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7章：“圍剿”與“長征”—張副司令和蔣委員長不在一個頻道_風聞

1934年3月1日，張學良身穿嶄新的軍裝出現在武昌，正式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新職位的名稱説明，張學良負責的區域在河南、湖北和安徽。既然做了副司令還領了任務，手裏就得有兵，張學良給北京的東北軍辦事處下了調動令，東北軍浩浩蕩蕩、拖家帶口向南開動。説東北軍“拖家帶口”毫不誇張，當時很多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沒地方去，就想方設法投奔了在軍中服役的親屬，軍隊到哪兒他們跟到哪兒，是當時東北軍的一大特色。

57軍軍長何柱國帶着3萬人開往湖北，67軍軍長王以哲帶着3萬人去了河南。51軍軍長于學忠手下的13萬人和53軍軍長萬福麟手下的3萬人部署在河北省，河北並不是此次“剿匪”的範圍而是抗日前線，這個是張學良的私心。另外劉多荃那最精鋭的105師3萬多人開到武昌總部，由張學良直接指揮。105師長期是張學良的衞隊師，也是兩年後參與西安事變的主力部隊。以上所有軍隊加起來共計26萬人，是當時東北軍的全部兵力。

此時的張學良不是一年前的他，也不是兩年後的他，此時的張學良是法西斯主義的實踐者，這套理論在他心裏濃縮成了簡短的一句話：”全國一個領袖”，他認為所有人都服從領袖，國家就沒了內耗和內亂可以迅速強大。當時他眼裏最合適的領袖人選是蔣介石，以後要依靠他，現在就要替他解決麻煩。在防區內巡視講話時，張學良曾經這樣勸導不願意“剿匪”的士兵：我們之所以來“剿匪”，就是因為國家被他們嚴重破壞，給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機會；要打日本人，咱們東北軍遠遠不夠，這需要集中全國的力量，只有完成了“剿匪”任務，才能團結在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下，集中力量對付日本，打回咱們東北老家。

（擔任南方“剿匪”副司令的張學良）

張學良不止嘴上這樣説，實際行動也這樣做。他早睡早起、狠抓軍隊訓練、學習馬列主義研究自己的對手，還不辭辛勞下基層視察，言必稱法西斯領袖理論。蔣介石的眼線遍佈張學良周圍，得知張副司令的表現後，他很欣慰，覺得距離國家統一的夢想又近了一步。蔣介石那統一全國的夢想，如同一位經營艱難的企業家想要上市，至於上市後該怎麼做他還沒想透，單就上市這個目標已經勾得他心神不寧。然而這個目標太難實現了，每次夜深人靜合上日記本的時候，往事如同黑夜一樣包圍過來。

1926年7月，蔣介石帶着他的黃埔軍走出校門，從廣州一路北上，目標是消滅各省軍閥統一全國，這就是北伐戰爭。戰爭艱難地進行到1928年6月初，除了東三省以外，其它的軍閥要麼被消滅，要麼被打服，彼時彼刻蔣介石距離統一全國只有一步之遙。大勢已去的張作霖在眾人的勸説下乘坐慈禧的花車回東北老家，車開到距離大帥府10公里的地方被日軍炸成碎片，身負重傷的張作霖4小時後不治身亡。張學良趕回東北料理完後事，頂着日本人的壓力和南京政府談判後達成一致，於1928年的最後一天宣佈東北服從南京政府領導。至此北伐徹底完成，蔣介石在名義上實現了國家統一。

但是這個統一非常脆弱和勉強，因為蔣委員長在北伐期間得罪了人，被他得罪的組織表示不服，正在四處搞事情，搞不定這個組織國家算不上統一。

根據孫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北伐屬於國共兩黨合夥創業，但是總司令蔣介石生性多疑唯恐權力被人奪走，一輩子都這個毛病也改不了。從廣州一路血雨腥風向北推進的過程中，蔣總司令的權力失落感不斷加強，內心惶恐的他偶爾半夜驚醒時會悲觀地認為，天亮後自己會穿着睡衣被人帶走，當着學生的面丟人。在反覆煎熬和籌劃之下，他終於在1927年4月12日糾結青紅幫流氓對那個和他並肩作戰的組織下了手，給出的理由是該組織破壞北伐。上海開了個頭，然後向南推廣，江蘇、江西、湖南、兩廣、福建等地上演了血腥的人間慘劇，很多人當街被斃，然後曝屍荒野、水溝、河流。蔣介石在這次行動中嚴重夾帶私貨，很多反對他或對他有威脅的人也慘遭毒手，無論他來自哪個組織。

