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厄瓜多爾散記_風聞

作者：徐貽聰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長，中國駐厄瓜多爾、古巴、阿根廷大使；曾獲得厄瓜多爾、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頒給外國使節的最高榮譽勳章（大十字鷹級勳章、友誼勳章和大十字大功勳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公共外交網》特邀高級顧問；著有《結緣拉丁美洲》《我與卡斯特羅》《輕走天下》《雅園拾趣》《餘温猶存》《加勒比綠鱷·古巴》等書。

1991年3月中旬，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和幹部司副司長王建立分別通知我，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月底舉行的會議上已經通過決議，同意外交部關於任命我為駐厄瓜多爾大使的提名，正在徵求厄方的意見，要我待命出發，曾擔任過駐尼加拉瓜大使職務的俞成仁同志將來接替我在拉美司的工作。

我是1987年7月從駐尼加拉瓜使館被調回外交部的。其間，於1988年2月被任命為美大司副司長，隨後參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即拉美司）的籌建工作並以副司長身份成為該司首屆領導班子成員之一，但缺少領導駐外使館的經驗，也從未想過會讓我去擔當駐外大使這樣的重要職務。所以，這項任命令我既緊張又興奮。

準備期間，我多方瞭解了有關厄瓜多爾的情況，還利用4月初參加赴山西的使節旅行等機會，向不少老同志探求瞭如何當好大使的經驗。同年5月25日，我離開北京，在紐約作短暫停留後，於30日抵達位於海拔2800多米的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開始我的首次大使經歷，直至1993年9月因不適應高原氣候而奉調去哈瓦那，歷時2年4個月。

向博爾哈總統遞交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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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達基多後未幾，厄瓜多爾外交部就安排我遞交了國書副本，讓我可以着手工作。1991年6月4日，博爾哈總統在總統府接受了包括我在內的3位大使遞交的國書，我是其中的第2位。

遞交國書的儀式很隆重：厄瓜多爾外交部禮賓司的負責官員到使館迎接並陪同我前往總統府；儀仗隊在總統府門前列隊歡迎；總統府門外的旗杆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和厄瓜多爾共和國的國旗並排高掛，隨風飄揚；從總統府大門到二樓長長的廊檐兩側，排列着許多相向而立的禮兵，持槍向我致敬。

· 作者（右）作為第4任駐厄瓜多爾特命全權大使向博爾哈總統遞交國書。

在總統府二樓的黃廳，也叫“大使廳”的中央，博爾哈總統由一位副外長陪同等着我的到來。我在使館政務參贊湯銘新、經商參贊俞世茂的陪同下走上前去，將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副署的國書遞交給博爾哈總統。博爾哈總統雙手接過我的國書，微笑着同我握手致意，隨後邀請我們到黃廳旁側的另一個稍小點的廳裏談話。

我向博爾哈總統轉達了楊尚昆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對他的問候，重申了中國政府希望加強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意願，以及我本人誠望為推動雙方合作做些有益工作並希望能得到博爾哈總統及其領導的政府大力支持的願望。我還告訴他，我曾在1988年8月和1989年6月兩次有幸受到過他的接見：1988年他就任總統時，我曾是由外交部副部長朱啓楨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向他表示過祝賀；1989年中國外長錢其琛正式訪厄時，作為他的主要隨行人員，參加過他們之間的會見。

· 博爾哈總統在接受作者（左一）遞交國書後與作者親切交談，回憶他在當選前訪華時的難忘情景。

**博爾哈總統對我的到任表示歡迎，並對我此前同厄就有的關係感到高興。**他請我向我國國家領導人轉達親切問候，還深情地回顧了他在就任總統前應中聯部的邀請對我國進行訪問和受到熱情款待的情景。談話結束時，博爾哈總統明確表示，他熱愛中國，願和中方一道努力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如果我有什麼需要他的地方，隨時可以去找他。

此後，直到他1992年8月結束任期，我和他又見過幾次面，其中印象較深的有兩次：一次是他和夫人一起應我和我夫人徐麗麗的邀請率領幾位閣員到我們使館做客；另一次是1992年3月17日，他邀請我同乘他的專機去厄瓜多爾的南部參加中國援助的引供水項目奠基儀式。在會見出席他向杜蘭-巴連移交權力儀式的我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劉華秋副外長時，他還特意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讚賞。

陪同帕羅迪副總統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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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21日至30日，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厄瓜多爾副總統帕羅迪對我國進行了正式訪問。當時我正在國內述職，受託作為中國政府的陪同團團長，全程參與了帕羅迪的那次訪問。

帕羅迪是土木工程師出身，對人和藹可親。我在和他的多次接觸中發現，他對華態度友好，非常希望能有機會去中國看看。據此，也為了保持兩國間一定的高層互訪勢頭，我向國內提出邀請帕羅迪以副總統身份對我國進行訪問的建議，國內立即答覆同意。帕羅迪對中國政府能邀請他往訪異常高興，很快就確定了訪期，並表示要帶一些企業界人士同行，以推動雙方的經貿合作。他的夫人也極想到中國看看，但因當時他們的幼子年僅3歲，尚需要母親的照看，故她只得遺憾地放棄了那次機會。

