼是共產主義？赫魯曉夫説，共產主義就是“土豆加牛肉”！

　　大躍進期間，中國的農村幹部往往説：我們要奔向共產主義社會，要過“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

　　這些，已經成了事實，但，遠不是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的理論前提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產品的極大豐富。今天的發展水平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能想象的，但是，我們離共產主義還遠着呢。那要發展到什麼地步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呢？

　　再説，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的欲求是無限的，產品的極大豐富是永遠不可能的。那麼，共產主義不就成了幻想嗎？

　　工業時代的馬克思是樂觀的，到了２１世紀，未來世界的圖景卻是一片黯淡。而中國尤其如此。

　　當前中國有四“最”。第一人口世界最多。國土面積雖然不小，但大半是高原﹑戈壁和沙漠，被最多的人口一平均，人均佔有資源就最少，這是第二個最。

　　中國的傳統道德在不斷的革命和外來文化衝擊中被摧毀貽淨，新的道德體系卻毫無建樹，形成全社會的道德真空，這是第三。

　　道德水準最低下，這是第四。當代改革家們認識到以信仰為槓桿﹑鼓勵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道路已經走絕，便把刺激和縱容個人慾望當成改革的核心。慾望一時能推動經濟增長，但窮怕了的中國人一旦瞄準了美國式生活，那種不可能彌補的差距便激發出第四個最──慾望最貪婪。

　　如果説全人類終將被自身慾望所毀的話，擁有這四個最的中國就將第一個毀滅。很簡單： 最多的人口與最貪婪的慾望之乘積怎麼用最少的資源滿足？

　　人無法用勞動向自然資源索取滿足，就會轉向搶奪別人的資源份額。這種動物式的生存規律在最低下的道德狀態中將使人際鬥爭分外殘酷。中國社會已經充滿由此產生的內壓力。

　　在生態問題日益突出、資源逐步匱乏、全球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展望人類前途，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以不斷兩極化的社會機制（即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淘汰和消滅一切失敗者（物競天擇弱肉弱食的達爾文機制）。只讓強者即精英活得好，只讓精英活下去。不僅在一國範圍如此，而且在世界範圍也如此。其極端就是希特勒昨天做的，以及英美新殖民主義明天可能做的：淘汰和消滅地球上佔８０%的那些劣等種族和文化（所謂“無賴國家”）。這也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我們接受的命運。在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全球精英們把未來簡化為“２０比８０”的一對數字和一個“靠餵奶生活”（ｔｉｔｔｙａｉｎｍｅｎｔ）的概念。未來學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分析説，工業時代與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將不復存在。另外一位總裁直截了當地指出：將來的問題是“你去吃飯還是變成餐點被別人吞吃”？你願意被別人吞吃或者吞吃別人嗎？難道就不能夠有另外一種前景嗎？當人民越來越明顯而且大規模地表示反對全球化，這不是恰好證明共產主義理論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和歷史發展趨勢是正確嗎？

　　我們相信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在世界範圍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民族與民族的和諧，文化與文化的和諧，不再有尖鋭的社會分化，利用現代科技的力量，消滅體力勞動和僱傭勞動；消滅社會分工，最終使全人類普遍中產階級化。我們把這條路稱為共產主義。

　　僅僅靠市場或者自由民主不能解決新時代擺到人類面前的新問題，甚至光是改變所有形式也不行。還應該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轉變成公心。很多人不瞭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需，不是按照需要來分配，即，不是想要什麼就有什麼，而是按照實際需求分配。

 

　　（三）六億神州盡舜堯

　　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對人性異化的最終克服，是對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最終迴歸。他説：“共產主義是以揚棄私有制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義。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性的真正擁有，是人向自身本體，即作為社會成員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整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會）發展的全部成果。”（《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支配着勞動，即所有高於所是；物支配生活——社會主義要顛倒這種關係。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解放，實現人的復歸。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個性而不是同一性，是把人類從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使物質目標成為生活的主要的關注對象，是使人體驗到整體的和諧性，而不是使一個人受另一個人的操縱和支配。