這場行動的效果是明顯的，我黨遭遇了重大損失，在城市的機構被毀滅性破壞，倖存的成員要麼隱藏身份，要麼躲在租界辦公，而武裝力量被迫轉入農村，於是在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地出現了多個革命根據地。這場行動的第一個後果，是蔣介石給自己培養了一個與他水火不容的對手，這個對手在城市鼓動罷工暴動，在農村招兵買馬，最後還把他趕出了大陸。這場行動的第二個後果，是得罪了曾經的合作伙伴蘇聯，作為一個有實力的投資人，蘇聯人怒而決定轉投蔣介石的這個對手。這場行動的第3個後果，是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大量反對者，讓他之後的日子很難過。

所以張學良的“東北易幟”慶祝大會剛開完，在1929年蔣介石最緊迫的工作是把到處製造麻煩的紅軍擺平，這樣才算真正的統一，他管這個最緊迫的工作叫做“剿匪”。“剿匪”至少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個是確保自己一直擔任總司令並指揮軍隊，第二個是得有錢。在當時國家表面統一的情況下，這兩個條件的難度竟然不相上下。

（孫科、胡漢明和汪精衞）

作為孫總理的第一批核心老員工，胡漢明和汪精衞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們瞧不上蔣介石，一個行伍出身畢業證都沒有的人居然想凌駕於元老之上，想什麼呢！蔣校長要是把這些人晾在一邊帶領學生們進山“剿匪”，指不定哪天就收到了免職通知書，所以他得花大量時間琢磨如何跟這些人合作，以確保後方穩定，這是他軟禁胡漢民導致自己一度下台的原因，也是他看不上汪精衞卻要和他“寧漢合流”的原因，總之他需要這些人做好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不然他沒辦法帶兵打仗。

1929年國家確實統一了，可是那能叫統一嗎？各地軍閥以股東的身份進入軍事委員會，找到了一份國家承認的體面工作，南京的財政部卻多了兩筆開支，一筆是打給軍閥們的工資，一筆是打給軍閥們軍餉。有這些龐大的軍隊養活，蔣介石想省出點獎金拉攏部下都難，於是他找機會把這些高官厚祿的軍閥們湊到一起，説國家統一了就不需要那麼多軍隊，然後甩出一張裁軍計劃書。眾人展開一看，蔣介石的黃埔軍不降反增，其他軍隊喜迎大裁員。眾人表示要回去考慮，考慮的結果是閻錫山和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在北京另立政府宣佈討伐蔣介石，點燃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爆發於1930年5月，蔣介石出兵60萬，反蔣聯軍出兵80萬，雙方激戰於湖南、江蘇、河南、河北等地。烽火連三月，到8月份雙方傷亡總數至少30萬，9月份形成了南北對峙局面，此時勝負關鍵變成了爭取花花公子張學良和他的30萬東北軍，雙方派人提着銀元對張學良圍追堵截極力討好。最終財大氣粗的蔣介石搞定了張學良，張少帥挑了個特殊的日子帶着12萬人入關支持蔣介石，反蔣聯軍一夜潰敗，那個特殊的日子是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不費一槍一彈，收編了敗軍隊伍，獲得了黃河以北的所有地盤和陸海空副司令的位置，開始花天酒地坐等一年後的“九一八”入關紀念日，此時的蔣介石終於能騰出手去“剿匪”了。

