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為 | 從“忠君報國”到“阿中哥哥”: 中國人國家觀念的兩次裂變_風聞

編者按

當下我國正處於快速社會轉型階段，民眾的社會心態也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其中，國家觀念是社會心態的核心議題，其表現與內涵的演變展現了國人社會心態與社會結構的互動歷程，關注普通人國家觀念的演變，有助於回應轉型社會中的心態秩序危機。其中，國慶節日是普通人國家觀念建構的重要節點，許多有關國家歸屬、民族認同的“情感高峯”在這一節日集中表現。在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普通人的國家觀念經歷了從血緣到趣緣、從集體到個體、 從“國與民兩相忘”到“個人與國家直接關聯”的演變過程，從“忠君報國”到“阿中哥哥”是一種典型的話語表達，總體呈現出一個走出家庭、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趨向。本文指出，國家現代化轉型中面臨社會心態秩序失衡的挑戰，而要重構心態秩序，達成心態文明，關鍵在於培育與個人處境相匹配的社會認知、價值共識、家國觀念等社會心態要素，形塑理性平和的大國國民心態。國慶佳節，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諸君思考，祝各位讀者朋友節日快樂。

從“忠君報國”到“阿中哥哥”:

中國人國家觀念的兩次裂變

劉大為｜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

原題《心態何以文明：普通人國家觀念演變的社會構成》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從熟人社會進入到陌生人社會，原有的血緣共同體建構方式失去心態秩序生成的機理，“修齊治平”連接的意義世界出現了“以家喻國”源頭的斷裂，一定範圍浮現以浮躁、暴戾、焦慮及社會共識、情感凝聚和道義調節為主要內容的心態秩序危機。就此，學界對“心態文明”“社會心態治理”等相關議題展開了討論。然而，正如費孝通在提出“心態秩序”這一概念時所強調的那樣，“社會研究不能只見社會不見人”。當前學者們更多地將“心態失序”問題作為一個既成社會事實，較少將“心態”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從人的處境變遷及其心態生成維度展開分析。**探究心態何以文明的問題，正是要從生成的維度對“心態”展開歷時性梳理。**當“文明作為一種進程”，心態如何實現秩序？需要我們從根源上進行反思。

問題與方法：文明作為一種進程

本文的“心態文明”一詞主要借鑑潘光旦“中和位育”與費孝通“心態秩序”的思想，指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個體能理性平和地在人與人、羣與羣等關係中定位自己，呈現一種社會心態與社會結構的匹配與契合狀態，達成一種人人遂生樂業的秩序。

（一）國家觀念作為社會心態的核心問題

布迪厄（Bourdieu）認為社會結構和心智結構間的對應關係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國家作為一種元資本的佔有者，始終是日常生活的元場域（Meta-Field），尤其在以總體性國家為主要特徵的傳統下，個人與國家關係的認識構成了人們行為模式的基本動力。有研究者將社會心態分為超穩定的社會心態（民族性）、穩定的社會心態（價值觀念）、階段性社會心態（社會情緒）和變動性社會心態（社會態度）四個層次。國家觀念屬於較穩定的社會心態，既不似社會情緒、態度那般易變，也不像國民性那般難改，因而具有更為突出的研究價值。為此，社會心態的話題中首當其衝的應是普通人的家國心態，更聚焦的講應是國家觀念的問題。

項飆對此較早發言：“我之所以要強調普通人的‘國家理論’，是把‘國家’概念看作大眾想象、理解、評論、批判社會生活的理論工具，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想象的對象、被觀瞻的象徵系統。”同樣，如何想象、理解、期待“國家”，也可以用來作為分析“普通人”心態問題的工具。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認為國家由兩個方面所形塑：“一個領土內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於領土之上的民眾的組織的觀念；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實際實踐。”因而，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國家實踐與民眾心態有着內在的緊密關聯，國家觀念既是一種社會心態的呈現，也是一種國家實踐的建構。

