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對外事翻譯的要求_風聞

作者：裴默農 新中國成立後成為第一代外交官。1950年任中國駐印度使館二秘兼領事；歷任外交部禮賓司、辦公廳處長，第一亞洲司專員、副司長。

翻譯的職能是為雙方溝通對話。翻譯人員和外交人員在歷史上是同時產生、同時存在的，有時甚至是同義語。我國古代已有專職的翻譯，名稱很費解，叫做“象胥”（《周禮秋官》），後來則稱為通譯官。到了清代，自己的譯員不用，竟聘請洋人當翻譯，這些洋翻譯才是真正的裏通外國者。

**周恩來總理需要翻譯，不是因為自己不懂外語，而是在正式場合使用本國語言是自尊自重的表現。**1950年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美國侵略朝鮮問題，台灣“代表”在發言時不使用聯合國通用語文之一的中文，而使用英語。此人就是蔣幫一肚子洋墨水的名教授、老官僚蔣廷黻（1895-1966）。

伍修權抓住他發言不講中國話的“小辮子”，一針見血地説：“我懷疑這個發言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為他連中國人民的語言都不會講。”弄得那位蔣家“代表”十分狼狽，在會上抬不起頭來。

1954年6月25日，周總理應邀訪問印度。

1954年周恩來總理第一次訪問印度，他在機場上對前來歡迎的印度總理等高級官員和外國駐印使節發表談話，由譯員先口譯印地語，然後譯成英語，以示對東道國的尊重，並照顧聽不懂印地語的人。

**周總理自始就很重視翻譯工作。**早在武漢長江局和重慶南方局年代，翻譯-宣傳-外事就已經構成外交工作三個緊密相聯的環節。組內成員個個都是一身三任的精英。建國後他們都成為外交戰線的中堅，幾乎全都擔任外交部領導的職務。據1989年粗略統計，外交部現職正副司長和大使、參贊級幹部將近60%是周總理在世時期選拔培養的翻譯。周總理生前已把翻譯當作外交人員的重要來源，所以翻譯人員既是外交隊伍中的一支特殊“兵種”，翻譯工作又是錘鍊外交人員的“戰場”。

應該説，周總理在對外活動中的一切成就，都有他的譯員的一份功勞。周總理説，“他們是對外交往的‘橋樑’，沒有他們，重要的事，雙方坐在一起相對無言，動都動不了。”一場重大的翻譯工作下來，周總理都要向他們表示感謝。

周總理對翻譯的理解、體貼，感人至深。他對翻譯説：“我們兩人是互相合作的關係。”會談前，他常常事先就讓翻譯知道大體內容，讓他們看到有關文件或講稿，預作準備。**他最理解和體會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和艱苦性，**他説：“不讓翻譯參加政治業務學習是最殘酷的。”內部聚餐他為之敬酒，設法讓翻譯吃飯；看到翻譯遲疑時，就主動重複一遍。有一位朝鮮族翻譯聽不懂上海話，總理就反過來替他當上海話的翻譯，並説：“你要注意學習方言。”

出訪歸國途中的周總理

**周總理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深深懂得培養翻譯人才任重而道遠。**他早在解放戰爭期間，就在解放區設立外國語學校。建國後，除各院校原有的外語系，又創建了許多外語院校，以應急需。

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把幹部的外文學習列為部內和各駐外使領館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求每個幹部都要學習一門外語。到1957年，由外交部安排培養的外文和翻譯幹部已達27個語種600多人。然而形勢急速發展，仍有捉襟見肘之感。周總理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指示外交部“必須配齊所有兄弟國家和各重要資本主義國家語文的翻譯”。

1957年11月，周總理接見來訪的埃及文化代表團時説：“我們的阿拉伯文翻譯太少了，一有事就拉劉麟瑞教授，他身上北大的校徽是對我們的一個抗議。”周總理並當場交代外交部陪見的司長，要他在兩年內培養第一批會阿拉伯文的人，幾十個或幾百個能寫會講的人。

周總理對外交部的批評一個多月之後，又一次類似的情況使他陷入尷尬的境地。

1957年底，周總理在機場歡迎中東某國副首相來訪時，阿拉伯文譯員因一時緊張聽不懂來賓的講話，翻譯中斷，出現冷場，不得不臨時找一位英文翻譯頂替。

1963年8月索馬里總理舍馬克訪華。由於索馬里的歷史情況，周總理考慮到意大利語比英語更通行，交代這次接見要配備意語翻譯。當時外交部尚無意語翻譯，臨時從外語學院借調一名剛從羅馬留學歸國的青年女教師。因舍馬克也懂英語，會談基本上沒有使用意大利語，但周總理仍指定這位教師參加。一些參觀活動則儘量用意語翻譯，讓她有鍛鍊的機會。毛主席接見時，周恩來也安排她參加，並在接見結束後為她引見毛主席。

周總理頗感自豪地介紹説，“這是我們自己的意文翻譯，是專門派去意大利學習的。將來我們要做到世界各國的語文都要有人去學，我們搞國際主義就要這樣做。”毛主席微笑稱“是”，並和這位青年女教師親切握手問好。這充分顯示周總理對新生力量滿腔熱忱的愛護，更是對培養非通用語種翻譯的重視和關切。

翻譯幹部十年培訓規劃就是在兩次出現阿拉伯語翻譯問題之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制訂的。1973年，周總理批准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生計劃。他在審批這些規劃中特別強調配齊語種，將報告中三處提到的“小國語種”逐一改為“非通用語種”，體現了他尊重小國，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思想。

