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開始西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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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9月22日傍晚，當我乘坐的川航客機飛抵蕭山機場上空，機艙裏響起廣播，提醒“從次日起，川航航班將由之前的T3航站樓，整體轉場至新建成的T4航站樓”。

下了飛機，打開手機，瀏覽新聞後才得知：當天，包含T4航站樓及陸側交通中心等的杭州蕭山國際機場三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該工程總投資270億元、建築面積150萬平方米以上，是浙江迄今以來最大的機場建設項目，也是杭州亞運會重要基礎配套項目。

與蕭山機場三期同一天投入運行的，還有杭州西站、湖杭鐵路、杭州機場軌道快線等“兩點兩線”重大項目。

這些項目的建成，在使杭州交通變得更加立體的同時，也正重塑着城市的版塊格局。考慮到前不久餘杭剛剛官宣建設“杭州第三中心”，此次除機場外其他三大項目皆連通城西，它們的齊齊竣工，標誌着杭州城市板塊權重進一步地西移。

而這種西移的背後，是一場市長與市場間長達十年的發展博弈。

和大多數城市一樣，杭州也經歷過城市中心的轉移。最開始，杭州的市中心位於武林-湖濱一帶，像著名的延安路、杭百-解百商圈等，都集中在這個片區。可隨着人口的增長、經濟的發展，到世紀之交，城市向外拓展已勢在必行。

但究竟應該重點朝哪個方向拓展，是向東、向南、向西，還是向北？幾經比較，杭州最後選擇了“東進”。

在其他很多問題上，民間與官方，甚至官方內部往往眾説紛紜、意見相左，多套方案僵持不下的情況不同，對於杭州“究竟向何處去”這點，當初全市上下意見卻是出奇的一致——向東，必須向東，只能向東。

而之所以如此，是由杭州的地理環境和周邊經濟格局等因素決定的。

攤開地圖可以看到，杭州市區處在杭嘉湖平原與浙西丘陵帶的交匯處。南面是錢塘江天塹，城北當時分佈着大量工礦企業，搬遷難度巨大。

往西，繞過西湖，南側是綿延不絕的天目山脈，北側從古盪到西溪再到五常，過去是一片濕地連着一片濕地。在這樣的地形環境下搞開發，不僅成本高，空間還受限。後來的城西科創大走廊，之所以呈現一條狹長帶狀，原因就在於此。

唯獨城東，從彭埠、九堡到下沙，再往外延伸至臨平、大江東，幾乎是一馬平川，土地資源豐富，開發成本低廉，是最適宜建設新城的區域。

另外，作為一座胸懷一線野望的城市，杭州新城的建設佈局，還必須考慮與周邊衞星城的呼應。雖説杭州都市圈有五大成員，但相較西南方向的黃山、衢州等山區窮兄弟，嘉興、湖州、紹興這三座城市與杭州不僅距離近、文化同，經濟也更發達，而且無一例外都處在杭州城市平原部分的延伸帶上。

這也是為什麼，2007年版《杭州城市總體規劃》中確定的三大副城——臨平、下沙和江南城（濱江+蕭山），全部位於城市東面、錢江兩岸的平原地帶。除了地理因素的考量外，同時也分別肩負着輻射德清（湖州）、海寧（嘉興）和柯橋（紹興）的重任。當然這是後話。

回到世紀之初，應該説，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黨代會提出的“城市東擴”戰略，是科學理性的決策，也是當時城市拓展的最優方向。過去20年，從沿江開發、跨江發展，到如今的擁江戰略，至少在杭州市級層面，這一點從來沒有改變過。

至於西面，官方文件中只提過一個“旅遊西進”的口號，卻從來沒公開説要城市西進。

對於大多數老杭州來説，印象中的城西就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是城市的糧倉、菜園、羊圈。甚至就連倉前、五常的本地人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腳下這片鬆軟的土地會搖身一變，成為“杭州第三中心”。而這一切，還得從那家公司的西遷説起。

最近，“阿里雲萬人大搬遷”的話題，再次刷屏杭州人的朋友圈。很多媒體在報道此事時，都提到了2013年阿里總部從濱江搬到餘杭的“舊聞”。因為正是那次西遷，改變了杭州“城市東擴、旅遊西進”的格局。

關於阿里巴巴的那次搬家，坊間有很多説法，比如蕭山看不上阿里啦，餘杭白送土地啦等等。為此，我還專門向當年負責招商工作的餘杭老領導進行了求證。

據對方回憶，當時淘寶的B2B業務剛起步，企業還處於虧損狀態。對於其模式的可行性，不僅蕭山，餘杭方面也看不懂。為此，區裏專門組織了一幫人，上網蒐集行業專家對於B2B發展前景的預測。結果發現沒有一個專家持反對態度，有些甚至還預測，其未來每年將有20%的增長率。這才最終統一了思想，決定引進淘寶。