（二）文明進程作為分析社會心態變遷的方法

費孝通指出，“社會學對於精神世界的理解，應該是把它和社會運行機制聯繫起來”。其與布迪厄所強調的進行一種具有歷時性的“社會軌跡” （social trajectory）的解讀，有着內在的相通之處。百餘年來，中國社會開啓“千年未有之變局”，變局的基本邏輯是由傳統向現代的邁進，“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正是這種極速的變遷與軌道的轉換，讓身處其間的個體迷失了方向。

通常而言，“文明”具有顯著的價值判斷，用以區分“先進”和“落後”，然而**作為方法，文明所強調的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普遍性、共識性的呈現，有先後，卻不一定有對錯。**作為方法，文明進程有三個內涵：其一，文明是一個過程，文明所指的是始終在運動、在“前進”的東西，強調歷時思維，需要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將概念置於其形成的語境之中，進行發生學的討論。其二，文明可以表述為一個概念，但必然體現在人的心理與行為之中，比如“忠君報國”“祖國母親”“新中國”等概念，是一個社會一段時間內普遍的價值共識與行為規範，是一種社會心態的呈現。其三，文明強調普遍性，強調人羣間差異的減少，因而後進人羣必然受制於歷史的強制性。

如下，筆者將以普通人的國家觀念作為解讀社會心態的切口，以文明進程的方法回應當下“心態失序”問題，將“國家觀念”概念放置到“社會軌跡”之中，通過分析一定時期內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模式，探究國家觀念建構的社會機制，以及不同時期“國家觀念”所對應的社會心態之間互構互成的關聯。（見圖1）

家國之間：從家天下到民族國家

傳統中國人的國家觀念生成於血緣宗族，具有顯著的道德化特徵，以至於成為形塑社會心態的神聖無意識源頭。

（一）忠君報國：移孝作忠的家本位心態

以家喻國、移孝作忠，是傳統中國國家觀念建構的基本邏輯。在以天下和家為基本價值秩序的古代中國，國家意識淡薄，而以男性血緣傳遞為基礎的“家族”則特別發達，以至於政治、經濟、管理、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皆圍繞家族展開。相應的，傳統中國社會秩序建構遵循着倫理本位，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父子關係”為軸心，衍生出《禮記》中的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在這套秩序之中，每個人都處於相應的關係之中，每種行為都以“父子關係”來延伸定位。“孝”為家庭關係之本，“忠”是政治關係之綱，移孝作忠塑造出家國一體的“忠君報國”的家國心態。

從天下到萬民，“天子”是君父，所謂愛國核心在忠君，實則缺乏國家觀念，唯有朝廷和天下觀念。梁漱溟如是説，“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其表現為對內皇權不下縣，縣下唯宗親，國家實踐中推崇“無為政治”和“不擾民”的治國信條。對外則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觀念和政治上的“朝貢”體制。

《尚書》有“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的説法, 國家興起之際，即有等差之分。“國家”是其君其臣之事，顧炎武將之稱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國家亦是一家一姓之國，是“他人的國”，其相應心態為“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梁啓超在《愛國論》中説，“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個人與國家關係有階層區分，食君之祿者（國家精英）“忠君報國”，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使命、責任和義務：崇奉社會大同的天下觀；追求“克己復禮”的社會秩序觀及“修齊治平”的人生意義觀。至於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則“基本上認識不到自己對政治體系和政府決策過程可能施加的影響或應該承擔的義務”。民諺有云：“交了糧，自在王。”國與民兩相忘。

1895年後，大清帝國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陳獨秀寫道：“直到1902年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我生長到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自此，國人開始意識到國家觀念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救亡圖存的議題。於是，張君勱宣稱：“中國的唯一問題是：如何把中國變成現代國家。”張佛泉呼籲：“國需要我做一個成分；我待國固定我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國與我不相外。”

（二）祖國母親：救亡圖存的民族國家建構

孔飛力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家進入現代，是中國人對於統一壓倒一切的嚮往”。當然，這種嚮往不會憑空發生，正如安德森所言“從一開始，民族就是用語言——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而且人們可以被‘請進’想象的共同體之中”。在中國“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的歷程中，最為成功的語言工具無疑是“祖國”與“祖國母親”的概念。