除了教學上的培養，周總理也很強調在職鍛鍊，多次指示要重點抓好高級翻譯接班人的選拔和培養，要為翻譯多提供實踐的機會，要讓他們參加和熟悉外交業務，瞭解政策。

工作時的周總理

**周總理對翻譯人員的要求是嚴格的：**要求他們練政治思想基本功、語言基本功和文化知識的基本功；還要求翻譯加強形勢政策學習，看有關的文件資料，不要當傳聲筒，而要參與業務。做口譯的則要對領導同志所談的問題、外賓可能提出的問題，預作準備；要熟悉領導同志的意見，領會精神，還要當好領導的參謀，幫助把關。

**他還不止一次地講過，“一個好的翻譯不僅要譯得準確，而且要譯出領導同志的口氣和感情。”**重要的詞句怎樣譯，他是很注意的。遇有譯得不妥之處，當即提出糾正。

這樣的事例很多，例如60年代初，有一次周總理會見外賓談到越南問題時，説美國企圖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抗偽政權的鬥爭是徒勞的，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74章》）的成語。因為翻譯未理解好，譯得不準確。周總理就解釋成語的含義，再讓他準確譯出。

偶爾為周總理當翻譯的一位外交部處級幹部説，她因為譯不出“越俎代庖”（《莊子消遙遊》）受到批評。她説，周總理對我語氣雖温和，但意思卻很嚴峻地説：“你是章行老（章士釗）的女兒，行老古今中外，知識淵博。你怎麼未能繼承，連‘越俎代庖’都不懂嗎？你們這一代年輕人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知識太少了。”她後來將此事告訴當時擔任周總理主要翻譯的同事，據説周總理也囑咐他要通讀《資治通鑑》。

翻譯師哲

翻譯界老前輩師哲深有體會地説：“翻譯是一門科學和藝術。口譯則更需要機敏、準確、靈活、有風韻。”毛主席有一次對他説，“翻譯工作不僅要精通兩國語文，還要熟悉它們的文學、藝術、歷史、風俗、生活習慣、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斷學習，汲取新東西，以充實自己，否則就難以應付局面。”

他談到他為毛主席和斯大林作翻譯時，總要讓斯大林聽到道地的俄語（民間話），讓毛主席聽到道地的漢語，甚至是鄉土話。否則有些話直譯，則由於雙方語言文字、文化、生活、習慣、歷史和語言結構的差異，必然會使雙方不甚了了，覺得似乎隔靴搔癢，甚至還會發生誤會。

他的經驗是在外交鬥爭中，任何有歧義的詞都可能引起誤會糾紛，絲毫馬虎不得。難怪當年曾參與其事的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都感嘆説：“中國的翻譯對俄文研究到這個地步，啊，這麼摳字啊。我們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1960年4月，陳毅副總理兼外長陪同周恩來總理訪問尼泊爾。圖為柯伊拉臘首相（左四）陪同遊覽博克拉湖。

**周總理從不放過一字一詞的真正含義。**他第一次訪問尼泊爾時，在一個地方的招待會上，主人贈送一尊木雕釋迦牟尼像，以示對客人的敬重。周總理講了一段熱情友好的話，表示感謝。譯員譯成英語時，將一個物稱的關係代名詞“which”用在這尊木雕上。周總理立即親自用一個人稱代名詞“whom”加以糾正。這就避免了對如來佛的不敬，顯示了對主人的尊重。可以設想，如果周總理不懂英語，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影響就難以挽回了。所以周總理事後對同志們説：“尼泊爾是一個佛教國家，你們在這方面應該特別注意。”

60年代末，尼克松總統入主白宮，中美關係出現解凍跡象。周總理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美國著名評論家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在白宮屏風後面指揮尼克松的行動》（大意）的文章，周總理閲後十分重視，卻一時弄不清“屏風後面”是何所指。要搞清美國的真正意圖，必須首先“解題”，其關鍵就是“屏風”一詞。

他問外交部美澳司一位負責同志，此公答不上來。周總理又轉身問主要翻譯，她立即用電話轉問另一位高翻。回答是：“屏風”的典故可能出自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他查閲原著後肯定説，意思是“幽靈”，即毛澤東的幽靈在白宮指揮尼克松的行動，是中文刊物的編輯譯錯了。

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要翻譯練好三項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他説這是“基本功的基本功”。第二是語言本身的基本功，指語音、語法、詞彙和聽、説、寫、讀、譯五個字。他要翻譯註意瞭解所學語言的使用環境，要下苦功夫把外文世界地圖背熟。第三是文化知識的基本功，學好外語的同時，還要學國際知識、中外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對外文報刊，包括反動的東西，也要閲讀了解，才能譯得好，駁得對。

周總理多次説過：“翻譯工作很重要，不能輕視這一行。”他還説過，“外交談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翻譯的口譯也重要。口譯強的可以幫助把邏輯上、詞句上不夠恰當的糾正過來。”他很注意發揮翻譯的作用，鼓勵他們對工作積極提建議。他多次説過，翻譯可對外交文件草稿提出修改意見，即使中央已定稿的文件，只要修改的意見是對的，他不但採納，而且加以表揚。

遇有重要翻譯任務，周總理總是親自召集他們座談，講文件的精神，解答提出的問題，徵求對草稿的意見。周總理找外交部的部、司領導研究對外工作的重大問題時，常常要有關翻譯列席參加，並徵求其意見。這樣做不僅幫助翻譯熟悉了政策和業務，而且有利於提高翻譯工作的水平。

世界上有些國家不重視翻譯的地位，在安排領導人會談或宴會活動時往往不給翻譯安排座位。**周總理認為這不公道，指示外交部在遇有這類活動時都要給翻譯安排座位。**他在會見外賓照相合影時也經常讓翻譯參加。

正是由於周總理對翻譯人員的培養抓得很緊，這支外交戰線上的特殊“兵種”才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新中國的外交立下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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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周恩來外交學》 

作者 | 裴默農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