　　馬克思雖然談到共產主義革命“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卻沒有對具體如何決裂進行探討，給人的感覺是隻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決裂就會自然而然地完成。

　　列寧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認識到“小私有者的舊習慣、舊習氣……真是太多了”，因此而提出“十分艱鉅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羣眾”，他提倡勞動競賽和“星期六義務勞動”，也提出了“新人”概念和為造就“新人”而進行“文化革命”，但是卻沒有（或者是沒來得及）在理論與實踐上深入展開。

　　斯大林則是“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把社會交給了官僚和專家治理。只有到了主席，才把以社會為規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並且成為一場依靠人民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強調的都是經濟增長目標，而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目標卻被人們遺忘了。它們不是超越資本主義，而是被資本主義精神所吸引。企業國有化本身並不等於社會主義的實現，由官方委派的官僚來管理的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是不同於由不受官僚管理的工人來管理的社會主義的。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把自己的體制叫做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他們的體制卻徹底否定的共產主義的根本特徵——對個體性的肯定和人的全面發展。

　　因此我們看到，在這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官僚的道德觀念如此之低，以至他們毫不臉地接受腐蝕，而且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他個人內心空虛，沒有個性，完全靠外界來支撐。他的思想是一種奇特的混合物。他相信共產主義學説，可是他又表現出政客的奸詐和野心。他們個人同黨的思想聯結在一起，他們把黨的指導思想當作高於個人的原則。他們經常説的話是：我的一切都歸功於黨。他們甚至能夠以黨的意識形態的名義卻幹罪惡的勾當而不認為是犯罪。在蘇聯隨時都會遇到的官僚們，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提到的設想毫無共同之處，倒是很像果戈裏的欽差大臣中的人物。他們高高在上，他們對排着隊領取證書的愚民們傲慢，他們愚蠢無能，自命不凡。

　　而所謂新蘇維埃人，大部分把政治和私人生活分開。他們形式主義地按照程序完成公共事務方面的任務，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然後他們便致力於自己的生活問題。對多數蘇聯學生來説，馬列主義只是習以為常的表達方式，同自己的信念毫無關係。他們往往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觀點。

　　這和主席要建設的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主席在文革的綱領中提出：“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羣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有意思的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黨內第二號理論家劉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給續範亭（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晉綏軍區副司令）的覆信，主席看後寫了重要批語。明確指出：“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説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説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説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並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後門。”

　　主席不認為“私”是人不可改變的本性。人只有社會性，那不過是社會經濟結構影響的結果。他相信用“公”去佔領人們頭腦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兩人在決裂前，主席又提及這件事，寫信向劉少奇要他給續範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註，劉少奇當天就送給主席。可見關於人性的爭論並非尋常小事。

　　大躍進的失敗使主席更加堅定了在消滅私有制之後還要“繼續革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消滅物質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滅，革命才能算成功。這是主席為馬克思主義增添的至為關鍵的一環——對實現共產主義，僅僅進行社會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要造就新人，通向共產主義的鏈條才會從邏輯上完整和貫通。否則，縱然建設起“流着奶和蜜”的共產主義天堂，也會為人的無限的慾望所炸燬。

　　面前的敵人不再是拿槍的敵人，那種敵人可以從肉體上消滅，殺一個少一個，不在話下，現在的敵人是汪洋人羣頭腦裏和內心中存在的私慾，而且已經存在了千萬年，化作與生俱來的本能。這種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幾個，也不是幾萬幾百萬，而是全體社會成員都要成為新人。主席寫過一句詩——“六億神州盡舜堯”，典型地反映了他這種思想。舜和堯是遠古傳説中有大德的賢人，他卻要讓六億中國人——那是他做此詩時全中國人口的總數——人人都成為舜和堯。