傳統家國想象中，早有“父母之邦”的説法，如《論語·微子》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水經注》卷一曰：“恆水又經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由於當時並無實體國家概念，因此其更多隻是用於代指“祖先所居之地”。現代意義上“祖國”一詞的出現則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是伴隨着“亡國亡種”“救亡圖存”的吶喊出現的。梁啓超在1902年所著的《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中，稱“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秋瑾有詩句，“祖國寧甘劫後灰”。而“祖國母親”作為一個固定稱謂在中國的廣泛使用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事情。從詞源梳理來看，近代“祖國母親”的隱喻是通過清末留學生從歐洲引入中國的。其中，聞一多1925年留美期間所做的《七子之歌》是最早最具影響力的將“祖國”比喻為“母親”，將割讓的殖民地比喻為“子女”的詩作。自此，“祖國母親”漸成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代稱。

國家母（女）性化是現代性、世界性的文化現象，是多種隱喻的疊加，包括天然的母親、故鄉的母親、受難的母親和革命的母親。“祖國母親”在中國誕生之初更多是指“受難的母親”和“被庇護者”的形象，是在“半殖民”社會歷史語境下民族危亡之際的產物，其目的是為了喚起“子女”對於“母親”的保護意識，如1935年方誌敏在《可愛的中國》中寫道：“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太可憐了，一個天生的麗人，現在卻變成叫化的婆子！”這種國民關係向親子關係的移情，使得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得以養成，並最終凝聚了共識，實現了民族主義的建構。1949 年以後，“祖國母親”的受難形象也逐漸被“新生的母親”“強大的母親”的形象替代，進一步樹立了民族自豪感，並最終實現了國家觀念的親子化、神聖化建構。

個人—國家：新中國與“阿中哥哥”

“祖國母親”觀念作為一個舶來品，真正進入普通老百姓的觀念深處，是經由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一系列大改造來實現的。

（一）新中國：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產生

1949年新中國建立，新政權在“新中國”與“舊中國”之間進行了觀念建構。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説，新中國是對舊中國的解放，解放後的中國人“當家作主”，從此“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站起來了”。新中國觀念生成過程中最具推動力的是“土地改革運動”，這“誠然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一次最大最徹底的改革”。土地改革運動將農業中國最基本的人地關係結構進行了重構，從原來地主與無地農民的關係轉化為農民與國家的關係。同時，通過“鬥地主”“算細賬”“挖苦根”等“訴苦運動”，將“改天換地”“翻身做主”與新中國緊密關聯。新中國政權合法性得到充分認同，國家作為一個切切實實的實體進入普通人的觀念之中。

中國人“家本位”的深層文化結構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傳統農業社會，家庭具有經濟、政治、社會等功能，皇權不下縣，絕大比例國人可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社會活動均在家庭與家族之中展開，從而生成了一種“中國人，於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的社會心態。新中國通過集體化運動從觀念深處推動心態的變革。楊慶堃1959年提到，“當前集體化的浪潮推動個人為超越家庭的集體做出犧牲，使個人放棄了對家庭的忠誠”。閻雲翔調查發現，國家通過替代家庭的許多社會功能，批判男性中心的傳統家庭觀念，同時用新的行政機構與幹部系統取代以血緣和士紳為基礎的非正式地方權力機制，最終實現了將農民從家庭忠誠成員變為原子化的公民，並使其忠誠對象從家庭轉移到集體，最終到國家那裏。