· 作者（前排左二）作為中國政府陪同團團長陪同厄瓜多爾副總統帕羅迪對中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圖為帕羅迪及其代表團在天安門城樓上眺望北京市區。

訪問期間，江澤民總書記、楊尚昆主席分別會見了帕羅迪副總統，王震副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為他主持了歡迎儀式，吳學謙副總理與他進行了會談。除北京外，帕羅迪及其一行還訪問了上海、杭州、廣州和深圳。

我國領導人對包括厄瓜多爾在內的拉美人民的真摯感情，各地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好客的接待，以及我國的古老文化和蓬勃發展的興旺景象，給首次訪華的帕羅迪副總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離開深圳羅湖海關赴香港時，帕羅迪副總統特地把全團20幾個人召集到一起，集體向我鞠躬致意，要求我向中國政府轉達他們的真誠感謝。有幾個隨行人員還流下了激動的眼淚，甚至説“中國之行使他們死而無憾了”。

和杜蘭-巴連總統一家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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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的憲法規定，總統選舉每4年舉行一次，不得連選連任，且卸任總統終身不能再參加競選。博爾哈的任期到1992年8月結束，也就是説，我到任不久就趕上了又一輪總統大選的醖釀、籌備和實施，剛剛形成的工作關係很快就必須改變。

厄瓜多爾雖然人口只有1100來萬，但形形色色的政黨卻不少，因此推舉出來的候選人也就很多，相互之間的爭鬥異常激烈。大選的進程令人眼花繚亂。

1992年7月，西斯托杜蘭-巴連經過兩輪投票贏得大選的勝利，於同年8月10日就任厄瓜多爾總統職務，從而使我必須開始同另一屆政府打交道，這對我無疑是新的考驗。

在過去的一年多里，經過多方努力，我和博爾哈總統的許多政府官員及大批高級軍官得以建立起較好的關係，使館的工作也得到較為順暢的開展。隨着政府的更迭，我要面對的都將是新的面孔，這不得不使我有所擔心。

· 1992年8月，作者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團正式成員向新就職的厄瓜多爾總統杜蘭-巴連表示熱烈祝賀。

為了能夠及早開創較好的工作環境和局面，我在大選初期基本上分析出杜蘭-巴連很有可能當選總統的時候，就着手找機會做他及其周圍人的工作。因此，在他正式當選時，我已經認識了他的不少朋友，同他的幾位重要家人也有了一定的聯繫和交往，還和其中的一些人，包括可能出任外交部長的帕雷德斯建立了較深的友誼。競選結果正式宣佈後不久，帕雷德斯果真被任命為外長，還很快以候任外長的身份代表杜蘭-巴連在他們黨的競選總部接受我送去的楊尚昆主席的賀電。據友人告知，我是帕雷德斯以候任外長身份接見的第一位外國大使。

杜蘭-巴連宣誓就任總統後，我與他的接觸和交往日漸增多，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他視我為可以信賴的朋友，因此我們之間的往來往往不拘形式。**一次，他未帶警衞和我一道去機場迎接他的訪華親屬歸來時，因飛機延誤我們在機場聊了很長時間，談話內容涉及國事、家事、趣事，甚至玩笑。他還以他年逾古稀的高齡，給我表演了直立雙腿交叉坐地和起立的動作，使我看到他的身體之好及靈敏程度之高。

· 作者在接受厄瓜多爾總統杜蘭-巴連（右二）授予的大十字鷹級勳章後致答詞。作者的夫人（左一）和杜蘭-巴連總統的夫人（右一）出席了授勳儀式。

1993年8月26日，在我結束任職的前兩週，杜蘭-巴連總統在總統府親切接見了我，與我話別，還親自將厄瓜多爾最高級別的勳章——大十字鷹級勳章掛在我的胸前，以表彰我對發展厄中兩國關係所作的貢獻。隨後，他又和夫人一道，設宴款待了我和夫人徐麗麗。使館政務參贊王珍、經商參贊俞世茂和他們的夫人陪同我們參加了那次授勳儀式和宴會。

**事後，時任禮賓司長佩桑斯特告訴我，那是一次少有、特殊的禮遇。**我也感到確實如此，因為厄瓜多爾政府從不向任期不到兩年半的大使授勳，而我在厄瓜多爾僅工作了兩年三個月。此外，我在兩年多的任期中也未聽説過總統為哪位大使授勳和餞行的傳説。當然，我深知，厄方為我做的這些安排，更多的是要體現她對中國的友好和重視程度。

· 1992年12月，作者代表中國政府將中國贈送給厄的一批玩具和兒童用品移交給厄瓜多爾總統杜蘭-巴連的夫人、厄佳通和兒童委員會主席何塞菲娜。圖為雙方在觀看樣品。

在先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還得以與杜蘭-巴連總統的夫人、兒子、女兒、女婿等家人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相互成為很好的朋友。

1992年底，他的夫人，也是厄瓜多爾全國兒童和家庭協會主席，曾從我的手中接受了中國方面贈送給厄瓜多爾兒童的聖誕和新年禮物；1993年5月，他的一個女兒作為他的代表，和國防、公共工程兩位部長一起，陪同我去厄瓜多爾南部參加了中厄合作項目的竣工儀式。我們夫婦還曾幾次應邀到他們家去做客，參加他們家的一些家事活動。