中原大戰給了紅軍喘息的機會，但是經過蔣介石前兩年的清洗運動，紅軍隊伍分散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各省的山區，隊伍之間有時候彼此處於失聯狀態。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有4萬兵力的紅一方面軍，根據地在江西，領導者是朱德和毛澤東，簡稱“朱毛紅軍”或者中央紅軍，蔣介石的五次圍剿，主要針對的是江西的紅一軍，其它紅軍隊伍依靠地方軍閥處理。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前腳結束，蔣介石後腳就調集10萬大軍，對中央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戰術是八個字：長期直入、分進合擊。對於來勢洶洶的國軍，中央紅軍奉上了“誘敵深入”的方針，開始在山區轉圈。國軍從10月份一直找到12月底，終於找進了埋伏圈，5天之內損失1.3萬人，丟了1.2萬件武器。疲憊的國軍泄氣敗退，第一次“圍剿”宣告失敗。

回去準備了兩個月，蔣介石於1931年2月份調集了20萬大軍，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帶領，浩浩蕩蕩給中央紅軍送上了第二次“圍剿”，戰術還是八個字：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紅軍的方針是在“誘敵深入”的基礎上，加了一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國軍在山裏轉了3個月，最後在5月下旬的兩個禮拜遭遇了5個敗仗，損失3萬人、丟下武器2萬多件。這個數據又讓國軍泄了氣，第二次“圍剿”失敗。

（“剿匪”時期的蔣介石、張學良和何應欽）

回去準備了兩個月，蔣介石又來了。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還帶着英國、日本和德國的軍事顧問，召集了30萬人馬，啓動了第三次“圍剿”，戰術縮減為4個字：長驅直入，人數是紅軍的10倍，不長驅直入也不好意思。紅軍準備的應對方針還是“誘敵深入”，附贈“避敵主力、打擊虛弱”的策略。國軍一度對紅軍形成了半包圍，但是紅軍突圍、迂迴、轉移，國軍疲於追擊。8月上旬雙方接觸交手，8月中旬脱離戰鬥，國軍損失3萬餘人，丟了1.4萬件武器。進入9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鼓動軍閥陳濟棠和李宗仁討伐蔣介石，隊伍已經逼近湖南，蔣介石不得不抽調“剿匪”部隊迎戰，第三次“圍剿”就此終止。

蔣介石打算搞定廣州的反對者後繼續“剿匪”，沒想到兩週後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局面亂的讓他幾乎崩潰，最北邊是日本人、最南邊是反蔣軍、中間是紅軍各部，全國輿論一致要求抗日。此時國民黨內部也呼籲南京和廣州雙方和解，再胡鬧老百姓要罵人了。形式所迫雙方只能和解，和解的過程無比艱難，各不相讓的電文和人員來來往往糾纏了兩個多月，最後的結果居然是蔣介石在12月15日宣佈辭職下台，在做了周密安排後他回到浙江奉化溪口的老家躺平了一個月。

躺到了1932年1月份，蔣介石在南京方面的反覆邀請下復出，攜手與汪精衞合作。蔣介石堅信“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辱”，而汪精衞是親日派的精神領袖，兩人一個主軍一個主政，打壓了全國各地的抗日訴求，簽署多份協議穩住了日軍，努力給蔣介石創造了第四次“圍剿”的環境。1932年5月，蔣介石調動了30萬軍隊，準備先後對河南、湖南、江西三省紅軍發動進攻，戰鬥從7月份打響。

在河南安徽一帶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軍，總人數有4.5萬人，那是一支通過多次勝利從1萬人發展起來的隊伍，當時指揮人員過於自信輕視了來犯的國軍，遭遇了重大失敗，張國燾被迫帶着兩萬多人翻山越嶺躲避追捕，徒步跋涉了3000里路才擺脱追兵到了四川北部，在那裏左攻右打收編地方軍閥，一年後發展到了8萬人。在湖南一帶是夏曦領導的紅三軍，總人數1.5萬人，面對進攻的國軍是也過於自信和輕敵遭遇重大損失，剩下的9千人走了兩個月到達貴州，中間又經歷了各種掉隊和“抓壞人”的內部運動，只剩3千多人。這兩支隊伍被趕走後，蔣介石便集中兵力對付最棘手的中央紅軍，這才是第四次“圍剿”的重點。