自此，國家觀念發生了一種深層次的變革，從原來個人需要通過“家”來體驗“國”的家國同構觀念，轉化為“個人與國家”的直接關聯，國家前所未有地成為了個人直接經驗的組織化實體。“國家分配”“吃國家糧”成為普通中國人的人生理想。這被認為是中國社會“集體式的個體化”轉型，即個體被國家從宗族和社區的文化組織網絡中解放出來，然後又重新嵌入集體化國家組織當中，在農村主要是生產隊，在城市主要是單位。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退，市場經濟進入，消費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心態應運而生，給普通人留下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在商業資本的運作下，人們捲入商品經濟與市場中，並迅速地接受了“強調個人享受的權利，將個人慾望合理化的道德觀”。此外，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媒體的普及，從大眾文化層面同樣強化了自我中心的消費主義觀念，閻雲翔所謂“無公德的個人”由此日漸崛起。這被認為是個人從集體中脱嵌，開始追求一種為自己而生活、自主人生奮鬥式的第二次個體化轉型。

總體來説，集體化時代國家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與改革開放後消費主義的衝擊，共同生產了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兩種新的社會心態，使之與家國天下共同構成了中國普通人的國家觀念。其中的生成邏輯是通過弱化家庭，強化個體，從而實現了從效忠家庭到效忠國家再到強化個體的轉變。

（二）“阿中哥哥”：數字時代粉絲民族主義的 “破圈”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人口遷移。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63.89%，而這一數據在1978年才17.92%，這意味着中國近半數的人口在40多年中轉移到了城市。這是中國社會結構史無前例的鉅變，由鄉入城的人口遷移表徵着一種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生活生產方式的轉換，必然引發文化傳統的斷裂、重塑。不僅如此，這一過程恰恰與數字全球化同步進行，“00後”被稱之為網絡原住民或數字化土著民（digital natives），他們從一出生就伴隨着互聯網世界，其價值觀念形成迥異於父輩，從而出現“文化反哺”“數字鴻溝”等新現象，以“父權”為核心的家國權威面臨衝擊。正如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我們經由電腦網絡相連時，民族國家的許多價值觀將會改變，讓位於大大小小的電子社區價值觀”。

隨着數字化“網絡原住民”開始走上歷史舞台，技術賦權所引發的權力關係扁平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等開放社會特徵，為青年一代的社會心態打上了相應的烙印。其中，“飯圈文化與愛國主義的耦合”是最為顯著的現象。傳播學學者敏感地發現新媒介技術消融了娛樂追星、政治運動、個人身份建構等行為的邊界，使得“粉絲民族主義”粉墨登場。由此，粉絲羣體不再侷限於“娛樂”範疇，而成為網絡政治參與的主體。其中，“阿中哥哥”尤具代表性。

“阿中哥哥”這一稱謂最早出現在2019年8月14日“我們都有一個愛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話題中，由一羣自稱“飯圈女孩”的羣體創造。她們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偶像愛豆，親切地稱呼中國為“阿中哥哥”，並以此名義“出征”海外社交媒體，激烈抨擊反修例運動中示威者試圖分裂國家的行為。該稱謂由網絡粉絲羣體自發集結生成，並形成討論酶和催化劑，最終在“@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主流媒體官方微博的點贊下實現“破圈”。

“阿中哥哥”因真摯親切的情感化和輕鬆的口語化特徵獲得了廣泛的共鳴，尤其在隨後的新中國成立70週年國慶系列活動中，各類媒體頻繁使用“阿中哥哥”來指稱中國，實現了較為廣泛的傳播和流行。“阿中哥哥”所建構起來的個人—國家關係是一種“粉絲—愛豆”關係，具有類宗教性，一方面具有超脱血緣的聖神性，另一方面組織邊界較清晰。“飯圈”羣體高呼“國家面前無偶像”“將祖國奉為一切具體愛豆之上的‘至高愛豆’”，在這類“愛國”敍事中，“小粉紅”們在日常的商業消費過程中將國家、民族與自我身份認同融為一體。愛國與追星一樣，對於粉絲而言更多是在尋求一種承認、一種後家族時代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追尋。

從社會發生維度來看，個人與國家關係從親子依附型關係到粉絲偶像較獨立的關係，“飯圈”組織與民族主義的耦合，至少呈現了兩點變化：一是超越了“血緣共同體”家國觀念建構模式，開始向趣緣共同體轉移；二是國家觀念的建構途徑呈現非中心化，網絡亞文化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文明進程：社會結構與現代化轉型中的國家觀念重構