　　看起來匪夷所思，然而，在人類的孩提時期，人人不都是舜和堯嗎？恩格斯説，在氏族制度下，“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復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威脅手段；我們今日的死刑，只是這種復仇的文明形式，而帶有文明的一切好處與弊害。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經濟是由一組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户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複雜的管理機關。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户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廢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他們還不曾有奴隸；奴役異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沒有的。凡與未被腐蝕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種人，都稱讚這種野蠻人的自尊心、公正、剛強和勇敢，這些稱讚證明了，這樣的社會能夠產生怎樣的男子，怎樣的婦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這也説明了，共產主義不過是人性的復歸而已。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成德”之説，孟子早講過“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中國佛教也有“普度眾生”的情懷和“立地成佛”的期盼，這都是主席決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主席的“老三篇”，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新人”的綱領。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即張思德、白求恩那樣的人。

 

　　（四）切的共產主義新人

　　在切看來，經濟發達、產品豐富只不過是“豬的城市”的追求，他無意於完全使自己致力於這樣的追求，因為這是連他所憎惡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達到的。他關注於更高層次的東西——人的解放和一個真正自由人的集合體。

　　切在許多場合表達了他對於社會主義必須使人從異化狀態中解放出來並造就新人的思想：

　　“我對乏味的經濟的社會主義不感興趣。我們同貧困作鬥爭，但我們也和異化作鬥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的是消除利益、個人利益的因素，並從人們的心理上找到發展的動力。如果共產主義沒有這一點，那只是一種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一種革命的生活方式。”

　　“要同時建設共產主義和它的物質基礎，我們必須造就新人。”

　　切相信，人的異化與失序是一切不幸的最根本癥結所在，沒有一個人內心深處的革命，沒有人類整體良知道德的提升，任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建設是無從談起的。而切心目中的新人是怎麼樣的呢？他是一個革命者、一個有自由意識的真正的人、一個融於廣大人民中，與人民同在的人。在切的《古巴社會主義與人》中，切如此表達他的創造理念與對新人的期盼：

　　“我們不應該創造出官方思想的奴僕或靠國家預算生活的、只在引號中運用自由的‘獎學金得主’。革命者將到來，他將以人民真正的聲音高唱新人之歌。”並且，這種新人是革命性的，是屬於未來的，“這樣的個人不應代表１９世紀的思想，也不應代表我們這個衰敗的、病態的世界的思想。我們要創造的是２１世紀的人。”

　　切的新人革命的重點何在？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處理人與物關係的勞動革命，二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的情感革命。

　　勞動是人類作用於自然的活動，是人類創造力與自覺精神的體現，被馬克思主義認為是人的本質需要，是人的創造過程。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文明中，勞動卻發生了意義的扭曲，即異化。人不是他勞動的主人，反成為了機器的奴隸，成為了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勞動力商品，而喪失了他為人的尊嚴。人類的勞動也不再是意氣昂揚的改造自然的神聖過程，而成為痛苦不堪的無可奈何的謀生活動，這是令人驚訝的“失序”。正如切在一次演説中引用一位西班牙詩人的詩中所説的那樣：

　　“人是一個勤勞的愚蠢的小孩，

　　他將勞動變成了折磨自己的苦役。

　　他將鼓槌換作了鋤頭，

　　不是在大地上擊出快樂的樂曲，

　　而是不斷地挖土……

　　我想説沒人挖土時伴着太陽的節奏，

　　也沒人在摘棉花時帶着愛與感恩。”

　　這種勞動是畸形的、奴隸般的，是意義的倒置。顯然，切要求進行一次勞動革命，這是使人擺脱異化的關鍵所在。勞動要重新回覆到它本身的“正常”意義，它應成為人類偉大創造力的體現，也就是人的體現。