（紅四軍領導人張國燾）

我黨歷史上把不顧實力差距去攻打城市，與國軍正面硬拼造成重大傷亡的行為叫做犯了“左傾”主義錯誤，“左傾”帶有過於激進和盲目戰鬥的意思。其實每個犯過左傾錯誤的人並不是不知道彼此的實力差距，而是手底下人多了，在資源匱乏的農村地區日子沒辦法過，必須冒險向城市擴張。所以這背後有生活所迫的原因，否則士兵抱怨或逃跑，反而泄露機密威脅整支隊伍的安全。

第四次“圍剿”的國軍兵分左中右三路，蔡廷鍇帶着左路軍在福建包抄，餘漢謀帶着右路軍從贛南包圍，擔任主攻的中路軍16萬人由陳誠指揮，而中央紅軍總共7萬，戰鬥在1933年1月份打響。當時後方決策層認為“誘敵深入”太過保守，希望能積極主動一些，而前方指揮人員不同意，雙方拉鋸下毛澤東被調離前線，所以第四次反“圍剿”由周恩來和朱德指揮，兩人依舊運用以往的經驗結合“運動戰”思路，在2月和3月份連續打了幾次勝仗，國軍損失1萬多人，丟了1萬多件武器。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在紅三軍和紅四軍那裏勝了，但在紅一軍這裏又敗了。

回想起1933年，蔣委員長簡直想落淚。先是日軍2月份佔領了熱河，他讓張學良做了“背鍋俠”並在3月份引咎辭職，然後在4月初送他出洋。4月中旬日本開始攻打長城各關口需要部署協調。5月份正籌劃第5次“圍剿”，日軍又打到了北京郊外，他不得不跟日軍談判籤停戰協議。協議簽了沒多久，馮玉祥在河北成立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舉起抗日大旗贏得民眾的稱讚，蔣介石惱羞成怒又派出軍隊前去鎮壓。

為了第五次“圍剿”，蔣介石邀請了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採購了大量美英兩國的先進武器，從7月到9月在廬山訓練了7500多名國民黨各級軍官，其中包括東北軍少校以上的軍官，山地戰是最重要的訓練科目。與此同時他調集了100萬軍隊，200多架飛機，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經濟封鎖、堡壘主義”的指導思想，於9月下旬正式進攻江西根據地，發誓要消滅總數8萬人的中央紅軍。

就在行動開始沒多久，上一次擔任左路軍負責包抄的第十九路軍已經私下和中央紅軍開始了和平談判，到10月底停戰合作的協議雙方都簽好了。十九路軍1932年在上海痛擊日軍，“中日淞滬停戰協定”簽署後不情不願地被調往福建“剿匪”。10月份和紅軍簽了停戰協定，11月份就在福州發動兵變，學馮玉祥舉起抗日大旗，蔣介石又惱羞成怒地派兵鎮壓，分散了兵力。

（1934年的張學良和蔣介石）

在急需人手而東北軍指揮不動的情況下，蔣介石發電報讓張學良迅速回國。張學良辦完入職手續到武昌上班時，第五次“圍剿”已經進行了半年，紅軍已經遭遇了致命的失敗。由於蔣介石之前的不懈努力，黨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也在一年前收拾東西搬到江西蘇區，這批人來了自然要掌握最高權力。留學蘇聯的秦邦憲回國後化名博古，他掌握了最高決策權，博古最欣賞蘇聯派來的化名李德的軍事顧問，李德是個在蘇聯學過軍事的德國人。博古和李德覺得游擊戰、運動戰、“誘敵深入”不給力，他倆為第五次反“圍剿”準備的是“禦敵於國門之外、陣地戰、堡壘戰”，以8萬人和100萬人拼消耗，結果就換來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理論和實踐之間差別巨大，讓知識分子掌握權力去指導實踐，總是要掏學費的。博古和李德倆人一腔熱血，懷有美好的夢想和出發點，換來的卻是巨大的傷亡，原因就是他們長期遠離基層和一線，對實際情況理解的不深刻。所以知識分子或理論家們應該要有自知之明，給實踐者提供意見和參謀就行了，輕易不要自己去實踐，家底厚還好説，否則一次學費就再也翻不了身。這段話同樣送給那些盲目創業的年輕人。