與科多韋斯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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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忘老朋友，也為了能夠得到開展工作的必要幫助，抵達基多後不久，我就特別拜訪了我的老朋友——時任博爾哈總統政府外交部長職務的迭戈·科多韋斯博士，給他捎去了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並和他共同回憶了我們的友情。

科多韋斯1988年出任博爾哈總統領導的政府外長職務之前，曾長期在聯合國工作，是聯合國的副秘書長之一，還曾作為秘書長的代表，專務阿富汗問題的處理事宜，其間得到過中國的大力協助，故而與中國有關人士特別是錢外長有着較深的友誼。

· 作者與厄瓜多爾、前聯合國負責阿富汗問題的副秘書長科多韋斯共同簽署中國外交部贈送給厄外交部的辦公用品清單。

我是1989年6月與他相識的。那年，我以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長的身份，和時任外交部新聞司長的李肇星、錢外長的秘書沈國放及禮賓司的高樹茂（後曾任我國駐蒙古大使和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等同志一道，陪同錢外長出訪拉美，首站就是厄瓜多爾。科多韋斯不僅到機場迎、送錢外長，還多次陪同錢外長參加活動，所以我和他有了不少接觸的機會。

1990年5月，我又一次有機會同科多韋斯作了較長時間而且更為直接的接觸。是年5月2日至8日，科多韋斯應錢其琛國務委員兼外長的邀請，偕夫人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科多韋斯在北京期間，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以及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華（以老朋友身份）等分別會見了他，錢其琛外長與他進行了會談。由於我受外交部委派全程陪同科多韋斯進行訪問，故得以參加所有會見和會談。除北京外，我和科多韋斯夫婦還一起去了西安、拉薩、上海等地。一路上，我們交談甚多、甚歡，我們之間的友誼也更進了一步。

科多韋斯是位在厄瓜多爾乃至國際政壇上都廣受尊敬的人物，我相信他的地位和影響對我在厄瓜多爾開展外交工作必定會大有裨益。果不其然，他聽説我到了基多，馬上就指示外交部安排我去他的家裏見他。我如約到他的寓所時，他已在門前等待，向我表示熱烈歡迎。

他和夫人領我參觀了他們的家，給我介紹了許多厄瓜多爾的情況，甚至還友好地提醒我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在其後的兩年時間裏，無論是他續任外長期間，還是他隨着博爾哈總統的任期結束而離開外交部，我和他始終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和往來，有時在我們使館，有時在他家裏，每次的談話都很投機。1991年7月15日，我還有幸代表我國政府與他共同簽署了中國政府向厄瓜多爾外交部贈送50台小型計算機及配件的交接證書。

探求設立武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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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對各國駐其使館武官處的設立有特殊的規定，**即有關國家的使館需通過厄瓜多爾外交部書面向國防部提出申請，經兩部同意後方可設立武官處並派出武官。我到任後不久，就明顯感到軍人在該國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不僅承擔着保衞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角色，在國內的政治生活中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可以説，軍人在厄瓜多爾地位突出，受到廣泛的尊重。

針對這種情勢，**我一方面加強了同軍界的交往，**包括訪問外地時也力求拜訪和結識當地駐軍的主要負責人，和他們交朋友，以使他們對我國有較多的瞭解，一方面考慮是否需要向國內提出設立武官處的建議。

經過近一年的觀察和思考，加之與軍人接觸中逐漸增多的深切感受，我在同使館的其他同志多次協商並試探了厄方的初步意向後，於1993年上半年正式建議國內研究在駐厄使館設立武官處的必要性。國內很快就同意了我的建議，並責成我同厄方進行具體商談。

**由於厄方也有同樣的想法，兩國政府很快就達成協議。**6月中旬，我代表中方與厄瓜多爾國防部長加利亞多上將互換了關於中國儘快在駐厄使館設立武官處、厄方將在以後適當時候在華設立武官處的照會，完成了兩國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 作者（左二）與時任厄瓜多爾首都基多市長、後來的厄瓜多爾總統馬瓦德（站立者）在一起。

通過兩年多的密切交往，特別是做了這些與軍方有着直接關係的事情，以及參與兩國幾個軍事代表團互訪的安排和接待，我與厄瓜多爾軍方特別是其上層進一步加深了友情，認識了三軍以及警察部隊中幾乎所有的將級軍官，成了他們中許多人的好朋友。

1993年9月我離開基多前夕，厄瓜多爾國防部長會同三軍聯指司令和陸、海、空軍司令，在國防部為我單獨舉行送行宴會，還向我贈送了刻有他們5人簽名的銀盤。國防部和4個司令部的朋友都對我們使館的人説過，類似的做法此前在厄瓜多爾從未有過，估計以後亦很難再有。我無法確認這些説法，但我與厄瓜多爾軍界眾多人士的友情確實是很深厚的。

-End-

圖文 | 《結緣拉丁美洲》 

作者 | 徐貽聰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