　　“人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從不得不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動物性需要這一令人厭倦的事實中解放出來。他開始在勞動中發現自己，在創造中體會到自己作為人的偉大。”因此，任何使勞動回到舊世界路上的方式，切都是堅決拒絕的，特別是在勞動中使用“物質刺激”的建議。切認為一旦使用“物質刺激”，就有使人墮落回舊世界中“幸福的豬”的齷齪處境上的危險，並且，切十分堅信，所謂的用“物質刺激”這種舊世界的方式來對抗舊世界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那麼，對於一個新世界的新人，他的勞動的動力何在呢？在切看來，這種動力必然是來自精神層面的，是體現一個人精神高尚的。因此，他説：“問題不在於有多少公斤的肉吃，一年有多少次去海灘遊玩的機會，也不在於憑現在的工資能買多少好東西。問題在於，使個人感到更加完善、有更強的充實感和責任感。”

　　這種只重精神鼓勵，不重物質刺激的勞動的最佳表現形式當然就是義務勞動。在這方面，切自身作了很好的榜樣，他去甘蔗林砍甘蔗，去建築工地搬運，完全像一個普通工人那樣工作，並且不要一分多餘的酬勞。他相信這種勞動給他帶來的精神滿足感是任何形式的貨幣所不能衡量的，並且，他希望這種勞動方式能推廣出去，因為勞動創造了人，而義務勞動將創造新人，用他的話説就是：“義務勞動是一所培養覺悟的學校，它是個人或集體對於社會的貢獻，並且它塑造高層次的覺悟使我們能加速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切最看重的就是人的革命，他熱愛這千千萬萬的平凡且卑微的人民，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從自己懵懂的生活中解脱出來，從物慾的束縛中解脱出來，他相信每個人都能成為完成自己的人，成為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並不單靠麪包活着。因此，當有人向他提出他的人的革命不過是理想主義者羅曼蒂克的幻想時，他熱烈地反駁道：“讓我們回答一千零一次吧！是的，這可以做到。我們是對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進步，就像我們在四年古巴革命中那樣，清除掉所有的人類的惡，每一天都取得進步。”

　　是的，人不單靠麪包活着，但是，如果人民連麪包都沒有，又如何生存？更談不上自我修養了！革命一旦脱離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馬上就會轉到人民的對立面去。更為可怕的是，若這些高尚的品質被強行施加給這些不願變得那麼高尚的人們時，高尚不也將墮落為一種殘酷的枷鎖嗎？為了擺脱異化而興起的新人運動會不會變成另一種扼殺人性的異化？

　　而隱藏在切內心的最大擔憂是，他擔心自我革命能否堅持下去，那個在革命戰爭年代磨鍊出的革命家切，是否會在和平建設中淪落為一個大腹便便的官僚？就在這種種疑惑、擔憂中，此時的切，作出了他的選擇：再次革命！

　　為了挽救真理，他必須革命，而這次革命將回到起點，他要進行又一場自我革命，因為他無法靜待自我的墮落，而其他革命則是此時所不能展開的。他必須出去，去革命的烈火中鍛鍊他自己，正如他所説的：“這種鬥爭，使我們有機會成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類最高的品級，也可以使我們成為合格的人。”他要使自己成為這樣的人，使自己這個２０世紀渺小的徵人成為一個真正的２１世紀的新人，成為他的真理的最好證明，為此，他甘願做一個冒險家，而這種冒險家是另一種類型的，是“一個宣揚真理而不惜捐軀的冒險家。”

　　也許有人相信，新人將不會在這個時代出現了，新世界不會在這個時代出現了。但即使是這樣，也必定會在未來出現。而切所做的就是要燃燒生命在這個時代發出對下一個時代的召喚。召喚人們起來，為了新人和新世界而戰鬥，如果能這樣，死亡又有什麼值得畏懼呢？

　　“只要我們戰鬥的吶喊還能傳到一隻聽得進的耳朵，只要還有人伸出手來握緊我們的槍，只要還有人準備迎着機槍的掃射聲吟唱送葬曲，只要還有人響應新的戰鬥號召走向勝利，那麼不管我們在什麼地方突然死亡能在所不惜。”