埃利亞斯將文明進程描述為“衝動、本能、情緒化的行為逐漸為經過調控的、自我強制的習慣所取代”。現代性追求理性，試圖拋去過多的情感化關係，包括親子關係這類人類最本能的情感來源，因而文明進程並不一定都美好。

（一）社會結構：普通人國家觀念演變背後的社會軌跡

帝制時期家國天下一體，其社會構成基礎為“父子軸心”的家本位，通過以家喻國、移孝作忠生髮出“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依附型社會心態，在國家觀念上呈現為社會精英“忠君愛國”與尋常百姓“交了糧，自在王”的二分局面。對於絕大部分的普通人來説，有家觀念而沒有國觀念，由此衍生的人生意義是光宗耀祖，其社會行為圍繞“上為祖宗下為兒孫”展開。血緣姻親是社會關係建構的內核，即一種相對穩定的“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

19世紀後期，現代工業打造的堅船利炮轟散了千年未變的帝制社會結構，亡國之危加上亡種之憂，救亡圖存凝聚了社會思潮，經由海外留學生引入的民族國家理念成為一種選擇路徑。其將國家以民族形態從天下、朝廷觀念中擺脱出來，通過“祖國母親”的親情化、温情化的形象建構現代民族主義，並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國家觀念與實體化建構。神龕上供奉的“天地君親師”改換為“天地國親師”，從“忠君”到“愛國”，意味着“國家”獨立成為一個實體，並替代了一家一姓的朝廷，從此國家不再僅僅是“肉食者謀之”，匹夫亦有責，實現了從“你的國”到“我的國”的轉化。

20世紀上半葉的各類戰爭動員，以及現代大眾傳媒的出現，前所未有地將國家放置在了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謂唇齒相依，家國相連不再僅是戲劇演義中的故事，而是個體生命中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普羅大眾一次比一次更積極地投入保家衞國的戰爭之中，從被動“抓壯丁”到“志願軍”，較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對於國家的認知與態度的轉變。這其中離不開交通、通信與大眾傳媒等現代性要素的發展所提升的社會動員能力。新中國成立後，曾一度呈現為“動員型國家”，尤其是土地改革與集體化生活方式將個人從家庭中分離出來，將個體與國家直接關聯。由此，培育了“舍小家為大家”“沒有國哪有家”“國家利益大於一切”等國家觀念或者説社會心態。

改革開放開啓了中國社會結構亙古未有的大變局，即人口從鄉村到城鎮的大流動、工業化大發展及大家庭的解散，尤其隨着網絡社會的崛起，信息來源的非中心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使得家國等級秩序趨於扁平化。如果説，之前普通人的國家觀念演變有着較清晰的路徑，即從“有朝廷沒有國家（你的國）”到“民族國家建構（我們的國）”再到“祖國母親（我的國）”，那麼進入新世紀，消費主義、娛樂主義與網絡技術的結合，也使得“國家”的神聖性與嚴肅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弱。比如，“阿中哥哥”作為新世紀網絡社會中最具號召力的國家稱謂，顯然不如“祖國母親”“新中國”等稱謂那樣具有廣泛社會共識。然而，其卻代表了數字化時代社會心態的基本特徵：信息碎片化與非中心化之下價值觀念的多元化。

總體來看，隨着現代性在中國社會中的滲入，普通人國家觀念呈現的社會心態演變主要發生三個機制性的變化：一是個人道德生成的根源，從血緣家庭到現代社會分工轉向；二是社會認知構成從血緣、地緣向業緣、趣緣轉換；三是家國心態從“以家喻國”向“以己喻國”轉移。其總體呈現出一個走出家庭、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趨向，這在極大程度上印證了社會學關於“現代性”的論述。