話説1934年7月，東北軍一批軍官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到廬山接受訓練。這些人在漢口集合時，張學良下令副官安排準備宴請大家，由於人數眾多宴請地點選在漢口銀行工會。張學良慷慨激昂地説完了改造東北軍和抗日救國的開場白後，大家準備動筷子，發現面前的酒杯是空的，每人面前兩瓶沒有開蓋的酒。資歷很深的軍長王以哲慫恿連長孫德沛説，你是副司令的學生，問問他這酒能不能喝？孫德沛站起來替大家問了這個問題，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就聚集在張學良臉上。

張學良面色沉重地對眾人説，諸位今天去廬山參加蔣委員長組織的培訓，路過武漢我禮應招待大家，但是各位不要忘了，我們老家還在日本人手裏，鄉親父老被日本人奴役，今天的酒我們沒臉喝，每人兩瓶大家帶回去妥善保管，將來我會帶領諸位收復東北，屆時我張某人一定和大家在鴨綠江邊痛飲這些美酒。話説到這個時候，現場的軍官們羣情激奮淚流滿面，口號聲此起彼伏。部分軍官後來輾轉各地，一直把兩瓶酒帶在身邊，只是他們那時候沒有料到，這兩瓶酒再也沒等到張學良出現在鴨綠江邊。

安徽河南那一帶的紅軍主力原本是張國燾帶領的紅四軍，張學良到來的時候，這支隊伍因為第四次“圍剿”失敗後去了四川，防區內的最大對手是徐海東帶領的紅二十五軍，總人數在3000人左右，還有一些地方部隊和游擊隊。而張學良帶來“剿匪”的隊伍多達10萬人，所以東北軍整體上比較清閒，再努力也無法取得顯著的戰績，東北軍與紅二十五軍發生過幾次戰鬥，最大的損失是失去了一個團。

（東北軍57軍軍長何柱國）

軍長何柱國曾經回憶説，東北軍到安徽河南後每支軍隊都有自己的防區，不能輕易跨越，我們過去打的都是陣地戰，而紅軍打的是游擊戰，來去無常行動沒規律，我們去追又找不到，我們停下來像塊肥肉，時不時被紅軍過來咬一口，搶了武器和給養就跑。所以這仗沒法打，打得越久士氣越低，勝利遙遙無期，手下的兵卻在不斷損失，軍官和士兵都很喪氣，覺得這樣耗下去遠不如去東北打日本人解氣。

在軍閥混戰時期，東北軍是比較猛的，那時候大家都打陣地戰，所謂的陣地戰其實就是拼消耗，誰的人多武器好物資充足，勝率就大。而紅軍的實力決定了沒辦法拼消耗，所以一直避免陣地戰，人數過少的隊伍打游擊戰，人數較多的隊伍打運動戰。所謂的游擊戰類似於偷襲和騷擾，而運動戰是讓敵人動起來，在運動中找機會下手。所謂的“誘敵深入”，其實就是戰略性撤退，説白了是明知打不過所以放棄地盤往深山老林裏退，國軍不費吹灰之力佔了根據地領了獎金繼續追，追到口乾舌燥人困馬乏的時候，發現自己身處一個三面環山的地方就要小心了，再過幾分鐘紅軍該下山收戰利品了。

對於自己的對手，張學良的態度比較寬容和隨和，不覺得他們和自己水火不容，他身邊長期就有黨組織成員為他工作，是人才他就用，至於來自哪一派哪一方他並不在乎。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了軍警300人闖入蘇聯駐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一家和其他30多人，拉走了7卡車文件。負責審訊的警察總監叫陳興亞，審訊中他遇到了名叫李經天的年輕人，當時27歲，北大畢業、顏值高、口才好，籍貫一欄顯示他是陳興亞的山東老鄉。李經天不卑不亢對答如流，陳興亞覺得這樣的人才殺了可惜，於是給他改名“黎天才”。李經天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黎天才卻重生了。黎天才感謝陳興亞的救命之恩，從此就跟着他混。

1928年奉軍在北伐中戰敗退回東三省，陳興亞也回到東北擔任憲兵司令，黎天才做了憲兵司令部的機要秘書。1928年底東北易幟後，東三省需要成立國民黨組織，張學良經過打聽和麪試後，便讓黎天才負責這個項目。由於工作突出表現優秀，項目完成後黎天才就成了張學良的私人秘書，專門負責東北的情報工作。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確，他可是黨的人，張學良對此有所耳聞，但是他不去深究。