 

　　（五）自私是人的本性嗎？

　　列寧在十月革命立即提出，要將沙皇俄國侵吞的中國領土全部還給中國。正是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賣國，使我們丟失了這一大好機會。北洋軍閥不接受老沙皇侵佔的中國土地，藉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哪有到手的利益反而還給別人的”。

　　自私是人的本性——在“鬥私批修”的文革失敗之後，這不但成為了統治集團治國的基點，也成為一般羣眾頭腦裏不容質疑的鐵律。如果同意人天生是自私的，那麼也無怪主席改造人性的文化革命會歸於失敗，也無怪張五常之類的“大師”會斬釘截鐵地寫道：“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張大師所信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分析起點是經濟人假設，無非也是講人天生自私。範跑跑之流不就是經濟人的傑出榜樣嗎？難怪他得到了國人的滿堂喝彩！

　　可是，西方似乎並不相信人天生自私。有一部美國電影《地火危城》，在毀掉一切的地下熔漿湧來時，官員、專家（男女主人公）、醫生、司機、工人、警察、消防人員、新聞主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沒有“首選”自己的利益而掉頭逃跑。他們何止是盡職盡守，對於不少人來説，首先考慮的是整體的利益，別人的利益。在安裝好了爆破的炸藥後，一個隊員受傷走不動了，他的一個同事，如再揹着他走，時間已來不及，於是，後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着自己的朋友去死。當指揮員通過電話詢問他們準備好了沒有時，為了不拖延時間而延誤整體的利益，他們平靜的回答：“完畢”……尤其是那位地鐵負責人，多少人喊着要他丟下、他揹着的那個奄奄一息，還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機，那麼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軀跳過剛剛流到車邊的熔漿，但是他卻奮力把他背上的人拋過去了——對那個人來説、那是他自己已經不知道的極小的一點生存希望，而這位頭頭卻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犧牲在他更清楚的熔漿中。

　　看來，美國也要宣傳“大公無私”、“捨己救人”這些在今日中國被用作調侃嘲弄的精神，而且這類片子並不在少數（例如《鐵達尼號》）。範跑跑之流，畢竟還只是中國的特產——這實在是人類之大幸。

　　北大歷史系高材生範跑跑認為自私觀念是古已有之的，看來他得跑回北大補習一下歷史。在原始部落，家户經濟是由一組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户經濟暫時使用。原始人並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也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這些都是所謂文明時代的產物。可以想見，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情形下，人們的根本利益決不是相斥，而是相互依存的。這就是羣體的整體利益。一個人脱離了社會和集體，就不可能生存。

　　同時我們也要指出，這種無階級的社會是註定要滅亡的，只要生產力超出部落的範圍。一旦生產力容許腦力勞動脱離體力勞動，私有觀念就產生了。只要實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還有必要，就會有私有觀念發生，就會發生階級分化，到一定時候就會爆發社會革命。

　　在生產力的一定歷史階段，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對社會與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的，人們就會去進行這種分工。這和農業與畜牧業對生產力發展有利後，人們就會去從事農業與畜牧業一樣，毫無神秘之處。

　　時代已經進步了，今天人們當然不會再相信一部分人是從造物主的口裏產生，而另一部分人則是從腳的部分產生，因而要分出貴賤。但是由於認識的限制，人們往往只看到這一分工的好處，把這一分工擴大到過分以至互相脱離。私有觀念就是要求無限制地擴大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的觀念，這種脱離造成了人們實踐範圍的不一致，從而認識上就不一致了。腦力勞動者脱離了體力勞動後就會發展到脱離羣眾，進而去壓制羣眾，最後成為高踞於羣眾之上的貴族，成為剝削者。