儘管接納了阿里，但土地是不可能白送的。當時餘杭批給淘寶的450畝中，有380畝是工業用地，定價48萬一畝，相當於片區綜合價。另外用來建賓館設施的70畝商業用地，一開始標價70多萬一畝，最後有些地塊的成交價甚至超過了100萬。

“總之政府沒有吃虧，更不存在白送之説。”那位老領導説。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餘杭政府何止沒有吃虧，而是撿了個大漏。隨着阿里的到來，在其周圍聚集起一大批科創企業，整個城西因此崛起。至於阿里自身，也在城西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兩者可謂相輔相成。

之所以會有如此奇妙的化學反應，一方面，城西過去就是杭州的文教區。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就近在學校周邊租店創業，由此催生的文三路電子信息街區，曾與北京中關村、深圳華強北齊名，有所謂“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中間一條文三路”之説。

雖然後來相關高校陸續搬去了下沙大學城，但是像馬雲這一代創業者，還是有着濃重“城西情結”的。我們看阿里巴巴搬離湖畔花園後的第一個落腳點，就選在文三路上的華星科技大廈。此後隨着企業不斷壯大，阿里一搬再搬，但相比大老遠跑去城東，或者跨江搬到濱江、蕭山，他們其實更樂於就近去城西更西處。

另一方面，和傳統製造業需要大量土地，用以修建廠房、安放機器不同，高新科創產業往往更看重環境。就像美國的高新企業主要集中在風景旖旎的硅谷一樣，杭州城西的山水環境、自然條件也遠勝城東，對科創企業和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自然也更大。

**總之，相對於被規劃的城東，阿里西遷和城西崛起完全是市場作用的結果。**而且從開發效果看，規劃出來的城東顯然沒有自發生長的城西發展得好。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繼城西科創大走廊之後，杭州還曾提出過打造城東智造大走廊，以平衡東西兩頭的發展。但多少年過去了，城西科創大走廊的開發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而城東智造大走廊早已銷聲匿跡。甚至就連本世紀頭幾年風光一時的下沙也漸漸暗淡下去。

對此，杭州城規院前總工湯海孺曾風趣地打過一個比方，説杭州這些年的發展是市長想東擴，市場想西進，結果市長輸給了市場。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裏，簡·雅各布斯對功能主義的城市規劃提出了尖鋭批評。其實相較歐美，中國無論是新城建設，還是舊城更新，人為規劃的痕跡更重。甚至可以説，過去40多年的中國城市化大躍進中，政府主導、市長拍板才是常態。

這種模式不一定就有錯，相反，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被視為中外合作開發典範的蘇州工業園區，如今早已取代有着千年歷史底藴的老城姑蘇區，成為蘇州最具活力和商業價值的城市新中心。

又比如這幾年風頭無兩的“黑馬城市”、被譽為霸都的合肥，其房價的最高點同樣不在傳統的蜀山、包河、廬陽、瑤海四區，而是出現在位於西南的政務區。另外，更靠南面，原先合肥人眼中屬於遠郊的濱湖新區，這幾年的發展也是突飛猛進，已遠遠甩開“老四區”幾條街了。

哪怕是一直被詬病“市長取代市場”的北方地區，諸如鄭州的鄭東新區、西安的西鹹新區等，也都建設得十分成功。但缺乏市場力量有效介入的城市開發，終究還是存在風險的。

比如距離西安並不遙遠的甘肅蘭州，當年地方官員大筆一揮，便在距離主城區70公里外的地方畫了個圈，平地起高樓。雖然頂着國家級新區的帽子，卻被新聞媒體、大學教授痛批為“鬼城”。此後花了整整十年功夫，以行政命令形式將包括醫院、大學、國企等在內的蘭州優質資源，盡數搬往新區，才算有些起色。

又比如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新區，至今仍是當地樓市去庫存的重點區域。雖然為了支持新區開發、拉抬新區人氣，就連市政府都已搬了過去，但依舊無法取代東勝區的市中心地位。

事實上，蘭州新區、康巴什新區的情況都還不算最糟糕的。至於那些既沒有蘭州的行政層級，也不像鄂爾多斯有錢的地方新區，最後淪為空城、鬼城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和資金浪費。難怪有人説，相比貪污，行政瞎作為才是最大的腐敗。

這麼看來，杭州是幸運的。雖然政府早有規劃，而且當初的“城市東擴”戰略，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但是當市場的力量將企業和城市引向西部，地方政府並未動用行政強制力加以干預，相反順勢而為，在城西規劃了科創大走廊，從而引領了杭州乃至整個浙江高新科創產業的蓬勃發展。

放眼全國，這種情況是十分罕見的。這份“幸運”的背後，是民間力量的發育壯大，是市長決策與市場抉擇公平博弈的環境，是政府對於市場規則的尊重……在如今的大環境底下，這一切顯得彌足珍貴，其意義已遠超城市應該向左還是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