1933年4月，張學良因為丟失熱河省辭職出洋躲避風頭，前後離開工作崗位將近1年。在此期間，黎天才奉命繼續做情報工作，東北軍哪些人叛變、哪些人投蔣、哪些人抗日，他摸得一清二楚。1934年2月份，張學良回國做了鄂豫皖“剿匪”副司令，黎天才接到張學良的命令趕赴武昌，帶着他一年來收集的全套情報。聽完了彙報後，心中有數的張學良很是欣慰，任命黎天才做了剿匪司令部的機要組組長，負責研究國內外形勢和“剿匪”情報工作。

黎天才在機要組的權力很大，在他的安排下不少和黨組織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陸續在機要組找到了工作，比如黨員潘文鬱。潘文鬱才華橫溢、文筆優美、知識儲備豐富，對《資本論》和馬列主義有很深的研究。張學良為了弄清楚他面對的敵人到底是一羣什麼人，乾脆拜潘文鬱為師，學起了“階級鬥爭、地主剝削、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理論”等進步思想，學着學着居然着了迷。張學良作為蔣介石的“剿匪”副司令，卻在工作之餘跟着幾個黨員一起學習，這是蔣介石沒有料到的。

（行軍途中的紅軍隊伍）

後來有個叛徒舉報稱武昌“剿匪”司令部的潘文鬱，是打入東北軍內部的情報人員。得知消息後蔣介石電令張學良把潘文鬱押解到南京處理，張學良軟禁了潘文鬱後以拖待變。然而潘文鬱的運氣實在不好，國軍前線“剿匪”部隊後來在根據地繳獲了潘文鬱寄出的情報資料，蔣介石為此大發脾氣，招呼不打派人查抄了黎天才在武昌的住處和北京的辦事處，負責查抄北京辦事處的人是北京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他是蔣介石的侄子。

此事連累了黎天才，張學良以辭職相要挾保住了黎天才，卻無法保住“通敵”證據確鑿的潘文鬱，只能含淚下令將他槍斃。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耍花招，明面上派了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到現場監刑，暗中派了侄子蔣孝先到武昌調查。潘文鬱被槍斃後的第5天，蔣孝先趕到武昌，暗中做了走訪後證實潘文鬱已死並把此事上報蔣介石，蔣介石這才放了心。論級別蔣孝先連見張學良的資格都沒有，調查期間他狐假虎威頤指氣使的行為給自己惹來了殺身之禍，不過張學良和他身邊的人目前只能忍耐，而有恃無恐的蔣孝先對此渾然不知。

1934年10月份，國軍大部隊推進到江西根據地內部，中央紅軍被迫於10月10日晚上開始戰略大轉移，紅一軍外加黨政機關總共8.6萬人開始了著名的長征。這支大部隊沿着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四省邊界的五嶺山脈一路向西，突破國軍層層圍堵後進入貴州，在遵義開了個著名的會議讓理論派退居二線，然後繼續北上。最初的計劃是前往外蒙直抵蘇蒙邊界，得到蘇聯援助後東山再起。

一直到抵達甘肅定西之前，中央紅軍都不知道在陝北還有一個由謝子長和劉志丹創立的根據地可以落腳。所以在那之前的一年裏，大家經歷的是一場路途遙遠、前路危險、希望渺茫的徒步轉移，一路上死傷、掉隊、逃跑的人非常多。有多少呢，從江西出發時的總人數是8.6萬人，最後到達陝北的不足8000人，其中真正隸屬於中央紅軍從江西一路走到陝北的精英，也就4000人左右。

【參考資料】

1、王書君/唐德剛.張學良世紀傳奇[M].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p526-p548

2、張永濱.張學良全傳[M].團結出版社.2019年.p399-p404

3、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M].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三章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冊）[M].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三編第十、十一章

5、田聞一.老帥與少帥[M].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1月.p112

6、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M].1991年5月.p107-p120

7、楊奎松.革命(三)-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七章

8、楊奎松.蔣介石從“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歷程.史學月刊[J].2002年第6期