　　私有觀念歷史上也起過進步作用，曾是進步思想。當然，即使在它最進步的時候也始終有消極的一面。而且常常發展成破壞性的純屬消極的思想。比如秦始皇功勞極大。柳宗元已説過，公天下自秦始。但他併吞六國出於極端自私的念頭，要獨霸天下作為一家產業傳至萬萬世。最好能長生不老獨自享用。修阿房宮、驪山墓，尤其秦二世根本不知權力是從哪兒來的，以至激起陳勝吳廣起義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這種情況發展到一定時期，腦體分離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消滅社會分工的日子就會到來，私有觀念也就會隨着國家、階級等觀念放進歷史的博物館。像所有事物一樣，私有觀念是必然產生的，當然也會必然滅亡。

　　如果説自私即私有欲有其必然性，那麼趨羣性，對羣體、組織、社會、公眾生活的依賴即使在資本主義時代也無法抹殺。越是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更不能像老虎那樣，“一條好漢單打獨鬥闖天下”，就是一個家庭“單打獨鬥”也不會有多大力量。比如大家開車的時候，如果個個都想快，結果往往誰都快不了。幹革命的時候，必然強調奉獻和犧牲，如果個個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革命根本無法成功。工人罷工是往往是出於經濟目的即提高工資，但是為了罷工能夠成功，工人往往會捐出部分工資用於工人組織。用經濟人理論能解釋嗎？

　　把自私觀念看作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是通過經濟人假設擯除了應該涉及的人際合作視野，把個人動物化和原子化，而人際合作則是追求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主要制度性安排。經濟人假設為精英階層的精英主義製造了一個方便的藉口，同時還通過絕對強調個人對短期利益的關心，製造了決定性地解除弱勢階層合作競爭的思想武器，這個假設本身就是一個十足的意識形態工具。

　　我們也不主張“大公無私”，這只是虛偽的政治家和道德家壓榨人民的工具而已。馬克思説得好：“共產主義既不用利已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用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已主義。他們清楚地知道，無論利已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識形態》Ｐ．２６５）。主席也説過：沒有什麼“大公無私”，我們要求大公小私、先公後私。實際上，非自我性，利他性，公共道德的良知，在人性中具有與自私和私慾同樣深刻的原始根源。這種對公眾社會的依賴，共享性，就是共產主義的人性根源。

　　共產主義只能產生於生產力內在的發展需求中，而不是產生於道德要求或者某些人的良好願意裏。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初期階段，還不能使每個人“各盡所能”，這就是説盡他能力所及的和他願意的去做工；也還不能使每個人“各取所需”，而不問他做了多少工作。為了增加生產力，這時還必須採取向來的工資支付方法，即按照個人勞動所生產的數量與品質來分配生活品。也就是説，我們還必須容忍資產階級法權，但是，我們要限制它。這個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就是“社會主義”，以別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之物質的前提，是要人類經濟能力的發展，達到一種高度。這種高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的。我們並不像夸父逐日那樣一定要追上太陽才罷休，我們只需要跑贏資本主義就行了，在高級階段裏，貧乏的最後陰影消失了，跟着物質的不平等也消失了。生產勞動不再成為一種重擔，不再需要任何刺激，而經常保持十分豐富的生活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監督，它只需要教育、習慣和社會輿論來維持。如果要把這樣一種實際並不過分的前途當作“烏托邦”，那麼他是否只願意接受人類的毀滅呢？

　　共產主義的實質是社會財產和公共資源的非私有化。也是社會產品的公正分配。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空前地擴張和發展了社會與自然資源--公共資源的私人佔有。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經濟不平等。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考慮，這種不平等佔有已經造成了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總有一天會被消滅。千百年前，原始社會的人類難道會有“這是你的、這是我的”這樣的觀念嗎？它是歷史的產物，就總有消亡的一天。私有觀念不可能通過批判會和行政命令被消滅，但是，這不等於它是永恆的。只要社會分工消滅了，私有制、國家這些歷史加在人類身上的緊身衣，當然也會因為人類的成長而崩斷，這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百韜網絡劉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