（二）走出祖蔭：現代化轉型中家國心態重構的方向

在農業社會中，地理塑造社會結構；工業社會是流動的社會，社會結構由規則塑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開啓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變遷，流動成為普通人的日常。當下的社會心態失序現象，內核就在於當民眾從農業社會進入到了工業社會，身心出現脱節，生活方式與外在處境格格不入。因此，要重構心態秩序，達成心態文明，關鍵就在於培育與個人處境相匹配的社會認知、價值共識、家國觀念等社會心態要素。

**從社會層面看，尤其需要探究如何突破以血緣為中心的關係建構模式，超脱“同宗同族”方可“同心同德”的圈層意識，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小人羣社會心態。**其要點之一或許在於家國邊界的劃分、公私觀念的形成。家國不分，則公私難辨。從中國人的道德追求來講，追逐“家族之利”與要實現“天下為公”的終極渴望如何內在關聯？自利未導出經典的“個人主義”，相反，中國人的“家族”原則掉進了“廢家”為始、“滅私”為終的“公”的框架之中。其後果就是掉入“公私反轉”的道德實踐機制之中。因而，心態文明內涵的第一要義就是要區分私領域和公領域，明確家與國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護公領域的同時，成全私領域。

**從文化層面看，隨着互聯網原住民進入社會，“文化反哺”“數字鴻溝”等現象出現，代際間的社會共識、情感凝聚出現危機。**文化“去中心化”使得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邊界模糊。“阿中哥哥”作為趣緣網絡社羣的產物，相較“祖國母親”更少了一些依附性，更多了一些靈動性。“阿中”帶有顯著的非嚴肅性，但“哥哥”仍遺留有親情的影子，這是一種趣緣社區與血緣親情結合的產物，粉絲文化、青年亞文化的生成路徑無不如此，處處留有傳統文化的痕跡。“阿中哥哥”作為粉絲文化與家國信仰的耦合，最終也得到了主流媒體的認證，是“飯圈文化”的一次國家符號的重構，呈現了現代性進程的特徵，即“飯圈”作為一種趣緣共同體第一次在國家觀念建構進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從個體與國家關係維度看，現代文明以人為本，國家服務於個人，而當下的社會心態往往呈現為抽象的國家主義，愛國但不愛人。**傳統農業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聯以“家族”為媒介，以“血緣關係”為依據，上下有序，內外有別，以關係遠近選擇行為模式，社會個體缺乏獨立性，是一種依附性個體。而工業流動社會需要以“規則”為媒介，以“社會契約”為依據，講規則不講人情，講是非不講關係，以制度規則選擇行為方式，個體需要自我負責，獨立承擔不同角色的權利義務。在國家與個人之關係中，國家是規則的保障工具，個人是規則的目的。這意味着國家是服務於個體發展的必要組織，而不是血緣親人。

楊慶堃曾提出，“中國需要改變以小羣為中心的結構，方能廢除以徇私為主的習慣做法”。從物質結構上講，中國正在走出農業小羣結構社會，而社會心態如何匹配現代工業文明方面尚有一段路程要走。目前，其似乎主要聚焦於如何讓走出祖蔭的社會個體在社會分工中實現遂生樂業，在家國邊界中達成心態秩序。

**當前中國社會呈現非中心化、多元化的結構特徵，以家喻國、家國一體、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等家國心態同時存在，內含着一定的社會心態失序。**筆者通過梳理普通人國家觀念的演變，尋找其生成維度的社會軌跡，從而搭建出一個“社會變遷—心態調整—觀念生成”的基本框架。

從文明進程的視角看“心態何以文明”的問題，在國人的精神世界實則是如何“走出祖蔭”，走向“遂生樂業、和而不同”的現代文明的問題。具體來説，其又有三個層次的內涵：**從社會分工中生成價值秩序；以趣緣業緣建構社會關係；以公私邊界看待家國關係。**國家觀念維度是分清國家的觀念與實踐二重結構，既需要想象共同體的價值共識，亦需要認識到國家作為資源分配、規則制定及權利關係生產的社會組織身份，從而生成相應的交往規則和社會結構。這或許是文明進程給中國人提出的課題，也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培育“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